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化史大辞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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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勃然而兴，形成了一股文化热。 这是学术研究发展的要求。 现在这股热潮已经转变为学者们在不同层次和领域中的潜心研究，学术成果也正在纷纷出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秦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说，《易》曰：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这句话正反映了秦汉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期。 学者云，秦结三代之局，使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它宣告了古代中国贵族政治的结束和君主政治的开局。 随着贵族政治大厦的坍塌，君主政治华屋之建基，社会文化也在发生着变化。秦汉正处在这个变化的要津。 一方面秦汉文化继承着三代至战国的文化硕果，一方面又开启着秦汉以后的新文化。 我们将这一段称之为秦汉文化整合(integration)。 这个整合时期由战国后期开始，直至汉武帝时完成(张文立《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启示》。 见《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360页至369页)。 以后隋唐宋元明清的文化的基本主导思想均承秦汉。 所以，秦汉文化研究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它的意义和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秦汉文化史大辞典》的面世也就具有特殊的价值。 　正是鉴于秦汉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这部辞典从秦汉时期的制度文化、军事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科学文化、体育文化、宗教文化、文化事业、文化制度、考古学文化、语言文化等十余个层面选辞，计一万五千余辞条，力图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反映秦汉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科学文化几个方面。 这也是我们对文化史的对象与范围的取向。 　这部辞典从编写到出版历时十五年的漫长过程。 它的起始是由原西北大学历史系林剑鸣教授组织起来的。 1987年11月，林剑鸣邀请“在秦汉文化史某一方面研究有素、具有较好文字表达能力、且有志于参加本辞书编写的中、青年学者21人为基本编写队伍”。 (引自林的编写计划文字)这21人有林剑鸣、窦连荣、张文立、高景明、王界云、苌岚、郭淑珍、张仲立、党士学、刘明科、高次若、刘文瑞、黄留珠、周天游等来自西北大学、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宁夏大学、宝鸡师院、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学者。 1988年元月21日在西北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除上海、宁夏的同志外，其余参加编写的17位先生均到会。 会上确定了第一批词目，确定了释词规范及要求，讨论了试写出的条目，决定了工作日程。 当时还确定林剑鸣、张文立、窦连荣、高景明、王界云五人负责联络工作。 1988年7月9日，林剑鸣又主持了第二次编写会，地址在西北大学。 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各类的辞目，稿件一审二审的制度，签订了约稿协议。 刘宝才、龚杰、方兢等先生参加了编写会。 1988年11月15日至11月17日，由兴平市委书记文建国及茂陵博物馆馆长王志杰支持下，编委会在茂陵博物馆开了三天会议，参加者有林剑鸣、窦连荣、张文立、高景明、刘宝才、方兢、龚杰。 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落实词条共13000条，规定了辞条等级，规范了写法。 这次参加会议的还有出版社的许汝国、张晓栋同志。 会后，词目的编写工作便按步骤展开。 以后编委之间及与林剑鸣的联系便主要通过信件、电话联系。1990年，林剑鸣调北京工作，各地写出的稿件均寄往北京，由剑鸣最后定稿。 1995年，剑鸣将稿送出版社。 　稿件送出版社后，由于种种缘故，延宕而未出版。 1997年元月，林剑鸣先生归隐道山，此事便搁置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中，刘宝才先生、方兢先生与张文立先生联系，探讨该书的出版事宜，倒是有些出版社愿意出版，但直至2001年尚未最后决定。 这部书稿中的考古文化部分由张文立组织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张仲立、徐卫民、党士学、田静、陈春慧、郭淑珍、李淑萍等同志撰写的。秦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研究员闻知此事后，认为这是有功于学术的伟业，发展文化事业的宏图，并决定支持此书的出版。他认为，从1998年以后，秦汉考古有了更大的发展，出土了更多的很有影响的文物与遗址，应该补足，使这部辞典能给学术界提供更新的资料。 于是，他组织徐卫民、田静、张文立作了这一工作，将秦汉考古的资料补充到2002年初。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基于对文化事业学术研究的支持和鼓励，承担了这部辞书的出版。 至此，由数十人参与历时十余年的这项学术工程，才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没有林剑鸣先生的组织，这部辞书是不会草创的。 原来林先生准备写一篇长序，后竟未写成，只好付之阙如。 好在正文俱在，林先生写的辞目亦在，影响亦不大。 　没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吴永琪馆长及各位馆领导的大力提倡学术研究及无私的援助，这部辞书是不会这么快的面世的；没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领导的支持及责编和各位工作人员的努力，这部辞书也难于这么快和这么精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对他们关心学术研究，重视文化建设，高瞻远瞩，胸襟广阔，我们表示钦敬和感谢。 　这部辞书的出版，无疑对秦汉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学的研究定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是许多学者多年研究成果的一次释放。 当然，它是出于多人之手，一方面在学术观点上见仁见智，表现出不同的视角，可能有的先生有不同的意见；一方面，囿于各位执笔者的学养、功底、知识的互有高下、深厚的不同，其中也会有错误和缺点。 对此，我们欢迎读者、方家批评指正，有以教之，使我们在学术争鸣与批评中进一步提高。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辞典原编委及主编，林先生并未最后的确定，这次经征询部分原编委意见，只设主编及副主编，不设编委。 各词条后附执笔者名字，所以参加编写者不另列名单。 2002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