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以后，诗史上有永嘉之称。永嘉正是晋朝大乱的时候，即西晋末年，司马氏集团内部进行了一场群兽狂斗的“八王之乱”，并由此而酿成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身居乱世的诗人，有以激情之词写国家之痛的，但更多的是逃避现实，写玄虚而慕仙幻的玄言诗。

玄言诗，在曹魏末年，清谈家王弼、何晏等已开始写了。到西晋末，这种诗已普遍流行。东晋初，一些清谈家逃到江南，如许洵、孙绰等，写的诗在玄言外又加上佛语，成为一时文宗，形成文学界的风尚。钟嵘《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洵、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较正确地概括了玄言诗的主要特点：“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道德论”即《老子》)。简单地说，玄言诗和中国古代诗歌以抒情为主的传统不同，象是老庄著述的注疏，是用老庄的话语来进行议论，表现哲理，作成肤浅乏味毫无文采的诗句。它的最大毛病是缺乏形象与文采，没有诗味，而不在于是否有议论和哲理。事实上，后来也有不少诗人以议论入诗，或以诗谈哲理，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玄言诗在两晋间流行一百余年，它是魏晋以来玄学的直接产物。玄学就是以老庄为骨架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在魏晋士大夫中普遍流行。注疏老庄是当时文人所好，谈玄说理更是一时习尚。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就有了如同老庄“义疏”的玄言诗。这种诗在内容上大多不敢正视残酷的现实而在主观世界中去寻找自由和解脱，彻底背离了建安文学的传统。在艺术上缺乏真切的感情和生动的形象。它除了叙述哲理外，还要勉力拟古，于是就变成了一种歌诀和谒语了。

玄言诗的代表作家已如前述是孙绰、许洵、桓温，庾亮等。许洵、桓温、庾亮都没有诗传下来，我们只有以孙绰的作品来考查玄言诗了。

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县)人。少年时过着隐居生活，后来官至廷尉卿，领著作。他以诗来宣扬玄学，是东晋著名的玄学诗人。他也能作赋，有《遂初赋》、《游天台山赋》。原有集，已散失，明人辑有《孙廷尉集》。《晋书》本传载：“绰与洵一时名流，或爱洵高迈，则鄙於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於洵。沙门支遁(亦玄言诗人)试问绰： ‘君何如许？’答曰：‘高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从这里可以知道，孙绰、许洵虽然都是当时名流、玄言诗人，但许洵是以品格高迈著称，孙绰则长於咏吟，以文采取胜。孙的《天台山赋》尽管杂有禅意，但文字工丽，刻划极精。

我们看看他的诗：

大朴无象，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测深沟缅。谁谓道远，得之无远。……

(《赠温峤》)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答许洵》)

从这些诗句，可看出玄言诗的趋向和特点，也可以看出孙绰诗歌的风格。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文学》说：“……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洵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而《诗》，《骚》之体尽矣。”由于他祖尚那种“佛理”合道家之言，以诗来叙述佛老哲理，牵强附会地去拟古，丢掉了自《诗经》到建安的传统。加之，用典很多，缺乏真情实感，没有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读来晦涩难懂，成了一种歌诀式的谒语。

孙绰也还有较好的诗作，如《秋日》：

萧瑟仲秋日，飙唳风云高。

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

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

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

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

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

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诗中虽然用了《庄子·逍遥游》中“朝菌不知晦朔”、《论语·子罕》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和《庄子·秋水》中庄子与惠子濠上之游的典故，但总的还是好的。它比较形象地写出了秋日山中自然界的变化，以及自己乐于逍遥林野的放逸心情。既有形象，又有感情，较好。此外，支遁的《咏怀诗》、《利城山居》等诗作，尚有可取之处。

在永嘉诗坛上，虽然玄言诗占统治地位，但也有象郭璞，刘琨等少数诗人，用愤激的言辞表现家国之痛的悲愤心情的。比如刘琨在《答卢谌》中写道：“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彼黍离离，彼稷育育。衰我皇晋，痛心在目。”深刻地揭露了异族侵略者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再如郭璞，他虽然是属于游仙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中也存在着消极避世的思想，但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抒写了自己不满现实的愤慨情绪，有别于“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所以《诗品》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刘勰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这种评论不太符合当时实际的。尽管郭诗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诗的美质与情韵，但并不能改变当日诗风而使诗“中兴”。相反，“(许)洵、(孙)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文学》)“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虚诗风，风会所趋，仿效日众，弥漫了东晋诗坛。后来虽然有些诗人如殷仲文、谢混等，力图改变这种诗风，但并未能使诗坛“中兴”而生辉。真正一洗玄言风气，独树一帜，使诗歌重回意境情韵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陶渊明。

玄言诗xuanyanshi

以阐释、体悟玄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魏末正始年间，玄学(《老子》、《庄子》、《周易》)兴盛，士大夫往往发言玄远，以求全身远祸。阮籍、嵇康的诗歌，已夹有老、庄哲理成分。西晋后期，便出现了以谈玄为主的玄言诗。钟嵘《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东晋时代，玄学又与佛教相互渗透，名士与名僧清谈玄理，游放山水，蔚成风气。玄言诗随之盛行。孙绰、许询是玄言诗人的代表。但流传下来的作品极少。谢安、王羲之等写作的《兰亭诗》也是玄言诗。玄言诗大部以言理为主，淡乎寡味，不足取法。但有的作品借描写山水景物来体悟玄理，并有些富于文采的写景佳句。这对谢灵运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寓意于景的田园诗，都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