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为奇怪

语出苏轼《答黄鲁直》：“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也。”这是苏轼散文创作的经验之谈，充满了深刻的辩证法，带有普遍意义。作品的“奇”也是一种审美创造，体现了作家一种审美旨趣，“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便是一证。所谓“溢为奇怪”，还在于作品的奇处不是用巧骋奇，刻意追求，而是自然达到的一种艺术高境，也就是“奇纵高妙，变化于自然”(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引张𠔳卿语)。它是平易与奇险的统一，自然与奇怪的统一。这既是对韩愈散文风格中“怪怪奇奇”的一面所作的适当的修正，——韩愈好用奇字，有些作品未免留下了刻削的痕迹，以至于多少流于奇险谲诡； 又是对宋初“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苏轼《上欧内翰书》)的文风恰当的纠偏。在散文创作中，如能在妙造自然的前提下，兼具奇妙的构思，或下落常套的结构，或错综变化的笔法，或浪漫主义的奇情壮采等，都有可能达到“溢为奇怪”的审美境界。除了《史记》之外，从一些古文大家那里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