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诗论考》

伊藤正文撰，初载《中国文学报》第二十册(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编集，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1965年4月)。论者在引言部分谈到，视王粲为哀伤诗人，视《七哀诗》为其作品的顶点，今天几为定论，但是，人们应该注意到王粲还是《从军诗》的作者，《七哀诗》与《从军诗》具有相互包容的部分，但在乖离的方向上则能看到更为显著的内容。这不仅是因为两诗写作年代相差很远。作品显示出的质的不同，与作者王粲本身的变化与他加入建安文坛的情况有很大关系。论者在介绍了王粲生平与诗歌之后，提出考察王粲诗歌可以他参加到建安文坛的建安十四年(二○九，其时王粲三十三岁)为分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作是《七哀诗》(除“边城使心悲”)以及四言《赠蔡子笃》、《赠士孙文始》，后期的代表作是《从军诗》及《杂诗日暮遊西园》。王粲曾是历史家，这使他的作品更为明晰。他尊重纪实的态度和概括的方法。纪实态度方面，表现为他作品“设定状况”的确实性，后期作品《咏史诗》便是恰当的例子。王粲的诗受到蔡邕的影响。蔡邕的文学观，以及他将五言诗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加以采用，对王粲写作《七哀诗》有很大启发。论者分析王粲与赋的关系时，特别注意到《七哀诗》与班彪《北征赋》的关系，认为《七哀诗》导入了赋的要素。论者重述了他在《王粲传论》中曾经谈到的看法，认为建安诗之所以出色，在于它们将多样的东西混合与统一了起来。在这些多样的东西中，自然有两大潮流，一为曹操，一为王粲，如果加以图示式地说明的话，曹操是将感情丰富的民歌形式的作品，即古诗、古乐府提高到文学形式来，而王粲则继承文人传统，将汉赋导入到诗歌中。王粲的作品结合着诗的意象，正是这个原因，而接受两大潮流而集大成者则是曹植。论者因此认为：“近来的文学史，有强调建安诗里民歌色彩的倾向，而对文人传统评价过低，恐怕要歪曲建安诗歌的形象。”在分析了《七哀诗》的诗歌及其有关作品之后，论者解析王粲加入建安文坛后的作品《杂诗·日暮遊西园》时指出，包括王粲的作品在内，对自然美的客观描写是建安诗的一个倾向，当时的自然描写，多在景物中寻求主观感情的景象化，不出“景中有情”的范畴。王粲也好，曹植也好，情况都一样。王粲《从军诗》表现与构成都是出色的，成为以从军为主题的作品的典范，但能让受到“诗的感动”的东西却少得惊人，这是因为他缺乏主体性的态度以及诗歌精神本身的衰退，与《七哀诗》大相迳庭，原因正在于此。《从军诗》中的《悠悠涉荒路》风格稍为不同。前半部分出色的自然描写，带有深深的哀愁，使“朝入”句以下对曹操的赞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事实，但是他在这些自然描写中看到了自己勉强的姿态也是事实。
论者认为，诗中的寒蝉、鹳鹄都有自喻的意义，王粲经过漂泊的生活而仕于曹操，在仕途上竭心尽力，在军谋祭洒时代，或许如同寒蝉，而将升为侍中时，喻作鹳鹄翱翔，如今隐病解除公务，唯有感到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