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传集》

《碑传集》

清钱仪吉辑。钱仪吉(1783～1850)字衎石，号心壶、新梧，浙江嘉兴人。嘉庆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任户部主事，擢御史，迁给事中。道光中客游岭南，主讲于学海堂，后又主讲开封大梁书院。著作除该书外尚有《经典证文》、《补晋兵志》等多种。该书共164卷。原名《百家征献录》、《五百家银管集》。汇辑清代自清太祖天命年间至嘉庆年间(1616～1820)的人物碑传，王公大夫士庶1680余人，又烈女330余人，共2000余人，体例仿照宋代杜大珪《名臣碑传集》和明代焦竑《献征录》。“采集诸先正碑版状记之文，旁及地志杂传，以其时，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厌之”。“或一人之事杂见他书者，同时之迹及其子孙言行有可称者，间为附录，殿于本篇。或论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事而甲乙不同，或推挹过当，或沿习忘反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观之，固可考信而不惑也。”作者自序称该书的编纂宗者是：“要其大体，主乎乐通人善，以为贤士大丈蓄德之助。”共分为宗室、功臣、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校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逸民、理学、经学、文学、孝友、义行、方术、蕃臣、烈女等25类，并附有《作者略》和《引用书目》。资料多采自方志和文集。其中第45卷以前功臣、宰辅、大臣、翰詹类目中额宜都、费英东等18人，均于碑传全篇外，另节取他说，考异刊用，作为附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诸可宝评价说：“视先生书之体裁闳正，取舍谨严，相去又不待论已，敢记因由，用谂世之善读书者。”该书草创于道光三、四年间，作者自序写于道光六年，但在道光十六、七年间和二十五、六年间又曾对内容及体例加以修订。从其稿本上看，该书似为未完成之作。版本有光绪年江苏书局刊本。有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碑传全集》、1988年上海书店《清碑传合集》、及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刊》影印本，书前有诸可宝校刊记。该书编纂成书之后，体例多为世人效仿。缪荃孙编有《续碑传集》86卷，闵尔昌编有《碑传集补》60卷，汪兆镛又编有《碑传集三编》50卷。这千种碑传比较完整系统地提供了有清一代的人物传记资料，可相互参看。

碑传集

书名。清钱仪吉编。164卷。清代人物传记汇编。收录自天命迄嘉庆间人物碑传文而成。凡宗室、功臣、宰辅、部院大臣等25类共2,000余人。满族重要人物多载其中。道光时成书。有光绪江苏书局刊本及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碑传全集》影印本行世。

《碑传集》

清代人物传记书。钱仪吉纂。1893年（光绪十九年），江苏书局刊行。全书共160卷，还有总目、作者纪略并引用书目2卷，卷末有文、集外2卷。共分宗室、功臣等25类，总计2000余人。后又有人编有《续碑传集》86卷、《碑传集补》60卷。

碑传集

清人传记集。一百六十四卷。清钱仪吉编。钱仪吉(1783—1850)，字蔼人、衎石，号新梧（一作星湖）。浙江嘉兴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历官户部主事、郎中、总办八旗现审处会典馆总纂、河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等职。道光十年(1830)因事罢官。后主讲广州学海堂、开封大梁书院，潜心学术，以终其身。著有《补晋兵志》、《衎石斋记事稿》、《定庐集》等。
自道光初年起，作者有感于当代人物史料搜寻不易，政府国史馆所藏人物列传文献一般人又无法见到，乃留意收访民间流传或散见于各种资料的碑版行状和地志别传，历时近三十年，采集资料达五百六十余家，编为此书。初稿名《百家征献录》、《五百家银管集》或《湘管集》，后改定今名，然未及刊印而卒。光绪间，经浙江布政使黄彭年重为厘订，去其重复不当，删除原编附存奏议杂文中已见于《皇朝经世文编》者，统一体例，委诸可宝校刊行世。
《碑传集》略仿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和明焦竑《国史献征录》之例，全部碑传均按人物官爵、行事、生卒先后排次，分宗室、功臣、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校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逸民、理学、经学、文学、孝友、义行、方术、蕃臣、列女二十五类，收后金天命至清嘉庆时人物凡二千余，末附存文及集外文，载卒于道光间人物若干。此书的特点：一、搜罗较全。凡传主一人而有多种碑传者，尽量采录，有的还节取其他资料，加以补充，“考异刊同，各为附录”(诸可宝《校刊记》)，如功臣中之费英东、杨古利，宰辅中之李尉、王熙等。二、编纂严谨有序。卷首列有碑传作者纪略与引用书目，凡征引资料，皆注明出处，可备查考；记载同一人物的碑传，因内容关系而收入不同类别者，则采用互见法，如张伯行入部院大臣互见河臣，张鹏翮入宰辅互见河臣等；原文如为数人合传，则尽量编在一起，以存原貌，惟于目录上分别标出各传主姓名，如卷四十四之《曲阜三颜公传》、卷一百二十四之《西泠五君子传》等。此外，全书虽属资料汇纂性质，但也间附案语，或订正史实，或补充事迹，或分析各种记载异同，足供参考。
作者声称，此书之辑，“可以考德行，可以习掌故，故不徒飞文染翰，为耳目之玩已也”(《碑传集》自序)。这种经世微意在案语中时有表露。如《刘昌言墓表》和《沈光荣传》案语中，表彰了于民有“惠政”的地方官吏，《阎兴邦墓志铭》案语中，对传主敢于揭露地方上所报田地人丁数不实而苛敛小民之事表示赞赏等。此外，书中还有意保存了不少涉及国计民生和时政的奏议杂文，如卷七附王永吉《泾河闸议》，卷一百零九附刘台斗《建堤束水说》、李春《开海口议》，卷五十一附洪亮吉《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等。
《碑传集》的编纂，在清代传记类史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此之前，虽有过几种清人传记集，如钱林的《文献征存录》、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等，但记载范围皆局限于学术人物，远不能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此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故引起了不少人的注目，以致在它未刊刻前，就有人传抄其目。刊行后，又有人起而效法。光绪间，缪荃孙承钱氏之绪，辑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人物碑传，编成《续碑传集》八十六卷，于宣统二年(1910)刊行。民国间，闵尔昌和汪兆镛复先后编成《碑传集补》六十卷(1932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铅印本)、《碑传集三编》五十卷(1978年香港大东图书公司据稿本影印出版)，以补前两书之阙。四书合计，收录人物达四千多。这些人物碑传，大多出自与传主有交往或熟悉其生平的人之手，又经过编者的悉心考订，故所记事迹，尤其是传主的生卒、履历等一般都较为得真，并保存了不少有关清代政治、军事、文化、地方民情风俗等资料，因而至今仍是人们研究清代人物和清史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籍。当然，许多碑传的作者因与传主关系密切，撰写时不免隐恶扬善，甚至有谀词不实之处，这是在引用时应加注意的。
有光绪十九年(1893)江苏书局初刻本，1980年台北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国史著丛刊》本及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代碑传全集》本皆据此影印。

碑传集

（清）钱仪吉编。160卷，又首末各2卷。辑录560余家碑版状记及地志别传、文集。按时序据官爵收载清天命至嘉庆六朝200余年2200余人，分宗室、功臣、宰辅、经学、文学、方术等25类。均录原文，注明出处。有光绪间江苏书局本。后缪荃孙续载道光以来人物作《续碑传集》，闵尔昌又作《碑传集补》。

碑传集

一百六十卷。清钱仪吉 (1783—1850)撰。仪吉字蔼人，一字定庐，号衍石，又号星湖，浙江嘉兴人。嘉庆十三年 (1808年)进士，官至给事中。该书记清代王侯将相百官及硕儒才彦之士，起自天命纪元，迄嘉庆朝止。杨钟义称曰：“体裁闳整，取舍谨严，二百年文献之林，于学人最为有益。”现存江苏书局刊本。

碑传集

书名。清人物碑传资料汇编。初名《百家征献录》、《五百家银管集》。清钱仪吉(1783—1850)，浙江嘉兴人)辑。164卷。该书汇集清天命迄嘉庆年间（间有卒于道光年间的）满汉历史人物碑传。道光(1821—1850)时成书。分宗室、功臣、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校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逸民、理学、经学、文学、孝友、义行、方术、蕃臣、烈女25类，凡2200余人。附《总目》、《作者纪略》、《引用书目》等。均录原文，注明出处，时间明确，可补史传不足。时未刊行。光绪间黄彭年重为编订，于十九年(1893)刊出。有光绪江苏书局刊本，及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碑传全集》影印本。又有近人缪荃孙续载道光以后人物的《续碑传集》86卷。对研究清史和满族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碑传集

书名。清道光初年嘉兴钱仪吉纂录。共一百六十四卷。该书内容始于天命纪元，讫止嘉庆朝，分宗室、功臣、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校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逸民、理学、经学、文学、孝友、义行、方术、蕃臣、列女等二十五类。其编辑方法，首先是碑版状记之文，旁及地志杂传，按时间、爵位，事情次第排比。尤其是有关家传、行状和墓志铭，搜集最为丰富，是治清史的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