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北京口语词典︱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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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现代北京口语词典》出版了。此时此际，我不能不想起知名语言学家，尊敬的陈刚先生。陈先生已于1988年7月28日不幸病逝了，陈刚先生治丧办公室在《陈刚先生生平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生病期间，陈刚先生也没有停止研究工作。他不顾病痛，勉力支持，翻阅资料，抄录卡片，这种精神是十分令人感动的，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生命垂危之际，他留给家人的唯一遗言，就是无代价地将自己搜集的资料转交给北京语言学院的同志。”这里所提的北京语言学院的同志就是我。对他生病期间顽强地坚持研究工作，最后把全部身心奉献给语言学研究的情景，至今我仍历历在目。我受托于陈先生，有责任完成他留下的工作，更有责任把陈先生感人肺腑的事迹写出来，以此激励自己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奋进，也希望陈先生为人治学的高尚品德能在我学界发扬光大。 　1988年3月12日，收到陈刚先生写于病榻的信，“希望驾临一晤，届时将有事相托”。3月14日下午赶到他家，发现陈先生已病得十分厉害。尽管如此，他躺在病床上仍断断续续地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不忍心打断他，也不忍心问什么问题，只是默默地记着他的每一句话。当时，陈先生是由我负责的“北京口语调查”课题的顾问，他用大量时间阐述了如何开展口语调查的设想，同时谈了自己的一项编写计划。“我这个病不向好的方向发展，还能活多少日子自己也不知道。《北京方言词典》编写工作还要做，我仍在补充，差不多每天都有新的补充。”陈先生对事业执著的精神令人敬佩。听师母讲，他的病情已极度恶化，不但翻身需要家人帮助，就连大便也需别人帮忙。一个被病魔折磨成这样的人，仍顽强坚持进行研究工作，让人钦佩至深。“我现在浑身疼得厉害，趁不疼的时候整理一点儿。我这个工作应该是由对北京话有兴趣、有工作能力的一个年轻人来完成。想来想去想到你了，请你帮个忙。”面对一位躺在病床上且知名度较高的语言学家的重托真不知如何作答。决不能让老先生带着终身遗憾离开人间，此时我竟冒昧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表示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项工作。希望他安心养病，待康复后在他的指导下编好这本书。 　1988年3月23日，我又收到了陈先生写来的信。信中说，“我打算完成一部比较完整的《现代北京口语词典》(现代指 modern；不是 contemporary 当前)。”“现在我患肺癌已至晚期，不可能再作调查与核实，但仍希望能有别人完成这个计划。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我的资料(包括已出版的或已收进卡片的)无条件地转让给你。所有条目你有取舍的自由；对那些未调查清楚的希望你继续调查。你打算编成什么样的词典(包括条目、词序的安排)也由你考虑。”“望你抽时间来把资料取走。最后，我不需要任何报酬。”这封信的每一字里行间都闪烁着这位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崇高奉献精神的火花。我实在是不忍心再去打扰他，只好打电话请师母代为转告，我定会按陈先生的意见去做，并向他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1988年7月28日陈刚先生不幸病逝。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他写给自己儿子的一份遗嘱：“大立：万一哪一天我突然不行了，我有一包卡片(你妈知道)，请你交给宋孝才。”陈先生的高尚品德被传为佳话，使后人永远铭记在心。 　1988年9月我被派往突尼斯大学布尔吉巴语言学院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按合同规定我将在突任教两年。这无疑给编写《现代北京口语词典》工作带来困难，但我又不忍心把此工作搁置两年以后再来做，决心利用这两年时间尽力完成该书的初稿。为实现这一计划决定由张秀珍同志在国内负责卡片的归纳整理、语料核实，对注释例句进行推敲并提出修改意见，初步完成材料的体例统一方面的工作。尔后定期送到在外交部工作的朋友蔡金龙同志手中，请他帮忙找人再化整为零地带给我进行编写工作的深加工。在国外编写过程中，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朱应鹿大使以及文化处静瑞彬参赞都给予了多方支持与鼓励，并为我的研究编写工作提供方便，给予关照。我的同行——在突尼斯大学布尔吉巴语言学院任教的束熙梅老师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1990年10月在我完成任教合同归国之际，本书的初稿终于按计划完成，这与上述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此谨向他们的热情帮助表示真挚的感谢。 　1991年元月我们开始在计算机上对书稿进行文字处理，与此同时在听取部分专家学者及同行们意见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至年底终于完成了计算机文本的录入修改工作。同年语文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该社原总编兼社长李行健先生，责任编辑冯瑞生先生都对此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在此向上述二位先生表示谢忱。本书的问世使陈刚先生的夙愿得以实现，我们也借此来缅怀这位令人敬佩的语言学家。 　就我个人来讲，搜集整理北京话词语和对北京话的研究是从1980年开始的，先后出版过《北京话词语例释》、《北京话轻声儿化词语辩义例释》、《北京话语词汇释》、《普通话儿化韵词语》等书，并写过《对‘七、八、’的变调调查》、《谈北京口语调查》等论文。这本书所收内容实际上是陈刚先生多年研究成果与我们研究成果的系统归纳与总结。尽管我们尽力设法体现陈先生的编写意图，但毕竟他老人家已经作古，不可能再直接听到他的教诲和意见。为保证该书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中国人民大学胡明扬教授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请求，承担了本书的审稿工作，他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中肯修改意见，并为本书写了序，在此向胡明扬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编写方面尚存不足，这并不反映陈刚先生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思想，应由我个人负责。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改进并从中获得教益。 　本书共收北京话口语词语11,000多条。 　借此书出版之机，再次向关心帮助本书编写出版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宋孝才 　199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