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jīng jì zì yóu zhǔ yìэкономзм

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

指反对任何限制经济自由的理论和政策。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一书中，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经济人这一观念出发，对经济自由放任的理论和政策，第一次做了系统阐述，并使之成为该书的一个重要思想贯穿于始终。他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 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他反对限制经济自由的重商主义政策和封建制度，主张自由放任，国家只起“守夜人” 的作用。要求取消封建性的手工学徒制和居住法，使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 要求取消妨碍土地遗产分割的法律，使土地能够自由买卖； 要求取消政府对工业和国内贸易的干预和管理，如取消保护关税、行会制度和专门公司等，使商品生产、交换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进行。这种自由放任的思想和主张，对当时正处于由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促进。其后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还继续盛行了100多年。但经济自由主义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便取代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资本主义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后者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前者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

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经济自由主义主张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经济自由主义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一些资产阶级学者陆续提出经济自由的思想。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在继承这些思想的基础上，论述了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新自由主义：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胀”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资本主义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特别是市场经济中一切活动的前提；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有充分的效率；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外贸政策。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新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一般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主义

在各种经济学理论流派中，以主张市场经济自由发展、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为特征的理论流派的统称。包括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伦敦学派和弗赖堡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芝加哥学派等。参见“西方经济学流派”。

经济自由主义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政策。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在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中开始出现。法国重农学派积极倡导。亚当·斯密对其做了充分论述。认为人们按其本能都去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会增进社会利益，满足这一点的最好途经就是搞自由放任。主张资产阶级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这能使经济自发调节，保持均衡，并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反对国家干预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反对保护关税政策、行会制度和一切封建残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以后，经济自由主义一度几乎消声匿迹。但进入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它又以“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

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

主张重视市场竞争并利用价格机制进行干预，不直接干涉影响经济活动的理论。经济自由主义是将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引进经济学领域加以应用的结果。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并不相信放任主义，因为他承认需要政府的干涉，来处理外部的各种因素，还要由政府提供“公共货物”。如果有可能，最好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赞成或主张收入的再分配。在直接干预难以避免时，他们重视一般的客观规定而反对政治家及官员们对于所谓的“实际情况”随意作出决定。经济自由主义者不一定赞成某一种特有形式的财产所有制；甚至他们中少数人相信和推崇由国有企业或合作社组成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

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很难用恰当的语言来形容它，因为经济自由主义的范围十分广泛，包含在许多经济学派当中。例如，可以称新奥地利学派为经济自由主义，也可以把伦敦学派看成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还可以将芝加哥学派称作经济自由主义。总而言之，经济自由主义代表着一种思潮，凡是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政府行政干预的经济学派，都称其为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通常所指的原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由来已久，向上可以追溯到斯密的 “看不见的手”，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放任的思想，后来这种思想曾被政府干预思想所代替，但经济自由主义始终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证明，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这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维也纳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弗莱堡大学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四个大本营。
(1) 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米塞斯 (Mises,Ludwig Endler von) 和哈耶克(Hayek,Friedrich von)，是现代著名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米塞斯竭力维护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他说，他的 “自由” 一词是在19世纪的意义上使用的，这就是： 以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代替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法，以代役制代替君主制或寡头专制制度，以个人自由代替形形色色的奴役制度。米塞斯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干预往往意味着暴力行动，或意味着暴力行动的威胁。他说，凡是要求扩大国家干预的人，说到最后就是要求较多的强制和较少的自由。米塞斯的以上观点，现代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过于极端，因为一般来说，现代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完全反对政府干预，而是有条件地认为政府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某些调节经济的措施。哈耶克猛烈抨击凯恩斯主义，颂扬市场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经济，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及时获得市场信息，从而能合理地和有效地分配与利用经济资源。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显然与米塞斯不同，他说，如果认为现代自由主义仍旧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观念，那就错了，现在既不能希望、也没有可能回到19世纪的现实中去。但是，哈耶克也说： “个人自由政策是惟一真正进步的政策这一指导原则，在今天仍然像19世纪那样是正确的” (哈耶克，1944年)。
(2) 伦敦学派在30年代和40年代被认为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堡垒，它们的领袖和许多重要成员都以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而著称。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经济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新自由主义者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经济学的旧前提： 完全竞争和萨伊定律(Say’s Law)。他们颂扬自由竞争，坚持萨伊的销售理论，认为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避免危机和失业。新自由主义原则上是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凯恩斯主义。他们原则上不赞成国家全面干预经济，但并不主张旧式的自由放任，而是有条件地认为政府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某些调节经济的措施。在这方面，罗宾斯 (Robbins,Lionel Charles) 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演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把标志着市场经济彻底崩溃的1929～1933年大危机归因于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归因于受到政府和工会干预使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英国剑桥学派的领袖罗宾逊夫人 (Robinson,Joan) 讽刺地说：“1932年，罗宾斯教授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本文发表的时间却是不幸的，在这本著作刊行的时候，英国有三百万工人失业，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则下降到原来水平的一半” (罗宾逊，197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供职于邱吉尔政府的罗宾斯，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他战后发表的 《和平与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 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罗宾斯说，现在有人对私有制和市场在组织生产方面的作用发生怀疑，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断言，战争的经验完全验证了传统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 在产品、收入和资本的分配已定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东西像市场机制那样在分配方面所具有的效率。自由价格正好使市场出清，既不会过剩，也不会短缺。在30年代坚持反对研究公平问题的罗宾斯，这时也谈论公平问题。他说，市场机制本身在分配方面没有什么过错。如果认为分配不公平，补救的办法不是停止市场的运行或破坏价格制度，而是通过对富人的税收或对穷人的补助来影响净收入和财产的分配。罗宾斯认为，价格制度不仅是分配产品的手段，而且是生产产品的手段。尽管如此，罗宾斯对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可以保证生产顺利进行这一点还是有所怀疑，他承认，私人企业的自由活动能导致良好的结果这一点并没有任何保证，不管价格机制和私人经营机制有什么样的优越性，作为维持相当稳定的总需求工具，这种价格制度有其最大的局限性。他主张改进市场经济，通过国家干预，在市场经济周围建立一种法律和制度的体系，让市场机制在这个体系内正确地发挥作用。罗宾斯表示，他不相信自发的自由竞争制度，但相信经过“改进” 的自由竞争制度。他赞赏凯恩斯《通论》 中的观点，有条件地同意通过政府干预来稳定总需求。他甚至十分感谢凯恩斯，说因为 “他使我从执迷不悟中清醒了过来”。
(3) 芝加哥学派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不仅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而且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这种思想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是完全一致的。它强调自由，并且把自由作为最终目标，它强调个人，并且把个人作为社会的最后实体。就国内经济来说，它主张自由贸易。在政治事务上，它致力于促进代议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竭力主张削弱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弗里德曼 (Friedman,Milton) 说： “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弗里德曼，1981)。
芝加哥学派认为，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往往事与愿违，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种干预都有损于经济效益，有损于消费者利益，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上完全自由放任固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政府的职责范围却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就是说，社会必须保持权力分散，政府的主要任务只限于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和仲裁经济纠纷，以便在抵制垄断和消除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另外，就政治自由与市场自由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说： “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 (弗里德曼，1981)，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自由竞争虽然是实现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充分条件。

经济自由主义

亦称“不干涉主义”。一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包括经济自由主义和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发端于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运动之后，至19世纪风靡全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由于人们按利己的本性去从事经济活动，追求个人利益，结果能使整个社会受益，而满足人们利己心的最好途径是实现经济自由，对私人经济活动，不要加以任何干涉，而听任其资本和劳动自由投放、自由转移。同时还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莫过于经济自由主义，应当实行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以及举办一些资本家私人经营无利可图的工程。更进一步的观点认为，经济自由保证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为生产力无止境发展开创了巨大的可能性。19世纪劳资矛盾呈现尖锐化的趋势，于是，经济自由主义又被注人新内容： 自由竞争是在经济发展中能够自动建立均衡的一种力量，不仅保证收入分配的合理和公正，而且保证最大限度的福利和进步； 自由放任制度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创立“利益调和”的条件，使私人经济欲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致发展到违背社会利益的地步； 资产阶级国家是保卫自由企业精神的“守夜人”，不干预经济过程本身活动，但私有制一旦受威胁，国家干预则是必要的。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度受挫后又以新的形式出现，名为新自由主义，亦称新型自由经营论。该理论以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为理论基础，认为通过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因而反对国家干预。但又认为由于垄断因素可能使自由竞争受阻，故在同垄断倾向作斗争时须取得国家力量的支持，不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这种干预应囿于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