苏威、卢恺“朋党”案

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国子博士何妥与尚书左仆射苏威因“议乐”之事发生争论。苏威之子苏夔，自幼有盛名于天下，喜好招致宾客，海内士大夫多投归于他。文帝因四海归一统，欲重新制礼修乐，令百官“议乐事”，苏夔与何妥“各有所持”，“俱为一议”，不肯相让。文帝下诏令百官“署其所同”。百官因苏威是宰相，“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何妥因此愤怒，说：“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儿之所屈也！”遂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结果，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左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多人皆坐得罪。何妥奏称，尚书省中皆呼王弘为“世子”，称李同和为“叔”，说此二人如同苏威的子弟。又有王孝逸，本为国子学请来担任书学博士的，苏威却嘱托卢恺，让他任其府参军。苏威还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让他的从父弟苏彻、苏肃等“罔冒为官”。于是文帝派其子蜀王杨秀、上柱国虞庆则等联合进行审查。所奏之事，皆得验证。文帝大怒，令苏威当庭诵读《宋书·谢晦传》中的“朋党”之事。苏威惶惧，免冠顿首。文帝说：“谢已晚矣”。于是免去苏威的官及爵位，因此案而受牵连获罪的“知名之士”达百余人之多。何妥的“封事”中将卢恺与苏威列为同党，文帝将卢恺交司法部门审理。“宪司”（指御史台）奏卢恺说，有房恭懿者，本为尉迟迥之党羽，不当任用为官，苏威、卢恺二人“曲相荐达”，使房恭懿最后官至海州刺史。又吏部预选者很多，卢恺不尽快授予官职，而是先“甄别士流”，“皆注色而遣”。苏威的从父弟苏彻、苏肃二人，并以“乡正”征调至吏部听选，苏彻是“文状后至而先任用”，苏肃则“左足挛蹇，才用无算，恺以威故，授朝请郎”。这些事实说明“恺之朋党，事甚明白”。文帝闻奏大怒，说：“恺敢将天官（即吏部尚书）以为私惠！”卢恺免冠顿首辩道，皇太子曾以通事舍人苏夔为太子舍人之事托付，苏夔是苏威之子，自己认为苏夔资历不够，没有给办。若与苏威真有私交，就不会不给办了。而文帝却认为，苏夔是苏威之子，朝廷上下，人所共知。卢恺这么做是为了“以徼身幸”，对于人所不知者，“便行朋附”，这正是“奸臣之行”。于是将卢恺“除名为百姓”。卢恺因而“未几，卒于家”。房恭懿虽参预尉迟迥之乱，但当时天下未定。开皇初，虽经苏威举荐授新丰令，然其“政为三辅之最”；后超授泽州刺史，又“有异绩”；再迁德州司马，“政为天下之最”，多次受到文帝的嘉奖赏赐。文帝曾召集诸州朝集使说：“如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庙之所佑助，……当令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校也”。并又说：“房恭懿所在之处，百姓视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赏，上天宗庙其当责我”。正是文帝本人亲自下诏，令房恭懿以德州司马兼海州刺史。此时，文帝又因何妥之奏，一怒之下，将房恭懿治罪，“配防岭南”。“论者于今冤之”。史家以房恭懿为隋初著名的循吏之一。又如薛道衡，当时为吏部侍郎，与卢恺共掌典选。为了改变“周室以来，选无清浊”的局面，其“抽擢人物”注重“甄别士流”，故也被攻击为“其党苏威，任人有意故者”，而遭“除名，配防岭表”。此案是隋文帝开皇年间，以“朋党”之罪名牵连人数最多的案件之一。文帝很忌官员相互串连，各树党羽，紊乱朝政，故对这方面的惩治从不手软，即便是苏威这种极受尊宠的功臣，虽官居宰相，一旦事状有验，也要受到惩处。对攀附权贵者，也一律不放过，甚至处罚得更重一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