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又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1930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宗派小集团，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左”倾更“左”的错误观点，并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2月，王明发表了他在六届三中全会后写成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个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他们照搬“本本”,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主张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因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把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他们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全国的革命高潮。在军事上，他们竭力反对人民战争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先是推行冒险主义，继而实行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的战略方针。在组织上，他们推行和发展宗派主义及惩办主义，重用拥护和执行他们政策的干部，“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而对一切不同意、不满意、不坚决拥护和执行错误政策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土地革命路线，放弃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削弱了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934年1月他们又召开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最后，不仅使白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力量几乎丧失殆尽，而且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长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使红军从三十万减至三万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减到四万左右。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Wang ming zuoqin maoxian zhuyi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延续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一次“左”倾机会主义。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统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王明，本名陈绍禹，留苏学习期间就组织宗派小团体。1930年回国， 同年9、10月间写成题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后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全面阐述了他的 “左”倾观点。1931年1 月， 经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控制了党中决。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1.在政治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 否定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看成铁板一块，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 大搞关门主义，实行一切斗争， 否认联合； 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右倾，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提出更加“左”倾的“积极进攻”的方针，要求各大城市的党组织不顾客观条件地组织罢工、罢业、罢操、飞行集会和示威，不适当地夸大城市工人运动的作用，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形成全国的胜利。
2. 在军事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视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追求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实行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
3. 在组织上，要求全党 “坚决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反右倾”的幌子，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和红军蒙受重大的损失， 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直至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批判了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对王明 “左”倾机会主义从思想上做了彻底清算。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又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犯有严重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以王明为首，从“左”的方面反对党中央。1931年1月7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王明等人的操纵下，会议接受了新的“左”倾盲动主义，并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统治地位。2月，王明发表了他在六届三中全会后写成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进而造成全国的胜利，反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军事上，先是冒险主义，又转为拚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反对人民战争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排挤了毛泽东的领导。“左”的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其在中央的统治。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亦称第三次“左”倾路线。1931年1月，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王明等进入中央政治局，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取得了党中央的统治地位。这次“左”倾错误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统治时间最长，给党造成的危害也最大。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否认中间派别的存在，主张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罢工斗争具有决定作用和意义”，反对毛泽东的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反对毛泽东正确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战术，而实行所谓红军的正规化和正规战；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于不同意或怀疑他们错误观点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由于王明“左”倾的错误，结果使白区工作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