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学与伦理学

是一种以社会生物学解释人类道德现象的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昆虫学教授爱德华·奥·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75年6月他出版了近700页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巨著，使社会生物学理论得到了系统和完整的阐发。威尔逊说：“社会生物学是对动物和人类各种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为此，他首先确定的基本命题是：“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DNA的工具。”由此出发，进一步推导出下面的结论：有机体更加复杂的社会行为，也是复制、增加自身的一种基因技巧。他把生物的社会行为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命现象，而给基因复制功能赋予伦理属性。他说，从达尔文主义的意义上讲，有机体的基本功能不是繁殖另外的有机体，而是繁殖基因。所以他认为，要真正理解人类本性、人类生活及其所依赖的种种环境条件、法律、道德性等等，必须对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的基因有充分的认识。基因的本质是自私的。基因为争取生存，直接同它们的等位基因发生你死我活的竞争，在竞争中，如果它不自私，把生存机会让与其他基因，自己就被消灭了。所以，在社会生物学的理论中，自私，是生命的本性之一，也是它在操纵生物演化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形式的深刻原因。威尔逊主张，利他主义问题是社会生物学的中心问题，把利他主义的起源问题搞清楚，也就由此把伦理观的问题弄明白了。他认为，尽管基因的天性是自私的，但是，由于近亲体内有不少基因是共同的，所以每个自私的基因必须同时忠于不同的个体，以保证那些拥有相同基因的动物的生存。因此，生物的利他主义首先惠及家族亲属。他提出，人类的利他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特性(党派性、裙带主义、大男子主义、侵略性、忠内性、排外性、爱国主义等)是通过自然选择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但超出亲属的圈子而惠及其他生物，这种互惠的利他主义，可以通过进化而发展起来，或许再扩大为种群利他主义，由此类推，就可以用来解释人类伦理观的论据。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理论，引起了西方科学界一场颇为激烈的论战：他的支持者认为，社会生物学为伦理观的研究提供了更富实际意义的内容。他的反对者认为，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理论本身是脆弱的，他用生物规律解释社会规律，实质上否认了道德的社会本质，重复社会达尔文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