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法庭

马克思关于社会舆论的重要论断。他指出，舆论能够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3页)。社会舆论法庭，是舆论监督的形象说法。法律是由原始舆论转化来的。原始社会还没有出现法律，对人的不良行为的制约是通过大家公认的禁忌、习惯、信仰实施的，而且通过部落成员的一致表决才能采取对一个人的处罚。这既是原始舆论，又是原始法律。在现代社会，运用舆论警告、揭露坏人坏事，是保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武器。由于群众分布的广延性，舆论谴责不仅具有深厚的社会层次性，而且包含怒斥、攻击、挖苦、谩骂等多种情感。传播媒介迅速地把批评性意见传至广阔的空间，可以把局部的监督性舆论转化为全局性的监督，把批评的力量放大，使批评的舆论威力不亚于法庭审判。
舆论对坏人坏事的谴责，来自于对人们的心灵制裁，这种制裁显然不同于行政、法律制裁那样严酷，但却往往使批评对象的精神陷于崩溃。舆论这种非正式制裁方式，靠社会心理作用使被制裁者进入自惭形秽的内省活动，在心灵的痛苦中接受群众的宣判。同时，舆论监督的非正式制裁还会导致正式制裁的出现。一旦坏事、丑事触犯党纪国法，舆论的最终目标就要求行政或执法部门作出严肃处理。人民的倾诉被法纪机关所接受，第二类制裁就转化为第一类制裁。在“舆论—法律机关”的链条中，非正式制裁逐渐向正式制裁过渡，使非正式制裁的舆论具有双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