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行的调节、 控制和管理

从社会系统运行一般状态的分析中，很自然地引起了对社会系统运行的调节、控制和管理的问题。比如，如何使社会系统在不断分化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综合以保持自身的统一？ 如何使社会系统对内外扰动采取 “渐近线” 型的反应，防止 “过度调节” 和 “启动不及”，以维护自身的稳定？ 如何使社会系统的运行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避免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 要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就必须对社会系统的运行进行调节、控制和管理。社会系统的渐进机构化又为这种调节、控制和管理提供了可能，因为只有借助于渐进机构化的过程，社会系统的调节、控制和管理子系统才得以产生。
人们往往把社会系统的调节与控制不加区别，又把社会系统的调节控制与人们对社会系统的自觉管理混为一谈，其实，调节、控制与管理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效果。
(1) “初级调节” 与 “二级调节” （控制）。这是系统论创始人L·贝塔朗菲提出的两个概念。
在最简单的控制系统中，至少要有司控元件、传递线路和受控元件三个组成部分； 基于这三个部分之间的特定关系即结构，才会有控制。但是，控制系统的这种控制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呢？ 控制论对此无能为力，只有一般系统论才能回答它。一般系统论认为，系统的渐进机构化过程产生了最初的控制结构，并且导致了后来控制结构的不断优化。也就是说，开放系统的动态相互作用演化出了控制结构，这是系统的初级调节； 当控制结构出现以后，控制作为系统的二级调节才开始发生作用。而从人们的认识上看，次序列正好与之相反，只有先认识二级调节 （控制），然后才能认识初级调节。初级调节的基础在于系统的运行过程，二级调节 （控制）的基础则在于系统的结构。因此，所有的控制都是调节，但并非所有的调节都是控制。
例如，各个国家现在都有各具特色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它们优劣程度不等地发挥着控制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功能，构成了各国社会的控制结构。但是，这种控制结构本身又是各国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各国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这是可以的而且十分必要； 但是 “移植”，照搬往往要失败，特别是当这种 “移植”，照搬发生在历史和现状都很悬殊的两国之间的时候，更不会成功。究其原因，就是搞 “移植”、照搬的人忽视了社会控制结构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产物，而企图随心所欲地选择某一种社会控制结构来替代另一种社会控制结构。此外，闭门造车，设计一个尽可能完美无缺的控制模型，然后按图索骥地来建立社会控制结构，这也是空想，因为它也脱离了一个社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现有的社会控制结构根源于社会系统的历史演化过程之中； 较为优化的社会控制结构，也只有在现实社会系统各要素的动态相互作用中才能够诞生。
(2) 开环控制与闭环控制 （反馈控制）。控制系统根据有无信息反馈回路区分为开环控制系统和闭坏控制系统。所谓反馈，就是将受控系统 （元件） 的输出信息回输到司控系统中去，重新作为司控系统向受控系统输入的信息源之一。开环控制系统没有反馈回路，司控系统根据一定的目标，通过传递线路向受控系统输入信息，使受控制系统的状态输出值符合目标值。因而信息通道单方向，没有形成封闭环。它的优点在于结构简单，成本低廉，控制过程简洁明快； 缺点是抗扰动能力差，只适用于少数控制信息简单、受控系统的内外扰动以及可能状态数都比较小的场合。闭环控制系统有反馈回路，它将受控系统的状态变化输出值及其与目标值的差值回送到司控系统，作为司控系统调整发给受控系统的控制信息的重要依据。闭环控制系统尽管结构复杂，成本较高，控制过程迂回曲折，但由于信息通道形成了封闭环，具有较强的抗扰动能力，容易达到预期的目标。
反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在闭环控制系统内，经过一系列的输入之后，系统的输出值与目标值的偏差愈来愈小，这就是负反馈。所有以稳态为目的的控制都离不开负反馈。政府要通过负反馈修正政策的偏差； 企业要根据来自市场的负反馈信息调整自身的生产计划。如果经过一系列的输入之后，系统的输出值与目标值的偏差反而愈来愈大，这就是正反馈。以稳态为目的的控制中一旦出现正反馈，就必然导致系统的失控。但是在有的场合，控制恰恰需要正反馈机制。例如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的相互控制，生产推动消费，消费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就是运用了正反馈机制。不过，这时的目标值只具有系统状态起始值的意义了。
一般来说，控制论不研究开环控制系统，只研究带有反馈机制的闭环控制系统。因而闭环控制系统又被称为控制论系统。可见，所有的控制论系统都是控制系统，但并非所有的控制系统都是控制论系统。
(3) 自发控制与自觉控制 （管理）。对社会系统及其运行的闭环控制又分为自发的和自觉的两种类型。它们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至今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自发控制的情况下，社会系统的运行是各种相互矛盾着的力量以及大量偶然的单个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不要求人们有意识地干预。例如，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自发控制的机制。正是市场上无数偶然的买卖行为的更替 (在这些行为背后，价值规律表现为某种必然的趋势) 操纵着生产，调节着劳动力，生产资料和资金的社会配置，平衡着供求关系，确定着经济活动的重大比例。所谓自觉控制，也就是管理，人们通过各类层次不一、范围各异的社会管理主体即特殊的社会组织设施，依据有关的社会发展规律，有意识地对整个社会系统成它的各个生活领域、各个部门加以调节控制。它为任何社会所必需，是人的能动性的最高级的表现。我们现在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就是一种自觉控制的机制。可见，所有的管理都是控制，但并非所有的控制都是管理。
管理是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上都固有的必然属性，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 生产劳动是如此，人们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社会的自觉管理要通过各类社会管理主体，并依据有关的社会发展规律来进行，因此它就受到历史条件的极大限制。这种历史条件主要表现在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程度，以及人们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程度，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产生以前，人们没有找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充其量只是体验到了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内的局部规律，因此那时的人们根本谈不上对整个社会的自觉管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前，人们处于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对抗之中，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相互冲突，不可能形成代表全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主体，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整个社会的自觉管理。例如，尽管在资本主义企业 (包括独资的工厂商店、股份公司、垄断组织乃至国际性的垄断组织——跨国公司) 内部，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高度的组织计划性，但是，个别企业的生产的组织计划性仍然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在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虽然从局部上来说或多或少存在着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自觉管理，但从总体上来说，社会系统的运行始终处在自发控制之下。正如恩格斯所说： “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