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

荒诞川剧。魏明伦编剧。发表于《戏剧与电影》1986年第2期。副题为“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这是一部新颖奇特的探索戏曲。作者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透过潘金莲形象对民族文化、戏曲观念作了一次历史的内省反思，对艺术形象“侧重翻理，不重翻案”。全剧采用荒诞与非荒诞的双线结构，主线讲述潘金莲与四个男人——“佛面善心”的张大户、“懦弱善心”的武大郎、“铁面冷心”的武松、“粉面狼心”的西门庆的关系，通过具有悲剧冲突的具象描写，写出潘金莲的一部沉沦史。副线则采用具有喜剧论辩色彩的荒诞手法，牵进一批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如施耐庵、贾宝玉、武则天、红娘、吕莎莎、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法庭庭长等，通过他们与潘金莲的感情交流、命运比较，展开法律、道德上的辩论，从而揭示这一悲剧后面深刻的历史内涵。

潘金莲

从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字中各抽出一个字组成书名，这无疑是中国小说家利用汉字特点的一个小小创造。这一创造似当归于《金瓶梅》的作者，以后《平山燕冷》 、《吴江雪》之类的作手不过是照葫芦画瓢罢了。《金瓶梅》 书名的首字取自潘金莲的名字，可见作者是如何看重潘金莲在小说中的地位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一回，作者又是这样介绍他的作品的：
如今这部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 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波天哄产业。不用说，这个妇女指的也是潘金莲，尽管这段话并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但至少可以说部分地表明了作者创作时的一些想法。在这方面，西方翻译家克里门·埃杰顿(Chement·Igerton)可算是作者的一个知己，1939年出版的他的 《金瓶梅》 英译本译名就是 《金莲》 ，而他的翻译得到了中国著名作家老舍的 “慷慨协助”，以至于他在题辞中宣布他的译本是献给 “舒庆春”的。
这当然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潘金莲都是 《金瓶梅》 中的重要人物，其重要性仅在西门庆之下，而在其他所有人物之上，至少从小说的叙事和结构上可以这样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还是《金瓶梅》 描写得最生动、最有力度和最值得人们思考的人物之一。
潘金莲是个淫荡狠毒的女人。假若世界上没有《金瓶梅》这本书，她的名字在中国也几乎是家喻户晓，尽管说起来有关她的事迹在 《水浒传》 中实在并不多： 这个不肯安份做 “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妻子的女人，先是企图以色欲勾引小叔子打虎武二，后来与花花太岁西门庆勾搭成奸，竟然下手毒死武大，最后大英雄武松为兄报仇，将其剖腹剜心祭于兄长灵前。梁山泊有一百零八位好汉，但其中的大多数，如百胜将韩滔或金毛犬段景柱之类，实际上并没有象潘金莲这样引人注目，以后中国最接近民众的戏曲一再以《水浒传》中的这段故事为题材可为证明。京戏《武松杀嫂》，徽剧、汉剧、湘剧、粤剧、桂剧、河北梆子的《金莲戏叔》均是一演再演的保留剧目，至后来的评剧、越剧改名为《武松与潘金莲》，不过内容并没有变，潘金莲被列为《水浒传》中“四大淫妇”之首，早已是一桩铁案，这决不仅是因为施耐庵的如椽巨笔，而是中国强大的道德力量的判决。想在这方面再做点别的文章当然是困难的。民国初兴，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编了一出《潘金莲》，略表一点不平，竟至引火烧身，至于一些激进的学生写的为潘金莲“翻案”的文章却从未见发表。近来的荒诞剧《潘金莲》则是请出武则天、红娘、贾宝玉、芝麻官、人民法庭女庭长、《花园街五号》的吕莎莎，还从外国请来安娜·卡列尼娜来和施耐庵辩论，不过，据说也没有什么结果。当年，《金瓶梅》的作者在《水浒传》最流行的时期选择潘金莲为他作品中的主要角色，真不知他是怎样考虑的。
潘金莲已经是被《水浒传》定形、定性的人物，或许，《金瓶梅》的作者的选择是想为他的作品寻找存在的根据，但是，也因为如此，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他的创造。你看他一上来就抄《水浒》，下笔虽不乏灵巧，却缺少真正的创造活力，于潘金莲，只是多少改变了她的身世情况，写她本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九岁时被卖到招宣府，学习弹唱，”后来又被一个老登徒子张大户收用，嫁给武大，不过是为做大户的外室打掩护。——这和《水浒传》只说她是使女出身，大户要缠她，她却“去告主家婆。意下不肯依”不同。
《金瓶梅》作者很相信自己的道德立场 这至少也是他敢于选择潘金莲作为他的小说主角的原因之一。将潘金莲由《水浒传》的情节中解放出来，做了大商人西门庆的第五妾，作者仍然是沿着她原来的道德规定性继续写下去，而且把她的邪恶写得更甚。她贪淫，“把拦汉子”，和西门庆“淫欲无度”，还私小厮，通女婿；她凶恶，打骂吵闹，欺压众人，虐待丫环，逼凌主母；她狠毒，常常要定计害人，包括用红绢裹肉的方法训练了一只猫，害死了李瓶儿生的孩子，甚至西门庆之死，她也要负责任。
《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已经很坏，继续写她的恶，再给她的罪行增添一些砝码以证明她死有余辜，实际上已经大不必要。如果仅仅是这样，《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这个人物一定会乏味得很，如果要看淫妇的恶行，古往今来那些公案故事里有的是。但自从作者甩开《水浒》，一个新的活脱脱的市井荡妇就站到了我们面前了。作者在这方面真正地表现了他描摹人物的天才。比如写女人的姿色，这对小说家来说自古就是个难题目，虽然在世界所有的语言中，写女性音容颦笑的语汇应数汉语最丰富了，但所有这些香艳的词藻都是诗词创造，也是为诗词所用的，一到小说里，常常成为陈套。《金瓶梅》作者也经常套一套，不过，其写吴月娘看潘金莲“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还发出“果然生的标致，怪不得俺那强人爱他”的喟叹时，我们也要有点佩服。写些肉麻的曲儿道衷情，弄弄琵琶解烦愁，这都是《水浒传》里的潘金莲不会的。作者还写潘金莲实在聪敏得很，斗心眼别人一般斗不过她，把汉子也缠得最紧。其实，在妻妾争风中她的条件不算太好，在名份上比不上大老婆，在气性、人缘、子嗣、肌肤上不如李瓶儿，所以她虽然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下贱的手段，但确实也得靠心机。她常耍小聪明，有一次西门庆和吴月娘闹矛盾，过几天又和好了，家宴的时候，她就点家乐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会〕暗地里嘲讽他们，孟玉楼那些人就没一个懂。至于口齿伶俐更是难得有人相比，那是一张刀子般的嘴，满口恶语粗词，把是非颠倒得一塌糊涂，却又气势逼人，淋漓尽致。有一回，她的丫头春梅与奶妈如意儿争用棒棰，她跑去骂如意儿，遭到反唇相讥，她就动手揪人家头发，打人家肚子，后来她把这件事情告诉孟玉楼，说了毕里剥啦长长的一段话，印在书里足有一千多字，还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其中还揭了可怜的如意儿为了到这儿混饭吃，隐瞒自己有男人的短处。孟玉楼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
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怎么不晓得？雪里消死尸，自然消他出来。孟玉楼又问： “原说这老婆没汉子，如何又钻出汉子来？”金莲道：
天不着风儿晴不的，人不着慌儿成不得！他不凭撺瞒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来时，饿答的个脸，黄皮儿寡瘦的，乞乞缩缩那等腔儿。看你贼淫妇，吃了这二年饱饭，就生事儿雌起汉子来了。你如今不禁下他来，到明日又教她上头脑上脸的，一时捅出个孩子，当谁的？这种声口，后来《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学了不少去。凤姐自然也不是好人，但就凭这声口，就显得是那样生动有力。
记得好象是罗曼·罗兰说过，从来没有人读书，人在书中读的其实不过是自己。说人在书中写的更是人自己，可能也有道理吧？据说大作家里就常有人喜欢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自己作品里的主角“某某就是我”。这当然不是说写车夫自己就是车夫，写妓女自己就变成了妓女。主要是说人物总是渗透着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因此，不管《金瓶梅》作者怎样老是在议论中强调自己的道德观念，他对潘金莲形象的描写，却常常暴露了他另外一方面的态度，有人就说作者对潘金莲有时“欣赏得入迷”，写起来，笔端又常常缠绕着同情和原谅。这使我们想起作者为什么要添加和改动潘金莲的出身，是不是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金莲的命运从小就挺苦的，她的堕落实际上与她的生活环境有关。是的，命运无情地把她摆在猥𤠠的三寸侏儒妻子的位置上，是够令人悲愤的，有钱有地位的李瓶儿都禁不住诱惑，更何况她呢？在西门庆家里，她的邀宠、害人也可以部分从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安全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个惯于打妇煞妻的西门庆不是指着她和孟玉楼说“好似一对儿粉头，也值百十银子”吗？最了解她的春梅说她是争强好胜的性儿，但命运偏偏使她常常难堪。这就反激她不惜采用最卑劣的手段来抗争，多妻制下的女子，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她的箱底儿薄，为了一件皮袍子，不得不费那么多周折，这种东西李瓶儿有一大箱，吴月娘、孟玉楼也都有，即使如此，她却舍得花钱请刘瞎子“回背”，要拴住西门庆的心，那方法其实麻烦得很，她还请薛姑子配坐胎药，这都是为了她最切身的利益。她的加害李瓶儿以及视如意儿为眼中钉等等都因为感到了她们对自己的威胁。
创作心绪在道德意识和同情心之间摆动——这种同情心产生的根源在晚明普遍的社会心理，因而本质上是背离传统道德观念的——使 《金瓶梅》的作者在创作上左右支绌，幸好他找到了连接和平衡两者的桥梁，那就是将一切归结于 “欲”， 或者说 “人欲”。 作者企图向我们说明造成西门庆、潘金莲等人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过度的欲，正是在炽热的欲望中他们自焚了自己。精明如潘金莲也是因为欲迷心窍，所以才误入武松“色诱”的圈套，送了性命。《金瓶梅》 中潘金莲的结局写得很有意思： 西门庆死后，潘金莲因和陈经济通奸，被赶出家门，送到王婆处待卖，恰好武松遇赦回来，假言要娶潘金莲，因恋武松，她也就欣然回到紫石街，于是重演了 《水浒传》 中武松杀嫂的一幕。通过这种对《水浒传》的回归，作者满足了读者，也满足了自己的道德意识，这样，他就用不着因为自己曾经渲染过人欲，并表现过对人物的同情而心里歉然。
不过，这大概实际上只是作者的“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他写的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实际上是人欲横流，各种人类最恶劣的欲念鼓荡于其中，并已渗入全书的审美情趣，以至于删不胜删，躲不胜躲。这种人欲照孟子说是“食、色”两种，照朱子所说主要有“或好饮酒，或好货财，或好声色，或好便安”等等。在《金瓶梅》集诸般欲念于一身的是西门庆，于潘金莲身上最突出的大概是色欲，今天人们称性欲。书中写她并不十分贪财，虽然她在西门庆家把揽汉子的斗争曾经取得煌煌战果，但直到被逐出家门，她还是一文不名，李娇儿还偷了几个大元宝跑了。别人窃财的时候，她是忙着偷情。作者写潘金莲特别热衷于性，性欲成了她生命的动力，她的所有的聪慧，人生所有的努力，奸诈、残暴、犯罪几乎都是为了追求性的快乐。作者是那样饶有兴趣地描写她欲火中烧的情态以及她在性行为中的表现，如果是仅仅是为了对性欲的谴责，这似乎怎么也难于服人。就好象比 《金瓶梅》 稍早一些的 《如意君传》 ，明明是借薛敖曹与武则天的故事描写性行为——《金瓶梅》 中的许多性行为描写明显受其影响——却说因为敖曹的“性谏”而使唐中宗复位，因此这部小说是有益纲常的。——说起来真是一个荒唐的笑话。
写性，尤其是恣肆铺陈性行为，这是《金瓶梅》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无疑触犯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敏感的神经，诲淫的罪名是逃不了的。《金瓶梅》的作者真是自找苦头，怪不得他几百年来藏姓匿名，否则人们一定指名道姓骂他，九泉之下绝不会得安宁。其实，文学既然是人学，理应表现人性、反映人性，而在人性中，性关系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人类的世界就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两性关系永远是生命力量与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存在形式。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内容与性有瓜葛的实在太多了，这实在用不着举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写性，而在于怎样写，用什么样的性意识来写。就潘金莲的一生来说，对性的追求绝少今天我们理解的性爱的因素，她所深陷于中的主要的是一种动物式的官能享受，以致于失去人性。有人说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关系所以较之与其他妻妾更密切，只是一种性的契合，也有人把潘金莲比作“女蜂王或黑寡妇蜘蛛”，基本上都是符合作品实际的。作者张厉这种性和性关系，是一种被长期禁锢的社会心理的渲泄，虽然在当时对完全否定人欲的传统观念不无冲击意义，但这种缺乏理性的火焰，暴露了作者对性的认识还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平上——当然，这受到时代的制约，我们只能承认这种历史存在，而没有理由过多地指责作者，因为本质上他只是一个善于描摹生活的小说家，而不具有思想家的气质。
作家的性意识与作品人物的性意识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是《金瓶梅》写性问题的要害。也许，它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性文学的要害。由于作者太注意从性这个角度来表现潘金莲，不免使他的描写夸张的成分加强，使人物本来应该包涵的历史和美学内容有所削弱。由此使他对人物的同情和欣赏显得浅薄，很难征服大多数读者。但是，作者所描写的潘金莲这种人生经历无意中对我们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提示：当历史和社会没有为人性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人性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必将造成各种人生悲剧。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A·Portor)说过，《恰特莱夫人的情人》描写的生活只不过是“一连串长长的灰色的、单调无趣的日子，不时以一种性的享乐增加一丝愉快。”有人认为这对劳伦斯的小说不太公平，但确实可以用来说明潘金莲的人生。封闭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单调和卑微的生活，把生活的活力挤压到人生最低层次的追求，这才是潘金莲人生悲剧的底蕴。在这一点上，《金瓶梅》的作者并没有违离生活的真实，这比有些小说明明写的是最原始的性欲，却要联上什么主义，企图证明原始的肉欲能克服人性的异化，导致人性的升华要朴实得多了。

潘金莲

本为《水浒传》中人物。后在《金瓶梅词话》中成为主要人物之一。原为张大户小妾，后嫁武大，旋与西门庆勾搭成奸，鸩杀武大，嫁西门庆为妾。因嫉妒李瓶儿，设法吓死其子官哥；曾激使西门庆怒打孙雪娥，又设置圈套诱使西门庆将家奴来旺押解徐州，致其妻宋惠莲自缢身死。后与女婿陈经济私通，又与王婆之子王潮儿通奸。武松遇赦妇来，被杀。这是一个凶残狠毒又谄媚恭顺，刻薄嫉妒又心直口快的淫妇形象。

《潘金莲》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固然是一个中心人物，但这部书的名字就是三个女性名字的组合——“金、瓶、梅”。在笑笑生的心目中，恐怕还是把它作为一部“淫妇”列传来看待的。在诸“淫妇”中，要数潘金莲最“淫”，故事也最多。不但如此，她在整个古代小说、戏曲的“淫妇谱”中，可能名气最大，所以有人就说她是“古今第一淫妇”。

潘金莲之所以被称为“淫妇”，无非是说她不顾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既在婚外“好偷汉子”，又在家内“霸拦汉子”，性欲亢奋，行为过度。用孙雪娥对她的评价说：“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成不的，背地里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十一回)她的“淫”，固然使她走向“恶”，走向人性的扭曲，走向犯罪的深渊，但我们不难发现： 她的原欲的冲动，多少催发了一种主体独立意识的萌生，使她去极力寻找自我，主宰自己。

潘金莲的“好偷汉子”，是从当上武大的老婆后开始的。她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是与她意识到自己的美貌与才干所分不开的。她本来就长得漂亮，不要说西门庆见了她失魂落魄，就是女性见了她也赞叹不已。第九回写吴月娘仔细定睛观看她时道：“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内暗道： ……果然生得标致，怪不得俺那强人爱他。”而更突出的，她机变伶俐，能说会道，多才多艺，敢作敢为，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噹噹响的婆娘。”(第二回)与她的“风流伶俐”相比，其丈夫武大则猥琐无能，显然不般配。于是她强烈地感到：“他乌鸦怎配鸾凤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只是觉得“奴心不美”，“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假如她压抑自我，承认这种客观的命运，也就罢了。但潘金莲就是一个不想忍受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个体微弱而懵懂的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

她偷的汉子中，最重要的是西门庆。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第二回)。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淫”、是“恶”，而是对方“可意”的“性儿”。她后来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又与她的仆人琴童与女婿陈经济偷情，其动因已不是婚姻不配，而是由于丈夫的不专一而使她在精神上与肉体上感到压抑，以图报复。西门庆一连半个多月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她在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盼不到西门庆来家，就“将琴童叫进房”，灌醉了他，“两个就干做在一起”(第十二回)。这里，一切都是出于她的主动与安排。她明明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七回)，但当她一旦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就“不顾纲常贵贱”，“管甚丈夫利害”，“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十二回)，独立地去面对现实。她是勇敢的，但又是盲目的。这只是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但确实也表现了她的反抗性。至于她所追求的陈经济，最后也没有辜负她，直到最后，陈经济还把搬取父亲灵柩的事放在脑后，首先想方设法凑上一百两银子，向他的“六姐”表示：“一顶轿子，娶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第八十六回)因此，从潘金莲的“偷情”的情况看来，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不排除在异性浪子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去改变自我的命运，明显地表现了一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

潘金莲作为“淫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霸拦汉子”。这里不仅是一个“欲”的问题，还由于“气”的驱使。她处在一个妻妾成群、等级分明的家庭里，明显地感到地位的不平等。在西门庆家里的小妾，对奴才而言是主子，但在主子之中实为奴才。西门庆稍不愉快，就可以对潘金莲“赶上踢两脚”。她与正妻吴月娘口角，西门庆二话不说即站在吴月娘的一边。聪明的孟玉楼劝她：“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头？”潘金莲再要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插烛也似与月娘磕了四个头”(第七十六回)。这种不平等，无疑使她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与痛苦，感到“气不愤”。而与其他众妾相比，她的排名本在后面，又没有李瓶儿、孟玉楼那么多的钱财；就是以色相论，尽管被吴月娘叹为“果然生得标致”，但其他几位也并非都长得不美，且潘金莲在翡翠轩里亲耳偷听到西门庆特爱李瓶儿皮肤白，后来如意儿就评论潘金莲虽然长得好模样，但由于“红白肉色儿”，比起“白净皮肉儿”的李瓶儿来，只能算是“中中儿的”(第七十五回)；更何况李瓶儿后来又生了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这一切都是潘金莲在西门庆家里寻求权利平等，追求出人头地的障碍。假如她承认这种种不平等和放弃个人应有的人身权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也就罢了。但潘金莲素来看重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愿落在人后，这又不能不给她平添了几分“气”。而她要平这份“气”，在这里显示出她的人生价值，最有效而直接的办法就是“霸拦汉子”，乃致征服汉子。于是她软硬兼施，耍尽手段去勾住西门庆的魂。当然，潘金莲“霸拦汉子”的最重要的武器是“好风月”，“到夜里，枕席鱼水欢娱，屈身受辱，无所不至”(第十二回)，使西门庆深深地体验到“这色系子女(绝好)，妙不可言”(第四回)。实际上，这也是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子女的潘金莲在妻妾斗争的漩涡中能取胜的最重要的本钱，也是投西门庆之好的最佳路径。潘金莲就是主要靠它才得宠于西门庆。“妇人云雨之间，百媚俱生”(第七十二回)，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总算确使西门庆对她最为迷恋，用西门庆的话来说：“怪油嘴，这一家虽是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这使潘金莲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了满足，一定程度上实现她所认定的自我价值，但同时也使她更加背负了“淫妇”的恶名。

潘金莲追求自我的价值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她在追求的过程中，却将她的所有聪明才智转化成了无耻、阴险和狠毒，演出了一幕幕反人性的活剧。假如说，从她与张大户的朝来暮往，到与西门庆的如胶似漆，都是有亏于道德的话，那么，她为了与西门庆“长做夫妻”，而亲手将砒霜灌进丈夫的喉咙，就完全跌进了罪恶的深渊。在整个谋害武大的过程中，她表现得是那么的镇定果敢、心狠手辣： 当听得武大来捉奸时，西门庆自知理亏而心怯，“便仆入床下去躲”，她却“先奔来顶住门”，又激发西门庆来打武大：“你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临时便没些用儿，见了个纸老虎儿也吓一交！”于是让西门庆开拴打出，飞起一脚，踢倒武大。武大病倒在床上，“要汤不见，要水不见”，她却每日“浓妆艳抹了出去”，与西门庆“做一处，只指望武大自死”。当武大被灌进了毒药，她又“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终于使丈夫“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呜呼哀哉”。其心肠之狠毒，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私欲的膨胀，使她完全丧失了人性，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

第二任丈夫西门庆同样也死于她的“淫”。就是她逼着疲惫不堪的西门庆乱饮淫药，终于使西门庆油枯灯尽，药不可治。而在西门庆将死之时，她一方面将责任赖得精光，对他毫不关心，甚至连“对天发愿”也唯独她与李娇儿不肯做，显得一无情义，而另一方面，到了晚上，还不顾死活的“骑在他上面”，弄得西门庆“死而复苏者数次”，十足地暴露了这个性虐狂的嘴脸。作者两次用了“骑在上面”的笔法，大有深意在焉： 两个丈夫虽然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但都是被潘金莲的“骑在上面”送上了西天！

潘金莲的欲火不但烧死了两个丈夫，同时使她也容不得丈夫身边的所有女性。争宠，嫉妒，乃至想方设法地置人于死地。自从她嫁到西门庆家中后，凭着自己的风骚，又施展了贿赂小厮、写曲道情、送物致意等种种伎俩，很快地扫清争宠道路上的障碍，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乃至吴月娘，都不是她情场上的对手。她的妒忌心理，甚至容不得丈夫与娼妓胡混，与仆妇偷情。她几乎驾驭住了那个不老实的男人，“宠爱愈深”。然而，正当她春风得意之时，在西门庆的妻妾队伍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有财有色的六娘李瓶儿，竟使她一下子在各方面处于下风。特别是当第二十七回“私语翡翠轩”时，亲耳偷听到西门庆“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和李瓶儿自己说怀有身孕时，她似乎感到全军覆没了。但是，潘金莲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她立即发起了反击。在她的明枪暗箭的不断夹攻下，李瓶儿终于很快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李瓶儿“前车”的宋惠莲夫妇，也被她逼得“男的入官，女的上吊”。潘金莲本是个有才有貌的“女强人”，然而，她为了自我的满足，私欲恶性膨胀，人性被扭曲与泯灭。她在残害别人的同时，也吞噬了自我，毁灭了人间美好的一切。她成了一个十足的“淫妇”、罪恶的化身。

潘金莲是有罪的，且罪孽深重，但她的情欲为何会恶性膨胀？是谁使她沦为“淫妇”？是谁将她送上了绝路？

潘金莲本是一个裁缝的女儿，虽“生得有些颜色”，但应该说也天真无邪。可惜九岁那年就被卖进了骄奢淫逸的王招宣府里，浸染熏陶，将她的天性向淫纵的方向引发。年方十八，正当寻求正常的夫妇生活的时候，却被张大户“收用”，“美玉无瑕，一朝损坏；珍珠何日，再得完全”？她的贞操观，从此被轰毁了。以后又被迫嫁给了武大郎，张大户却仍与她朝来暮往，公开厮会，作为玩物。张大户一旦身故，她面对着“人物猬”的丈夫，不免感到“奴心不美”，心里受到压抑，处在一种性的苦闷之中。因此一遇到西门庆的诱惑，马上就上钩。但西门庆本是一个“玩女人的领袖”，根本不可能对她有什么专一的爱情，常使她“粲枕孤帏，凤台无伴”，“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这就难免又使这个“青春未及三十岁”的她在性的压抑中“不顾纲常贵贱”，与小厮琴童“做在一处”(第十二回)。假如说与琴童、王潮儿之类的勾搭，是在寂寞中的潘金莲比较主动的话，那么与陈经济的私通，就离不开这个“色胆如天”的小女婿的挑逗和诱惑。因此，潘金莲性欲的恶性膨胀，人性的畸形扭曲，不能不说与男人们有着密切的关系。男人们的淫，从正面或反面逼着她一步一步地成为被男人们诅咒的“淫妇”。

至于潘金莲的死，是不是死于有罪，罪有应得？本来，“谋杀亲夫”这个罪名，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在现在，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恐怕都是为刑法所不容。从这个意义上看，潘金莲的死是罪有应得。但问题在于她为什么会走上“谋杀亲夫”这条道路？这当然与当时社会的制度、传统的道德也大有关系。男女不平等的法律与思想，无疑阻隔了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在明代，男性自亲王至庶人，皆有权娶妾，而妻妾不得事二夫，违者以奸论。潘金莲憎嫌丈夫，而“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第四回)。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这从她的角度来看的话，似乎也是在追求一种“灵与肉”相结合的婚姻。但当时的法律与道德都不允许她有外遇，不允许她有自由的追求，于是一旦事情败露，就铤而走险。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是罪在社会。于是，从“五四”以来，不时会看到人们对潘金莲充满着同情，一时间将她与安娜·卡列尼娜，乃至朱丽叶等相提并论。这种同情无疑是用现代的意识来观照古代的结果。但是，我们假如同样用现代的意识从另一方面来考察的话，她与西门庆的偷情与谋杀，毕竟是一己之肉欲恶性膨胀的结果。她自恃“有些颜色，所禀伶俐”而觉得丈夫不配，那曾经有过挣脱这个不美满的婚姻锁链的表示和举动吗？没有！而只是一味地“好偷汉子”，“勾引”那些风流子弟(第一回)。男性在当时有权娶三妻四妾固然丑恶，那女性事二夫三夫就是美事吗？当西门庆“十挨光”第一次捏她脚时，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在“勾搭我”而并非是什么爱情。其实，武大还是比较宽容的。他挨了一脚，躺倒在床上，只是希望潘金莲“可怜我”，“扶得我好了”，以后就“都不提起”(第五回)。可是潘金莲一味追求的是与西门庆“二人在房内，颠鸾倒凤，似水如鱼，取乐欢娱”，以致“贪欢不管生和死”(第六回)，把丈夫活活的毒死。她个人的私欲得到满足了，但这是以他人的生存权作为代价的。在明代后期，鼓吹人欲，张扬个性，对封建礼法发动冲击，自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凡事过了头，完全不顾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必须维护的正常秩序，也必然为社会所不容。因此，潘金莲的死，是“淫”与“法”冲突的结果。既不能把一切归结为她的“淫”，也不能盲目地同情她的“淫”。她的死，社会有责任，她个人同样也有责任。社会不能超越不平的礼法，她个人也不能克服人性中的弱点。在膨胀的私欲与社会的法制的严重冲突中，这个似花如玉的青年女子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刀下之鬼。

悲哉金莲，罪起私欲的膨胀；悲哉社会，罪在礼法的不平。个人的欲与社会的法，什么时候才能摆平？什么时候才能和谐？

潘金莲

西门庆第五房妾。人物从《水浒》借衍而来，然在本书中，其经历、性格等得到了多方面重要的充实，从而塑造成一个既聪明伶俐、美貌风流，又心狠手辣、搬弄是非、淫欲无度的典型。她出生在一个裁缝家庭，排行第六，幼年丧父，九岁即入王招宣府习学弹唱；王招宣死后又被转卖到张大户家，十八岁时被主人收用；主家婆不容她存身，倒赔房奁把她嫁给了猥𤠠懦弱的“三寸丁、谷树皮”武大（第一回）。应该说，她少小时的这段经历是不幸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潘金莲自幼埋下了一颗贪淫的种子。她憎嫌武大，日逐站在门前勾引几个奸诈浮浪子弟，甚至在武松来到后，竟也使手段诱引，恨不能与他成双（第一回）。后虽遭武松斥诫，但她不思悔改，在武松出行东京时，勾搭上了西门庆，药杀亲夫武大郎，一顶轿子进了西门宅中。潘金莲在西门庆众妻妾中，是个出名“专爱咬群”的主儿，她利嘴巧舌，机变伶俐，说话“似淮洪也一般”，尤其与那恃宠逞娇的丫环庞春梅撺合在一起，日常搬是弄非，人都怕她三分。她惯常手段之一是听篱察壁，安插耳目，即所谓设“影子”。当西门庆与来旺妇宋惠莲勾搭，在藏春坞弄奸之时，被她潜身在月窗下站听，听到如意说她不过也是个后婚的人来，“露水夫妻”，便气得“两只肐膊都软了，半日移脚不动”，恨道：“若教这奴才淫妇在里面，把俺每都吃他撑下去了。”（第二十三回）日后来旺醉谤西门庆之言，被来兴告到她的耳中，她便咬牙切齿道： “我若饶了这奴才，除非是他就㒲下我来！”（第二十五回）并终于说动西门庆陷害来旺，惠莲也无活路，上吊自尽（第二十六回）。当西门庆与李瓶儿在翡翠轩私语，她又“走在翡翠轩槅子外潜听”，听得西门庆爱瓶儿“好个白屁股儿”，以及瓶儿已怀身孕（第二十七回），便刻意把话拿捏他俩，又常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淀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她，以夺其宠”（第二十九回）。至于其他，如安插平安探听西门庆与书童狎事（第三十四回），拿捏并安插玉箫专一探听吴月娘上房消息（第六十四回）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她又心狠手辣，善直接置人于死地。最典型的是当李瓶儿生下官哥之后，她眼看西门庆日益专宠瓶儿，“把汉子调唆的生根也似的，”便数次惊吓小儿，甚至训练了一只“雪狮子”猫，用红绢裹肉令它扑而挝食，终于得隙扑到了官哥的身上，将官哥吓得风搐起来，不久夭亡（第五十九回）。李瓶儿受了这一精神打击，一病不起，潘金莲便乘胜追击，日逐指桑骂槐，气得她病上加病，又不敢和她争执，于是也一命呜呼了（第五十九至六十二回）。如果说，《金瓶梅》一书中西门庆是个专一“弄人的刽子手”的话，那么潘金莲也称得上是第二。书中好几个人的死，都与她直接有关——武大、惠莲、官哥、瓶儿、甚至西门庆，至于像激打孙雪娥、恶打丫环秋菊、扯打如意儿之类，都只能算是小事一桩。潘金莲在西门庆宅中惯于“咬群”的根本目的，其实在于争宠夺爱，以满足她“欲火难禁一丈高”（第十二回）的肉欲需要。按孙雪娥的说法： “你不知淫妇（潘金莲），说起来比养汉的老婆（娼妓）还浪！一夜没汉子也成不的。背地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十一回）潘金莲平日在家，一味“霸拦汉子”，凭着她生得标致，又会诗赋词曲、琵琶弹唱，“枕边风月，比娼妇尤甚。”这几件都可在西门庆的心上，因此西门庆极宠爱她。尤其此妇肯接溺尿、吊双足、行后庭花，兼最善品箫，故西门庆把她视作性虐泄欲的工具，每有这方面需要，便入她房来。而书中大描大写的淫乐场面，亦多与她有关。但是，潘金莲并不以此为满足，一旦西门庆“旷”了她几日，或是外出远行，她便难熬孤身永夜，就会干出玩小童（第十二回）、私女婿的勾当。为了笼络住西门庆之心，她除了配合西门庆摆弄淫具、制作绫带、按宫中春图行房、施展枕边风月以外，还惯于当“窝主”。她腾地方教西门庆在她眼皮底下奸耍春梅；她明知西门庆与惠莲、王六儿、如意儿等有奸，也不管，只要他凡事不瞒她，行一次向她说一次，有一人向她说一人即可。用她自己的话说：“你主子既爱你（如意儿），常言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那好做恶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这里还多着个影儿哩。”（第七十四回）在性生活上西门庆以她为玩物，她则反将西门庆作泄欲工具，无丝毫夫妻恩爱可言。最终，西门庆在外搞了王六儿回来，她明见他瘫软无力，却给他灌下过量的淫药，不顾死活地骑在他上面，弄得他“精尽继之以血，血尽出其冷气”，当下昏死过去，不日油枯灯尽，髓竭人亡（第七十九回）。西门庆一死，潘金莲即与女婿陈经济打得火热，两人在库房中、在花园中私会，甚至大白天隔着窗扇也会弄事（第八十二回）。她全不顾廉耻，一日被春梅撞破，竟教经济当她又面耍了春梅（第八十二回）。自此主仆打成一家，与这小伙儿暗约偷期。她弄出了肚子，趁月娘去泰山酬愿进香而私行打胎，将已成形的“一个白胖的小厮儿”倒进毛厕里（第八十五回）。然而这一切，终于被受尽她折磨的丫环秋菊所揭发，月娘便教王婆来将她领出去变卖。然而金莲不但毫无悲意，而且，“次日依旧打扮乔眉乔眼，在帘下看人”，晚间则拿王婆的儿子王潮儿来解渴（第八十六回）。这个淫妇最后命丧武松之手，落了个割胸剜心、尸陈街头的最惨的下场，亡年三十二岁（第八十七回）。她是金、瓶、梅三者中罪孽最深的人物。

潘金莲

明代后期兰陵笑笑生所作长篇小说《金瓶梅》中的人物。《金瓶梅》书名即是该书中三个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名字的合称。潘金莲出身贫寒，父亲早逝，9岁被母亲卖到王招宣府中。王招宣死后，又被转卖张大户家做使女。18岁即被张大户纳为妾。后因“正房”不容，被嫁给忠厚老实，外貌猥琐的武大，暗里仍是张大户的外室。西门庆遇潘金莲后二人勾搭成奸，并谋死武大，武松景阳岗打虎回来拜见哥嫂，潘金莲就想方设法勾引他，遭武松严词拒绝，搬到县衙去住。后知县让武松押解礼物进京，武松闻知武大被毒杀，寻西门庆报仇，错杀了李外传，被刺配孟州。西门庆趁机娶了潘金莲作五房。以后又奸骗了有夫之妇李瓶儿，并收了金莲的婢女春梅。西门庆靠贿赂蔡京，加官为副千户，勾结官府，贪赃枉法，霸占妇女，淫逸无度。潘金莲在西门府中，最感兴趣的就是争风吃醋。李瓶儿生子名官哥儿，西门庆愈加宠李瓶儿。潘金莲心生妒嫉，驯养雪狮子猫抓伤官哥儿，致使夭亡；后又指桑骂槐，气死李瓶儿。西门庆因淫欲过度身亡后，潘金莲淫乱如初，与西门庆女婿陈敬济偷情，并拉春梅同乱。西门庆的正妻吴月娘知其奸情，逐出陈敬济，将潘金莲、春梅卖与人家。武松得赦归来，佯娶潘金莲而杀之祭兄。《金瓶梅》通过这些描写，暴露了明代社会政治的黑暗，道德风尚的堕落，伦理关系的严酷。潘金莲是个被侮辱，被蹂躏的女子，同时她也以毒辣凶残的手段欺压，残害别人。她被男人欺凌、玩弄，同时她也以姿色勾引玩弄男子。她的行为和遭遇都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她的死是受封建制度毒害的结果。

《潘金莲》

荒诞川剧。兼容昆、高、胡、弹等数种声腔，大幕。魏明伦新编，剧本见 《戏剧与电影》 1986年第12期。1986年自贡市川剧团首演。张大户欲纳婢女潘金莲为妾，并以将潘许配又矮又丑的武大郎相威逼。潘宁嫁武而不从张，终被张奸后嫁武。潘嫁武后以卖饼度日。因大郎天性敦厚软弱，常遭恶人欺凌。大郎弟武松打虎后前来投兄，恰逢泼皮寻衅。武二郎怒打刁顽，长兄之志气，潘金莲钦羡英雄暗生爱意。一日，二郎公差辞别，大郎卖饼未归，金莲备酒为之饯行。酒过三杯，金莲难抑倾慕真情，继而借酒调叔。二郎顾念兄弟情分，冷面告诫后愤然离去。金莲失意，孤守寂寞。后被西门庆窥破其情，乘机与王婆合谋引诱成奸。西门庆为长期独占金莲，进而威胁利诱，逼潘金莲毒死武大郎，终使金莲罪死于武松的复仇刀下。该剧保留了传统川剧 “挑帘”、“打饼”、“调叔” 等表演技艺，而在全剧的立意、构思、手法等方面却打破常规，刻意求新。剧中穿插施耐庵、武则天、贾宝玉、红娘、七品芝麻官、安娜·卡列尼娜、吕莎莎、人民法庭庭长等入场议论，旨在引起社会问题的历史反思。相继有 《新华文摘》、《文汇报》、美国华文《时代报》 等近10家报刊杂志发表该剧剧本，数十个不同剧种的表演团体先后移植演出。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南京、香港等地上演后，在全国文艺界引起褒贬不一的 “轰动效应”。

潘金莲Pan Jinlian

one of the three main female figures in Golden Vase P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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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pan jin lian

Pan Jinlian→欧阳予倩 (Ouyang Yu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