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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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在经学领域中围绕今古文是非所展开的一场论争。

西汉自文景时起，今文经学立于学官。汉武帝独尊儒术，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正式列为封建王朝法定的经典。《汉书·儒林传》载：“武帝立五经博士”，“《诗》有鲁、齐、韩；《书》有济南伏生；《礼》有鲁高堂生；《易》有菑川田生；《春秋》有齐、鲁自胡母生，于赵有董仲舒”。由于今文经立于学官，今文学家说受到国家法令的提倡，使很多知识分子致力于今文经学，国家选拔官吏也自然以今文学说为准则。所以当时今文学家不仅垄断了太学，也自命为孔子学说的合法解释者，进而在政治上也形成了一大势力。至西汉哀帝时，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刘歆领校秘书时，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

他认为《左氏传》作者左丘明“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不同，所以建议将《左氏春秋》与《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这个建议遭到五经博士的反对。

于是刘歆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他历述孔子之后儒家典籍存灭兴衰的历史，然后指斥诸博士偏信今文经是“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刘歆言词激烈，情感痛切。于是诸今文儒者纷纷起而讨伐。大司空师丹大怒上疏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触忤执政大臣，刘歆惧怕遭到灾祸，被迫请求离开朝廷，这场斗争方告结束。但今古文之争影响十分深远，宋代出现疑经的思潮，至清代又形成了新的今古文经学的论战。清代学者庄存与、刘逢禄师徒继续董仲舒传统，治《公羊》学，复兴西汉今文经学。其后魏源、廖平继起，而康有为集其大成。

康有为在他所著《新学伪经考》中，提出孔子作六经为托古改制，并说古文经乃刘歆所伪造，并斥之为“新学”。康有为等利用《公羊》学为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提供理论依据。

所以清代的今古文之争，像汉代一样，既是一场学术论争，也是一场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