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清阮元著。10卷。有嘉庆九年 (1804) 年) 刻本， 光绪五年 (1879年) 崇文书局翻刻本， 光绪八年 (1882年) 抱芳阁翻刻本， 光绪九年 (1883年)常熟鲍氏后知不足斋刻本。 阮元编著此书本意欲为续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一书；收殷器173件，周器273件，秦器5件，汉晋器100件，共551件器。铭文据拓本或摹本收入， 由朱为弼编定审释。卷首有 “商周铜器说”2篇，上篇论述器铭和九经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下篇论周以前器的记载和汉以后器的发现。另有 《商周兵器说》，论述古兵器短小的缘故。 该书释文以古器时代先后为序， 结合字形详加考释， 也能博采经说， 但错误也不少； 所收录的古器杂有伪品， 对于古器年代的考订方法也没有加以说明。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金文字书。十卷。清·阮元著。著录的款识有商器173件、周器273件、秦器5件、汉晋器100件，共551件。摹写其文字，并加以考释。卷首有《商周铜器说》二篇，又附有《商周兵器说》一篇。此书考释精审，也偶有谬误之处。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金文著录。十卷。清阮元著。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嘉庆、道光年间，历任户、兵、工部侍郎、浙、闽、赣诸省巡抚，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死后谥文达。每到一处，都以提倡学术自任。主编《经籍纂诂》，汇刻《皇清经解》。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成书于嘉庆初年。共著录五百五十件器(阮元《自序》谓五百六十器)，其中商器一百七十三件，周器二百七十三件，秦器五件，汉晋器九十九件。书前有阮元自序和朱为弼后叙。据说朱为弼曾是阮元幕友，此书的编定、审释实出其手，经阮元改订而成。
卷首有《商周铜器说》二篇。上篇论古铜器铭文的重要历史价值。认为它的重要性与九经相同。同时介绍周代有关彝器的记载，以及汉唐时期出土彝器的情况。下篇论三代时鼎钟为最重要的彝器。此外，又附《商周兵器说》一篇，论述商周兵器发展趋势等。对所收录的各器，都一一摹录文字，加以考释。释文也能结合经史资料详细考证。在清代关于传世青铜器铭文的著录和考释专著中，此书是成书较早、内容较好的一部。
但是，作者由于受当时金文研究水平的限制，对铭文的摹写不十分正确，考释也有不少讹谬，铜器的断代和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真伪的鉴别也欠谨慎。出现类似误分一器为二，误合二铭为一的错误。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曾指正过若干条摹写不准的字例。孙诒让《古籀拾遗》也校正此书释文错误七十条，可供参考。
传世版本以嘉庆九年(1804)阮氏自刻本为最佳。朱氏家藏原稿，旧题《吉金古文辨》，光绪三十二年(1906)石印时改题《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稿本》（四卷）。另外，阮氏所刻《皇清经解》，曾将此书中关于经、传部分辑为二卷收入。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清）阮元撰。10卷。著录商器173件、周器273件、秦器5件、汉晋器99件，共550件。除摹录其文字外，并加考释。附有《商周铜器说》和《商周兵器说》等3篇。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金石学书。清阮元编著。十卷。所收铜器铭文计有商器173件、周器273件、秦器5件、汉晋器99件，共550件。铭文均据拓本或摹本刊刻，并加考释。卷首附有《商周铜器说》2篇。其中错谬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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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见“语言文字”中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十卷。清阮元撰。阮元，详见《两浙金石志》条。本书以阮元所得各拓本，属平湖朱为弼编定审释，辨释疑文，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可补经传所未备；偏旁篆籀之字，可补《说文》所未及。将关涉经传者辑为二卷，刻入学海堂经解中，唯未摹篆文，不便学者。传本有嘉庆九年(1804)自刻本，光绪五年 (1879) 湖北崇文书局翻刻本，光绪八年(1882) 常熟“抱芳阁”刻本，光绪九年 (1883)鲍氏“后知不足斋” 刻本。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古器物铭文著录，清代阮元撰，10卷。该书共收录商周至两晋铜器551件，先摹录铭文，再进行考释，其中的秦汉铜器铭文，对研究汉代长安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可供与史籍记载订正补充，有嘉庆九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