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医学

秦汉时期的医学系指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三国鼎立这一历史阶段中医药卫生的发展情况。其特点是实践医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为后代医疗实践的基本法则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
秦汉以前的祖国医学在漫长而原始的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在先秦哲学思想影响下，总结出一套医疗理论，初步形成了诸如《黄帝内经》这样的理论性的经典著作。这是我国医学理论的第一次总结。秦汉时期医疗实践的进步，一方面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医疗实践提供了借鉴，另一方面也为南北朝以后医学理论的繁荣准备了重要的客观实践基础。现从以下几方面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医药卫生的发展情况。
医药学发展的特点 秦汉时期政治上相对稳定。秦始皇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在文字、交通等方面采取的统一措施；两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在思想方面所占的统治地位，以及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对医学的影响，使祖国医学走上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道路。然而，在实践医学方面，由于多次疫病的猖獗流行，使得这一时期在临床医学特别是传染性热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一套较完整的临证医学理论原则，成为后代临证医学的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医学临证方面的需要，也导致同一时期药物学相应的提高和发展，出现了祖国医学史上对药物的首次总结。
临证医学的发展 秦汉时期，临证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
伤寒病的临证学的成就 东汉张仲景在他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伤寒病的辨证诊断及治疗原则，以及伤寒症以外的其他多种杂病的诊断及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学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奠定了原则性的基础。伤寒病即后世所谓的传染性热病。张仲景在对待千变万化的传染性热病的客观表现方面，总结出一套六经辨证的方法，也就是六种类型的外感证，通过对患者客观症状的表现的认识，结合医者主观检查所获的脉、舌等方面的体征，加上患者所处环境、天时地理综合分析，体现了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纲领作为辨认病证之准则和基础。其次，根据不同证候的类别，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包括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八法，并具体拟定了若干相应的治疗方剂；同时，还拟定了简炼而组方原则严谨的治疗伤寒的方剂 (后世称为“经方”)。这一套完整的临证程序，即为后世辨证论治的基础，也是临证工作中制定理法方药的典范。最后，张仲景在伤寒证的临证中把《内经》所制定的一整套治疗原则相当精确地具体化了，因而对于传染性热病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形成了中医伤寒学这个特殊的医学分科。
《伤寒杂病论》著成后，经晋·王叔和整理编次，分成《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后者又经宋·林亿等的整理成为杂病的专著《金匮要略》。此书论述了内科、外科、妇科、产科、急救、食物中毒等内容，同样有着严谨的理法方药的内容，也是辨证论治在治疗各科疾病的具体体现。祖国医学的发展，通过张仲景的努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辨证论治达到了具体化和初步规范化的水平，为以后的中医临床医学奠定了基础。其中有些方剂至今仍在临床实践中应用。
外科学的发展 汉代的外科学也是具有较高水平的。根据史书记载，后汉名医华佗已经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酒服“麻沸散”，进行包括腹部在内的各种外科手术，其中特别是胃肠吻合术，是华佗所擅长的。这一外科成就从隋代《诸病源候论》中有关胃肠吻合术方面的记载，得以证实，惜后世因封建保守思想及其他因素的束缚而未能进一步发展。其他外科方面的成就，主要是皮肤外科疾病的认识和治疗，诸如疮疡、痈肿、外伤等等的辨证和治疗；对于妇女的月经病、白带、妊娠诸症及产后等产科病症，也都有一定的认识和治疗水平，实为这方面最早的成就。
针灸学方面的成就 这一时期针灸学方面的成就不如其他临床科学的成就突出。张仲景和华佗在治疗疾病中有针药并用的记载。华佗针灸技术相当高明，为曹操针治头风仅其一例。华佗夹脊穴，对多种疾病具有疗效，至今仍为针灸临床家所应用。据载这一时期的“涪翁”还著有《针经》，说明针灸学已达到一定水平。
药物学的成就 药物是祖国医学治疗疾病的最主要的手段。先秦时期是一个漫长的使用药物的经验积累过程，《诗经》、《山海经》以及《尔雅》这些先秦时期的著作中，均有一些记载药物的内容。由于这些著作并非药物专书，因而还没有系统的论述。秦汉时期，对药物知识进行了总结。这一时期的本草学著作不少，如华佗的弟子吴普、李当之等，均著有本草书。从《伤寒杂病论》及现代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等材料看，当时对药物性能的了解已经相当成熟，因而这一时期出现中药学总结性的著作，是很自然的。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药学方面现存最早的一部专书，现在有后人辑本。根据该书内容，它可能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著成，并逐渐完善起来的，而其最终成书约在东汉。它总结了先秦起以迄汉代的药物学知识。书中对365种中药的分类是一种以上、中、下三品的原始分类方法。虽然这种方法比较原始而朴素，但它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直至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及明代《本草品汇精要》等一些著作中，还保留着这种最早的本草分类法的痕迹。《神农本草经》为我国古代药物学著作制定了原始的体例。其内容有药物的性味、功能、主治、产地、采集等，序例中总结了药物的四气、五味、主治病证、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等内容，为我国古代药物学著作制定了原始的体例，影响相当深远。书中所提的若干特效药，如黄连止痢、麻黄治喘、常山截疟等，均为近代科学所证实，说明其经验都是来自客观实践，而非凭空想象。由于秦汉方士及统治者追求长生不死之药，讲求服食之道，致使书中掺入若干道家神仙不老之类的唯心主义邪说，此乃该书的支流，时代的局限。
汉代的方剂学 已经具有严谨的组成方式，有固定的方名，如西汉仓公有下气汤，火齐汤，苦参汤，后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三百多首方剂，以及《隋书·经籍志》所载的方书就有十一家之多，说明方剂学至秦汉时期，已经步上成熟阶段。后世遵张仲景为“医方之祖”，实不为过。
医案的书写和辑录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西汉初的名医淳于意（又称仓公）曾创造性地将所诊患者的姓名、里籍、职业、病状、诊断及方药明文记载，谓之“诊籍”。史载仓公所记之诊籍共二十五例，包括涉及内、外、妇、儿及口齿等多科疾病。“诊籍”不仅是后代病案记载的先声，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有治疗失败的记录，也包括死亡的病例。这种如实记载临证资料的高尚医德，加上后汉郭玉在临证中所提到的治病有“四难”(好逸恶劳，将身不谨，骨节不强，不信任医生)，指出好逸恶劳等恶习，是造成病症难于驾驭的主要原因，这些都充分说明祖国医学医德优良的传统。
医事制度和卫生保健 秦汉时期，医事方面已经开始形成一些初步的制度。秦代宫庭设有太医、侍医，均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之职官。汉初医官职称较之秦代为复杂，除有太医令丞之设而外，还有一些其他职官 (如医待诏、尚方、本草待诏)，宫庭内甚至还有女侍医之设。后汉时期，设有太医令，统领诸医事，其下又设员医、员吏、药丞、方丞等职，其职位补阙，均经考试选补。在医学教育方面，虽尚未有大规模之医学教育机构设立，但医学之传授，一直在民间以师徒授受方式进行。如淳于意先后受业于公乘阳庆及公孙光，又传其业于宋邑、高期、王禹、林倍、唐安、冯倍等人，这种师徒授受，一师多徒的方式，一直为后世所效法，即便在唐、宋医学教育机构大规模发展的情况下，仍然不失为一种主要的教育方式。
这一时期在卫生保健方面，亦有一定的成就，如秦时都城已有较大规模的下水道工程，汉代有类似传染病隔离治疗之设施，城市已设水车（翻车鸟）并有改造水车，讲求卫生等措施。这些都是有利于预防疾病流行的有力设置。张仲景对疾病三因(内所因、外所因及房室金刃虫兽等)的总结，成为后世三因学说的肇始。
中外及国内各民族医学交流方面 在这些方面秦汉时期已开始进行了一些接触。张骞出使西域，从国外及祖国的西陲带入不少中原不产的药物，如胡桃、苜蓿、安石榴、胡豆、胡麻等，又由南方传入犀角、象牙、玳瑁等等。而秦始皇时期遣人入东海取神仙不老之药，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把我国的医药知识带到朝鲜、日本等国。
秦汉时期的医药，尤其是在临证医学中的成就影响所及，极为深远。医方的制定和趋于成熟，以及对传染性热病及杂病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的法度，都成为后代中医的规范，并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后世称为“经方派”。宋元以后，注解伤寒金匮者，不下百家，至今影响未衰。这一影响，甚至波及国外（如日本）医学派别的发展，说明秦汉时期医学在我国医学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