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和元狩四年(前119)，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他亲身经历和传闻中的大宛、康居、奄蔡（里海东北）、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枝、身毒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兵力、物产、城镇、交通、河流、湖泊、气候以及彼此间的相对地置与距离等情景，这是中国古代有关中亚、西亚、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地理的最早资料。汉和帝永元九年(97)，甘英奉命出使大秦（古罗马帝国），当西抵波斯湾时，为风浪所阻，未达目的地。《后汉书·西域传》详细记载了他在回国后所述沿途经底格里斯河南下，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经亚丁港，到达红海东西岸的古罗马帝国属地的路径和见闻，这是中国最早介绍沿阿拉伯湾以入红海的自然地理资料。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后汉书·和帝本纪》)，这是罗马帝国马其顿行省和东方行省组成的商团第一次访问中国。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国皇帝安敦派使者向中国赠送“象牙、犀角、瑇瑁”(《后汉书·西域传》)，这是当时西方最大的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政府级交往。在此前后，沿着“丝绸之路”和海路交通，中国的丝绸、铁器（包括铁制农具和兵器）、漆器，以及与此相应的丝帛生产技术、冶铁技术和髤漆技术，先后传入朝鲜、越南、日本等亚洲邻国及其以外地区。中国的丝织品早在“丝绸之路”开辟以前，就传到了欧洲，据美国《全国地理》杂志1980年3月号刊载，德国考古学家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出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墓，墓中人体残骸上有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织物在罗马帝国极为畅销。由于丝织品大量输入，曾引起罗马的货币超常外流，罗马帝国的执政者提比乌斯(Tiberius)曾试图阻止罗马人穿用中国的丝绸品，但没有成功。其影响之大也反映在语言辞汇上，现代欧洲各国语言中的“丝”字大都来源于希腊文。古希腊把“丝”叫做Ser，就是从“丝”字的读音转译而来，Seres（制丝的人）以后被引申为产丝的中国。中国古地理书《山海经》中已提到朝鲜，西汉时，中国的漆器、兵器、铜镜都已入传；两汉时，中国官吏、商人和移民把铁制农具和农业生产技术介绍到越南，越南人利用铁犁和牛耕，发展了农业生产；《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有日本古国的情况，中国的铁制农具、农业生产和养蚕织绢等技术都在这时传入日本。不仅中国文献上记载着丝、漆、铸铁器传入到中亚、西亚各国，而且著名的罗马学者普利尼(Pliny,23—79)所著《博物志》卷三十四中也记载了“中国铁”（冶铁术）的西传。此外，开渠法也在汉代传入大宛。与此同时，朝鲜的人参；大宛的血汗马、花蹄牛、鸵鸟；中、西亚的石榴、胡桃（核桃）、胡豆（蚕豆）等植物品种，毛布、毛毯等植物和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南亚的香料、珍珠、象牙等，都传到中国，增加了中国的动植物品种和药物种类，丰富了中国的科技文化的内容。在相互交流中，中外科技文化取长补短，创造出融会中外的一些新物品。如在楼兰，曾发现汉代织有中国和希腊混合风格的图案的毛织品；和阗出土的一种铜钱，一面铸有汉文廿四铢字样，另一面铸着马的图像和佉卢文字；日本曾利用中国的铜器熔铸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器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