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反玄学思潮

三国两晋时期两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思潮，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当时哲学斗争的主题。东汉末年，儒学愈来愈神学化，谶纬迷信盛行，同时又趋于烦琐，成为章句之学，无力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当时门阀地主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地位日益确立，需要新的精神武器，玄学于是应运而生。玄学的主要经典是《周易》、《老子》和《庄子》。他们力图通过对三玄的探索，阐发道家崇尚的自然和儒家崇尚的名教之间的关系，玄学是一种揉合儒道的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玄学始于曹魏正始年间，魏末的代表人物是何宴、王弼，他们崇尚《老子》辅以《周易》，提倡贵“无”，主张以寂然不动的“无”为世界的精神性本体。他们提出以自然为本，名教出于自然，认为尊卑名分都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制定名教的圣人就是体自然而用。即“天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无名论》)宣传“以寡治众”，“君主无为”。曹魏中期，因司马氏名义上标榜名教，实际上却大肆杀伐翦除异己。一些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士大夫就寄情旨酒，标榜老庄，攻击司马氏所宣扬的名教，其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他们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猛烈抨击名教和礼法，公开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进而揭穿古代圣贤的虚伪和欺骗，“非汤武而薄周礼”。阮籍认为名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阮步兵集》)他讽刺笑骂遵守礼法的君子如同裤裆里的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阮步兵集》)主张“毁弃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达于“自然”必能“通于治化”。幻想无君无臣的“自然”社会。他们的思想被称为玄学的“异端”。魏晋之际的裴顾认为，贵无学说不符合事实，“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提出“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君群生哉”。(《崇有论》)即宇宙的本体是“有”，而非虚无。强调必须重视礼法名教等统治权力的现实运用，才能“绥理群生”，“理既有之众”。认为“自然不离名教”，反对寄生思想和纵欲主义。西晋政权建立后，一些清谈名士屈从于司马氏，玄学完全变成了为西晋统治者及门阀利益服务的思想工具，达到了它的完成形态。向秀、郭象是这一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庄子注》的形式反对“贵无”和“崇有”学说，认为万物皆“块然自生”，“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提出了“万物独化于玄冥”的理论。他们主张“名教即自然”，君臣、上下之分乃是“天理自然”的体现，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在玄学思潮流行的同时，反玄学思潮也随之产生。反玄学思潮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嵇康、阮籍和裴顾为代表的玄学异端，另一方面是以杨泉和鲍敬吾为代表的从玄学阵营外部进攻的反对派。魏晋之际的杨泉著有《物理论》，阐述了无生于有的观点。他指出“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认为由“水”产生的“气”是自然界万物发生和运动的基础。他讽刺玄学是“夫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太平御览》引《物理论》)东晋时期鲍敬言的“无君论”是反玄学思想中最激烈的主张。他根本否认儒家“天生蒸民，而树之君”的说法，认为天地都是自然的存在，无所谓尊卑之分。君主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的理想图景是无君主、无国家的自然社会。反玄学思潮推进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