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教育

005 秦汉教育

见19001中国教育。

秦汉教育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教育制度初创和形成的时期。秦汉相继建立政权以后，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制的需要，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多项重大的措施。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下令整理和统一文字，规定以小篆(即统一前秦国的文字，即秦篆)为统一的书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克服先秦各国文字(大篆，亦称籀文)因受方言影响所出现的许多不同方音的假借字，以及书法形体各有“异形”的弊端。与小篆通行的同时，民间又有隶书的出现。隶书在小篆的基础上，改曲笔为直笔，改圆形为方形，化繁画为简易，使书写更为方便。今出土的秦简，书体多用隶书。丞相李斯、中本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母敬分别编写《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字书，作为标准文字的范本，并把它推广到教育之中，供学童识字之用。字书四字为句，押韵，便于记诵，是中国蒙学识字课本的先声。汉代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重大的教育成果。西汉初民间书师将此三篇合一，统称《仓颉篇》。合一后的《苍颉篇》仍以四字为句，押韵，断60字为一章，计55章，3 300字。西汉末，扬雄作《训纂篇》，兼续《苍颉篇》剔除其中重复字，计89章，5 340字。东汉班固又续补13章，总计102章，6 120字，均无复字。汉和帝(89—105)时，贾鲂又作《滂熹篇》。后人以合并后的《苍颉篇》、《训纂篇》、《滂熹篇》统称为《三苍》。两汉学童的识字课本，除上述以四字为句的字书外，还有间以七字、四字、三字为句的字书，西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堪称为代表作品。《凡将篇》已佚。现存的《急就篇》以63字为章，共32章，2 016字，内容涉及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方面的应用字，是汉代学童读经前的重要识字课本之一。秦始皇推崇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主张用严刑峻法去推行封建道德规范。秦简《为吏之道》说：“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把维护“君鬼臣忠，父慈子孝”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稍后，秦始皇又提出妇女的贞节观念，在会稽石刻上宣传“有子而嫁，倍（背）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的伦理信条。但由于秦始皇轻视儒生和教育的作用，因而收效甚微。特别是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在咸阳宫设宴，出现了仆射周青臣与博士淳于越拥护与反对郡县制的对立意见。李斯受命审议后认为，各个时代的制度，都是因时而变的，古代的制度，不足效法。于是乃指控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并声称“学古”的根源是在于“私学”的存在，便提出“禁私学”的建议。秦始皇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下令焚毁除秦纪、医药、卜筮和农业用书以及官方掌管的诗书、百家著作以外的一切书籍，这就是“焚书”。“焚书”的第二年，因派方士寻觅不死之药不得，而方士是屡派屡逃，秦始皇又亲自圈定与此有牵连的方士、儒生四百六十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坑儒”。“焚书坑儒”事件所表现出的对私学的摧残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加速了秦朝的灭亡。汉代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完成了文化教育政策上的大转变。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秦的“挟书律”，诸子思想一度重新活跃起来。其中儒学家陆贾提出了以“仁义”治天下的建议，主张以教化为本，刑赏为辅，建立君臣、上下、尊卑、长幼、大小、强弱、贤愚、廉鄙的社会秩序，使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人们和睦相处。汉文帝(前179—前141)时，贾谊继承陆贾的教化思想，进一步提出推行教化的关键是在“敬士”、“选吏”。他认为选吏必须用士，用士之道在于“敬士”。至汉武帝(前140—前87)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察举和兴办太学等三项建议。前一项是关于教育的指导思想，后两项是关于发现和培养人才的方法。他在谈到兴办太学时认为，国家求得贤士最根本、最可靠的途径，就是通过教育。他对汉武帝说，平日不培养士，而想求得贤士，就像玉不经过雕琢而要求有文采一样；培养贤士没有比兴办太学更重要的了，并提出太学应设在国都，由政府直接管理，聘任高明的教师等若干具体设想，试图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制度，发展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从而为汉代的教育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依董仲舒对策，下令置儒家五经博士，罢免其他诸子、传记博士，定儒学为一尊。元朔五年(前124)，经丞相公孙弘两次奏请，为五经博士招收弟子，此为太学之始。此后，以太学为中心的汉代教育制度逐渐形成。汉代的学校分官学和私学两类： 官学在中央设太学，在地方设郡国学；私学又分经师讲学和书馆。汉武帝时，太学招收博士弟子50人。博士弟子入学资格，一般由太常选拔“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次由郡国选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以后又规定元士的子弟、大将军至六百石官吏的子弟，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子弟都可以入学，故太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加，到东汉顺帝(126—144)时，已达三万余人。太学教师皆由博士担任，以儒家五经为教学内容。因为当时书籍甚少，学者难求，章句训诂句读皆凭口授，所以博士讲经重视传授关系，形成师法和家法传统。政府规定违背师法家法者皆罢用。太学博士的教学方法，除个别传授外，还由高足弟子转相传授和集合弟子“大讲授”等方式。太学注重考试，西汉时每年考试一次，其形式是“设科射策”，类似后来的抽签答对，分甲乙两科，以区别成绩的高低。经考试，发现有下材和不能通一经，即令退学。东汉桓帝(147—167)时，改为每两年考试一次，合格者授予官职，不合格者允许继续学习。西汉和东汉时太学都发生了讽议朝政，抨击宦官的太学生运动，许多人因此而受到禁锢。郡国学是由西汉景帝(前156—前141)时的蜀郡太守文翁所首创。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郡国学遂推广到全国。郡国学设郡国文学官充任教师，又称文学祭酒、文学师、文学椽、文学主事椽。郡国学学生则称文学弟子。从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看，东汉郡国学更盛，不少郡守皆热心于创办学校。在边陲地区也创办有类似学校。郡国学也向中央政府和太学输送人材，成为太学的补充。经师讲学是汉代教育的另一种形式，其中虽有居官教授，而大多数则为一代名儒自立“精舍”（私人学校），隐居教授。东汉经学讲学之风更是盛况空前。东汉经师与太学博士多专一经，墨守章句，少有著述不同。他们一般都教授数经，有的还兼及天文、历法、算学、律学等知识的传授，如贾逵善历算天文，在当时的天文学界享有盛誉，郑玄“通京房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郭躬通“小杜律”，钟皓“以诗、律教授门徒”。由于他们的思想束缚较少，知识渊博，加之学习经学又是当时做官的唯一途径，所以慕名前来求学的人，亦不顾背井离乡，远行千里。一些博学鸿儒，及门弟子和历年著录的门生，常有数百、数千之众，甚至达万人以上。这种自愿结合的师生关系尤为亲密，学生对老师的恭敬礼让自不待言。此外，一些著名的医学家、星占家、天文学家也有私人传授弟子的。这些方使之士，虽多杂以迷信，但却是汉代私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汉代最普及的私家学校，当推由民间书师所举办的书馆。这是汉代儿童识字的启蒙学校，其教材有《苍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汉代官学与私学并举的教育制度，促进了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因为官学中独有儒学，所能容纳的学生有限，大部分还是靠私学收教，儒家以外的各派，也能够在私学中抒发己见，并形成许多新的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