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成词的特色

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对周邦彦的词的特色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周邦彦继承了柳永细腻铺叙缠绵情绪的独特手法，但跟柳永相比，他的慢词突出之处在善于使用“对仗”和“用典”两种修辞手段。周邦彦长于骈赋，所以词中常有骈体文句，如他的《风流子·枫林凋晚叶》。前人盛赞美成的用典及隐括唐及六朝诗。在他的《西河·金陵怀古》中，几乎句句使用六朝及唐代的诗歌以扩大联想效果，却又不失协调。对仗和用典是传统手法，但用在慢词中，手法如此洗炼，则在美成之前难以找到先例。柳永使用古人诗句处有生硬插入之感，东坡用典自然，但与诗句相似。而美成则成功地把这种方法融化入“词的世界”，丝毫无损于这种文学样式的独特意境，从而使词更为典雅深奥，获得了南宋文人的赞赏。
周词所展示的诗境“浑厚和雅”。词论家们所谓的“浑厚”，首先是着重于无限，尤其强调其莫测高深。“厚”和“维”相连，侧重“温柔敦厚”、亲切厚道。周邦彦的词同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词相比，不同之处是其主题的非具象性。唐五代小令抛开具体的情况而纯粹抒情，张子野和苏东坡通过吟咏日常生活的经验作具象的抒情；苏轼的词常常有序说明何时所作或所咏何事。而周邦彦的描写则极暧昧，然而跟唐五代词不同，美成词看起来似乎有具体的主题。宋陈元龙注本就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编排的。可以说美成的词是经过文人词的具象化以后，在超越的层次上作纯粹抒情。
例如，咏柳的《兰陵王》和咏春景的《端龙吟》，这是历来编选周词时排在最前面的代表作。然而柳和春景仅是用以触发感情的凭借，并非全词的主题。跟通常的咏物诗词不同，美成词以具象的事物为背景，细腻地构筑茫漠的感情世界。这两首词似乎有极其具体的主题，而且表现细腻，但是结尾处没有写具体的东西。写景的句子浮沉在缅怀的世界里，又象现实，又象想象，一切都溶合为感情的表象。
词的特性本来就是纯粹抒情。唐五代词大都以凝炼的形式直抒胸臆，但限于短篇小令，表现风格单一。进入宋代以后，词要想发展起来，势必添加与此不同的要素。一种要素就是同日常生活相融合，导入具象性，这样词就接近诗的境界，甚至接近散文了。然而这不能不被看作支流别派。柳永的慢词则开拓了新的专门抒情的境界。慢词这种形式在句法等方面增加了新的要素，丰富了词的表现力，得以把绵密的叙事和描写引入词中。周美成继承了柳永词的“情景兼融”的特点，发展成一种使内容含蓄于内而不外扬的独特风格。惟其不外露，所以能萦回往复。柳永有靠“说破”而构成的高格警句，如“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在美成词中找不到这样的警句，这就是美成词的特点所在。美成词的“浑厚”就是不直接抒情，却以绵密细致的叙述和描写去汇成“情”的世界。其情越深，就越使人觉得茫漠无垠，从而形成了莫测其幽深的“境界”。
周词这种特色，是宋代文人崇高的趣味感与“词”这种纯粹抒情的文学样式经过深刻的融合而达到崭新境界的产物。在南宋，除开“豪放派”不论，其主流部分就是以美成的境界为基础。这个主调相当单一，词中所咏的“情”不妨概括为“悲伤”和“忧愁”二语。而且这二者在本质上也是相通的，只是由于表达方式不同，作品的具体情调就有一定的差异。而周美成的词也就暗示了这种形式所能达到的极限水平。其后虽有许多优美的变奏曲，但再也未能有所更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