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计

“空城计”这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节，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奇特的夸张中含蕴着合理的内核，充分表现出作家洞察生活的思想修养及其卓越的艺术才能。
作者平常写司马、诸葛斗智，总好突出他们的预见性：一方的军事意图或部署，常常早为另一方所料到。一反其常，这次两巨头西城相遇，双方事先都毫无预测，毫无准备，纯属邂逅。当司马兵临西城，听到军哨的“急报”时，竟“笑而不信”。作者对这一突然相遇境界的精心安置，便成为“空城计”得以成立的基本环境。平生谨慎的诸葛亮，若事前略有估计，决不会来此冒险；深通韬略的司马懿，若事前有所探测，也不会放着空城不进。这一意外事件的突然来临，对表现诸葛亮镇定机灵，应付危机的过人才智，自然是提供了条件。
平生谨慎的诸葛亮，何以在此突然冒起险来？这完全是为形势所迫；不是万不得已，他决不出此险策。他向众官说明了原因： “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确乎如此。这是在打不过，守不住，跑不掉的危急形势下，“审时度势”采取的灵活性，即所谓“运用之妙”，决不是妄动。诸葛亮的“空城计”，正是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的一种灵活恰当的处置方法，是以有效地陷敌于判断的错误和行动的错误，因而转变了敌我的优劣形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空城计”也正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
“空城计”的合理性，同时也是建立在两个指挥官的性格基础之上的；通过这一情节，又强化了两人的性格。谨慎与多谋，是诸葛亮行事、用兵的两大特点，也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因为他的平生谨慎早为司马懿所深知，这才造成司马懿以为他 “必不行险”的错误判断； 因为他的平生多谋早为司马懿所深惧，这才造成司马懿以为他 “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的错误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错误的行动。因而司马懿丧失了已经取得的优势。这就构成了 “空城计”成立的客观条件。我们知道，“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所以诸葛亮的胜利，并未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因而它既惊险奇特，却又合情入理； 既象神话，却又是现实。
“空城计”成立的客观条件，作者在作品中作了精心的艺术设置。首先是在 “谨慎”二字上大作了文章。人言 “诸葛一生惟谨慎”，诸葛亮本人更以“谨慎”而自豪，自称：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在此次战争中，作者也是着力宣扬了诸葛亮尚谨慎的军事思想，批判了违背这一思想“作事不密”的孟达和轻敌妄动的马谡。如果马谡按照诸葛亮的军事思想谨慎从事，街亭便不至于失守。再如，出师方始，魏延献策，愿率五千精兵循秦岭以东，取小路，出子午谷，径袭长安。在当时这也不失为良策。可是诸葛亮却认为是冒险，以 “非万全之计”而不用。他信任王平，原因是： “吾素知汝平生谨慎，故特以此重任相托”。作品还特地描写了诸葛亮平生谨慎的性格特点在敌方所起的反响： 司马懿奉命拒亮之初，出关下寨，首次召见先锋张郃，便说： “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这已表明“亮平生谨慎，不肯弄险”这一认识，早在司马脑子里固定下来。这样，在西城的险境下，司马懿重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的判断便顺理成章，毫不突兀。接着，作者加上一笔，写诸葛亮知己知彼： “此人料吾平生谨慎，必不弄险；今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情节的真实性。
诸葛平生谨慎，这只是形成司马第一个错误判断——“必不弄险” 的因素；司马同时还出现了第二个错误判断—— “必有埋伏”，这则是由于诸葛的平生多谋所致。由于诸葛平时多谋，魏军中出现了“恐诸葛病”。所谓诸葛亮的“诡计多端”，造成了他的敌人的心理疑惧。司马与诸葛相斗，时时提心吊胆，神经紧张，唯恐中计，却又免不了中计。作品这样描写： 司马一出关，和先锋张郃分析敌情，首先的判断，便是诸葛亮 “非无谋，但怕有失”，及至攻取街亭的军事部署完成之后，临行再三叮嘱张郃： “诸葛亮不比孟达，将军为先锋，不可轻进，……若是怠忽，必中诸葛亮之计。”司马既拿下街亭，不敢径取阳平关，却说： “吾若去取此关，诸葛亮必随后掩杀，中其计矣！ ”于是采取了“穷寇莫追”的方针。直到兵临西城，本可稳捉诸葛，可他闻讯，先是“笑而不信”，继而“看毕大疑”，终于 “望北山而退”。原因是： 认定诸葛“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 中计后，撤兵望武功山小路而走，听到诸葛布置的疑兵鼓噪声，“懿回顾二子曰： ‘吾若不走，必中诸葛亮之计矣！’”于是 “魏军心疑，不敢久停，只得尽弃辎重而走”。这些描写，足以表明司马懿的疑惧心理及魏军的 “恐诸葛症”。“空城计”成功也正得力于此。这既刻画了司马懿的多疑诡谲，又衬出诸葛亮的大智大勇对敌人形成的威慑力量。
一件事刻画了两个人物的性格。谨慎是双方共有的特点，诸葛以司马谨慎而判定他不进城，司马以诸葛谨慎而断定他不设空城。然而，两人的谨慎中又各显出不同的个性：诸葛谨慎中含果敢、机智；司马谨慎中见多疑、乖谲。两人都以为“知己知彼”：诸葛做到了真知；司马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谨慎对诸葛说来，是必然性，弄险，则是偶然性。司马不懂辩证法，只知普遍，不知特殊，以“必然”代替了“偶然”，于是陷入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上了诸葛的当。这一情节，美化了诸葛亮，却也并未丑化司马懿。假使城上坐的是马谡，其计未必可成；倘若城下来的是张郃，其计亦未必成。只有使两个饱经战故老辣深算的谋略家碰在一起，棋逢对手，以诈对奸，才能出此千古佳话。魏叔子《日录》说： “料事者，先料人，能料愚者，不能料智；能料智者，并不能料愚。余尝览《三国演义》，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扫地，司马懿遇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这话讲得很有道理。若遇魏营中其他猛将，孔明亦将为之虏矣。
司马懿兵临空城，不进而退，并不是作者丑化他，而正是写出了他的性格特征。《三国演义》描写人物，常常是基于生活，刻画个性，表现出一种复杂性。各种人物，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愚者或有一得，智者也有一失，不去绝对化。作家并未单一地把司马懿只写成一员武将，在他多谋多疑的性格中仍然显现着一种封建统治阶级中政治家的风度。
“空城计”的故事，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已长久流传。事见郭冲《诸葛隐谋》。史学大师裴松之且把它引录到《三国志》注里。郭冲的记载，不论是真是假，对小说家说来，都是极为难得的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学素材，对表现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天才的军事家孔明的形象，自有着高度的艺术价值。
在历史上，还真的重现过类似的事件。据《通鉴·宋纪》记载：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03年)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萧承之（萧道成之父）帅数百人抵抗。但寡不敌众，不能取胜。于是“承之使偃兵，开城门”。结果是： “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这不是在小说诸葛亮的西城“空城计”之后，正史上萧承之在济南又上演了一次“空城计”么！可见《演义》里“空城计”情节，既有艺术的真实性，且有历史的可能性。

空城计

汉族民间笑话。主要讲述：从前，有个“三国迷”。一天，村里来了个戏班子，唱的是《空城计》。三国迷实在想看，可是家里没人看门咋办呢！失盗不是要吃大亏吗？他在堂屋里来回踱着，猛的，他一拍大腿：“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放着孔明的计策为何不用？”于是，他敞开大门，把灯笼高挑在大门口，书案上也是明灯烛火的。然后把袖子一甩，就去看戏了。原来，他用的也是“空城计”啊！看完戏回来，把家里的东西一清点，线没少一根，针也没短一根，他赞不绝口地说：“孔明真神人也！”自此，对诸葛孔明愈加佩服，敬若神明。隔了不久，村里又唱戏。这回“三国迷”又点起蜡烛灯笼，敞开大门，跑去看戏。他又用上“空城计”了。可是，这次看完戏回来，他一看，不禁放声大哭，原来家里大门也被小偷卸掉了。他气得大骂诸葛亮，在书上见到孔明的名字，先是一墨杠，然后就挖掉，一本好生生的《三国演义》，被他挖得百孔千疮。这一天，“三国迷”又在骂孔明，还在书上挖诸葛亮的名字，偏巧让一个说《三国》的把式看见了，就同他为什么这样做。“三国迷”把家里被盗的事原原本本一说，那把式捧着肚子大笑遭：“孔明哪里是大蠢货，大蠢货正是你自己啊！”“三国迷”问：“咋？”把式说：“你再翻翻《三国演义》，要是找到孔明两次用‘空城计’，我认你被偷的帐！”“三国迷”听了，不知咋回答。

空城计

空城计kōng chéng jì

见“唱空城计
❷”。

兵不厌诈

兵不厌权　军不厌诈
以假乱真：虚虚实实
对敌人实施蒙蔽性活动：布置疑兵
暗地里搞欺骗活动：瞒天过海　过海瞒天
为掩盖力量虚弱而以空城骗过对方：空城计
引诱敌人深入我方利于围歼的地区：诱敌深入
假托借路，行灭亡该国之实：假途灭虢
为引出某人而故意打击他人：打草惊蛇　惊蛇打草
(用兵作战时尽量使用欺诈等计谋来迷惑敌人：兵不厌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