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诗言志”的最初意义是讽与颂，也就是后来“美”“刺”的意思。“美”，善也；“刺”，责也。

《小序》，据朱先生看，与《毛传》同出一人之手，二者联络得很密，有许多地方得合观才能明白其解释。《小序》讲美、刺，这对后日影响大。在“风”、“雅”全体中，明说“美”的占二十五篇，明说“刺”的占一百二十九篇。“美”、“刺”与教化有关系。这一百五十四篇明说“美”、“刺”的诗中，属“兴”诗的共六十七篇，其中：属“美”的六篇，而属“刺”的六十一篇。“美”、“刺”的来源，应远溯至献诗讽颂。讽颂就是美刺观念的远源。毛公何以不说讽颂而说美刺？这与“春秋家”有关系。《春秋》里有一原则，就是褒贬。战国时专解释《春秋》的公羊、穀梁二家，固然用“褒贬”二字，有时也用“美恶”。《穀梁传》有一次用“刺”字。《毛传》中“美刺”之意念，甚至字眼，都是从春秋家出来的。春秋家重咬文嚼字，这大概受当时辩者影响。咬文嚼字，则不但断章取义，而且断句取义了。这就陷于支离破碎穿凿附会。这种精神影响《毛传》解释诗。在《魏风·葛屦》篇亦有“刺”字：“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小序》里“美”“刺”的来源大概如上述。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这亦是重诗的讽颂作用。孟子的暗示，表示诗与《春秋》之关系，都与政教有关。这个暗示对后日解释诗的人影响很大。

美刺

中国古代的文学伦理思想。美，指对美好事物的赞美称颂；刺，指对丑恶事物的讽刺。文学艺术家通过赞美和讽刺的主观评价方式，起到惩恶劝善的道德教化作用，达到某种社会政治目的。《诗经》已涉及美刺问题。后在《毛诗序》中发展为重要的诗论观点——美刺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美刺说表达了古代对诗歌创作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对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唐代白居易提倡讽谕诗，他对美刺问题有精辟的论述。《策林·议文章碑碣词赋》：“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寄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矣。”认为文学作品能否起到泄导人情、补察时政的功用，取决于文学家褒贬美刺的主观态度。

美刺meici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关于文艺社会功用的概念。汉代儒者解释《诗经》大抵以美刺为标准。“美”即歌功颂德，“刺”即“怨刺上政”。《毛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此谓《关雎》乃赞美后妃盛德之作，乃“美”诗也。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此谓“风”乃上刺上政的手段，乃“刺”诗也。
清人程廷祚曾谓：“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国风小雅为刺者多，大雅则美多而刺少，岂其本原固有不同者与？夫先王之世，君臣上下有如一体。故君上有令德令誉，则臣下相与诗歌以美之。非贡谀也，实爱其君有是令德令誉而欣豫之情发于不容己也。……诚有爱君之心则虽国风之刺奔刺乱，无所不刺，亦犹人子孰谏父母而涕泣随之也”。(《青溪集》卷二)这是讲“美刺”二端之发源。“美”诗乃臣民对具有好名声好行为的君主的自然流露之赞美，“刺”诗乃臣民对昏聩之君主如儿女对父母似的讽谏规劝。由此观之，“美刺”作为诗歌创作原则，对社会是有好处的，也有益于人民。但从总体上讲这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主张。正因为这样，“美刺”说虽强调“刺”的重要性，但对它却有许多限制。《毛诗序》云：“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变风”“变雅”乃指“王道衰政教失”之后的“乱世”中的诗歌。基本均为“刺”诗。按儒家观点，这种诗虽不得已而刺上，但毕竟落了下来，不得与《关雎》之流相提并论，故曰“变风”“变雅”。“发乎情，止乎礼义”，即是用现行“礼义”来限制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其实质是，诗人们可以写一些不关痛痒的“怨刺之作”，但不能从根本上反对统治者。说到底，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
在古代，“美刺”之说常常是诗人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理由。在客观上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它使人们关心生活、干预生活，从而发挥其社会功能。所以“美刺”之说，既是儒家文艺思想的精华所在，又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集中表现。其中虽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精神，毕竟较之一味主张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文艺观有价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