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革命

由美国人口与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 Richard A., 1926—　)于1985年在其著作《生育率革命： 一种供求分析》中提出的人口转变理论。他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考察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分析了造成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五个基本因素： 公共健康的改进、普通教育的提高、城市化、新产品的引入和家庭计划服务。生育率的下降是生育率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每个育龄妇女终身生育的存活子女数，从6个以上降低为2个左右；人口出生率从40‰以上降低到20‰以下。从数量方面观察到的人口数量的剧烈变动，主要体现在劳动阶层妇女终身怀孕的次数和用于生育的时间急剧减少，表明妇女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例如，19世纪欧洲劳动阶层的妇女往往在20岁以前结婚，每位妇女终身大约要怀孕10次以上，并且大约要用15～20年的时间怀孕和生育。在20世纪后期，每位劳动阶层的妇女仅怀孕1～3次，花费大约3～5年的时间怀孕和照料孩子。生育率革命的另一个特征，是生育调节模式的变化。各种避孕知识和避孕工具的传播，使夫妇能够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时间、间隔和数量，能够自愿地限制家庭规模。生育行为从农业社会的自然生育体系向现代社会的审慎控制体系的转变，是生育方面的质的变化。

生育率革命fertility revolution

是指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生育率从高向低的转变和人类再生产行为从一种自然生育体系向对家庭规模的自觉控制体系的转变。伊斯特林(Richard A.Easterlin)在1985年出版的《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一书中提出了生育率革命的概念并作了详细的分析。
生育率革命的一个特征是生育水平的急剧转变，一般由平均每个育龄妇女终生生育的存活子女数从6个以上降低为2个左右。同时，人口出生率从40‰以上降低到20‰以下。由于妇女用于生育时间的急剧减少，妇女的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她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生育率革命的另一个特征是生育调节机制的变化。在农业社会，人类的生育行为被非意识到的社会的和生物学上的因素网所调节，几乎不存在夫妇选择生育子女的时间、间隔和数量的自由，只得“听天由命”。在工业化社会或进入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之后，由于各种避孕知识和避孕药具的传播，夫妇能够自由和自主的决定生育子女的时间、间隔和数量，能自愿地限制家庭规模。生育行为从自然的非意识到的社会和生物学上的因素网调节机制向着人们有意识地有计划地调节机制的转变，是生育方面质的变化。这是生育率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是比数量变化更为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