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武昌起义的炮声，似阵阵春雷，唤醒了全国，不到两月，内地十八省中便有十四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使清政府迅速地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而在这十四省中，首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便是湖南。
湖南与湖北密迩相连，两省革命党人一直保持着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共进会和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省革命势力的结合。早在1911年5月两省革命党人就互相约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1]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湖南革命党人便分三路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杨任负责西路，焦达峰负责中路，邹永成负责南路。同时，在长沙设立了半公开的机关多处，借以联络和策动绅商学军各界人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处：
湖南体育会，在中太平街贾太傅祠内，主要负责人吴作霖，与革命党有联系的教育界人士经常在此聚会。焦达峰回湖南时，多以此为据点。
定忠客栈，在落星田，主持人袁剑非。此处为同盟会湖南分会机关所在地，焦达峰指派会计赵缭住此，负责联络各地革命党人和洪江会会党人士。
李培心堂，在寿星街，主持人为李安国、李藩国。革命党人陈作新被革去新军排长职务后，便寄居在这里，以教书为掩护，进行运动新军的工作。
作民译社，在南阳街，由邹永成、谢介僧经营，进行推销革命书刊等活动。
此外，文明绣业女校、富训商业学堂、铁路协赞会、同仁西医诊所、抱真书屋以及明德、修业、广益各学堂都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场所。
革命党人最有成效的工作是联络新军。湖南军队分为新军和巡防营两部分：巡防营是由旧军改编而成的，分前、后、中、左、右五路，中路驻省城，其余分驻岳州、衡阳、常德各属。中路统领黄忠浩，思想守旧。湖南巡抚余诚格对新军有怀疑，遂依靠黄忠浩“若长城，军事悉取决焉”^[2]。新军有第二十五混成协一协，辖四十九、五十两标，另有炮兵队、马队，都驻扎在长沙城外近郊。新军的下级军官和正副兵目大都是有一些文化的农民子弟，经革命党人陈作新、刘文锦等宣传鼓动，许多人都接受了“排满革命”的思想，日益革命化；并且有了初步的组织，各标、营、队、排都有代表，全协各级代表共六十余人。
武昌起义后，因交通不便，湖南革命党人直到10月12日才得到正式消息，而湖南巡抚余诚格于武昌起义的当天就接到了警报。余诚格深恐武昌的战火烧到湖南，当天与黄忠浩密谋应变之策，决定把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新军调离长沙：四十九标一、三营开赴岳阳、临湘，五十标一、二营开赴宁乡、益阳，以分散革命力量。同时，又把原驻扎各府县的巡防营十余营抽调来长沙布防。正当新军调动之际，湖南革命党人得到了湖北首义的准确消息，于是焦达峰、陈作新乃策动新军代表，向余诚格提出要求说：新军“子弹过少，不能成行，如行，非发子弹三倍不可”^[3]。余诚格断然拒绝了新军的要求，焦达峰、陈作新等立即约集新军代表在贾太傅祠开会，议决18日由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届时，炮队营虽然举火，但因城内余诚格防范甚严，各营未能发动，以致起义不成。
这时，长沙形势非常紧张。对清政府绝望了的立宪派士绅也竞相附合于革命。这些人以谘议局、自治公所等公开机构为地盘，积极展开活动。他们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极力反对暴烈的革命行动。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是这个派别的首领。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原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历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要职。谭延闿依靠自己的门第，年纪轻轻便已成名，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回湖南倡办学堂、实业及各项新政，成为立宪派的首领，并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他积极参加“国会请愿”,继汤化龙之后，于1911年担任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由于武昌起义的成功和长沙形势的突变，谭延闿遂附和革命，但认为“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世家大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4]。他企图在尽少破坏旧秩序的情况下，取得地方政权。
10月19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召开会议，再次筹划起义。立宪派士绅黄锳、左学谦亦出席，他们要求革命党人“勿扰乱秩序”,“勿杀官吏、旗人”,甚至公然提出推举黄忠浩为都督。这个意见当即遭到革命党人的驳斥。会议研究了起义计划，议定等浏阳和醴陵一带洪江会会党潜抵长沙，便于24日发难。但是，20日情况突然变化。新军第五十标代表姚运钧被捕，当标统审问他时，他直告以联络各军，准备起义。余诚格获得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后，立即限令驻长沙新军于22日一律开赴株洲；同时拟将姚运钧斩首示众。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革命党人遂决定于22日发动起义。
10月22日晨，新军四十九标士兵以吹哨为号，迅速集合，打开军械库，取出枪械弹药。革命党人安定超首先演说革命的意义，接着宣读了焦达峰和陈作新等预先拟定的起义动员令：
一、彭友胜率领第四十九标第二营后队，会同第五十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库。
二、安定超率领四十九标第二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三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
三、李金山率领炮兵营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
最后鸣放信号枪三响，起义队伍便分路出发。
由北门攻城的军队，一路未遇抵抗，进展极为顺利。当他们逼近北门时，守门的巡防营全部倒戈，敞开城门，让他们长驱直入。因此，不到上午十点钟，他们便先后占领了军装局和谘议局。由小吴门攻城的一路，则稍费周折。当安定超抵达城门口时，发现城门紧闭，安高喊开门，城上却不加理睬，相持到中午，最后义军佯装轰城，守城的巡防营才被迫开了城门。安定超带队直奔谘议局。这时已是下午三点，焦达峰、陈作新等也都来到谘议局。他们立即指挥各路队伍，进攻抚署。深居简出的余诚格，没料到巡防营倒戈和新军不放一枪就进了城，当他听到起义军逼近抚署的消息时，吓得心惊胆落，急忙挂起“大汉”白旗，表示降服，作为缓兵之计，随后即化装潜逃，乘轮船避往上海。黄忠浩没有逃脱，被押上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同时，起义军还逮捕了长沙知县沈瀛、营务处总办申锡绶、帮办王毓江等。这几个顽固官吏，一向仇视革命，都被处以死刑。
起义军占领抚署后，立即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5],发布“讨满清檄文”,指出此次革命是要“驱胡虏于关外，定霸图于亚洲。内洗三百年灭国之辱，外当六十国逐鹿之势”。表明革命党人不仅有“排满革命”的雄心壮志，而且也企望国家强盛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檄文中还特地告诫群众说：“须知为国复仇，并非许民作乱，守万国公同之约，勿害邦交。”在军政府的告示中又强调“对军、民、学、商各界，极行保护主义”,“倘有不轨之徒，乘间肆行，就地立斩”^[6],等等。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避免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革命党人在取得政权之后，出示维持社会秩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不承认被压迫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同时，在上述告示中，又宣布“承认外人关于清政府之借款、赔款”,准许“一切衙署照常治事”等，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的软弱态度。
在起义胜利的当天傍晚，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立宪派士绅主张推举谭延闿为都督，由于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坚决反对，未能得逞。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政府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人民团体纷纷“陈列牺牲，鸣鞭赛兴”,表示庆祝。长沙城里的革命秩序初步稳定下来之后，焦达峰便委刘崧衡为南路招抚使，杨任为西路招抚使，分别赴衡阳、常德等地。各州县人民闻风响应，相继宣告光复。
10月25日，驻岳州新军第四十九标一、三两营起义，光复岳州。
宝庆革命党人谢介僧、邹永成等得到长沙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联络策动驻五峰铺的巡防营管带张贯夫响应。10月30日，革命党人率领张贯夫的军队攻入宝庆城，府县官吏逃避一空，于是成立军政府宝庆分府，推举谢介僧为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谭二式为参都督。11月1日，邹永成又率领军队光复新化县。
10月31日，衡阳革命党人周果一发动洪江会党起义，将知府禄显赶跑，光复衡阳。衡阳府所属各州县会党纷纷举义，“佥谓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7]。
10月30日，杨任率领湖南陆军小学堂等校学生五十余人抵达常德，“商民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8]。杨任遂在常德设立招抚使署，宣告光复。驻扎在当地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迫于革命党人的声威，不得不表示顺从。
与此同时，在各地革命党人的策动下，郴州、桂阳州、永州各属亦先后光复。
湖南起义的胜利发展，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不仅稳定了武汉的后方，使首义之区无后顾之忧^[9],而且隔绝了清政府与粤、桂各省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各省的起义。由于长沙起义胜利，正值汉口战事日趋激烈的时刻，所以焦达峰就职之始，便集中全力支援湖北。他连日出示招募军队，会党和青年学生应募者十分踊跃，数日之间即达六万人。首先，他命令以新军四十九标各营为骨干，加上新募之兵和巡防营的部分士兵，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共五营),由王隆中统率于10月28日出发援鄂。10月30日，正当焦达峰、陈作新筹划派出第二批援鄂军时，立宪派策动部分军队，突然发动政变，推翻了以焦、陈为首的革命政权。
原来，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对焦达峰和陈作新担任正副都督心怀不满。当10月22日焦、陈当选正副都督时，他们就登台声明“都督是临时的”^[10],企图否定焦、陈的领导地位。此后更有计划地施展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
10月23日，革命政权刚刚成立，立宪派便以“模仿英国立宪之精神”为名，迫使焦达峰同意成立了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参议院。谭延闿亲自担任议长。参议员大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规则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11]这样都督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立宪派并不以此为满足，25日，他们又决定仿照湖北军政府的办法，实行“军民分治”,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都督的权力。于是，在都督之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黄鸾鸣为军政部长。民政部下辖六司(民政、财政、教育、司法、外交、交通)、一院(会计检查院)、一处(盐政处),军政部下辖四处(参谋、军需、军法、副官),各司(处)长，多是立宪派。至此，正副都督形同虚设，立宪派实际上控制了湖南的政权。为了把革命党人排挤出政府机构，立宪派还从政治上打击焦达峰的威信，挑拨焦与新军的关系。他们诬蔑焦达峰为“会匪”、“土匪头子”。同时，以会党群众纷纷应召加入军队为口实，造谣说焦达峰要用会党代替新军。此外，还煽动黄忠浩所统率的巡防营军官为黄复仇，企图借军队之手杀害焦、陈。
对于立宪派的一系列进攻，革命党人不仅没有给以有力的回击，相反，却一直用妥协让步的办法来维持与立宪派的“合作”关系。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政治上都很幼稚，因立宪派赞成革命，而模糊了自己和立宪派的界限，天真地以为“排满革命”成功，汉族一家，失去了警惕性。当有人建议挑选可靠的新军担任都督府警卫时，陈作新不以为然，他说“吾族奴于鞑虏垂三百年，今日复见汉宫威仪，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备之有”^[12]。在立宪派的逼迫下，焦达峰也曾想辞去都督职务，率兵援鄂，一走了事。这一切都表明革命党人对保持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10月26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谭人凤回到湖南后，看到都督大权旁落，便主张取消参议院，由都督府总揽全权。10月30日，同盟会邀集立宪派士绅在谘议局商议都督府组织法，谭人凤的提案获得多数通过。因而焦达峰的态度也坚决起来。次日，在全省军、政、商、学各界代表会上，焦达峰宣布了取消参议院和军政部的决定，谭延闿被迫辞职，怏怏退席。焦达峰以为与立宪派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便集中力量筹备派遣第二批援鄂军；然而，他却没料到，立宪派暗中加紧了夺取政权的阴谋活动，而且于第二天就发动了血腥政变。
前此，王隆中率领新军四十九标援鄂，军中的革命分子几乎全部随军出发，省城防务由原驻扎在宁乡、益阳的五十标一、二两营接替。这两营军队没有参加过长沙起义，所受革命影响较小。第二营管带梅馨更是一个只知升官发财的人，一到长沙，他就去见焦达峰，要求提升他为旅长，被焦拒绝。因此梅馨怀恨在心，立宪派又乘机挑拨煽动。10月31日，梅馨分兵两队，一队埋伏于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附近，一队准备围攻都督府。然后指使一些流氓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13],作为发动政变的引线。风潮发生后，立宪派绅士请求军政府弹压。陈作新即单骑前往视察，他刚走到北门铁佛寺，便被伏兵乱刀砍死。随后，梅馨指使变兵借索饷为由，冲进督署。当时，焦达峰正和革命党人曾杰等人讨论派援鄂军的问题。曾杰力劝焦达峰暂时躲避，以防不测。焦达峰后悔自己养痈遗患，愤愤地说：“安用避为！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类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今谘议局绅董，煽动黄忠浩残部叛乱，既杀副都督，又欲杀余，悔不用谭石屏(人凤)之言，先除若辈，今竟为若辈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有天谴。”^[14]说罢，他挺身走向大堂，两旁签押房突然枪声四起，他受伤后倒在前坪照墙石狮子下，被变兵用刺刀戮死，年仅二十五岁。
当晚，梅馨迎接谭延闿至军政府担任都督。谭假惺惺地推辞一番，便欣然接印治事。对于立宪派发动的夺权政变，各阶层人士表现了不同的态度。省内外的立宪派大加喝彩，湖北黎元洪表示：“但贺新都督，不问旧都督。”^[15]汤化龙拍贺电绐谭说：“闻公出，欣喜无量。”^[16]一部分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则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焦、陈部下万人汹汹谋复仇，声言放火屠城”,“攻扑督署，锄元恶”^[17]。在武汉作战的第四十九标官兵“闻变皆泣不成声，徒以汉上战事方急，未便回师讨贼”^[18]。洪江、澧州等地会党群众纷纷骚动，誓言为焦、陈复仇。但是，大部分革命党人，尤其是与立宪派接近的上层人物如文斐等，则认为汉口陷落，大敌当前，湖北“恃湘为后盾，脱有内乱，则革命前功尽废”^[19],而主张委曲求全。他们四出奔走劝焦，陈部下说：谭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他既革命，就要支持他。黄兴在湖北得到消息，也给湖南革命党人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湖南方面不能再乱，否则其他各省就要观望。湖南当务之急是援鄂。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谭延闿迅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为了消除革命党人对焦、陈被杀害的义愤，谭延闿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他把这次谋杀案诿罪于“乱兵”,并亲自至焦、陈灵柩前祭奠，下令公署一律下半旗志哀，为焦、陈建祠铸铜像，抚恤家属，等等。同时，他又极力扩张立宪派的势力，瓦解革命力量。首先，他改组了军政府，立宪派士绅纷纷膺任要职，排挤了革命党人。为了控制军队，他又下令解散了焦、陈招募的国民军，并将新军和巡防营改编为五个师，提拔梅馨为第五师师长。对有革命倾向的各营，则编为援鄂军，派甘兴汉率领开赴湖北前线，借以排除异己力量。经过这种种措施，谭延闿控制了长沙的形势。接着，他又把势力伸向各州县，相继推翻了各地的革命政权。
11月3日，谭延闿勾结驻常德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杀害了西路招抚使杨任，同时被害的还有参谋长余昭常及余化龙、涂鉴衡、锺杰等十余人。不久，谭延闿任命龙璋为西路巡按使，领兵一标驻于常德，将湘西各州县置于立宪派的控制之下。同时，谭延闿借故将焦达峰所委派的南路招抚使刘崧衡调职，而改委立宪派唐维藩为衡永郴桂安抚使，率军巡视南路各属，革命党人纷纷逃避，会党群众遭到残酷镇压。宝庆一带情况也是如此，谭延闿收买革命党人谭心休为“宝靖招抚使”,令其率领梅馨所部一营前往宝庆，取消军政分府，革命党人邹代烈被杀害，邹永成被迫出走。这样，湖南的革命果实便完全被立宪派所攫取了。

一、长沙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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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岳阳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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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省名。简称“湘”。在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面积21万多平方千米，人口6065.97万。省会长沙市。

湖南

禹舜

湖南是伟大祖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着秀丽的山川和丰富的资源。湖南素有“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森林宝库”之称，享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美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诞生在这块土地上，更使湖南名扬天下，为国内外所瞩目和向往。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这便是湖南的神奇风采。

一、自然地理

（一）湖南概况
1.区位·境域
湖南位于我国长江中游以南，属内陆省份，因区域的大部分在洞庭湖以南，而称湖南，因省内最大河流湘江贯穿南北，而简称湘。
湖南地处东经108°47′ ～114° 15′ ，北纬24°39′～30°08′ 。它毗邻六省，东与江西交界，西接黔川山原，南枕五岭与两广为邻，北连长江与湖北接壤。省界极端位置，东为桂东县黄连坪，西至新晃县韭菜塘，南起江华县姑婆山，北达石门县壶瓶山。东西宽667公里，南北长774公里。共计土地面积21.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2%，幅员在全国属第11位。
2、地势地貌
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在全国总地势、地貌轮廓中，属自西向东呈梯级降低的云贵高原东延部分和东南山丘转折线南端。东有幕阜～罗霄山地雁行排列，南有五岭逶迤起伏，西有武陵～雪峰山地绵延多叠，中部大多为丘陵盆地，北部主要为湖泊平原，整个地势南高北低，为西南东三面向中部北部倾斜、朝北开口的不对称马蹄形。石门县境内的壶瓶山，海拔2099米，是省内的最高峰，临湘县的谷花洲，海拔仅23米，是省内地面的最低点。全省地貌类型多样，有半高山、低山、丘陵、岗地、盆地和平原。大体可分为湘东侵蚀构造山丘区、湘南侵蚀溶蚀构造山丘区，湘西侵蚀构造山地区、湘西北侵蚀溶蚀构造山区、湘北冲积平原区及湘中侵蚀剥蚀丘陵区等6个地貌区。全省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51.2%，丘陵盆地占29.3%，平原占13.1%，水面占6.4%，大致构成“七山一水两田土”的格局。
3.行政区域
湖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1949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相继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建立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定省会于长沙。从此以后，湖南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1949年初，湖南设10个行政督察区，2市，77县。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先后建立省、市(地、州)、县三级制。至1998年底，共计建立长沙、株州、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郴州、永州、怀化、益阳等12个地级市和娄底地区、湘西土家族自治州，下辖18个县级市、77个县、7个自治县、32个省辖市区。
（二）土壤、气候、水文
1.土壤类型
湖南的地貌类型有平原、岗地、丘陵、山地、平原5大类，在全省323.01万公顷耕地中，其中山地占51.4%，丘陵占15.2%，盆地占13.9%，平原占13.1%，水面占6.4%，形成了湖南“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土地利用结构，也形成了林业用地、草场的分布呈马蹄形，耕地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分布格局。湖南东、西、南三面山地环绕，中部则以丘陵和岗地为主，红层盆地和灰岩盆地沿河流呈珠状排列。较大的红层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浏盆地、醴攸盆地、茶水盆地、湘乡盆地、株洲盆地等，较大的岩溶盆地有新化涟源盆地、邵阳隆回盆地、零陵盆地等。这些盆地条件较好，开发较早，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是湖南工农业和城市的主要分布区。湘北则是坦荡的呈碟状结构的洞庭湖平原，土壤肥沃，河渠纵横，是我国的商品粮基地。湖南地层发育较齐全，土壤类型多种多样，共有9个土类，24个亚类，118个土属，418个土种，属红、黄壤地带。大致沿武陵～雪峰山东麓一线为界，东以红壤为主，西以黄壤为主。
湖南地貌和土壤的多样性，丰富了垂直自然带层次，有利于多种经营的开发和立体农业结构的建立，对湖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
2.气候条件
湖南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由于受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它的经、纬度位置，因而具有冬冷夏热、四季分明、春温多变、夏秋多旱、严寒期短、暑热期长等气候特征。
湖南年平均气温在16～18℃之间，年差较大。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在4～7℃; 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在27～30℃之间，冬夏温差大，地域温差小。由于地形比较复杂，垂直差异很大，一般海拔升高100米，年平均气温降低0.5～0.6℃，雨量也随高度增加而增多，形成立体气候，有利于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农、林、牧、副各业。年生长期长，热量富足，全年无霜期261～313天，日照1300～1800小时，年总辐射量384928～488160焦耳/平方厘米，10℃以上活动积温5000～5800℃，持续238～256天，能满足作物生长对热量的需求。湖南是我国多雨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在1200～1700毫米，雨水集中，其降水分布呈明显阶段性。由于光、热、水基本同季，对农、林业生产极为有利。
3.水利资源
湖南境内多年平均水资源为2539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08.8亿立方米，地下水457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为3756立方米，是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倍。
湖南是一个河流比较稠密的省份，水系主要为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湖，全流域面积249976平方公里，本省流域面积占92%左右。其流域南以五岭与珠江流域的北江分界，东以幕阜山、罗霄山脉与鄱阳湖赣江水系分界，西以川黔丛山与乌江、清江分界，北临长江。全省有流长5公里以上的河流5341条，总长度9万公里。流域面积大于5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17条，其中湘、资、沅、澧、潇、耒、㵲、酉等水的流域面积均在10000平方公里以上；流域面积为500～5000平方公里的河流93条；小于500平方公里的5226条。全省总径流量1623亿立方米，加上客水462.8亿立方米，总量为2082.8亿立方米，超过黄河、淮河、海河流域总产水量的一倍。湖南诸水不仅水流量大，而且水能丰富，水质良好，含沙量少，冬季不结冰。全省河长5公里以上，流域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5341条河流的水能蕴藏量共1532.45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342.4亿度，超过日本全国水力资源的蕴藏总量，全省可能开发的总装机容量可占水能蕴藏总量的70%和发电量的36.4%左右。
洞庭湖接纳四水，吞吐长江，为我国东南五大淡水湖之一。洞庭湖鱼类丰富，现有鱼类114种，主要经济鱼类有鲤、青、草、鳙等30多种，名贵鱼类有白鲟、中华鲟等，还有珍贵水产动物白鳍豚，贝、螺、虾类较为常见。水生经济植物莲、藕、菱等都有分布，芦苇遍及湖洲，总计89.6万亩。特别是洞庭湖造就了大片肥田沃土，其农业生产在湖南省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动植物资源
1.植物
湖南位于我国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植被类型多种多样，植物资源异常丰富。种子植物约5000多种，其中木本植物2000多种，野生经济植物1000多种，药用植物800多种。全省有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66种，其中一级保护植物3种以上，即银杉、水杉、珙桐；二级保护植物有银杏、水松、资源冷松、伯乐村、伞花木、杜仲等23种；三级保护植物40种，如穗花杉、白桂木、华南烤、金钱槭、八角莲等。另有省定保护植物44种。在植物资源中，湖南粮食作物品种繁多，仅稻谷品种就有9000多个，包括水稻、旱稻等。粮食作物除稻谷外，还有玉米、高粱、小麦、薯类、豆类等。油类作物有茶子、桐子、油茶籽、芝麻、棉籽、蓖麻等。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苎麻、烤烟等。药用植物资源有黄连、天麻、白术、川芎、尾参、白芍等100多种常用著名中药材。植物类农副土特产品有8大类88种，柑桔、苎麻、湘莲、黄花菜、茶叶、玉兰片、龙牙百合、苡米、辣椒等驰名中外。
湖南现有木本植物103科、478属、2470种。全省森林面积750.1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51.4%，高于全国和世界水平。1997年底，全省用材林26.25千公顷，经济林12.99千公顷，防护林3.62千公顷，全省活立木蓄积量2.45亿立方米。在全省木本植物中，乔木树种近800种，木质优良、经济价值较高的约500种，面积蓄积量及可伐量最大的是针叶林，占全省用材林面积的87.6%，占蓄积量的75.3%，其中马尾松所占比重最大。全省已建立森林保护区23个，张家界森林公园属国家级森林公园。
湖南草场资源也很丰富，现有可利用草场8499万亩，载畜量可达704万黄牛单位，草场植物137科868种，其中可供牲畜采食的775种。
2.动物
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动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湖南动物种类繁多，分布较广。有野生哺乳类66种、鸟类500多种、爬行类71种、两栖类40种、昆虫类1000多种、水生动物200多种。湖南现有华南虎、云豹、金猫、白鹤、白鳍豚等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有猕猴、短尾猴、穿山甲、大鲵、江豚等28种，三级保护动物49种。湖南是全国著名的淡水鱼产区，天然鱼类共160多种，以鲤科为主。在家畜、家禽中，以宁乡猪、滨湖水牛、湘西黄牛、湘东黑山羊、武冈铜鹅、临武鸭、浏阳三黄鸡等最为著名。
（四）、地质矿藏
1.地质构造
湖南分属两个大地构造单元，大致以罗翁绥宁大断裂向北东经安化、宁乡至长寿永安大断裂一线为界，其北西为杨子准地台的一部分，其东南为南华准地台的一部分。湖南受到三个地质成矿构造单元的控制：一为八面山褶皱区，区内地壳运动比较缓和，岩浆活动微弱，沉积作用普遍发育；二为雪峰山隆起区，区内地层出露单一，主要为一老一新的沉积岩层和变质岩层，岩浆活动较弱，仅在东北端局部地区有较强的岩浆活动；三为湘中、湘东西褶皱区，古生代海相碳酸盐沉积发育，岩浆活动极为频繁，多沉侵入，形成了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复式岩体或同期侵入体，造成了岩浆成矿作用的长期性和矿化作用的多样性，构成了湘中、湘东南两个大的成矿带，储藏着丰富的矿藏。湖南在地质构造上岩浆活动较弱，由此使湖南成为一个弱震、少震地区，这就为发展经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
2.矿产资源
湖南地质构造独特、复杂，火成岩、成积岩、变质岩系发育，地层出露齐全，三大岩系多期次侵入，形成特殊的成矿条件，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湖南矿藏不仅品种多，而且品位优良，共生、伴生的矿产多，单一矿种的矿产少。在资源分布上，既有不均匀性，又有相对集中性和地区组合优势。现已发现的矿种有111种，探明储量的有83种，是全国矿产品种较多的省份之一。在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中，有色金属矿居多，非金属矿次之，故有“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的美称。
在有色金属矿中，已探明储量的有37种，其中重金属9种：铜、铅、锌、镍、钴、锡、铋、汞、锑等；轻金属2种：铝、钛；贵金属2种：金、银；稀有金属1种；稀土金属3种；伴生金属9种；放射性元素2种；其中锑的储量居世界首位，钨、铋居全国首位，锰、钒居第二位。位于冷水江市的锡矿山是世界著名的“锑都”。
非金属矿已探明储量的有30多种，主要有石灰石、硅石、白云石、萤石、铁硫矿、海泡石、高岭土等。其中莹石、重晶石、长石、海泡石、高岭土、纳长石等储量、产量和质量，都居全国首列。湖南矿点160多处，分布在全省13个地、州、市的66个县市。
湖南黑色金属矿藏储量也相当可观，已探明的铁矿储量为10.03亿吨，锰矿石总储量1.09亿吨，其中工业储量3359.5万吨，居全国第二位。
秀美的环境，壮丽的山川，宜人的气候，丰富的资源，为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湖南简史

（一）历史沿革
新晃、辰溪、澧县等地考古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证明，早在5至10万年以前，在湖南各处的河谷、坡地，就有原始人群生息繁衍。据史记载与考古发现，湖南古代居民属古苗蛮集团与古越族集团。石门、澧县、湘乡、泸溪等地考古发现的90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证实，早在八九千年前，洞庭湖周围，湘、资、沅、澧四水下游流域的河谷，就进入了以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这与黄河汉水流域先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同步。由此可见，湖南境内的土著先民，是以后中华民族形成的祖先之一；洞庭湖周围的原始农业与家畜饲养业，是以后中华民族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之一。
相传伏羲、神农、轩辕、尧帝和舜帝，都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而炎帝神农氏以及舜帝，就曾在湖南披荆斩棘，辛勤耕耘，创建了不朽的业绩，他们的归宿都在湖南。
根据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炎帝为民治病，采药来到湖南，日遇七十毒而不辍，最后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炎陵县塘田乡鹿原坡。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始祖，就在此建立了“炎帝神农氏之陵”。乾德五年(967)，宋太祖赵匡胤于鹿原坡觅得炎帝陵，于是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祭殿。从此，炎帝陵被历代王朝列为圣地，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来此寻根祭祖。由于炎帝比黄帝早500年左右，所以人们称炎帝陵为“天下第一陵”。新中国成立后，炎帝陵被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拟将炎帝陵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旅游局、建设部、国家土地管理局等单位将炎帝陵列为全国36块“拥有一片中华故土”工程之一，准备投资兴建该项工程。
中华始祖五帝中的最后一帝——舜帝退位后，仍心系国计民生，帮助禹治理国家。南方的水患、干旱严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于是，舜帝告别皇后娥皇与爱妃女英，带着儿子商均来到浩瀚的洞庭湖。父子率众，乘着木筏，迎着滔滔的湘江水，逆流而上，一路观察水情灾害和了解民间疾苦。当他们来到潇水上游的苍梧地区（今永州地区一带）时，适逢春夏之交。舜帝冒着滂沱大雨，率领当地群众，疏通河道，排水抢救禾苗。入秋后，赤日炎炎，天干地裂，他又爬山越岭，到处寻找水源。他冒险深入紫霞洞，引出地下水，开渠引水灌田，救活禾苗。舜帝由于日夜操劳，最后积劳成疾，崩葬于九嶷山。娥皇、女英久见舜帝不归，便循着舜帝的足迹，千里迢迢来到苍梧寻夫。当得知舜帝已亡，二妃痛心疾首日夜悲哭，泪水浸透了漫山遍野的竹林，竹子上留下斑斑泪痕，成为湘妃竹。当地群众为感舜帝恩惠，在九嶷山修建了舜帝墓，并在附近的两座山头修筑娥皇、女英墓。唐代以前，九嶷山就建有庙宇祭祀，从宋代开始，在舜源峰修建了宏伟壮观的舜帝庙。历代帝王都派大臣来祭祀；历代文人骚客也来九嶷山瞻仰，作诗凭吊；远近庶民百姓，更是络绎不绝地来礼拜谢恩。现在，舜帝陵被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来参观朝拜的达10万人次之多。1993年4月，宁远县已破土动工，重修舜帝庙。
炎帝、舜帝南巡，传播了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和。勤劳聪慧的湖南人民将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与本地的农耕文化熔于一炉，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至商周时期，以青铜器的出现为标志，经济生活有了明显的进步，社会性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时代。湖南是中国南方发现商周青铜器最多的省份。全省1500多处文化遗址的发掘，比较系统地勾勒出祖先开拓荒野的历史进程。全省已发现的古代采矿或冶铜遗址有数十处。麻阳县发现的战国铜矿遗址，仅开采面积就有3万多平方米，为国内所罕见。这些青铜器形体高大厚重，纹饰优雅，造型奇特，既有鲜明的湖南地方特色，也可见中原文化对它的强烈影响。足以证明湖南的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原在河南、湖北一带生活的楚人越过长江，沿洞庭湖东西两岸南下，又逆湘、资、沅、澧四水推进，湖南成为楚国的一部分，经济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开始生产铁器，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解放以来，湖南发掘的楚墓3000余座，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铁器、铜剑、漆器、古铜器、琉璃器、丝织机、天平和法码，以及帛画、毛笔、竹筒等珍贵文物，显示了湖南的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进一步结合所形成的楚文化的魅力和光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国后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因遭奸臣陷害，流放到湖南，一叶扁舟，遍游洞庭及湘、资、沅、澧下游各地。他忧国忧民，深入民间访问，吸收湖南民间的语言和神话传说，写下了《离骚》、《九歌》、《天问》等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诗篇，奠定了湘楚文化的雄厚根基，开中华民族文化诗作的先河。屈原被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他因祖国沦陷，悲愤至极而投汩罗江自尽。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至今，每逢端午节，全世界华人都以吃粽子、赛龙舟等方式纪念他。
秦始皇统一以后，华夏文化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中原黄河流域一带，湖南地区虽然相对落后，却也产生过令人瞩目的文明成果和杰出人物。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东郊发掘了轰动世界的马王堆汉墓。在这座汉墓里出土的有稻、麦、豆类种籽和家畜、家禽骨骼，有大量华丽的丝织品和服饰。有精美的漆器、内容奇特的帛画，还有多达20多种，总数达12万多字的帛书。尤为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马王堆发掘的出土文物，充分反映了2000多年前湖南人民的聪明才智与经济文化所达到的高超水平。
北宋开宝九年 (976)，潭州太守朱洞在长沙岳麓山创建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是全国四大书院之一，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学术中心。当时，湖南著名的哲学家周敦颐与四川籍著名学者张栻、江西理学大师朱熹，共同在岳麓书院讲学，成为中国书院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举。明末清初，衡阳人王船山，由于痛恨官场的腐朽黑暗，隐居深山，刻苦著书40年，对哲学、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地理、数学、历法，都有所研究与建树。他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并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后人汇刊成的《船山遗书》100余种，近千万字，是中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与民族气节，对近代湖湘文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
南宋时期，在公元1130年至1135年，洞庭湖区的钟相、杨幺领导了一次震惊朝廷的农民起义，并且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这是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第一次提出纲领性的口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日趋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湖南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1795年至1806年，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区，爆发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苗民起义，起义领袖是湖南乾州（今属吉首市）的吴八月，参加起义的人员达20万人之众，坚持起义时间达11年之久，给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唐代李白的《草书歌行》中出现了“湖南七郡”的称谓，但正式用“湖南”作为行政区划之名，据《新唐书·方镇表》记载，是以唐广德二年(764)置湖南观察使才开始的。宋代分置荆湖北路和荆湖南路，元代设湖广行省，明代改湖广布政使司，湖南则分属之。清康熙三年(1664)置湖广右布政使司于长沙，为湖南单独设省之始。虽然省区范围在清代中叶才确定，但作为省级行政单位的名称“湖南”，在康熙定名后一直沿用至今。“湘”作为湖南的简称则是近现代的事情。旧时将湘江沿岸及相邻地区谓之“三湘”，其说法有三种，一种是指湘江中上游的漓湘、潇湘与蒸湘；一种是指湘江下游的湘潭、湘乡和湘阴；第三种是指湘江中下游的潇湘、蒸湘及沅湘。但第一种说法较为普遍。我们常说的“三湘四水”即指湖南全境，“四水”是指湘江、资江、沅江、澧水。至于“湖湘”，则泛指湖南全省，也是因水而得名。
（二）人民革命斗争史
在古老的中国社会大震荡、大变化的19世纪40年代，湖南涌现了大批有识之士和先进人物。他们或者忧国忧民，著书立说，探求拯救祖国的真理；或者挺身而出，身体力行，直接参与、领导中国社会的变革或革命。
魏源“开风气之先”。魏源早在鸦片战争前，便对英国侵略者把鸦片强加于中国表示强烈的不满，主张严禁鸦片输入。鸦片战争时期，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亲自参加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并于1842年撰成《海国图志》。在这部著作里，魏源实事求是地总结了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教训，对清廷的内政、国防、外交提出了一系列开明和进步的主张。他呼吁变革，呼吁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深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学会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一定能赶上西方国家，不再受制于人，落后挨打。魏源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把眼光投向世界、主张对外开放的先进人士之一。他的思想给沉睡闭塞的中国人以振聋发聩的作用，开风气之先，引导大批爱国志士仁人走上向西方寻找真理以振兴中华民族的道路。
左宗棠戍边保疆。面对外国的疯狂侵略和国土新疆的沦丧，“湘军”将领左宗棠坚决主张用武力消灭阿古柏集团，赶走沙俄侵略军，收复新疆。1876年春，左宗棠统帅10万大军离开兰州，进军新疆。军中主要将领都是湘军名将，如刘锦棠、徐万福、易开俊、谭上连等。战士多系湖南籍士兵，骁勇善战。由于左宗棠精通军事，善于指挥，并且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因此，“湘军”所到之处，深得当地人民群众拥护，老百姓主动给“湘军”送茶、送情报、送粮食、送武器、带路，甚至直接上战场作战。“湘军”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周围地区，给侵略者阿古柏与卖国贼白彦虎的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接着，左宗棠指挥各路“湘军”向南疆进攻，很快收复吐鲁番与其他敌军据点，阿古柏绝望自镣，“哲德沙尔国”伪政权被消灭。左宗棠率领的清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阿古柏匪帮既平，左宗棠即致力于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他在肃州做了一副棺材带到前线，表示他不收复伊犁，就不活着回来。他还向清廷建议在新疆设省，巩固西北国防。
谭嗣同献身维新运动。谭嗣同在担任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幕僚时，走遍大半个中国，对清王朝的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和民族的危机，有直接的体察。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他改变现实黑暗政治的强烈愿望。后来，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决心在中国掀起维新变革的热潮。1895年，谭嗣同在浏阳首创传播自然科学为主的算学馆；接着，他和唐才常集资筹办《湘学报》、《湘报》，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的新思想；尔后，他在熊希龄等的倡议下，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批准，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第一所近代新学校——时务学堂，熊希龄为该校总提调，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等任分教习，有蔡锷等学员200余人，为维新变法培养了大批人才，推进了学校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时务学堂在湖南和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898年6月，谭嗣同应光绪皇帝的诏书，到京军机处，参予新政事宜，积极推动变法维新。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总代表慈禧太后等密谋发动政变后，有人劝说谭嗣同逃离北京。谭嗣同却大义凛然回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监牢里，他面对死神，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时，他写下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898年9月18日，谭嗣同与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等6位维新派志士被顽固派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陈天华唤醒国人。陈天华1903年获官费留学日本。他见祖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力主救亡图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各种爱国活动，先后成为“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分子。并撰写《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赤子之情，血泪之声，愤怒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他咬破手指，写了好几封血书寄回湖南，激励湘人准备与帝国主义和清廷反动统治者作最后决战，以挽救祖国的危亡。1904年，他回到长沙，与黄兴等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并策划江西巡防营反正和长沙起义。后因事败再赴日本。1905年，他与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发起成立革命组织同盟会，被选为同盟会本部书记。同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中国留学生内部反帝思想与行动不一致，陈天华激愤不能自解，留下《绝命书》，投东京大森海湾自尽。他在《绝命书》里写道：此举在求国人“去绝非行”、“有所警动”、“坚忍奉公，力学爱国”。陈天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宣传家，也是同盟会为国捐驱的第一人。
蒋翊武、黄兴领导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是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丰碑。武昌起义虽然发生在湖北省，但是起义过程中的两位总司令都是湖南人，一位是澧县的蒋翊武，一位是长沙的黄兴。
1909年，蒋翊武投笔从戎，在武汉参加新军，加入革命团体振武学社。振武学社因革命活动暴露改名为文学社后，他被推举为社长，积极拥护孙中山，遵从同盟会纲领，以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不到半年，社员由数百人激增到四五千人。1911年，粤、湘、鄂、川四省爆发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清政府的卖国政策。在同盟会的策划下，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社联合组成起义领导机构，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拟定武装起义计划，并派员赴上海与宋教仁等联络，约请黄兴来鄂主持大计。
黄兴，又名黄克强，1898年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时，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国家民族危机日益关注。1902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03年他与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被推为会长。根据他的提议，华兴会确定的革命方略是：由湖南首先发难，然后谋划各省响应，以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之目的。他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一起商讨起义计划，决定趁农历十月初十慈禧七十岁生日那天在省会起义，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阳、常德、浏阳、衡阳、宝庆五路策应。黄兴为筹集起义经费变卖了他的祖传田产。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黄兴化装逃往上海，不久转赴日本。第二年，黄兴在日本与孙中山筹划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选为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不久回国，先后领导了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与广州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时，黄兴应蒋翊武等之请，由香港经上海赶到武昌，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率领起义军在汉阳前线同清军奋斗20余日。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1913年爆发“二次革命”，他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后又为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筹措军饷。黄兴是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历史上有“孙黄”并称的美名。
湖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爱国运动，并且很快发展到全国。从此，中国革命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这一历史时期，湖南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湖南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湖南先后涌现出一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蔡和森、何叔衡、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李维汉、李立三、李富春、谭震林、邓中夏、向警予以及郭亮、夏明翰等。他们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统治湖南的北洋军阀张敬尧极力阻止与破坏湖南的爱国学生运动。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率领新民学会会员，冲破张敬尧的阻力，以长沙为中心，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担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会长。6月25日，学联与长沙各界数千人，举行了抵制日货游行大会。7月7日，长沙各界近万人在教育会坪焚烧大批日货。省学联还组织31个讲演团分赴各地，进行反日爱国宣传活动。毛泽东主编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他以磅礴的气势号召打倒一切强权，满腔热情赞颂十月革命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第一次提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号召建立“民众的大联合”，以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
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团结、联合社会各界，把“五四”爱国运动引向反对湖南的最高统治者张敬尧，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驱张运动”。他与何叔衡、彭璜等率领“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和上海等地，揭露张敬尧残酷统治湖南、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激起全省与全国的公愤，最后把张敬尧赶出了湖南，取得了“驱张”的重大胜利。
以蔡和森、向警予为代表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一方面勤奋学习，研究各种革命学说与主义，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方面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造就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优秀人才。1920年新民学会由原来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进步团体发展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它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与中共旅欧支部的创建，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干部和组织准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蔡和森和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
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于10月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一级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他任支部书记，何叔衡、易礼容为支部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在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50多名成员中，湖南人最多，居各国之冠。除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外，在上海小组中有李达、李中、林伯渠、李启汉、陈公博；在北京小组中有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等；在日本（留学生）小组中，有周佛海（后叛变），在法国旅欧支部中有李维汉等。其中，李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工人党员，缪伯英是第一位女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开展工人运动上。中共湖南支部建立后，毛泽东把党、团骨干李立三、刘少奇、郭亮、毛泽东、罗学瓒、夏明翰、蒋先云、毛泽覃等，分别派去安源、水口山、奥汉铁路和长沙各产业、行业中创办工人夜校或俱乐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
1922年9月14日，震惊全国的安源大罢工爆发了。路矿当局见状，用钱收买赣西镇守使派兵来安源镇压，工人们更是激愤。刘少奇大义凛然，深入虎穴，到戒严司令部与反动当局进行谈判。敌人用杀头来恐吓刘少奇，但刘少奇毫不动摇，置生死于度外，理直气壮地回答：“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罢工工人万余人，包围谈判楼，愤怒高呼口号，声援刘少奇的谈判，迫使路矿当局与军警头目最后基本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历时5天的安源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完全胜利，成为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一面“胜利旗帜”，对全省和全国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安源大罢工胜利的影响下，郭亮等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粤汉铁路大罢工。郭亮在岳州东站第一个卧倒在铁路上，大批罢工工人跟着一齐卧轨，阻止火车通过。经过顽强斗争，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终获胜利。
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1923年9月，湖南农村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农民组织——岳北农工会。这是全国产业工人同农民相结合的伟大开端。水口山工人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湖南的最高统治者、湘军军阀赵恒惕的老家衡山岳北地区。
1925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党中央回到故乡韶山。他利用走亲访友等方式，广泛接触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与农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要求，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开展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他秘密串联，首先吸收农民积极分子毛福轩、毛新枚等入党，成立中共韶山支部。接着组织秘密农会，领导农民开展粮食平粜与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租额的斗争。韶山地区成立农民协会30多个，会员达8200余人，至是年底，共产党员发展到110多人，成为农民运动坚强的领导核心。
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湖南农民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至1926年4月，全省27个县秘密建立了区乡农民协会。农民组织起来后，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一）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这是农民运动的中心内容；（二）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三）大规模开展经济斗争；（四）大力破除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同时，农会开办农民夜校，教农民学文化，学革命道理，提高农民的文化思想素质与革命觉悟。
1926年12月，湖南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恭请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会指导。大会以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满怀激情地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原来生气蓬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面对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只剩下唯一的选择：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9月初，毛泽东前往安源实施起义计划。他在安源召开军事会议，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并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
1927年9月20日，工农革命军1500多人，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向湘赣边境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发。从进攻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冬，中共湖南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约40余次。其中规模较大的除秋收起义外，还有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湘南起义，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桑植起义，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通过武装起义，我们党先后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和湘赣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开辟，对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共86800余人，被迫离开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与何键，急调中央军和湘、桂军40万人马，修筑500多个碉堡，建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消灭。由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挥有力，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红二、六军团全部撤离湘境，胜利完成向黔东地区转移的战略任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新阶段。8月18日，湖南人民抗敌总会广泛开展募捐，湘籍军队源源不断开往前线，至8月27日，计有7个师2个旅离湘，开往前线杀敌。衡阳人民组织抗日敢死挺进队130余人，其中妇女40人，奔赴战场。同年10月，湖南文化界的中共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600多人参加成立大会，推选吕振羽、田汉、翦伯赞、张天翼等著名作家23人为理事，通过以“团结抗战、持久抗战”为宗旨的《文抗会章程》。“文抗会”组织讲演队、歌咏队、街头剧团、壁报团、慰劳队、难民指导委员会、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战时常识训练班，创办《抗战文化》、《农村周报》、《抗战小丛书》等刊物，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慰劳伤兵难民，指导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从1938年11月日军侵占湘北的临湘、岳阳至1944年8月衡阳沦陷，湖南一直是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在这期间，湘南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抵抗日军的侵略。
1944年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派遣以王震为司令、王首道为政委的南下支队5000余人，离开延安，进军湖南。1945年3月26日，南下支队进占平江县城，建立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南下支队的到来，大大鼓舞了湖南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与勇气。南下支队在湖南期间战斗的足迹遍及19个县市，打击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留下了革命火种，对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5年4月初，日本侵略者以8万多兵力发动了以进攻芷江为目标的湘西战役，企图摧毁芷江机场，打击中国军队，保持湘桂、粤汉铁路及长江航运的畅通。中国军队在雪峰山地区顽强阻击，经过50多天的战斗，粉碎了日军进占芷江的企图。从此，中国军队乘胜攻复桂林、郴州，并在缅甸北部与云南西部开展反攻。中国抗日正面战场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9年，中共湖南省工委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全面分析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有利形势及程潜、陈明仁的历史、思想、处境，积极而稳妥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湖南和平解放。
为了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实现湖南和平解放，中共湖南省工委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迫使白崇禧向湖南、广西败逃。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人民解放军分三路进军湖南；西路大军由四野十三兵团组成，自湖北西部之宜昌、沙市地区渡长江，向湖南省西北的澧县、临澧、石门等县疾进，然后经常德、益阳迂回到长沙西北；中路大军由四野十二兵团组成，由湘鄂边界向湘北的岳阳、平江前进，正面向长沙进攻；东路大军由四野、二野各一部组成，其中一路西渡赣江，向萍乡推进，迂回至长沙东南。三路大军，形成钳形合围之势。这对推动程潜、陈明仁起义，实现湖南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有37名将领签名的起义通电，宣告起义。
8月5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第一三八师在小吴门举行入城仪式。分三路浩浩荡荡进入长沙市区。长沙市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响彻古城长沙上空。
省会长沙宣告和平解放后，湖南仍有大片土地为白崇禧部及一些土匪特务所盘踞。因此，不少地区仍然是经过战斗解放的。直到1950年10月绥宁县解放，湖南全境解放，湖南迎来了阳光灿烂的天空。从此，三湘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昂首挺胸，踏上了建设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新湖南的伟大征程。

三、经济

湖南是一个物产丰富、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早在唐代，湖南便有大批的税米调运京城，当时潭州（湘潭）、鼎州（常德）的工匠就能造出载鱼虾万石或稻谷万斛的大船，将湖南农产品运往四方。湖南的茶叶，陶瓷等特产，更是名扬天下，远销海内外，其中的精品被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到了明、清两代，湖南的湘潭、长沙、衡阳、常德等地，已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粮食集散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南的有色金属采冶业更是兴盛一时，产品为欧美各国争相购买。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的工厂数量，也曾一度在全国还未被日军侵占的省区中名列前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湖南的经济在历史上，曾有过相对发达和繁荣的时期。
然而，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统治，加上自然经济的固有束缚和局限，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为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历史上曾几度出现的相对繁荣，不但只限于少数区域，而且也都是昙花一现，未能保持下去。1949年，湖南全省有40%以上的土地荒芜，农业歉收，市场萧条，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经济建设的序幕也同时拉开。湖南大地上获得解放的几千万人民，为改变湖南的贫困落后面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热潮中。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花，已经在湖南这片沃土上遍地开放，并结出累累硕果。
在旧中国，湖南的经济状况虽曾稍强于其他不少省份，但生产规模不大，经济实力弱小。1949年，全省的社会总产值还不到22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7亿多元。按当时全省总人口计算，人均社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仅分别为72元和59元。
1997年，湖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993.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855.75亿元，第二产业1166.97亿元，第三产业970.28亿元。
（一）农业
湖南省有优越的土地资源，其中耕地面积约比全国各省区的平均数高4%，宜林宜牧荒地面积高出全国各省区平均数30%以上，可养殖的淡水面积是全国各省区平均数的2倍，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潜力很大。
湖南不仅是一个农业资源上的大省，更是一个全国著名的农业产出大省。湖南以占全国2.2%的土地面积和3.4%的耕地，生产出了占全国5%以上的农业总产值、6%以上的粮食、8%以上的猪肉和10%以上的淡水鱼，并直接养活了占全国5%以上的湖南人口，为湖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农牧渔业
湖南农业开发的历史悠久，加之农业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经过湖南人民几十年的努力，粮食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出现过多次重大突破： 1952年，湖南的粮食总产量有史以来突破了1000万吨，1971年突破1500万吨，1978年又突破2000万吨，1983年达到2500万吨，1997年又达到2876.99万吨。粮食的每亩单产，也由1949年的129公斤增加到现在的372公斤以上。湖南已拥有醴陵、双峰、衡东、湘阴、邵东等一批成建制的双季稻亩产过吨粮的先进县市。
湖南的生猪饲养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49年湖南的肉猪出栏头数只有109万头。到1953年，仅4年时间便突破500万头大关。其后几经波折，到1972年又突破1000万头大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肉猪出栏头数也于1979年和1984年分别突破1500万头、2000万头的大关； 1987年和1991年又分别突破2500万头和3000万头的大关。1997年，湖南的出栏肉猪达到5837.60万头。
湖南的渔业生产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97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达110.76万吨，在农业部开展的“全国渔业生产先进奖”评选中，湖南省及沅江、湘阴、华容、安乡、祁东、湘潭6县市，跨入了全国渔业“十强省百强县”行列。
2.农产品商品率
湖南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农民自身吃饭穿衣的问题，使广大农民不断向小康水平迈进，而且农业的商品率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保障城市供应和扩大外贸出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湖南农产品调出省外的数量也大大增加。1981年以后平均每年在120万吨以上。湖南的生猪每年外调的数量也相当大，8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外调300万头，加上外贸出口及民间运销省外的数量，1991年以来的近6年平均每年调出生猪500万头以上，仅1991年，全省外销生猪就达960万头。
3.乡镇企业
湖南的乡镇企业起源于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时期，蓬勃发展于农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97年，湖南的乡镇集体企业已发展到93837个，遍及全省城乡各地，从业人员近250.08万人，营业收入1105.66亿元。和全国其他省区比较，湖南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人数还是总产值，都已进入全国前10位之内，高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此外，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湖南的乡镇企业还推出了许多不但畅销省内国内，而且还蜚声海外的名优拳头产品。其中，茶叶、瓷器、松花皮蛋、烟花鞭炮、钨砂等100余种产品，不仅在省内较有地位，还发展成为稳定的出口货源，远销世界各地，为湖南创造了约占全省总额1/4的外汇收入。
湖南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但使自身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还促进了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农村的产业结构已出现了农林牧副渔业并举，农工商全面发展的可喜变化，非农产值已占农村社会的总产值的40%以上，比1980年非农产值所占的比重约高20个百分点。以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产值，已约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约占全省社会总产值的20%，其中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工业产值，也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0%以上，为湖南工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工业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二）工业
建立工业和振兴工业，实现工业的现代化，是湖南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现在，这个美好的愿望正在逐步变成活生生的事实，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和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正在湖南建立起来。
到1997年底，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已发展为27015个，全年工业总产值1884.99亿元。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湖南工业从零起步，迅速崛起，不但创造出产量、产值的新纪录，而且还拥有相当完善的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
湖南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发展起来。1997年全省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达到723家，是湖南工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随着企业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和大中型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湖南工业生产的规模实力也迅速地增强。目前，湖南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加工、机械、电子、化工、建材、纺织、造纸、食品等工业部门，已逐步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并为湖南今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冶金
湖南的矿产资源丰富，素有“有色金属之乡”、“锰矿之乡”的美称，采冶历史也相当长。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冶金工业获得了飞速发展，至今已形成由钢铁、有色、锰业和黄金等4个系统组成的冶金工业体系，年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数千倍，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上升到13% ，成为湖南工业的重要支柱。
在湖南的冶金工业中，钢铁工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特别是80年代以来，钢铁工业建设卓有成效，形成了包括采矿、造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金属制品、机修、耐火材料、铁合金、碳素制品等门类齐全完整的综合生产体系，并拥有湘钢、涟钢、衡管、冷铁等省内外闻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1985年，湖南钢产量首次突破100万吨后，1997年又达到了175.6万吨。此外，湖南的钢铁工业还拥有一批如金属制品、建筑螺纹钢、高精度钢管、铁合金等名优拳头产品。其中铁合金系列产品，不仅产量在全国排名第4位，而且在质量上也饮誉全国，并远销日本、美国、西欧和东南亚。
湖南的有色金属工业，不但是冶金工业的优势之一，还是湖南全省工业的一个特色。与全国各省区相比，湖南有色金属工业中的采选业产值，位居全国第2位； 10种有色金属总量亦居全国第2位，其中的锑品名列第1位，产量占全国总量的75%以上；锌、汞排名第2位；铅、锡位居第3位。现在，湖南的有色金属工业不但拥有被誉为“铅都”的水口山铅锌矿和闻名世界的“锑都”——锡矿山锑矿，以及桃林铅锌矿、宝山铜矿、柿竹园多金属矿等一批大中型矿山，还拥有专业冶炼和加工的株洲硬质合金厂、株洲冶炼厂、湘乡铝厂等一批国内以至世界著名的骨干企业。
2.机械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机械工业经过艰苦创业，至今已发展成为一个门类较全、基础较好、初具特色和具有相当实力的工业部门。现在，湖南的机械工业已是全省最大的工业部门，其企业数、职工数和固定资产等，均大体占全省的1/5左右，居全省各大工业行业之首。
湖南机械工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了大批技术装备，也为人民生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日用机电产品。现在，湖南的机械工业已能生产逾万种产品，其中有不少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如株洲电力机车厂自独家生产了我国第一代铁路电力机车——韶山Ⅰ型电力机车后，一直保持着全国的领先地位，至今已生产了1300多台各种型号的电力机车，分布在宝成、成昆、陇海、太焦、湘黔、鹰厦等电气化铁路干线上，在全国铁路运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他机械工业产品，如湘潭电缆厂生产的铜包钢、铝包钢电缆，亦为全国独家产品；长沙机床厂生产的拉床、插床等机床，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左右；长沙水泵厂生产的大型循环泵，产量占全国的4/5; 株洲摩托车厂生产的重型摩托车，产销量也占全国的1/4; 长沙鼓风机厂生产的罗茨风机、浦沅工程机械厂生产的汽车吊、株洲电焊条厂生产的电焊条、湘潭电机厂生产的电动轮自卸车、江麓机械厂生产的60吨塔吊和株洲火花塞厂生产的火花塞等产品，均以质优著称全国，并且产销量在全国占有很大比重。此外，全国第一台用于北京地铁和支援朝鲜地铁的牵引电器电控、第一台工矿电力机车，第一台百吨电动轮自卸车，第一辆“三防”步兵战车，第一个双足步行的机器人，第一台磁悬浮列车，第一台智能工具机，第一架“蜂王”飞行器，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等等，均系湖南制造。这充分显示出湖南机械工业在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研制方面的强大实力。
机械工业门类中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亦即电子业，是湖南新兴的一个工业行业。国防科技大学创造出的“银河”Ⅰ、Ⅱ型巨型高速电子计算机，湖南计算机厂开发出的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高级显示处理系统，还有大批量、中高档家用电器的生产等等，都标志着湖南电子工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和系列化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3.轻纺
湖南的轻纺工业，有着悠久的辉煌历史。早在公元前，湖南就能烧制出红陶和彩陶，而唐代的岳州窑青瓷和铜官窑釉下褐绿彩瓷，明初的益阳窑釉下青花瓷，清末的醴陵釉下五彩瓷等，均早已名扬天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精美的丝织物，也无不令世人赞叹。
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南的轻纺工业不但未能获得较大发展，反而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的轻纺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轻纺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1997年湖南轻纺工业产值已超过1700亿元，按全省人口平均已达到2700多元。按可比价计算，分别比1949年全省轻纺工业产值及人均轻纺工业产值增长了100多倍和50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湖南轻纺工业现已拥有纺织、造纸、陶瓷、食品、日化、家电、日用机械、日用金属品、竹木加工、文化用品、印刷、包装、日杂等几十个工业行业，4万多个企业，能够生产出品种以万计的轻纺工业品，不仅基本能够满足省内需求还具有一定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在轻纺工业中，食品工业近几年来发展较快，目前已成为湖南全省工业中的第二大行业，产值在整个轻纺工业中也占到1/3左右。近年来，湖南狠抓食品的精深加工，优质食品种数及产量增长较大。诸如君山银针、古丈毛尖、酒鬼酒、白沙液酒、龟蛇酒、龙牌酱油、浏阳豆豉、益阳松花皮蛋、白沙烟、芙蓉王烟、湘莲、湘粉、蜜桔罐头、猕猴桃汁、长沙巧克力、顶俏植物油、旺旺系列食品等等，近几年产量都大幅度增长。烟草行业中的以长沙卷烟厂、常德卷烟厂为骨干的企业，历来为湖南的创汇大户，在1997年他们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中大胆创新，锐意改革，加快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步伐，全年生产卷烟249.88万大箱，跃居全国同行业先进行列。
湖南的纺织工业已发展成为全省工业的重要支柱。过去一个时期，纺织工业的重心在棉纺，结构比较单一，行业的竞争力不强。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纺织业按照以棉纺为基础，以苎麻为特色，以化纤为重点，形成纺织，印染，直至服装加工一条龙的方针，逐步调整了行业结构，使整体实力大为增强。其中苎麻纺织的能力及产量，均列全国第一。
具有悠久历史的陶瓷和造纸工业，不仅在目前的轻纺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湖南工业的特色和优势所在。湖南，陶瓷工业现以醴陵、长沙、衡阳、洪江和新化等5大产区为重心，形成了一个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陶瓷生产和出口基地。近几年来，湖南陶瓷工业在产值、产量、出口产品及创汇额等方面，均位居全国前三名之内。造纸工业，则由原来只能生产有光纸、书写纸等几个品种，发展到可以生产文化用纸、工业用纸、包装用纸以及特殊用纸等共80多个品种。其中的胶印书刊纸、凸版印刷纸的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湖南已成为全国造纸工业的八大省之一。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湖南轻纺工业注意发展那些市场需求量大，而省内尚属空白的行业及产品，先后发展和建立了如家用电器、合成洗涤剂、日用化妆品、塑料加工、室内装饰等新兴行业。例如耐用消费品方面，过去只能生产一些品种单一、技术落后的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手表等“老三件”产品。而现在，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电视机、家用空调、燃气灶具等新一代产品，已在轻纺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三）交通邮电
1.交通运输
湖南古有“泽国”之称，水运条件优越。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联结着近300条大小河流，纵横交错，遍布全省。早在西周时期，“湘江一线已成为南北交通要道”，到了战国时期，四水及主要支流船路畅通，使水路运输在湖南率先得到发展。湖南的陆路交通，起源于秦朝及以后历代修筑的驿道，至明朝时期，湖南已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通往湖北、广西、广东、贵州和江西的5条干线。
湖南交通运输的历史虽十分悠久，但几千年来都是以古老的车马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从事运输的。
旧中国湖南的交通，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加之战争破坏，发展极为缓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南的铁路营运里程不足千公里，公路可勉强通车里程3000公里，水运通航里程虽有万余公里，但可常年通轮船航道仅2000公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交通建设，先后拿出近百亿元的资金，投入到湖南的铁路及站场、公路干线、主要航道、机场等交通设施的建设上。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也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悟出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深刻道理，从而不断掀起全民大办交通的高潮。目前湖南的交通运输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基本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5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路网密布、立体交叉的现代化综合运输网络。
湖南地面的综合交通运输线路总长达7.42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近5倍。40多年来，平均每年新增运输线路1300多公里，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湖南平均3年新建的交通线路，就大体相当于旧中国的湖南近百年时间所建的交通线路的总和。
几十年来，湖南相继修建了湘黔、枝柳两大干线，以及娄邵、醴茶、韶山等支线，中央铁路营运里程达3200多公里，为建国初期的2倍多；地方铁路也从无到有发展到344公里。
公路交通建设的成就也十分显著。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公路里程以平均每年新增1300公里的速度发展。1997年已达到5.976万公里，是建国初期的19倍多，而且公路的技术等级有了极大提高，高速公路从无到有。长潭高速公路已全线通车，湘潭至耒阳高速公路已全面开工。全省已形成了以省会长沙为辐射中心，以纵四横三共7条国道干线为骨架，连接着70条省道、18条省际联络线和纵横密布的县乡道所构成的公路运输网。公路运输工具的增长也相当快。1950年，湖南全省仅有1100多辆民用汽车，1997年突破38万辆。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公路客货运输量也大幅度增长。
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建设，成就也很显著。水运运输船舶的性能和数量有了很大提高，水运的客货量十倍数十倍地增长。航空方面，湖南目前不但建成了黄花国际机场、大庸机场，并且常德机场已恢复使用，航线11条，1997年输送乘客172万人次，为湖南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为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
经过几十年来的建设，湖南的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湖南目前无论是综合运输网的密度，还是铁路、公路、水路的运输网密度，均为全国平均数的2倍以上。在全国各省区中，湖南境内的中央铁路营运里程数排名第8位，公路通车里程名列第2位，内河航道里程居第4位。湖南的运输工具，民用汽车拥有量名列全国第12位，民用机动船、驳船和帆船拥有量，则分别排在4、6、7位。铁路货运量居全国第10位，公路货运量亦居第10位，而水运量则排在第5位。运输业的总产值和运输业创造的国民收入，湖南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全国第11位。
2.邮电通讯
湖南基本形成了一个以长沙为中心，贯通全省，并与全国各地相联结的初具现代化规模的邮电通讯网络。在邮电通讯网络的基本要素中，1997年湖南拥有的邮电局所已发展到14676个，邮路及农村投递线路总长近30.7万公里，居全国第3位；长途电话电路49349路，电报电路现有398路，居全国前10位以内。
湖南的邮电通讯能力近10年来发展更为迅速，新技术、新设备不断采用，开通了京—汉—广微波，长—益—常微波，京—汉—广1800路中同轴电缆和长—潭光纤通信系统；还开展了卫星通讯、传真通讯和国际通讯；全省县以上城镇都安装了数字程控市话和长话交换机、用户电报自动交换机、公众电话自动交换机，并开通了省内国内程控直拨电话、无线寻呼和移动电话；无线寻呼实现了全省联网，在长沙还建立了无线寻呼、移动电话的自动交换系统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湖南的通讯能力及通讯质量。
随着邮电网络的不断完善和通讯能力的迅速增强，湖南的邮电通讯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97年全省的市内电话用户已达199.6万户，农村电话用户已达66.26万，按人口平均拥有的电话机部数、订阅报刊和邮发函件数，以及通邮路、通电话的乡村比重等，都较之以前有显著提高。其中农村邮电通讯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数，位居全国10名之内。
（四）内外贸易
1.商品流通
湖南的商业在与工农业生产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得到了迅速发展，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对搞活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巨大作用。
湖南商业部门为满足人民对各种物质和文化生活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要，持续不断地组织了大量消费品投放市场。1997年投放到全省市场的各种生活消费品达1287.62亿元。
湖南商业在大力组织和投放生活消费商品的同时，还积极购进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97年，商业部门购进商品总额719.29亿元，其中农副产品46.87亿元，商业部门向农业提供20.92亿元的农业生产资料，比50年代初期增长了近600倍，从而有效地满足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湖南商品流通领域逐步形成了国营、集体和私营个体一齐上，多形式、多渠道和少环节的流通体制，从而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实现了购销两旺。
80年代以来，湖南的个体商业发展异常迅速。个体商业已遍及全省各个角落，极大地缓解了人民群众以往买难、住难、吃难、洗衣难、修理难和理发难等商业服务网点不足的问题，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一支生力军。1997年个体商业销售已占到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5%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商品及物资交流集散场的市场网络建设，在湖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全省已初步形成布局基本合理，大中小相配套，城乡内外相衔接，多级、多层和多形式的城乡市场体系，对繁荣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城市，不但原有老城市的市场得到了改造，使历史上早已形成的湘、资、沅、澧四水沿岸的市场焕发了青春，而且还在一批新兴城市和重要集镇中兴建了许多新的市场，形成了一批新的各具特色的物资交流中心。老城长沙、衡阳、湘潭、邵阳、益阳、洪江、常德、岳阳等地市场，现均已成为本区域、全省乃至跨省区的物资集散中心。而株洲、怀化、娄底、吉首、张家界等新城市及重镇花垣、靖州、石门等，现也都建设成沿铁路干线的区域性、跨省区性的综合与专业、边贸与民贸相结合的重要市场，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流通体系。此外，在全省城镇中，零售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网点已达30万个，平均每万市镇人口拥有的网点数，也由1980年的37个增加到现在的190个，进步十分明显。
在广大农村地区，市场网络的建设也卓有成效。现在，不但农村的集市、墟场等数量增加，交易活跃，而且零售商业、饮食和服务业网点也大大增加。1997年湖南农村的商业网已逾40万个，平均每万农村人口拥有的网点，也由1980年的15个增加到现在的80个，网点建设及分布水平亦有明显提高。
在城乡市场建设中，集贸市场的发展引人瞩目。全省城乡已形成了一大批中小相结合，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相结合、零售市场与批发市场相结合、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结合、室内市场与室外市场相结合等各种类型的集贸市场。
湖南无论是商业网点的密度，还是城乡集贸市场的密度等，在全国都居于较前的位置。其中，湖南的社会零售商业网点数居全国第7位，平均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商业网点数为全国平均数的2倍多；平均每万平方公里拥有集贸市场个数，亦是全国平均数的2倍多；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湖南则高出全国各省平均数约1/4，居全国第11位。此外，湖南商业所创造的产值和国民收入，目前在全国各省区中已排在第9位。这些都说明，湖南的商业贸易及市场发展水平，总体上已基本达到或接近全国的先进水平。
2.对外贸易
湖南对外贸易萌芽于清代。当时广州为全国对外经贸的中心，湖南虽地处内陆，却毗邻广东，故联系交往有地近之利。湖南出产的茶叶、苎麻、烟叶、药材、蜂蜜等多种土特产均运到广州，供中外客商选购，再转销英国、荷兰、东南亚等地。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湖南也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相继设立了岳州及长沙海关，以监督对外贸易和检查进出境商品。民国期间，湖南主要出口一些农副土特产品和锑、锰、瓷器等工矿产品，对外贸易额一直不大。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南专业出口的商号不足30家，从业人员仅200多人，以组织货源者居多，从事出口业务者极少。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对外贸易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自50年代起至今，湖南省的进出口总额虽历经了50—60年代期间的多次起伏波动，但总的来说是逐渐增长的，特别是70年代后期以来更是持续猛增，由1951年的940多万美元起扶摇直上，到1997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达32.83亿美元。
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创汇能力，扩大出口贸易，湖南于70～80年代以来，努力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培植出口货源和培育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经过多年努力，全省现已建立300多个较具规模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这些出口商品基地提供的货源占出口总量的30%以上，其中一些大宗出口创汇产品，出口基地所占的比重更大。
湖南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在新中国建立后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出现了重大突破。1980年至今，全省对外签订利用外资协议累计达2000多份，合同金额达30多亿美元，两项指标均大大超过前30年的总和。其中，仅1997年对外签订的利用外资合同项目就达1080个，合同金额达12.9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3.58亿美元，发展势头十分喜人。
湖南在技术引进和技术出口成交方面，近年来亦相当活跃。1997年，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项目322个，合同金额22646万美元，实际完成营业额达8333万美元。
（五）城镇建设
1.城镇布局
湖南的城镇发展，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即为楚国重镇；其后历经朝代更迭，并伴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湖南又相继出现了衡阳、津市、湘谭、益阳、常德、洪江、醴陵、株洲、岳阳、邵阳等一批城镇。
但是，在旧中国，湖南的城镇发展极为缓慢。到1949年，湖南全省只有长沙、衡阳两个市，建制镇也只有104个。平均每万平方公里只有5个城镇，城镇人口总共只有236万人，占全省当时总人口的比重还不到8%。城镇化水平的层次相当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城镇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现在，湖南全省城镇数量已发展到665个，是1949年全省城镇数的6倍多。其中，城市已达26个，为1949年的13倍；小城镇也增加了535个，比1949年增长了5倍以上。城镇密度现已达到每万平方公里有城镇31.3个，为1949年的6倍多。湖南城镇数量仅次于山东、湖北，居全国第3位。湖南在城镇建设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已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湖南城镇的发展建设，不但在数量上大为增加，而且规模也有较大的扩充，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目前小城镇的平均人口规模，也已达到2万人以上。此外，全部城镇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现已由建国当年的不足8%，上升为19%以上。
随着城镇建设的不断发展，城镇自身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并且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仅以1991年全省26个城市市区情况为例： 26个城市市区以占全省15%的面积和24%的人口，创造出了占全省4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20%以上的农业总产值、64%以上的工业总产值、44%的财政收入和82%的工业利税总额，贡献非常突出。
现在，湖南的城镇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城市为主体，以点多面广的小城镇为基础，并相对均衡合理的城镇体系。26个城市、639个建制镇和3000多个集镇，就象一颗颗大大小小的明珠镶嵌在湖湘大地上。
2.城镇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湖南的城镇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市政公用设施也极为简陋落后。
新中国的湖南，在破烂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城镇公共事业和市政公用设施的改造和建设。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建设，城镇各项建设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城镇面貌有了较大改观。现在，湖南的广大城镇，特别是城市，一座座造型各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片片新颖别致的居民住宅错落有序。衡阳的五一、西湖，长沙的望月湖、红旗区等功能齐全，美观适用的住宅小区，都使其所在城市更具魅力。长沙现在的火车站一带，70年代还十分冷清，而现在，周围遍布商场、公园、宾馆，成为长沙的繁华地带。此外，一条条旧路结合着旧城改造被拓宽拉直，一条条新路纵横于楼群之间，一座座立交桥、天桥凌空架起，一座座大桥横河飞渡，还有一块块园林绿地，一座座艺术雕塑等，如雨后春笋般地矗立于空地街边。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环境，使市容大放异彩。
城市的公共交通、供水和污水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也随着市容的改观而有了极大的改善。城市公共汽车营运路线分别增至2500多辆和5500多公里。按每万人口平均拥有的公共汽车数量，湖南现在远远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城市出租车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城市的自来水普及度，现达到90%; 供水能力和年供水总量，也比建国初的1952年分别增长了数百和数千倍；湖南城市每人平均生活用水量，也比全国城市平均数高出许多。城市煤气及液化石油气，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现全省城市的气化率达到了30%，与几年前的1985年相比增长了2倍多。所有这一切，都较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改善了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四、人口、民族、宗教

（一）人口
1997年底，湖南省总人口为6465.0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629.00万人，农村人口4836.00万人。总人口中男性3356.43万人，占51.92%，女姓3108.57万人，占48.08%。湖南省认真贯彻基本国策，实行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1997年为12.5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6‰。人口寿命增长，死亡率逐年下降，1997年为6.99‰，比1950年下降了15.8个千分点。湖南人口文化素质呈逐年上升趋势，1964年7月1日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省总人口3718.23万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或相当于大学文化的270人，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1990年湖南每10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为22567人。湖南人口分布呈马蹄型，是全国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之一。1983年平均每平方公里261人，为全国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101人的2.6倍。全省人口密度最小的湘西山区每平方公里137人，最高的为湘潭市，1989年为每平方公里523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社会劳动者中的职工人数直线上升，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升降呈马鞍型。1997年底，全省社会劳动者3560.29万人，其中职工为597.48万人，城镇个体劳动者200.36万人，农村劳动者2744.33万人。
（二）民族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共有51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92.07%，各少数民族人口占7.93%。50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在1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23个，其中土家族、苗、侗、瑶、白、回、壮、维吾尔、满、蒙古、布依、彝族等12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000人。湖南少数民族大都分布在湘西、湘南等边远山区。为了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全省陆续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截止1990年底，全省共建有79个民族乡。湖南省全省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互助，友好相处，共同开发和建设湖南，为湖南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宗教
湖南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自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僧人竺法崇到长沙传教，创建麓山寺、佛教自始传入湖南。道教于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进入湖南。伊斯兰教自元末明初朱元璋及其子朱棣军驻戍湖南常德、邵阳等地，军中回族、维吾尔族将士多在居地屯垦居业，并有随军阿訇，使伊斯兰教得以传布。天主教自明崇祯九年(1636)有外国传教士涉足湖南，潜形传教。基督教自清同治二年 (1863)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令率先来湖南传教，活动点分布在14个地州市城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得到了妥善维修与保护，同时废除了寺院封建制度，倡导“农禅并重”，创办寺院的农工生产并开发名胜古迹的旅游事业。

五、文化、体育、卫生

（一）文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南的各个文化艺术领域涌现出大批优秀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在湖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文化设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南城镇群众文化设施大量增加。到1997年底，共建群众文化产业机构26058个，此外，还有大量各类型营业性舞厅、音乐茶座、卡拉OK厅、录像放映点等。逐步形成了市、区、街道三级文化网，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并举的文化体系。其中有相当一批先进的大型文化设施。
1984年7月迁入新馆舍的湖南图书馆，主体建筑面积22900平方米，其中12层书库10071平方米。藏书累计为312万册，其中有毛泽东著作版本2600余种、10000余册，徐特立藏书15000余册，地方文献善本4939部、50828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物收藏单位。成立于1981年10月31日的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藏书累计为46万册，重点收藏少儿读物及少儿工作者参考用书和教材，同时采集少儿声像读物，是全国首家成立的省级少儿图书馆，江泽民总书记为该馆题写了馆名。
2、文学艺术
湖南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厚的根基。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就曾涌现出欧阳予情、丁玲、沈从文、萧三、张天翼、周立波、叶紫、康濯等许多著名诗人、作家。自1949年至今的40多年里，共创作长篇小说60余部，中篇小说400余部，短篇小说5000多篇，创作出了一批全国乃至在世界上颇具声誉的作品。在全国开展的各种文学创作评奖活动中，湖南获奖的文学作品有35部（篇），获奖作家40多人次，其中有11部小说已被拍成电影或电视片. 湖南文学界的成就在全国受到普遍的赞誉，被称为“文学湘军”。
湖南的地方戏剧剧种较多，约有19种5000多个剧目，尤以花鼓戏、湘剧影响最大，为湖南人民所喜爱。在地方民族戏剧中，尤以苗戏、侗戏较有影响。
苗戏是湘西苗族自治县—花垣县于1954年创立的新剧种。其特点是用苗歌、苗语演唱，以苗族生活动作和苗族舞蹈、武术为基础，稍加发展，形成戏曲动作进行表演。苗戏的第一个剧目为《团结灭娇》，是湖南有名的民族戏种之一。侗戏发源于贵州省，1952年由广西三江县传入湖南通道县侗族聚居区，其特点是以侗语侗调演出，通俗易懂；服饰、道具均系本民族的日常用品加以美化，生活气息浓厚，深受侗族群众欢迎。
50年代初起，湖南地方戏剧事业在挖掘整理加工传统剧目的基础上，创作上演了一批现代剧目，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花鼓戏《打铜锣》、《补锅》和湘剧《园丁之歌》。花鼓戏《三里湾》、《牛多喜坐轿》、《八品官》、《喜脉案》等剧目在全国戏曲演出活动中获奖，多次晋京参加全国性重大纪念演出和调演活动。
其他艺术领域，湖南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先后有一批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在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中获奖。龚爱书、佘致迪作词，马殿银、周佐作曲的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风靡全国，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一批颇有成就的歌唱表演艺术家李谷一、何纪光、宋祖英、张也等，深受全国听众的喜爱。还有湖南的杂技、木偶皮影艺术多次组团，代表中国赴世界各地访问演出。
3、广播影视
湖南的广播影视事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97年，拥有广播电台12座，中、短波发射台26座，平均每日播出节目19套，播出时间224时45分。拥有电视中心台28座，电视台发射台，转播台664座，已逐步形成中央、省、地（市）、县四级办台，四级混合覆盖的格局。1991年以来，又由省会长沙领先，各地先后办起了有线电视台。全省平均每周电视播出时间为1734个小时，覆盖率达87.71%。拥有电影制片厂一个，省、地、县三级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机构275个，放映队4805个。
潇湘电影制片厂是1977年11月14日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故事片生产厂家，占地面积约100亩，厂房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设有中、小摄影棚，演员排练厅，标准放映厅，置景棚等。建厂10多年来摄制故事片60余部，新闻纪录片近百部，先后有10余部在全国获奖，其中故事片《候补队员》获文化部1983年优秀影片特别奖和第14届秀福尼国际儿童少年电影节一等奖。1991年摄制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围绕着毛岸英牺牲这一中心事件，展示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着力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和巨大的人格力量。它融革命情、父子情、夫妻情于一体，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江泽民、李鹏、宋平、李瑞环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该片后，给予高度评价。该片还被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献礼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欢迎。
4、新闻出版
近20年来，湖南的新闻事业日趋繁荣，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以报刊业为例，1976年10月，湖南仅存报纸14种，至1997年底，则已拥有正式期刊212种，正式报纸61种。当年出版图书2856种，初步形成一个面向大众、门类齐全、多层次的报刊、广播、电视相互配合的新闻网络，在信息传播、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反映新情况、新问题、反映群众呼声，进行舆论监督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湖南的出版事业声名显赫。自湖南省新闻出版局1978年3月成立以来，在原有一家综合性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科技、美术、教育、文艺、少年儿童、岳麓书社（古籍）、新闻图片、湖南画报、科教语言音像、地图等专业出版社，以及湖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大学出版社。1978～1988年累计进入国际市场的图书2500多种，80余万册。1979年，在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上，湖南出版界所倡导的“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有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的地方出版工作方针，至今仍为全国各省出版部门沿用。图书出版门类、品种齐全，质量较高，在国内外的出版业中颇负盛名，有“海内书林”，“湘版出众”的美誉。1978年到1991年，共有284种图书获全国性优秀图书奖、封面奖、插图奖，文学翻译作品《火与剑》、《洪流》获波兰国家文学艺术奖。
（二）体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里，湖南的体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城乡群众体育活动逐步普及，体育设施大为改善，涌现出一批为国家和湖南人民争得荣誉的优秀体育人才。湖南从事的体育运动项目已达30余项，约有三分之一的项目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一些项目达到亚洲和世界水平。1997年，在国内外的正式比赛中，湖南运动员共夺得金牌35.5枚，银牌27枚，铜牌33.5枚，破全国纪录2人、2次，3项，在参加国际比赛中获金牌12枚，银牌铜牌10枚，打破亚洲纪录8人、46次、17项，打破世界纪录8人，56次、17项。先后有5个项目的教练员26人次受到国家委派，前往10多个国家担任专家。
截止1997年，湖南拥有一批大型体育场馆和训练基地，其中较大体育场36个，体育馆52个。1987年10月建成的贺龙体育馆，建筑呈椭圆形，气势雄伟、壮观，占地15万平方米，看台面积2.1万平方米，可容纳观众5.5万人，仅次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广州天河体育场，居全国第三位。内场面积2.4万平方米，中央为标准天然草地足球场，球场外围为桔红色环形塑胶路道，场内地面平整度水准差3毫米以下，达到国际比赛标准。
湖南还先后建有长沙树木岭、郴州、岳阳3个大型体育运动基地。其中郴州训练基地位于郴州市北湖公园畔，风景幽美诱人。1980年3月正式定为国家体育冬训练地，总面积为5万平方米，为我国女排的“五连冠”作出了重大贡献。
湖南的男女体操队，组队于1956年，在国内外正式比赛中，先后多次夺得全国、亚洲和世界冠军。1984年4月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体操锦标赛中，湖南运动员彭亚平夺得吊环冠军，是湖南扬名世界体坛的第一个体操运动员。在1986年和1990年的第十、十一届亚运会上，湖南运动员陈翠婷技压群芳，夺得6枚金牌。1992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湖南12岁女将陆莉，成为湖南省第一个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运动员。除此之外，湖南还有一些著名的体操男女运动员李敬、马英等。湖南体操多年来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为国家体操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湖南的射击竞技运动位居全国首列，举重运动有着较高的水准，组队至今，在国内国际正式比赛中多次夺冠。
湖南的羽毛球运动多年跻身于全国甲级队行列，两次获得世界冠军，拥有梁秋霞、李芳，唐九红等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
在其他运动项目中，湖南也有一定的优势，其中以跳水运动著名，培养出了驰名国际体坛的跳水运动员熊倪。
（三）医疗卫生
湖南医疗卫生事业专业门类趋于齐全，在妇幼保健、医学科研、医学人才、医学管理等方面有着较大成绩。到1997年底，拥有卫生事业机构9177个，专业技术人员25.08万人，病床14.4万张，平均每万人口20.84张，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城市除设有市、县、区级医院外，还有街道医院、街道居委会的群防站、红十字卫生站等基层组织；企业和学校设有医院、医务室等。乡村除建立乡镇卫生院、所外，绝大部分村设有医务室。形成了一个包括各级各类卫生机构、各种卫生人员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湖南的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25‰下降至1997年的6.99‰，人均寿命由35岁提高到70岁左右。
湖南的医疗卫生机构中，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第二、第三医院，省人民医院，湖南中医学院第一、第二附属医院，省肿瘤医院，省儿童医院，省妇幼保健院等大型医疗卫生单位，以其精良的设备，高超的医术，享誉省内外；桃源县和湘乡市中医院的眼科，常宁县、新邵县和长沙县中医院的骨伤科，慈利县中医院的化浓炙哮喘治疗，沅陵县中医男性病医院的男性不育症治疗，津市中医院的脉管炎的治疗等，则以著名的特色中医专科闻名遐迩。它们代表着湖南中西医疗技术的整体实力水平，为保障湖南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贡献。
湖南是全国血吸虫病的主要流行区之一，流行区域分布在湘、资、沅、澧四水尾闾地带和广阔的洞庭湖区，尤以洞庭湖为主要疫区。党和政府一直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省里先后拨款1.5亿元用于全面查螺灭螺，对人畜进行同步治疗，使血吸虫病得到了有效的防治。

六、教育与科技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湖南的教育、科技事业也呈现出日益兴盛繁荣的局面，成绩显著。
（一）教育
湖南的教育事业，有着辉煌久远的历史。早在春秋末期，以长沙为中心的楚文化教育，就与北方的齐鲁、宋梁并立，成为当时华夏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之一。两宋时期，分别于公元976年、997年创建的长沙岳麓书院和衡阳石鼓书院，开全国书院教育之先河。到了近、现代，在源于南宋初期的湖湘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求仁履实”学风的影响下，湖南先后造就出陶澍、魏源、汤鹏、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还造就了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继续前进，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1、基础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省、地（市）各级地方政府用巨额资金以及社会多渠道集资投入教育，使湖南的基础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国家和社会资金的投入，改善了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遍布湖南城乡的几万所学校，已有2/3左右新建或改建了校舍，多少年来威胁着广大师生的校舍危房，绝大部分已经拆除，且目前仍在继续抓紧改造。相当一部分老、少、边、穷地区，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精神，兴办起学校，尽可能地为学校充实了教学仪器设施。全省所有乡镇中心小学的建设，都基本达到了“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教师有住房，有活动场地，有图书仪器，有勤工俭学场所”的“一无六有”标准。并有相当一批学校，开始以其具有现代化风格与气派的华美建筑和先进的设施，展示出时代的风采，成为吸纳和传播现代文明的基地，成为新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
1950年以来，湖南建立了33所中等师范，9所师范专科学校，3所本科师范院校(含部属师范学校1所)，加上省和地、州市办的15所教育学院，以及100多所县教师进修学校，已经形成了一个分布均衡，结构合理，以培养为主、培养与培训兼有的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每年以将近两万之众的数量，给师资队伍以新的补充，成为湖南教师队伍的重要基地。
1997年湖南各级各类学校共有教职员工70.40万余人。从职工的学历看，符合国家规定学历的教师，小学达90%，初中达60%，高中达50%。并且涌现出大批尽职尽责、热爱人民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和先进模范人物。
湖南教育事业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方向，质量与效益都有明显提高。1997年，全省小学毕业生106.86万人，升学率为95.7%; 初中毕业生76.03万人，升学率为50.0%。高中毕业的升学统考成绩，多年来一直稳定在全国前列。
湖南中学生从1987年开始，先后参加了由国家统一组队的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头一年，湘阴县一中的刘雄夺得一枚金牌。以后几年，湖南又有多名学生在全国奥林匹克选拔赛的决赛中获全国一等奖，长沙市一中和湖南师大附中的学生还先后在国际奥赛中夺得银、铜牌数枚。在1992年第23届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湖南师大附中和沅江一中的学生李翌、罗卫东又双双摘取两枚金牌。这次奥林匹克赛，中国代表队获金牌5枚，并在全部参赛国中列总分第一，其中湖南参赛学生功不可没，充分显示出了湖南中学教育的实力和地位。
1991年湖南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表明，全省中、小学生的身高、体重均明显增长，已经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中学生的体育合格率达到99.1%，达标率达到85.2%。
德育是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湖南各学校的德育教学普遍得到加强，德育教学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日趋活泼，先后开展了诸如“文明校园”建设活动，“树立起人生路标”读书活动，“教书育人”演讲比赛，“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三好学生夏令营、冬令营等，使学生思想道德水准不断得到提高。近几年内，几届高中毕业生的德育合格率一直稳定在95%以上，优秀率保持在25～30%左右。
2、高等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湖南的高等教育稳步发展。1949年，湖南仅有高校6所，在校生3295人；1997年则已增至48所，在校生14.37万人。15894名专职教师中，有正教授1170人，副教授4788人，正、副教授占专职教师总数的37.48%。
在这40多所大专院校中，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作为全国的重点大学，以其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与科研开发，为湖南和全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各自还以其独特的优势和科研成果在省内外及国际上享有较好的声誉。
湖南高等教育在重视规模发展，加强本科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使专科教育在原来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学校增至27所，在校生发展到50000余人，与18所本科院校的45000多在校生相比，形成了本、专科规模47.7: 52.3的格局，改变了过去长时间内本、专科规模倒置的状况。与此同时，为适应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湖南高等教育不断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先后撤销、合并了一些陈旧、重复的长线专业，增设、改设了电子、化工、经贸、文秘、政法等许多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热线专业。
在教学上，湖南各高等院校着重追求质量，力争教学上新台阶。近年来，分别有多项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优秀奖。大学生中唯一举行的全国性统考—英语分级考试，湖南参考人数逐年增加，考分不断提高。
3、职业教育、成人教育
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近年来湖南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使国民教育体系在规模扩展的同时，结构也得以不断调整，日趋合理。劳动职业技术教育（含普通中专和成人职业教育）的发展、充实与提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注入了职业技术的活力。尤其是一批职业中学的创办发展，改变了过去中、小学教育基本局限于基础性教育，致使大量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就读的毕业生与直接参加工农业生产的要求极不适应的状况，直接为湖南各行各业输送了大批符合要求的职业技术劳动者，显著增强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在湖南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中，3000多个乡镇均办起了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担负着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和扫盲任务，与农村的普通基础教育相配合，为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湖南教育事业经过40多年的曲折发展，基本形成了一定格局的现代教育体系，达到了较为可观的规模。1992年，全省共有普、职、成各类各级学校5万多所，普、职教系统在校生81万多人，成教系统在籍生（员）216.2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98.6%。全省各县、市（区）已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平均每10万人口左右即有一所高中。与1979年的33000所学校、204万在校生比较，规模增长水平实属可观。据1997年统计数据表明，全省每万人口中有在校大学生22.2人，在校中学生572.5人，在校小学生1217.5人，全省文盲率已逐年下降，且正朝着世纪末全省农村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继续努力，可以预期，湖南教育史上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时期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二）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养育了大批杰出的政治、军事人才的湖南，也造就了众多的科技雄才。中国古代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就是湖南耒阳人。在现代，尤其是建国以来，湖南的科学技术研究更令世人瞩目。一个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布局和配置比较合理、运行机制日趋灵活、科研机构充满活力的科技新体制逐步形成。至1997年止，全省县市以上的全民所有制科研与开发机构400多个，其中地市以上的机构190余个，科研中试基地20多座。厂办级科研机构2300多家，科技先导型企业350多家；乡镇农科中心1600余个。湖南总共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91.05万人，比1949年增加200倍。每万人口拥有的科技人员数由1949年的1.4人，1957年的10.4人，1978年的34.5人增加到1997年的141人。1997年，鉴定的科研项目916项，其中获省部级奖励项目309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6项，国家批准授予发明奖9项。
1、科学研究
“绿色革命”，是以培育和引进高产稻、麦新品种为主要内容，以解决人类缺粮问题为宗旨的一项国际性生产技术改革活动。这一关系到人类生存的伟大事业，美、日、印等十几个国家进行了多年，未见成效，而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具体地说，是在中国南部的洞庭湖区，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本世纪60年代中，当时任教于安江农校的袁隆平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他首先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同时大胆提出通过“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办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在当时国外对杂交水稻研究尚无作为的情况下，袁隆平等人坚持杂种优势应是生物界普遍规律的观点，冒着风险和非议，苦苦探究，反复测合与试验，终于在全世界率先实现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第一次攻破了水稻杂交优势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同时选育出一个又一个杂交水稻的新组合，并大面积应用于生产。这一成果打破了“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极大地丰富了遗传学、育种学、栽培学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植。特别是这一成果的推广应用，使水稻的单产和总产都跃上一个新的高度。据统计，至1992年，三系杂交稻已在我国累计种植19亿亩，共增产稻谷2000亿公斤，为我国乃至世界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国家粮食生产大幅度增长，开辟了广阔的前途。1981年1月，国务院给籼型杂交水稻这一特大科研成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郑重提出“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是我国当代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成果之一”。
几年来，三系杂交水稻还走向世界，在美国、日本、印度、越南、朝鲜等许多国家推广栽种，面积达23亿多亩，占这些国家水稻总面积的10%，产量比常规稻高出1倍。袁隆平也自1985年以来先后获得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等一系列国际性大奖，并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92年，湖南杂交稻、麦的研究又取得一系列成功。衡阳农科所选育出的新型光敏不育系衡S—3，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选育出的一批两系法杂交早稻优质米组合，都使“两系法水稻杂交优势利用”获得了新的进展。全省两系法杂交稻新组合示范面积达4万多亩，均有显著增产。特别是湖南农学院何学民、戴君惕、邹应斌、周美兰、张海清、刘维论等主要研究人员组成的“两系法利用小麦杂种优势技术”研究课题组，在盛录师教授的指导下，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首次发现小麦发温敏不育材料。这一具有世界性的突破，在三湘大地上树起了继袁隆平之后的又一座“绿色革命”的丰碑。
在计算机技术方面，湖南起步于本世纪50年代末，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形成一定优势。国防科技大学两代银河巨型机的问世，使我国计算机技术一举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银河—1”亿次巨型计算机的研制，是在1978年开始的。当时国防科技大学的科研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在充分研究国外巨型机资料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开拓，成功地解决并发展了系统结构设计和软、硬件设计及生产、调试中的许多新技术、新工艺的理论问题，终于在1983年研制出了当时国内运算速度最快、存贮容量最大、信道传输率最高、功能最强的计算机系统。在此基础上，科研工作者们乘胜前进，又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银河全数字仿真计算机和银河超级小型计算机。这一重大成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当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签发命令，为研制者们记集体一等功；聂荣臻元帅亲自向国防科技大学写信表示祝贺，“银河—Ⅰ”亿次巨型计算机还获得了国防科技成果特等奖。
1992年，国防科技大学又成功地研制出了“银河Ⅱ型”10亿次型计算机，使我国计算机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国务院、中央军委向研制者们发来贺电，江泽民总书记为他们写下了“攻克巨型机技术，为中华民族争光”的题词。
医学领域，科研成果早已闻名于世。毕业于湘雅医专、几度出国深造、解放后担任国家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的湖南澧县人汤飞凡，经过艰难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在1955年分离了世界上第一株砂眼衣原体病毒，找到了一个半世纪前拿破仑盲军的致病原因和治疗方法，攻克了世界医学史上的一大难关。1981年5月在巴黎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大会，向这位已故20多年的中国科学家郑重颁发了金质砂眼奖章和一大笔奖金。汤飞凡的名字随“汤氏病毒”而闻名于世。同时，湖南在人类体外受精一胚胎及供胚移植研究和人类高分辨染色体技术等方面，都居全国领先地位。
由著名医学家、遗传学家卢惠霖教授指导的“人类体外受精—胚胎及借胚移植研究”的承担者们，先后在母体排卵、取卵，体外受精及胚胎和供胚移植等许多方面反复试验，取得成功，于1981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1983年诞生了中国第一例人工授精婴儿。在此基础上，他们继续研究人类胚胎冷冻保存技术，于1984年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人类胚胎库，为18位妇女冷冻贮存了41个胚胎。1987年9月为2名妇女施行胚胎移植术，1988年6月，先后诞生两例试管婴儿。与此同时，在国内首次创立了卵与胚胎染色体制备技术。这一达到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对于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荣获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79～ 1985年间，湖南医学院（今湖南医科大学）遗传研究室李麓芸、夏家辉等研究的“人类高分染色体技术”，应用于临床，取得成功。这项成果获1986年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甲等奖，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它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5例临床作用，被载人美国威明顿医学中心《人类染色体变异和异常登记库》。
此外，湖南还在新能源开发、地质理论、粉末压制理论、选矿技术、铝铂轧机单辊驱动试验以及数学等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出现了陈国达、陈新民、黄培之、杨向群、古可、钟掘、侯振挺等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是湖南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人类的骄傲。
2、技术开发
1990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科技兴湘”的发展战略，随后召开的全省“科技兴湘”大会，号召全省上下进一步深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切实创造一个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环境，大力推进科学技术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具体工作主要从以上两方面开展。
1992年初，省委、省政府在确定加快湖南改革开放总格局时，提出了建立“五区一廊”高新科技产业开发体系的发展战略，即在长沙、岳阳、株洲、湘潭、衡阳五市建设五个各具特色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沿京广线形成一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走廊。国务院继批准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开发区后，又批准了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开发区。五市都制定了各自的开发区发展规划，明确了各自的重点发展领域，确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开发项目。“八五”中期，五市共筹集开发资金15亿元，实施高新技术开发项目391个，协议利用外资105亿元。长沙、株洲、衡阳等开发区的小区建设已全面铺开。长沙岳麓山科技园已开工40万平方米，竣工30万平方米，通讯、电力、供气、供热等基础配套设施正紧张施工。岳麓山地区历来是省会文化教育的中心，环境优美，交通畅达，人才与科技密集，拥有高新科技产业开发的天然优势。目前，该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已发展到200家，其中外商投资企业30家，150项高新技术成果已逐步转化成产业，其中20%的项目有国际领先水平。如“不锈钢纤维”、“银河超级微型机”“远大空调”等已开始进入国内外市场，形成规模效益。
湖南的科技扶贫工作也有新的部署。在国家科委的关怀和扶持下，科技扶贫重点已转向地区的浏阳、平江、炎陵、茶陵、桂东五县。通过项目开发带动全面发展。这五县共实施科技开发项目45个。创产值4亿多元，创利税1.1亿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较为可观。
发展科技市场，是在社会范围内推动科技为经济发展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桥梁。这几年，全省大大增强了开拓和培养技术市场的工作力度。1997年全省已有技贸机构2600多个，签定各类技术合同14848项，合同金额16.14亿，其中技术金额96133万元，实现金额12.97%。全省的技术市场已开始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易网络，技术贸易活动从开始的只限于科技界扩展到企业界，而且工业企业已日益成为技术贸易的主力，成为最大的买方和最大的卖方。同时技术贸易活动已从城市扩展到农村，部分乡镇农科站也开始从事有偿技术服务。据统计，1995～1997年全省技术市场1/3以上的成交项目流向了农村和乡镇企业，全省农村采用的技术成果的一半来自技术市场。一些县区开始出现乡镇技术市场交易所。技术贸易机构，则从初始阶段的单纯“官办”发展到全民、集体、私营一起办。到1997年，全省已有集体性质的技贸机构700多个，私营技贸机构300多个。
同时，技术市场贸易内容也日趋扩展和丰富；技贸活动正向着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过去技贸活动基本上还只限于有偿技术转让，后来则已扩展到联合开发、有偿服务和有偿咨询等许多方面，并且全省已开始建立比较完善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制度。除省、地（市）两级都已建立起认定登记机构外，有110多个县、市建立起了认定登记点，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率都在80%左右。为使技术贸易纳入法制轨道，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已正式审议通过了《湖南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并于1993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

七、旅游

湖南沟壑纵横，山重水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许多名山奇峰，名川秀水、名岩怪洞，使湖南的山山水水呈现出神奇的风采。这片神采飞扬的土地，曾吸引多少古代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斑斑足迹、皇皇诗篇或千古绝唱，建构了许许多多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了湖南富饶的旅游资源。为当代湖南旅游事业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一）旅游资源
湖南的自然景观资源十分丰富，有些景观在国内外还是独一无二。湘西北的武陵源风景区，以石英砂岩构成的峰林景观，举世罕见，为我国独有。红层丹霞地貌，在我国江南地区间续可见，而地处湘西边陲的新宁崀山，汇集了此类景观的精华，一展碧水丹崖的英姿；花岗岩构成的山岳景观在国内虽不罕见，但南岳衡山既有花岗岩山体的坚挺，更有峰谷叠翠的秀丽，以秀冠五岳而著称于世；岩溶地貌在湖南分布甚广，天然造型极为丰富，既有石林、峰林、孤峰拔地而起，更有迷宫般的洞府奇观。道县的寿雁、宁远的冷水铺及江华一带的峰林，峭壁如斧砍刀削，陡起陡落，柔媚多姿，色彩黛似青玉、形态玲珑剔透，足可与广西桂林媲美；而索溪峪的黄龙洞、冷水江市的波月洞、东安县的舜皇岩等地下洞，完全可以列入国内外名洞之林；密布于三湘大地的江河溪流、湖泊水库、飞瀑流泉，或以奔流涌动之动景激荡人心，或以碧波如镜之静景畅人胸怀。洞庭湖烟波浩渺，茅岩河峪谷风光，宝峰湖的湖光山色等等，风采各异，无不令人神游遐往。
湖南人文景观十分壮美，从古至今遗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古迹和革命旧址，更增添了三湘大地的风韵。君山、韶山、舜皇山、九嶷山，山不在高却因舜帝南巡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葬于炎陵县西南的鹿原坡，虽地处偏僻，但成为炎黄子孙朝拜的圣地。历代以文称地或因地著文的景观不少，往往相得益彰，如桃花源、浯溪碑林、永州山水、岳阳楼、芙蓉楼、苏仙岭与三绝碑等；儒、释、道三教的馆院、禅寺、庙观，历来都是择地而建，更增添了江山胜境的魅力，如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古麓山寺、南岳佛教丛林、浏阳石霜寺，石门夹山寺、大庸普光禅寺等。近现代革命志士英勇悲壮的行动，革命领袖彪炳史册的功勋，在三湘大地留下了数百处值得后人永远缅怀的遗迹。大量古墓葬和遗址的发掘，使许多珍贵的文物得以面世。湖南有全国唯一的商代人面铜方鼎、商代铜像尊，有现存最早的帛书、彗星图谱、地形图、军事地图、天文学专著以及最早最轻的素纱单衣。这些都使人叹为观止，更觉湖湘文化源远流长。
湖南的旅游资源分布比较平衡，广布四境，类型多种多样，但又有序地彼此联结，相对集中。全省旅游资源总体上呈“东一线、西一片、中一带”的格局。东部的京广沿线，以人文旅游资源色彩较浓而著称；西部张家界至凤凰一片，则以自然景观见长；中部的邵阳、娄底、益阳一带，可供游览的景点也不少。这一“东一线、西一片、中一带”的有序布局，为当代湖南旅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旅游景区
全省依区域特色、中心景观、交通网络的配置状况，分为景貌不同、风姿各异的多个旅游风景区，即长沙旅游区、湘潭韶山旅游区，岳阳洞庭湖旅游区、衡阳南岳旅游区、桃源洞旅游区、炎帝陵、武陵源旅游区、猛洞河旅游区、吉首凤凰旅游区、邵阳崀山旅游区、娄底湄江旅游区和益阳桃花江旅游区。
1、长沙市、湘潭市
长沙，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文化名城，秦汉以来一直是历代郡、国、府治的所在地和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代以来为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文物古迹尤多，仅列入国家和省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45处。
长沙有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最负盛名的有岳麓书院、古麓山寺及麓山寺碑、禹王碑，开福寺等历史名胜和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岳麓书院坐落于岳麓山下，是世界上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历经宋、元、明、清四朝，阅尽沧桑，真实地记录了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麓山寺，藏匿于岳麓山腰古木丛中，始建于晋代，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称，在隋唐时就驰名全国。坐落于长沙市北郊的开福寺，古色古香，殿宇宏伟，琉璃耀彩，在民间曾流传有“先有开福，后有长沙”之说。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更是轰动海内外，一号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三座汉墓出土的文物达3000多件，三座古墓出土的文物达3000多件，件件珍贵，创造了中国的文物10余个之最的纪录，充分展现了古代长沙灿烂辉煌的文化。
近现代以来，长沙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革命遗址和纪念物难以尽数，谭嗣同提倡变法，刘道一奋起举义，黄兴革命，蔡锷护国，逝世后都归葬于此。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领袖，都曾在长沙度过了“风华正茂”的岁月，岳麓山、船山学社、清水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文家市等地，还清晰地留有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足迹。
长沙，还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名城，主要观光处有岳麓山、桔子洲、天心阁、烈士公园、月亮岛等。岳麓山位居湘江之滨，遥对长沙古城，碧嶂屏开，秀如琢玉，层峦叠翠，山涧幽深。岳麓风景之美，以山腰的清风峡谷为最，这里古枫参天，碧洞蜿蜒，景色迷人。天心阁位居于古城东南，楼阁高耸，绿树成荫，登阁远望，“四面云山皆到眼，万家灯火最关心”。烈士公园，处于市区东北，全国十大公园之一，园内有庄严雄伟的烈士纪念塔，仿宋长廊式的纪念廊。碧波荡漾的严嘉湖，形态各异的亭、台、楼、阁、桥、榭、廊、坊掩映湖光山林之中，置身其间，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湘潭距长沙51公里，是一座具有1400余年历史的名城，名胜古迹很多。巍然屹立于湘江之滨的昭山，为“潇湘八景”之一—山市晴岚。峰顶有始建于唐代的古刹昭山裨寺，还有始建于南宋绍兴初年的文庙，清代兴建的关圣殿。建于北宋年间的湘乡云门寺，内塑11米多高的千手观音像，世所罕见。王闿运创湖湘诗派，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彭德怀诞生于湘潭，更使湘潭名扬天下。
湘潭市西去40公里，即是毛泽东的故乡韶山。这里群山起伏，万仞耸翠，气势磅礴。韶峰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相传舜帝南巡至此，见风景优美，遂命随从于奏韶乐，引凤来仪，百鸟和鸣，韶山便由此得名。毛泽东在韶山度过了童年时代。1964年修建的毛泽东纪念馆，采用农村房屋的外貌和城市园林的风格建造，依山就势，高低自然，展室高大、宽敞、明亮，以亭台、小桥、回廊相连，显得十分雅致堂皇。馆内的8个陈列室，系统地介绍了毛泽东的生平业绩。韶峰山腰，新建有毛泽东的诗词碑林。碑林共有100块，其中66块刻有毛泽东诗词，其余34块系各个时期的题词。韶山因抚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而享誉中外。
宁乡花明楼乡炭子冲，是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家乡。刘少奇故居是一幢半茅半瓦的土砖农舍，门前一泓清流，屋后满山翠竹，景色宜人。刘少奇故居、纪念馆、铜像，整个建筑群落，在青山绿水间错落有致，庄重、典雅，极具匠心，饱含着湖南人民对刘少奇的无限崇敬之情。
2、武陵源
武陵源，位于湖南西部，包括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三个中心景区，面积达369平方公里。境内山环水绕，气象万千，以世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为主体，山、水、洞兼备，集野、奇、秀、幽、险、旷为一体，有“天下第一奇山”，“立体的山水画”之誉，1992年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
张家界，位于武陵源风景区的西南部，主要景区有黄狮寨、金鞭溪、腰子寨、沙刀沟、袁家界、琵琶溪等。张家界以岩称奇。座座石峰拔地而起，陡峭嵯峨，其形态变化多端，各尽其妙，或上锐下削，或上下相仿，甚至上大下小，挺拔巧叠；如柱如塔，如屏如墙，如楼阁，如城堡；有孤峰，有群像，若动、若静；有的秀雅高洁，有的威武勇猛……无所不有，无所不奇，无所不绝。金鞭岩俨如一根长鞭拔地而起，三面如削，直刺云天；夫妻岩恰如一对恩爱的夫妻在悄悄絮语，醉罗汉、望郎峰、劈山救母、雾海金龟等，无不维妙维肖。
索溪峪，有200个风景点，山奇、水秀、洞幽。“桥”险，自成一体。索溪峪的山，姿态万千，两千多座险峰拔地而起，巍巍层列，你依偎着我，我簇拥着你，绵延一、二十里，犹如一幅水墨长卷，煞是壮观。
天子山，位于武陵源景区北部，辟有黄龙泉、茶盘塔、老屋场、凤栖山、石家檐五个游览区，有1座天桥、2个天池、4个天门、5个溶洞以及80多个观景台和数处流泉飞瀑。天子山居武陵景区地势的最高处，其中主峰达1250米，登临其上，俯瞰脚下成千峰林，能给从以气势磅礴、气象万千的感受。
武陵源还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园和动物园。这里植被茂密、树种丰富，林木植物种类有105类，计700种，比整个欧洲所拥有的树木种类还多一倍以上。北方的冷杉、铁尖杉、雪松、香果，南方的毛红椿、红豆杉、白壮花，以及银杏、大仿栗等全荟萃这在这一巨大的园林之中。奇花异草几乎遍布各处，如长蕊杜鹃、灯笼花、齿缘吊钟花、龙虾花等，姹紫嫣红，花团锦簇，与苍翠多姿的树木相互映衬，形成了千峰翠衣，四季送花香和如诗如画的景色。这里的飞禽走兽，更是种类繁多，世间少见的珍贵鸟类就有6目41种，珍贵兽类28种，如背水鸡、长尾雉、红嘴相思鸟、猕猴、岩羊、云豹、麝、玻璃蛇等。禽飞翠谷，猿攀悬岩，鸟鸣枝头，鱼翔碧潭，给奇山异水平添了几分野趣。
3、岳阳市
岳阳是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古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浩瀚的洞庭湖与万里长江在此交汇，水天一色，风光秀丽，古迹众多，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誉满天下。主要游览区有岳阳楼、洞庭湖、南湖、莲湖、君山以及汨罗的屈子祠、屈原墓和平江的杜甫墓等。
洞庭湖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衔远山，吞长江，烟波浩淼，横无际涯。湖外有湖，湖中有山，渔帆点点，芦叶青青，鱼翔水底，鸥鹭各飞，春秋四时景色不同，一日之中千姿百态。湖中君山小岛，远望如粉黛，近看如青螺，横空俯视，又像阴阳合抱的太极图。岛上有二妃墓、柳毅井、封山印、射蚊台、朗吟亭等神话附会的人文构景，这给君山的秀色平添几分神奇。
岳阳楼，屹立于岳阳城西丹崖翠壁之上，临长江，气势雄伟，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我国江南三大名楼。岳阳楼现有1700余年历史。相传岳阳楼的前身，为三国时东吴名将鲁肃领兵守城的谯楼，唐代中书令张说在阅兵台旧址建楼而定名。宋庆历四年 (公元1044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并请著名文学家范仲淹撰写了千古流传的《岳阳楼记》，从此岳阳楼名扬天下。岳阳楼建筑工艺精巧，主楼高19米，全木结构，三层三檐，飞檐斗拱，中层四围环以明廊，翘首饰以龙凤，琉璃黄瓦，覆盖盔顶，结构严谨，造型庄重。登楼凭栏远眺，可饱览洞庭洞“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景色。楼左有仙梅亭，右有“三醉亭”，临湖台阶上有怀甫亭，楼亭参错，花木环绕，临湖倒影，上下掩映，景物生辉。在岳阳城南洞庭湖边，还有与岳阳楼交相辉映的慈氏塔。该塔建于唐开年间，七级浮屠，39米高，塔刹上的相轮有两吨重，塔身有28个佛龛，内置佛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塔之一。
岳阳南去70多公里的汨罗江，是著名诗人屈原投江殉难的地方。江畔的玉笥山建有屈子祠，祠内四壁石板镌刻着历朝吊屈原的诗文词赋，正厅以巨木雕刻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后殿塑有神采感人的屈原像，附近还有抬屈亭、独醒亭、骚坛等纪念屈原的景点，烈女岭上有屈原墓。
4、南岳衡山
巍巍南岳，横亘于湖南中部，有大小山峰72座，南以回峰为首，北以岳麓山为足，逶迤盘旋八百里，峰峰堆青叠翠，古木参天，如条条苍龙翻腾云海，雄浑之气无与伦比。南岳旅游区，以主峰祝融为中心，分南岳古镇方广寺、龙凤潭等8个游览区和西岭一处避暑区。南岳风光，素有“四绝”之称，即祝融峰之高，方广寺之深，藏经殿之秀，水帘洞之奇，具有“势雄、景秀、文丰”的特色，并在总体上秀冠五岳。
相传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都曾到南岳巡狩祭祀。南岳遍布寺、庙、庵、观，素有“东南亚佛教圣地”的盛誉。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珍品。其规模之宏大，建筑之精美，结构之完整，布局之周密，实属罕见。在南岳古镇，还的祝圣寺。南岳还是历代文人学士荟萃之地，唐宋以来曾建有28所书院，唐代名宰相李泌、宋代胡安国父子、朱熹等都曾讲学于此。历代著名诗人韩愈、李白、杜甫、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来过这里，留下了7000余首千古传唱的诗篇。
南岳西去45公里，是湘南重镇衡阳市，传说“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称雁城。这座古老的城市，已有2000余年历史，不仅是南岳风景区的重要门户，而且本身的名胜古迹也非常丰富。主要景区和游览处有回雁峰、锡光仙洞、禹王古碑、船山故居、汉代酃县遗址、汉天子坟、唐窑遗址、石鼓书院、江口鸟洲等。
5、桃花源
桃花源位于桃源县西南15公里的水溪附近，面临滔滔沅水，北倚巍巍群山，境内群峰拱卫，林茂幽深，亭台错落，石阶曲径，飞泉潺潺，恍如仙境。桃花源的名胜古迹，一部分在公路以北的桃源山，一部分在公路以南的桃花山。现桃花源的中心景区在桃花山一带，共有70余处景点。
桃花源原系一建筑群，以风景优美，林壑幽静而出名。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作《桃花源记》，文以景出、景以文传，增添了桃花源的神秘色彩。文人骚客，纷至沓来，著文咏诗，作画记事，更使桃花源声名远播。
桃花源步步有景，其景致有如桃花源牌坊上对联所描述的那样：“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境内自然景点、亭阁津廊均按陶渊明诗文命名，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意境美。319国道上，新建有横跨公路、气宇轩昂的“桃花源”石刻牌坊。过牌坊，沿公路两旁，一条桃花林带连绵10华里，称“十里桃花廊”。过桃花廊来到桃源山下，迎面有一条长流不断的桃花溪，桃花溪沿岸便是当年渔人迷路而遇的桃林。桃花盛开之时，桃树枝头，鲜红如碧血，艳丽如胭脂，千树万树，如织就的云锦，令人陶醉。
6、猛洞河
猛洞河旅游区位于湘西自治州永顺、古丈境内，与武陵源旅游区相毗邻，总面积达250平方公里。猛洞河旅游区包括猛洞河中、下游，西水下游以及灵溪中、下游一带，以永顺县城的“不二门”为中心，以猛洞河为轴线，向四周辐射。已开通的水路游程达175公里，全部游区弃车行舟，是一个集山势、水色、洞景和生物于一体，汇古镇风貌、民族风格、山野情趣于一体的水上旅游胜地。
猛洞河融桂林之秀丽，长江三峡之雄伟于一体，碧水如镜，倒影入画，峭岸入云，古树丛生，藤蔓垂织，溶洞比比皆是，天悬白练多处，猕猴在崖壁上攀跃追逐，鸳鸯在绿水面纵情嬉戏，全然一派原始型风光。
在永顺县城南的猛洞河畔，有一座奇特的石林公园—不二门。入口的“不二门”为石林天成，三块巨大的岩石高达千仞，中间天生一个巨大的石门，石林壁上镌满历代文人的诗咏。
王村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坐落在地势险要的酉水以北。秦汉至南朝时为酉阳县治，又是“楚蜀通津”的要道。王村风景独特。青石板嵌成的梯子街从河码头一直延伸到城顶，长达数里；街道两边的吊脚楼鳞次栉比，古色古香。镇内“溪州民俗风光馆”中的“溪州铜柱”价值连城，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著名电影《芙蓉镇》曾在此拍摄，人们便称王村为“芙蓉镇”。
距永顺城东12公里灵溪河畔的老司城，是一座山城古都，历代土司王都在这里建都，有“土司小朝廷”之称。老司城依山为城，没有正式的城垣建筑，方圆数华里，有东、西、南、北四门，并分八街十巷。街道全用红褐色花纹卵石砌成几何图案，随地势而变，整齐匀称，古朴大方，富于民族风格和泥土气息。
猛洞河旅游区还是一个天然动物园和植物园。景区内，金丝猴、林麝、飞鼠等190余种珍禽异兽出没于溪洞谷，水杉、银杏、珙桐等500余种奇花异木遍布于山峡峰岭。人们乘船游览，几乎无船不见猴，甚至有时还有猴子从峭壁上窜至船上，向游人索要食物，十分有趣。猛洞河，确有“原始古朴、险峻威猛、清秀神奇”的特色！
7、苗乡风韵
在湖南西北边陲、武陵山腹地，有两座神奇而独具风采的山城，这就是湘西自治州的首府吉首和凤凰县城。境内风景如画，方圆数百里范围内，有数百座奇峰、数十条秀水，还有数不清的溶洞、峡谷和流泉飞瀑。这里又是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奇峰秀水间，一栋栋苗家吊脚楼，一排排轻杨柳，一条条青石和鹅卵石砌成的小道，再加上那悠悠转动的筒车，铿锵的苗鼓，醉人的苗舞，到处都渗透出古朴清雅的神韵。
吉首的风光，最为独特的是矮寨奇观和夯景区。
凤凰县的主要景区有沱江古镇、黄丝桥古城、奇梁洞、天星山、南华山和大龙洞泉等。凤凰是苗族英雄吴八月聚众起义的地方，迄今遗址犹存。
8、永州浯溪
永州是一座边陲古城，具有2000多年历史，汉代曾在这里首置零陵郡，此后一直为郡、州、道、路、府治所在地。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贬职永州司马，长达10年，写下了不朽名篇《永州八记》。历代文人骚客人纷至沓来，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永州山水，风光秀丽，如苹州春涨、香零烟雨、山寺晚钟、绿天蕉影、朝阳旭日等、素有“八绝之称。永州的名胜古迹主要有柳子庙、零陵文庙、朝阳岩、香零山、绿天庵、回龙塔、高山寺、石棚遗址等。
9、九嶷山
巍巍九嶷山，位于宁远县城南30公里，素以独特的风光、古老的文物、动人的传说而驰名中外。主要名胜古迹有舜源峰、舜帝庙、宁远文庙等。
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因山有九峰相似，故名九嶷。相传舜帝南巡至此病逝，葬于此山，故峰峦均以舜帝、二妃和一些王公大臣的名字命名。舜源峰为九嶷山主峰，居中间位置，娥皇、女英、桂林、杞林、石城、石楼、朱明、潇韶八峰，拔地而起，如众星拱月，簇拥着舜源。紧紧依偎在两旁的娥皇峰和女英峰，特别端庄秀丽，婀娜多姿。舜源峰就是因舜帝驾崩后葬于山脚而得名，娥皇、女英二峰则相传是二妃的化身。登临舜源峰顶，极目远眺，莽莽群山，绵延起伏，如千帆竞发，奔腾而来，确是“万里江山朝九嶷”。
舜帝庙在九嶷山舜源峰北麓，与娥皇峰相对。舜庙规模宏大，建筑雄伟，由照壁、仪门、拜亭、正殿、寝殿、东西厢房和牌坊构成，围墙长540米，占地8000平方米。正殿重檐斗拱，雄伟壮观。正殿前左右两侧为牌坊，存有清代以来的祭碑20余块。舜庙四周，枫柏扶荫，显得庄严而雄伟。
九嶷山的自然风光也十分秀丽，那里山峦叠翠，巍峨壮丽，溶洞密布，石笋丛生，其中最著名的溶洞有紫霞岩、玉岩、飞龙岩等。
在九嶷山旅游区，还有一处重要的古建筑，即宁远文庙。宁远文庙始建于宋，现存建筑为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所修，是湖南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座文庙。整个建筑有大成殿、后殿、戟门、棂星门、东西廊沅和泮池，占地7000平方米，气势雄佛，风格古朴，布局严谨。特别是石雕非常精美，20根龙凤青石柱、大成殿前的五龙浮雕，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0、郴州市
郴州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从汉代起，郴州即为郡、府、州治的所在地，有“五岭明珠”之称，名胜古迹甚多。主要游览点有苏仙岭、万华岩、汝城温泉、莽山自然保护区、东江水库、五盖山狩猎场等。
苏仙岭位于郴州市东1.5公里处，是一处集神话传说、秀丽风光和名胜古迹于一体的风景胜地，古称“天下第十八福地”。苏仙岭从山脚到山顶，有桃花居、白鹿洞、三绝碑、景星观、八字铭、沉香石、升仙石、望母松、苏仙观等10多处景观。
11、炎帝陵
炎带陵桃源洞旅游区位于炎陵县县城西南15公里处，是一个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
炎帝陵坐落于洣水河畔的鹿原坡。相传古时候，常有白鹿出没，故名。这里丘陵起伏，山环水绕，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春来乔木葱郁，灌木丛生，野藤缠绕，苔藓低伏；秋来枫叶如血，与苍松翠竹红绿相间，形成森林群落特有的风貌。在这风景秀丽的地方，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即炎帝神农氏的陵墓。环绕炎帝陵殿，筑有丈余高的红色围墙，四周配建规模宏大的奉圣寺、胡真官祠、天使公馆、崇德坊、宰牲亭、时祭公馆、泳丰台、飞香亭等古建筑群。在参天古木和周围山水的陪衬下，整个陵殿显得气势雄伟，庄严肃穆，古朴凝重。游人至此，无不肃然起敬。
与炎帝陵紧紧相邻的桃源洞宜风景区，为国家级森林公园。里面既有各种珍贵的动植物，还有桃源洞瀑布、黑龙潭、石板滩、狮子岩、田心里、清溪涧等景点40余处，既有科学考察价值，又宜风景观赏，与炎帝陵相映生辉。
12、湘中风景区
在湖南省中部一带，还有一个初具规模的旅游风景区，即邵阳崀山旅游区、娄底湄江旅游区和益阳桃花江旅游区。
邵阳崀山旅游区的主要游览处有邵阳市区的水府庙、北塔，武冈县的古城墙，法相岩石刻、凌云塔、云山，隆回县的魏源故居，新宁县的紫云万峰和崀山，其中最为壮观的是崀山风景名胜区。
娄底湄江旅游区主要游览景点和景区有波月洞、胜仙洞、水府庙景区、罗盛教故居及纪念馆、陈天华故居、蔡和森纪念馆、曾国藩故居和湄江风景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波月洞。波月洞位于冷水江市郊，气势宏伟，景色奇特，为国内少见。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花果山水帘洞》的许多场景均在这里拍摄。
益阳桃花江旅游区主要游览景点和景区有益阳市的裴公亭、栖霞寺、白鹿寺以及三国遗址；沅江市的魁星楼、凌云塔、镇江塔和洞庭湖博物馆；桃江县的桃花江景区、浮邱山、罗溪瀑布等。其中以桃花江景区风景最为优美。桃花江与资水会合处的天问山，相传屈原曾流放至此，作著名的《天问》，故名。山上还建天问阁，雕梁画栋，精刻碑文，雄伟壮观。相传每逢风雨交加的夜晚，人们走进天问阁，还可听到屈原质问天帝的声音。桃花江的出名，得力于湘潭著名作曲家黎锦晖先生，他在30年代曾作过一首名为《桃花江是美人窝》的歌，风靡一时，使桃花江的名声传遍中华和南洋。
（三）旅游事业
建国以来，湖南旅游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韶山作为革命纪念地，曾一度成为全国旅游的热点；第二阶段是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长沙马王堆发掘了大量珍贵文物，特别是一号墓出土了西汉女尸，轰动了全世界，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游客；第三阶段是1978年以来，全省著名的名胜古迹普遍进行了维修，重点老游览区丰富了游览内容，特别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风景明珠—武陵源被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后，来湘旅游观光的游客激增，全省旅游业在新的起点上，步入了一个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时期。短短的十几个年头，湖南旅游事业春光无限，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旅游服务设施初具规模。到1997年，全省拥有可接待国内外旅游者的宾馆、饭店240余家，总床位8万余个，主要旅游区的住宿条件明显改善，并涌现了一些中高档宾馆，其中华天大酒店成为湖南首家五星级宾馆，综合接待能力明显提高。
旅游交通条件明显改善。湖南作为我国南方的铁路交通枢纽，省内日始发终到客运列车30多对，过境客运列车27对，长沙至北京，广州的对开和过路车由过去的4次增至10次。省内主要风景区绝大部分都通火车，长沙到韶山，长沙至张家界已直通火车；长沙黄花机场建成通航后，结束了湖南只能停小型飞机的历史，现每周有60个班次飞往全国各主要旅游城市，同时也有60个班次从各主要城市飞往长沙；长沙航空港口岸于1990年正式开通后，长沙至香港直航包机同时通航。此外，衡阳机场，张家界机场，常德机场全面启用。长沙至武陵源、韶山、桃花源、南岳、苏仙岭、柳子庙、九嶷山、岳阳楼、庐山、南昌、井冈山、葛洲坝（宜昌）等地，已开辟了汽车直达旅游专线，省内各风景区以及主要旅游点均可直通汽车。
旅游商品开发成绩斐然。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传统工艺品和纪念品。各地旅游城镇设立了友谊商店，旅游饭店设立了旅游商品销售部，旅游点设立了小卖部，出售旅游用品和旅游纪念品。全省各类较大的旅游商店、服务部有40余家，经营的品种达2000多种。
专项旅游迅速发展。在开发旅游区和其他游览景点的同时，旅游部门融自然风景、文化古迹、风俗民情和地方特产于一体，发展专项旅游和特色旅游。全省已开辟湘西风情旅游，武陵源观光漂流旅游，禅文化观光旅游，湖南修学旅游，潇湘湖泊垂钓旅游，“智能气功”学习旅游，湘绣学习旅游，文物考古旅游，花炮、陶瓷之乡旅游，社会民情考察旅游等专题专项旅游。主要旅游风景区则突出自己的特色开展节庆活动，继岳阳国际龙舟节、张家界国际森林节、浏阳（醴陵）国际烟花节的帷幕拉开后，南岳庙会、桃花源游园春会、邵阳雪峰蜜橘节，极大地提高了湖南旅游资源的知名度。
“挥毫但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在历史上，湖南是文人雅客、名贤俊杰、帝王将相们访古探幽、游览题咏的理想地区。在今天，湖南以适中的地理位置，引人入胜的旅游资源，在国内外旅游市场展示了自己巨大的竞争潜力。1997年，接待来湘观光游览的国际游客达31.16万人次，旅游创汇收入达14003.93万美元；接待国内游客达2000余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10亿多元。

唐方镇名。广德二年(764年)置，设观察使，治所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大历四年(769年)徙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辖境相当今湖南长沙市以南和广东连江流域地区。中和三年(883年) 改为钦化军节度。

字词	湖南
类别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释义	湖南武昌起义的炮声，似阵阵春雷，唤醒了全国，不到两月，内地十八省中便有十四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使清政府迅速地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而在这十四省中，首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便是湖南。湖南与湖北密迩相连，两省革命党人一直保持着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共进会和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省革命势力的结合。早在1911年5月两省革命党人就互相约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1]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湖南革命党人便分三路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杨任负责西路，焦达峰负责中路，邹永成负责南路。同时，在长沙设立了半公开的机关多处，借以联络和策动绅商学军各界人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处：湖南体育会，在中太平街贾太傅祠内，主要负责人吴作霖，与革命党有联系的教育界人士经常在此聚会。焦达峰回湖南时，多以此为据点。定忠客栈，在落星田，主持人袁剑非。此处为同盟会湖南分会机关所在地，焦达峰指派会计赵缭住此，负责联络各地革命党人和洪江会会党人士。李培心堂，在寿星街，主持人为李安国、李藩国。革命党人陈作新被革去新军排长职务后，便寄居在这里，以教书为掩护，进行运动新军的工作。作民译社，在南阳街，由邹永成、谢介僧经营，进行推销革命书刊等活动。此外，文明绣业女校、富训商业学堂、铁路协赞会、同仁西医诊所、抱真书屋以及明德、修业、广益各学堂都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场所。革命党人最有成效的工作是联络新军。湖南军队分为新军和巡防营两部分：巡防营是由旧军改编而成的，分前、后、中、左、右五路，中路驻省城，其余分驻岳州、衡阳、常德各属。中路统领黄忠浩，思想守旧。湖南巡抚余诚格对新军有怀疑，遂依靠黄忠浩“若长城，军事悉取决焉”^[2]。新军有第二十五混成协一协，辖四十九、五十两标，另有炮兵队、马队，都驻扎在长沙城外近郊。新军的下级军官和正副兵目大都是有一些文化的农民子弟，经革命党人陈作新、刘文锦等宣传鼓动，许多人都接受了“排满革命”的思想，日益革命化；并且有了初步的组织，各标、营、队、排都有代表，全协各级代表共六十余人。武昌起义后，因交通不便，湖南革命党人直到10月12日才得到正式消息，而湖南巡抚余诚格于武昌起义的当天就接到了警报。余诚格深恐武昌的战火烧到湖南，当天与黄忠浩密谋应变之策，决定把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新军调离长沙：四十九标一、三营开赴岳阳、临湘，五十标一、二营开赴宁乡、益阳，以分散革命力量。同时，又把原驻扎各府县的巡防营十余营抽调来长沙布防。正当新军调动之际，湖南革命党人得到了湖北首义的准确消息，于是焦达峰、陈作新乃策动新军代表，向余诚格提出要求说：新军“子弹过少，不能成行，如行，非发子弹三倍不可”^[3]。余诚格断然拒绝了新军的要求，焦达峰、陈作新等立即约集新军代表在贾太傅祠开会，议决18日由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届时，炮队营虽然举火，但因城内余诚格防范甚严，各营未能发动，以致起义不成。这时，长沙形势非常紧张。对清政府绝望了的立宪派士绅也竞相附合于革命。这些人以谘议局、自治公所等公开机构为地盘，积极展开活动。他们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极力反对暴烈的革命行动。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是这个派别的首领。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原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历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要职。谭延闿依靠自己的门第，年纪轻轻便已成名，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回湖南倡办学堂、实业及各项新政，成为立宪派的首领，并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他积极参加“国会请愿”,继汤化龙之后，于1911年担任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由于武昌起义的成功和长沙形势的突变，谭延闿遂附和革命，但认为“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世家大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4]。他企图在尽少破坏旧秩序的情况下，取得地方政权。 10月19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召开会议，再次筹划起义。立宪派士绅黄锳、左学谦亦出席，他们要求革命党人“勿扰乱秩序”,“勿杀官吏、旗人”,甚至公然提出推举黄忠浩为都督。这个意见当即遭到革命党人的驳斥。会议研究了起义计划，议定等浏阳和醴陵一带洪江会会党潜抵长沙，便于24日发难。但是，20日情况突然变化。新军第五十标代表姚运钧被捕，当标统审问他时，他直告以联络各军，准备起义。余诚格获得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后，立即限令驻长沙新军于22日一律开赴株洲；同时拟将姚运钧斩首示众。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革命党人遂决定于22日发动起义。 10月22日晨，新军四十九标士兵以吹哨为号，迅速集合，打开军械库，取出枪械弹药。革命党人安定超首先演说革命的意义，接着宣读了焦达峰和陈作新等预先拟定的起义动员令：一、彭友胜率领第四十九标第二营后队，会同第五十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库。二、安定超率领四十九标第二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三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三、李金山率领炮兵营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最后鸣放信号枪三响，起义队伍便分路出发。由北门攻城的军队，一路未遇抵抗，进展极为顺利。当他们逼近北门时，守门的巡防营全部倒戈，敞开城门，让他们长驱直入。因此，不到上午十点钟，他们便先后占领了军装局和谘议局。由小吴门攻城的一路，则稍费周折。当安定超抵达城门口时，发现城门紧闭，安高喊开门，城上却不加理睬，相持到中午，最后义军佯装轰城，守城的巡防营才被迫开了城门。安定超带队直奔谘议局。这时已是下午三点，焦达峰、陈作新等也都来到谘议局。他们立即指挥各路队伍，进攻抚署。深居简出的余诚格，没料到巡防营倒戈和新军不放一枪就进了城，当他听到起义军逼近抚署的消息时，吓得心惊胆落，急忙挂起“大汉”白旗，表示降服，作为缓兵之计，随后即化装潜逃，乘轮船避往上海。黄忠浩没有逃脱，被押上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同时，起义军还逮捕了长沙知县沈瀛、营务处总办申锡绶、帮办王毓江等。这几个顽固官吏，一向仇视革命，都被处以死刑。起义军占领抚署后，立即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5],发布“讨满清檄文”,指出此次革命是要“驱胡虏于关外，定霸图于亚洲。内洗三百年灭国之辱，外当六十国逐鹿之势”。表明革命党人不仅有“排满革命”的雄心壮志，而且也企望国家强盛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檄文中还特地告诫群众说：“须知为国复仇，并非许民作乱，守万国公同之约，勿害邦交。”在军政府的告示中又强调“对军、民、学、商各界，极行保护主义”,“倘有不轨之徒，乘间肆行，就地立斩”^[6],等等。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避免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革命党人在取得政权之后，出示维持社会秩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不承认被压迫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同时，在上述告示中，又宣布“承认外人关于清政府之借款、赔款”,准许“一切衙署照常治事”等，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的软弱态度。在起义胜利的当天傍晚，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立宪派士绅主张推举谭延闿为都督，由于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坚决反对，未能得逞。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政府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人民团体纷纷“陈列牺牲，鸣鞭赛兴”,表示庆祝。长沙城里的革命秩序初步稳定下来之后，焦达峰便委刘崧衡为南路招抚使，杨任为西路招抚使，分别赴衡阳、常德等地。各州县人民闻风响应，相继宣告光复。 10月25日，驻岳州新军第四十九标一、三两营起义，光复岳州。宝庆革命党人谢介僧、邹永成等得到长沙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联络策动驻五峰铺的巡防营管带张贯夫响应。10月30日，革命党人率领张贯夫的军队攻入宝庆城，府县官吏逃避一空，于是成立军政府宝庆分府，推举谢介僧为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谭二式为参都督。11月1日，邹永成又率领军队光复新化县。 10月31日，衡阳革命党人周果一发动洪江会党起义，将知府禄显赶跑，光复衡阳。衡阳府所属各州县会党纷纷举义，“佥谓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7]。 10月30日，杨任率领湖南陆军小学堂等校学生五十余人抵达常德，“商民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8]。杨任遂在常德设立招抚使署，宣告光复。驻扎在当地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迫于革命党人的声威，不得不表示顺从。与此同时，在各地革命党人的策动下，郴州、桂阳州、永州各属亦先后光复。湖南起义的胜利发展，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不仅稳定了武汉的后方，使首义之区无后顾之忧^[9],而且隔绝了清政府与粤、桂各省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各省的起义。由于长沙起义胜利，正值汉口战事日趋激烈的时刻，所以焦达峰就职之始，便集中全力支援湖北。他连日出示招募军队，会党和青年学生应募者十分踊跃，数日之间即达六万人。首先，他命令以新军四十九标各营为骨干，加上新募之兵和巡防营的部分士兵，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共五营),由王隆中统率于10月28日出发援鄂。10月30日，正当焦达峰、陈作新筹划派出第二批援鄂军时，立宪派策动部分军队，突然发动政变，推翻了以焦、陈为首的革命政权。原来，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对焦达峰和陈作新担任正副都督心怀不满。当10月22日焦、陈当选正副都督时，他们就登台声明“都督是临时的”^[10],企图否定焦、陈的领导地位。此后更有计划地施展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 10月23日，革命政权刚刚成立，立宪派便以“模仿英国立宪之精神”为名，迫使焦达峰同意成立了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参议院。谭延闿亲自担任议长。参议员大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规则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11]这样都督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立宪派并不以此为满足，25日，他们又决定仿照湖北军政府的办法，实行“军民分治”,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都督的权力。于是，在都督之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黄鸾鸣为军政部长。民政部下辖六司(民政、财政、教育、司法、外交、交通)、一院(会计检查院)、一处(盐政处),军政部下辖四处(参谋、军需、军法、副官),各司(处)长，多是立宪派。至此，正副都督形同虚设，立宪派实际上控制了湖南的政权。为了把革命党人排挤出政府机构，立宪派还从政治上打击焦达峰的威信，挑拨焦与新军的关系。他们诬蔑焦达峰为“会匪”、“土匪头子”。同时，以会党群众纷纷应召加入军队为口实，造谣说焦达峰要用会党代替新军。此外，还煽动黄忠浩所统率的巡防营军官为黄复仇，企图借军队之手杀害焦、陈。对于立宪派的一系列进攻，革命党人不仅没有给以有力的回击，相反，却一直用妥协让步的办法来维持与立宪派的“合作”关系。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政治上都很幼稚，因立宪派赞成革命，而模糊了自己和立宪派的界限，天真地以为“排满革命”成功，汉族一家，失去了警惕性。当有人建议挑选可靠的新军担任都督府警卫时，陈作新不以为然，他说“吾族奴于鞑虏垂三百年，今日复见汉宫威仪，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备之有”^[12]。在立宪派的逼迫下，焦达峰也曾想辞去都督职务，率兵援鄂，一走了事。这一切都表明革命党人对保持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10月26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谭人凤回到湖南后，看到都督大权旁落，便主张取消参议院，由都督府总揽全权。10月30日，同盟会邀集立宪派士绅在谘议局商议都督府组织法，谭人凤的提案获得多数通过。因而焦达峰的态度也坚决起来。次日，在全省军、政、商、学各界代表会上，焦达峰宣布了取消参议院和军政部的决定，谭延闿被迫辞职，怏怏退席。焦达峰以为与立宪派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便集中力量筹备派遣第二批援鄂军；然而，他却没料到，立宪派暗中加紧了夺取政权的阴谋活动，而且于第二天就发动了血腥政变。前此，王隆中率领新军四十九标援鄂，军中的革命分子几乎全部随军出发，省城防务由原驻扎在宁乡、益阳的五十标一、二两营接替。这两营军队没有参加过长沙起义，所受革命影响较小。第二营管带梅馨更是一个只知升官发财的人，一到长沙，他就去见焦达峰，要求提升他为旅长，被焦拒绝。因此梅馨怀恨在心，立宪派又乘机挑拨煽动。10月31日，梅馨分兵两队，一队埋伏于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附近，一队准备围攻都督府。然后指使一些流氓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13],作为发动政变的引线。风潮发生后，立宪派绅士请求军政府弹压。陈作新即单骑前往视察，他刚走到北门铁佛寺，便被伏兵乱刀砍死。随后，梅馨指使变兵借索饷为由，冲进督署。当时，焦达峰正和革命党人曾杰等人讨论派援鄂军的问题。曾杰力劝焦达峰暂时躲避，以防不测。焦达峰后悔自己养痈遗患，愤愤地说：“安用避为！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类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今谘议局绅董，煽动黄忠浩残部叛乱，既杀副都督，又欲杀余，悔不用谭石屏(人凤)之言，先除若辈，今竟为若辈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有天谴。”^[14]说罢，他挺身走向大堂，两旁签押房突然枪声四起，他受伤后倒在前坪照墙石狮子下，被变兵用刺刀戮死，年仅二十五岁。当晚，梅馨迎接谭延闿至军政府担任都督。谭假惺惺地推辞一番，便欣然接印治事。对于立宪派发动的夺权政变，各阶层人士表现了不同的态度。省内外的立宪派大加喝彩，湖北黎元洪表示：“但贺新都督，不问旧都督。”^[15]汤化龙拍贺电绐谭说：“闻公出，欣喜无量。”^[16]一部分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则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焦、陈部下万人汹汹谋复仇，声言放火屠城”,“攻扑督署，锄元恶”^[17]。在武汉作战的第四十九标官兵“闻变皆泣不成声，徒以汉上战事方急，未便回师讨贼”^[18]。洪江、澧州等地会党群众纷纷骚动，誓言为焦、陈复仇。但是，大部分革命党人，尤其是与立宪派接近的上层人物如文斐等，则认为汉口陷落，大敌当前，湖北“恃湘为后盾，脱有内乱，则革命前功尽废”^[19],而主张委曲求全。他们四出奔走劝焦，陈部下说：谭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他既革命，就要支持他。黄兴在湖北得到消息，也给湖南革命党人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湖南方面不能再乱，否则其他各省就要观望。湖南当务之急是援鄂。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谭延闿迅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消除革命党人对焦、陈被杀害的义愤，谭延闿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他把这次谋杀案诿罪于“乱兵”,并亲自至焦、陈灵柩前祭奠，下令公署一律下半旗志哀，为焦、陈建祠铸铜像，抚恤家属，等等。同时，他又极力扩张立宪派的势力，瓦解革命力量。首先，他改组了军政府，立宪派士绅纷纷膺任要职，排挤了革命党人。为了控制军队，他又下令解散了焦、陈招募的国民军，并将新军和巡防营改编为五个师，提拔梅馨为第五师师长。对有革命倾向的各营，则编为援鄂军，派甘兴汉率领开赴湖北前线，借以排除异己力量。经过这种种措施，谭延闿控制了长沙的形势。接着，他又把势力伸向各州县，相继推翻了各地的革命政权。 11月3日，谭延闿勾结驻常德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杀害了西路招抚使杨任，同时被害的还有参谋长余昭常及余化龙、涂鉴衡、锺杰等十余人。不久，谭延闿任命龙璋为西路巡按使，领兵一标驻于常德，将湘西各州县置于立宪派的控制之下。同时，谭延闿借故将焦达峰所委派的南路招抚使刘崧衡调职，而改委立宪派唐维藩为衡永郴桂安抚使，率军巡视南路各属，革命党人纷纷逃避，会党群众遭到残酷镇压。宝庆一带情况也是如此，谭延闿收买革命党人谭心休为“宝靖招抚使”,令其率领梅馨所部一营前往宝庆，取消军政分府，革命党人邹代烈被杀害，邹永成被迫出走。这样，湖南的革命果实便完全被立宪派所攫取了。一、长沙旅游区 2. 长沙县 3. 望城县 4. 宁乡县 5. 浏阳市二、岳阳旅游区 3. 岳阳县 4. 湘阴县 5. 汨罗市 6. 平江县 ☚ 湖南省　一、长沙旅游区 ☛ 湖南省名。简称“湘”。在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面积21万多平方千米，人口6065.97万。省会长沙市。湖南湖南禹舜湖南是伟大祖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着秀丽的山川和丰富的资源。湖南素有“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森林宝库”之称，享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美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诞生在这块土地上，更使湖南名扬天下，为国内外所瞩目和向往。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这便是湖南的神奇风采。一、自然地理（一）湖南概况 1.区位·境域湖南位于我国长江中游以南，属内陆省份，因区域的大部分在洞庭湖以南，而称湖南，因省内最大河流湘江贯穿南北，而简称湘。湖南地处东经108°47′ ～114° 15′ ，北纬24°39′～30°08′ 。它毗邻六省，东与江西交界，西接黔川山原，南枕五岭与两广为邻，北连长江与湖北接壤。省界极端位置，东为桂东县黄连坪，西至新晃县韭菜塘，南起江华县姑婆山，北达石门县壶瓶山。东西宽667公里，南北长774公里。共计土地面积21.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2%，幅员在全国属第11位。 2、地势地貌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在全国总地势、地貌轮廓中，属自西向东呈梯级降低的云贵高原东延部分和东南山丘转折线南端。东有幕阜～罗霄山地雁行排列，南有五岭逶迤起伏，西有武陵～雪峰山地绵延多叠，中部大多为丘陵盆地，北部主要为湖泊平原，整个地势南高北低，为西南东三面向中部北部倾斜、朝北开口的不对称马蹄形。石门县境内的壶瓶山，海拔2099米，是省内的最高峰，临湘县的谷花洲，海拔仅23米，是省内地面的最低点。全省地貌类型多样，有半高山、低山、丘陵、岗地、盆地和平原。大体可分为湘东侵蚀构造山丘区、湘南侵蚀溶蚀构造山丘区，湘西侵蚀构造山地区、湘西北侵蚀溶蚀构造山区、湘北冲积平原区及湘中侵蚀剥蚀丘陵区等6个地貌区。全省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51.2%，丘陵盆地占29.3%，平原占13.1%，水面占6.4%，大致构成“七山一水两田土”的格局。 3.行政区域湖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1949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相继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建立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定省会于长沙。从此以后，湖南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1949年初，湖南设10个行政督察区，2市，77县。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先后建立省、市(地、州)、县三级制。至1998年底，共计建立长沙、株州、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郴州、永州、怀化、益阳等12个地级市和娄底地区、湘西土家族自治州，下辖18个县级市、77个县、7个自治县、32个省辖市区。（二）土壤、气候、水文 1.土壤类型湖南的地貌类型有平原、岗地、丘陵、山地、平原5大类，在全省323.01万公顷耕地中，其中山地占51.4%，丘陵占15.2%，盆地占13.9%，平原占13.1%，水面占6.4%，形成了湖南“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土地利用结构，也形成了林业用地、草场的分布呈马蹄形，耕地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分布格局。湖南东、西、南三面山地环绕，中部则以丘陵和岗地为主，红层盆地和灰岩盆地沿河流呈珠状排列。较大的红层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浏盆地、醴攸盆地、茶水盆地、湘乡盆地、株洲盆地等，较大的岩溶盆地有新化涟源盆地、邵阳隆回盆地、零陵盆地等。这些盆地条件较好，开发较早，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是湖南工农业和城市的主要分布区。湘北则是坦荡的呈碟状结构的洞庭湖平原，土壤肥沃，河渠纵横，是我国的商品粮基地。湖南地层发育较齐全，土壤类型多种多样，共有9个土类，24个亚类，118个土属，418个土种，属红、黄壤地带。大致沿武陵～雪峰山东麓一线为界，东以红壤为主，西以黄壤为主。湖南地貌和土壤的多样性，丰富了垂直自然带层次，有利于多种经营的开发和立体农业结构的建立，对湖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 2.气候条件湖南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由于受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它的经、纬度位置，因而具有冬冷夏热、四季分明、春温多变、夏秋多旱、严寒期短、暑热期长等气候特征。湖南年平均气温在16～18℃之间，年差较大。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在4～7℃; 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在27～30℃之间，冬夏温差大，地域温差小。由于地形比较复杂，垂直差异很大，一般海拔升高100米，年平均气温降低0.5～0.6℃，雨量也随高度增加而增多，形成立体气候，有利于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农、林、牧、副各业。年生长期长，热量富足，全年无霜期261～313天，日照1300～1800小时，年总辐射量384928～488160焦耳/平方厘米，10℃以上活动积温5000～5800℃，持续238～256天，能满足作物生长对热量的需求。湖南是我国多雨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在1200～1700毫米，雨水集中，其降水分布呈明显阶段性。由于光、热、水基本同季，对农、林业生产极为有利。 3.水利资源湖南境内多年平均水资源为2539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08.8亿立方米，地下水457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为3756立方米，是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倍。湖南是一个河流比较稠密的省份，水系主要为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湖，全流域面积249976平方公里，本省流域面积占92%左右。其流域南以五岭与珠江流域的北江分界，东以幕阜山、罗霄山脉与鄱阳湖赣江水系分界，西以川黔丛山与乌江、清江分界，北临长江。全省有流长5公里以上的河流5341条，总长度9万公里。流域面积大于5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17条，其中湘、资、沅、澧、潇、耒、㵲、酉等水的流域面积均在10000平方公里以上；流域面积为500～5000平方公里的河流93条；小于500平方公里的5226条。全省总径流量1623亿立方米，加上客水462.8亿立方米，总量为2082.8亿立方米，超过黄河、淮河、海河流域总产水量的一倍。湖南诸水不仅水流量大，而且水能丰富，水质良好，含沙量少，冬季不结冰。全省河长5公里以上，流域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5341条河流的水能蕴藏量共1532.45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342.4亿度，超过日本全国水力资源的蕴藏总量，全省可能开发的总装机容量可占水能蕴藏总量的70%和发电量的36.4%左右。洞庭湖接纳四水，吞吐长江，为我国东南五大淡水湖之一。洞庭湖鱼类丰富，现有鱼类114种，主要经济鱼类有鲤、青、草、鳙等30多种，名贵鱼类有白鲟、中华鲟等，还有珍贵水产动物白鳍豚，贝、螺、虾类较为常见。水生经济植物莲、藕、菱等都有分布，芦苇遍及湖洲，总计89.6万亩。特别是洞庭湖造就了大片肥田沃土，其农业生产在湖南省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动植物资源 1.植物湖南位于我国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植被类型多种多样，植物资源异常丰富。种子植物约5000多种，其中木本植物2000多种，野生经济植物1000多种，药用植物800多种。全省有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66种，其中一级保护植物3种以上，即银杉、水杉、珙桐；二级保护植物有银杏、水松、资源冷松、伯乐村、伞花木、杜仲等23种；三级保护植物40种，如穗花杉、白桂木、华南烤、金钱槭、八角莲等。另有省定保护植物44种。在植物资源中，湖南粮食作物品种繁多，仅稻谷品种就有9000多个，包括水稻、旱稻等。粮食作物除稻谷外，还有玉米、高粱、小麦、薯类、豆类等。油类作物有茶子、桐子、油茶籽、芝麻、棉籽、蓖麻等。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苎麻、烤烟等。药用植物资源有黄连、天麻、白术、川芎、尾参、白芍等100多种常用著名中药材。植物类农副土特产品有8大类88种，柑桔、苎麻、湘莲、黄花菜、茶叶、玉兰片、龙牙百合、苡米、辣椒等驰名中外。湖南现有木本植物103科、478属、2470种。全省森林面积750.1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51.4%，高于全国和世界水平。1997年底，全省用材林26.25千公顷，经济林12.99千公顷，防护林3.62千公顷，全省活立木蓄积量2.45亿立方米。在全省木本植物中，乔木树种近800种，木质优良、经济价值较高的约500种，面积蓄积量及可伐量最大的是针叶林，占全省用材林面积的87.6%，占蓄积量的75.3%，其中马尾松所占比重最大。全省已建立森林保护区23个，张家界森林公园属国家级森林公园。湖南草场资源也很丰富，现有可利用草场8499万亩，载畜量可达704万黄牛单位，草场植物137科868种，其中可供牲畜采食的775种。 2.动物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动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湖南动物种类繁多，分布较广。有野生哺乳类66种、鸟类500多种、爬行类71种、两栖类40种、昆虫类1000多种、水生动物200多种。湖南现有华南虎、云豹、金猫、白鹤、白鳍豚等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有猕猴、短尾猴、穿山甲、大鲵、江豚等28种，三级保护动物49种。湖南是全国著名的淡水鱼产区，天然鱼类共160多种，以鲤科为主。在家畜、家禽中，以宁乡猪、滨湖水牛、湘西黄牛、湘东黑山羊、武冈铜鹅、临武鸭、浏阳三黄鸡等最为著名。（四）、地质矿藏 1.地质构造湖南分属两个大地构造单元，大致以罗翁绥宁大断裂向北东经安化、宁乡至长寿永安大断裂一线为界，其北西为杨子准地台的一部分，其东南为南华准地台的一部分。湖南受到三个地质成矿构造单元的控制：一为八面山褶皱区，区内地壳运动比较缓和，岩浆活动微弱，沉积作用普遍发育；二为雪峰山隆起区，区内地层出露单一，主要为一老一新的沉积岩层和变质岩层，岩浆活动较弱，仅在东北端局部地区有较强的岩浆活动；三为湘中、湘东西褶皱区，古生代海相碳酸盐沉积发育，岩浆活动极为频繁，多沉侵入，形成了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复式岩体或同期侵入体，造成了岩浆成矿作用的长期性和矿化作用的多样性，构成了湘中、湘东南两个大的成矿带，储藏着丰富的矿藏。湖南在地质构造上岩浆活动较弱，由此使湖南成为一个弱震、少震地区，这就为发展经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 2.矿产资源湖南地质构造独特、复杂，火成岩、成积岩、变质岩系发育，地层出露齐全，三大岩系多期次侵入，形成特殊的成矿条件，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湖南矿藏不仅品种多，而且品位优良，共生、伴生的矿产多，单一矿种的矿产少。在资源分布上，既有不均匀性，又有相对集中性和地区组合优势。现已发现的矿种有111种，探明储量的有83种，是全国矿产品种较多的省份之一。在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中，有色金属矿居多，非金属矿次之，故有“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的美称。在有色金属矿中，已探明储量的有37种，其中重金属9种：铜、铅、锌、镍、钴、锡、铋、汞、锑等；轻金属2种：铝、钛；贵金属2种：金、银；稀有金属1种；稀土金属3种；伴生金属9种；放射性元素2种；其中锑的储量居世界首位，钨、铋居全国首位，锰、钒居第二位。位于冷水江市的锡矿山是世界著名的“锑都”。非金属矿已探明储量的有30多种，主要有石灰石、硅石、白云石、萤石、铁硫矿、海泡石、高岭土等。其中莹石、重晶石、长石、海泡石、高岭土、纳长石等储量、产量和质量，都居全国首列。湖南矿点160多处，分布在全省13个地、州、市的66个县市。湖南黑色金属矿藏储量也相当可观，已探明的铁矿储量为10.03亿吨，锰矿石总储量1.09亿吨，其中工业储量3359.5万吨，居全国第二位。秀美的环境，壮丽的山川，宜人的气候，丰富的资源，为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湖南简史（一）历史沿革新晃、辰溪、澧县等地考古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证明，早在5至10万年以前，在湖南各处的河谷、坡地，就有原始人群生息繁衍。据史记载与考古发现，湖南古代居民属古苗蛮集团与古越族集团。石门、澧县、湘乡、泸溪等地考古发现的90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证实，早在八九千年前，洞庭湖周围，湘、资、沅、澧四水下游流域的河谷，就进入了以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这与黄河汉水流域先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同步。由此可见，湖南境内的土著先民，是以后中华民族形成的祖先之一；洞庭湖周围的原始农业与家畜饲养业，是以后中华民族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之一。相传伏羲、神农、轩辕、尧帝和舜帝，都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而炎帝神农氏以及舜帝，就曾在湖南披荆斩棘，辛勤耕耘，创建了不朽的业绩，他们的归宿都在湖南。根据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炎帝为民治病，采药来到湖南，日遇七十毒而不辍，最后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炎陵县塘田乡鹿原坡。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始祖，就在此建立了“炎帝神农氏之陵”。乾德五年(967)，宋太祖赵匡胤于鹿原坡觅得炎帝陵，于是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祭殿。从此，炎帝陵被历代王朝列为圣地，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来此寻根祭祖。由于炎帝比黄帝早500年左右，所以人们称炎帝陵为“天下第一陵”。新中国成立后，炎帝陵被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拟将炎帝陵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旅游局、建设部、国家土地管理局等单位将炎帝陵列为全国36块“拥有一片中华故土”工程之一，准备投资兴建该项工程。中华始祖五帝中的最后一帝——舜帝退位后，仍心系国计民生，帮助禹治理国家。南方的水患、干旱严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于是，舜帝告别皇后娥皇与爱妃女英，带着儿子商均来到浩瀚的洞庭湖。父子率众，乘着木筏，迎着滔滔的湘江水，逆流而上，一路观察水情灾害和了解民间疾苦。当他们来到潇水上游的苍梧地区（今永州地区一带）时，适逢春夏之交。舜帝冒着滂沱大雨，率领当地群众，疏通河道，排水抢救禾苗。入秋后，赤日炎炎，天干地裂，他又爬山越岭，到处寻找水源。他冒险深入紫霞洞，引出地下水，开渠引水灌田，救活禾苗。舜帝由于日夜操劳，最后积劳成疾，崩葬于九嶷山。娥皇、女英久见舜帝不归，便循着舜帝的足迹，千里迢迢来到苍梧寻夫。当得知舜帝已亡，二妃痛心疾首日夜悲哭，泪水浸透了漫山遍野的竹林，竹子上留下斑斑泪痕，成为湘妃竹。当地群众为感舜帝恩惠，在九嶷山修建了舜帝墓，并在附近的两座山头修筑娥皇、女英墓。唐代以前，九嶷山就建有庙宇祭祀，从宋代开始，在舜源峰修建了宏伟壮观的舜帝庙。历代帝王都派大臣来祭祀；历代文人骚客也来九嶷山瞻仰，作诗凭吊；远近庶民百姓，更是络绎不绝地来礼拜谢恩。现在，舜帝陵被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来参观朝拜的达10万人次之多。1993年4月，宁远县已破土动工，重修舜帝庙。炎帝、舜帝南巡，传播了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和。勤劳聪慧的湖南人民将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与本地的农耕文化熔于一炉，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至商周时期，以青铜器的出现为标志，经济生活有了明显的进步，社会性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时代。湖南是中国南方发现商周青铜器最多的省份。全省1500多处文化遗址的发掘，比较系统地勾勒出祖先开拓荒野的历史进程。全省已发现的古代采矿或冶铜遗址有数十处。麻阳县发现的战国铜矿遗址，仅开采面积就有3万多平方米，为国内所罕见。这些青铜器形体高大厚重，纹饰优雅，造型奇特，既有鲜明的湖南地方特色，也可见中原文化对它的强烈影响。足以证明湖南的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原在河南、湖北一带生活的楚人越过长江，沿洞庭湖东西两岸南下，又逆湘、资、沅、澧四水推进，湖南成为楚国的一部分，经济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开始生产铁器，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解放以来，湖南发掘的楚墓3000余座，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铁器、铜剑、漆器、古铜器、琉璃器、丝织机、天平和法码，以及帛画、毛笔、竹筒等珍贵文物，显示了湖南的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进一步结合所形成的楚文化的魅力和光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国后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因遭奸臣陷害，流放到湖南，一叶扁舟，遍游洞庭及湘、资、沅、澧下游各地。他忧国忧民，深入民间访问，吸收湖南民间的语言和神话传说，写下了《离骚》、《九歌》、《天问》等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诗篇，奠定了湘楚文化的雄厚根基，开中华民族文化诗作的先河。屈原被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他因祖国沦陷，悲愤至极而投汩罗江自尽。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至今，每逢端午节，全世界华人都以吃粽子、赛龙舟等方式纪念他。秦始皇统一以后，华夏文化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中原黄河流域一带，湖南地区虽然相对落后，却也产生过令人瞩目的文明成果和杰出人物。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东郊发掘了轰动世界的马王堆汉墓。在这座汉墓里出土的有稻、麦、豆类种籽和家畜、家禽骨骼，有大量华丽的丝织品和服饰。有精美的漆器、内容奇特的帛画，还有多达20多种，总数达12万多字的帛书。尤为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马王堆发掘的出土文物，充分反映了2000多年前湖南人民的聪明才智与经济文化所达到的高超水平。北宋开宝九年 (976)，潭州太守朱洞在长沙岳麓山创建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是全国四大书院之一，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学术中心。当时，湖南著名的哲学家周敦颐与四川籍著名学者张栻、江西理学大师朱熹，共同在岳麓书院讲学，成为中国书院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举。明末清初，衡阳人王船山，由于痛恨官场的腐朽黑暗，隐居深山，刻苦著书40年，对哲学、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地理、数学、历法，都有所研究与建树。他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并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后人汇刊成的《船山遗书》100余种，近千万字，是中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与民族气节，对近代湖湘文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南宋时期，在公元1130年至1135年，洞庭湖区的钟相、杨幺领导了一次震惊朝廷的农民起义，并且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这是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第一次提出纲领性的口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日趋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湖南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1795年至1806年，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区，爆发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苗民起义，起义领袖是湖南乾州（今属吉首市）的吴八月，参加起义的人员达20万人之众，坚持起义时间达11年之久，给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唐代李白的《草书歌行》中出现了“湖南七郡”的称谓，但正式用“湖南”作为行政区划之名，据《新唐书·方镇表》记载，是以唐广德二年(764)置湖南观察使才开始的。宋代分置荆湖北路和荆湖南路，元代设湖广行省，明代改湖广布政使司，湖南则分属之。清康熙三年(1664)置湖广右布政使司于长沙，为湖南单独设省之始。虽然省区范围在清代中叶才确定，但作为省级行政单位的名称“湖南”，在康熙定名后一直沿用至今。“湘”作为湖南的简称则是近现代的事情。旧时将湘江沿岸及相邻地区谓之“三湘”，其说法有三种，一种是指湘江中上游的漓湘、潇湘与蒸湘；一种是指湘江下游的湘潭、湘乡和湘阴；第三种是指湘江中下游的潇湘、蒸湘及沅湘。但第一种说法较为普遍。我们常说的“三湘四水”即指湖南全境，“四水”是指湘江、资江、沅江、澧水。至于“湖湘”，则泛指湖南全省，也是因水而得名。（二）人民革命斗争史在古老的中国社会大震荡、大变化的19世纪40年代，湖南涌现了大批有识之士和先进人物。他们或者忧国忧民，著书立说，探求拯救祖国的真理；或者挺身而出，身体力行，直接参与、领导中国社会的变革或革命。魏源“开风气之先”。魏源早在鸦片战争前，便对英国侵略者把鸦片强加于中国表示强烈的不满，主张严禁鸦片输入。鸦片战争时期，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亲自参加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并于1842年撰成《海国图志》。在这部著作里，魏源实事求是地总结了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教训，对清廷的内政、国防、外交提出了一系列开明和进步的主张。他呼吁变革，呼吁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深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学会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一定能赶上西方国家，不再受制于人，落后挨打。魏源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把眼光投向世界、主张对外开放的先进人士之一。他的思想给沉睡闭塞的中国人以振聋发聩的作用，开风气之先，引导大批爱国志士仁人走上向西方寻找真理以振兴中华民族的道路。左宗棠戍边保疆。面对外国的疯狂侵略和国土新疆的沦丧，“湘军”将领左宗棠坚决主张用武力消灭阿古柏集团，赶走沙俄侵略军，收复新疆。1876年春，左宗棠统帅10万大军离开兰州，进军新疆。军中主要将领都是湘军名将，如刘锦棠、徐万福、易开俊、谭上连等。战士多系湖南籍士兵，骁勇善战。由于左宗棠精通军事，善于指挥，并且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因此，“湘军”所到之处，深得当地人民群众拥护，老百姓主动给“湘军”送茶、送情报、送粮食、送武器、带路，甚至直接上战场作战。“湘军”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周围地区，给侵略者阿古柏与卖国贼白彦虎的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接着，左宗棠指挥各路“湘军”向南疆进攻，很快收复吐鲁番与其他敌军据点，阿古柏绝望自镣，“哲德沙尔国”伪政权被消灭。左宗棠率领的清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阿古柏匪帮既平，左宗棠即致力于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他在肃州做了一副棺材带到前线，表示他不收复伊犁，就不活着回来。他还向清廷建议在新疆设省，巩固西北国防。谭嗣同献身维新运动。谭嗣同在担任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幕僚时，走遍大半个中国，对清王朝的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和民族的危机，有直接的体察。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他改变现实黑暗政治的强烈愿望。后来，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决心在中国掀起维新变革的热潮。1895年，谭嗣同在浏阳首创传播自然科学为主的算学馆；接着，他和唐才常集资筹办《湘学报》、《湘报》，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的新思想；尔后，他在熊希龄等的倡议下，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批准，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第一所近代新学校——时务学堂，熊希龄为该校总提调，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等任分教习，有蔡锷等学员200余人，为维新变法培养了大批人才，推进了学校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时务学堂在湖南和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898年6月，谭嗣同应光绪皇帝的诏书，到京军机处，参予新政事宜，积极推动变法维新。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总代表慈禧太后等密谋发动政变后，有人劝说谭嗣同逃离北京。谭嗣同却大义凛然回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监牢里，他面对死神，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时，他写下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898年9月18日，谭嗣同与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等6位维新派志士被顽固派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陈天华唤醒国人。陈天华1903年获官费留学日本。他见祖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力主救亡图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各种爱国活动，先后成为“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分子。并撰写《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赤子之情，血泪之声，愤怒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他咬破手指，写了好几封血书寄回湖南，激励湘人准备与帝国主义和清廷反动统治者作最后决战，以挽救祖国的危亡。1904年，他回到长沙，与黄兴等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并策划江西巡防营反正和长沙起义。后因事败再赴日本。1905年，他与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发起成立革命组织同盟会，被选为同盟会本部书记。同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中国留学生内部反帝思想与行动不一致，陈天华激愤不能自解，留下《绝命书》，投东京大森海湾自尽。他在《绝命书》里写道：此举在求国人“去绝非行”、“有所警动”、“坚忍奉公，力学爱国”。陈天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宣传家，也是同盟会为国捐驱的第一人。蒋翊武、黄兴领导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是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丰碑。武昌起义虽然发生在湖北省，但是起义过程中的两位总司令都是湖南人，一位是澧县的蒋翊武，一位是长沙的黄兴。 1909年，蒋翊武投笔从戎，在武汉参加新军，加入革命团体振武学社。振武学社因革命活动暴露改名为文学社后，他被推举为社长，积极拥护孙中山，遵从同盟会纲领，以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不到半年，社员由数百人激增到四五千人。1911年，粤、湘、鄂、川四省爆发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清政府的卖国政策。在同盟会的策划下，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社联合组成起义领导机构，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拟定武装起义计划，并派员赴上海与宋教仁等联络，约请黄兴来鄂主持大计。黄兴，又名黄克强，1898年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时，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国家民族危机日益关注。1902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03年他与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被推为会长。根据他的提议，华兴会确定的革命方略是：由湖南首先发难，然后谋划各省响应，以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之目的。他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一起商讨起义计划，决定趁农历十月初十慈禧七十岁生日那天在省会起义，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阳、常德、浏阳、衡阳、宝庆五路策应。黄兴为筹集起义经费变卖了他的祖传田产。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黄兴化装逃往上海，不久转赴日本。第二年，黄兴在日本与孙中山筹划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选为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不久回国，先后领导了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与广州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时，黄兴应蒋翊武等之请，由香港经上海赶到武昌，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率领起义军在汉阳前线同清军奋斗20余日。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1913年爆发“二次革命”，他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后又为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筹措军饷。黄兴是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历史上有“孙黄”并称的美名。湖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爱国运动，并且很快发展到全国。从此，中国革命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这一历史时期，湖南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湖南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湖南先后涌现出一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蔡和森、何叔衡、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李维汉、李立三、李富春、谭震林、邓中夏、向警予以及郭亮、夏明翰等。他们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统治湖南的北洋军阀张敬尧极力阻止与破坏湖南的爱国学生运动。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率领新民学会会员，冲破张敬尧的阻力，以长沙为中心，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担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会长。6月25日，学联与长沙各界数千人，举行了抵制日货游行大会。7月7日，长沙各界近万人在教育会坪焚烧大批日货。省学联还组织31个讲演团分赴各地，进行反日爱国宣传活动。毛泽东主编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他以磅礴的气势号召打倒一切强权，满腔热情赞颂十月革命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第一次提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号召建立“民众的大联合”，以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团结、联合社会各界，把“五四”爱国运动引向反对湖南的最高统治者张敬尧，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驱张运动”。他与何叔衡、彭璜等率领“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和上海等地，揭露张敬尧残酷统治湖南、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激起全省与全国的公愤，最后把张敬尧赶出了湖南，取得了“驱张”的重大胜利。以蔡和森、向警予为代表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一方面勤奋学习，研究各种革命学说与主义，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方面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造就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优秀人才。1920年新民学会由原来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进步团体发展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它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与中共旅欧支部的创建，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干部和组织准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蔡和森和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于10月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一级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他任支部书记，何叔衡、易礼容为支部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在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50多名成员中，湖南人最多，居各国之冠。除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外，在上海小组中有李达、李中、林伯渠、李启汉、陈公博；在北京小组中有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等；在日本（留学生）小组中，有周佛海（后叛变），在法国旅欧支部中有李维汉等。其中，李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工人党员，缪伯英是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开展工人运动上。中共湖南支部建立后，毛泽东把党、团骨干李立三、刘少奇、郭亮、毛泽东、罗学瓒、夏明翰、蒋先云、毛泽覃等，分别派去安源、水口山、奥汉铁路和长沙各产业、行业中创办工人夜校或俱乐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 1922年9月14日，震惊全国的安源大罢工爆发了。路矿当局见状，用钱收买赣西镇守使派兵来安源镇压，工人们更是激愤。刘少奇大义凛然，深入虎穴，到戒严司令部与反动当局进行谈判。敌人用杀头来恐吓刘少奇，但刘少奇毫不动摇，置生死于度外，理直气壮地回答：“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罢工工人万余人，包围谈判楼，愤怒高呼口号，声援刘少奇的谈判，迫使路矿当局与军警头目最后基本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历时5天的安源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完全胜利，成为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一面“胜利旗帜”，对全省和全国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安源大罢工胜利的影响下，郭亮等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粤汉铁路大罢工。郭亮在岳州东站第一个卧倒在铁路上，大批罢工工人跟着一齐卧轨，阻止火车通过。经过顽强斗争，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终获胜利。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1923年9月，湖南农村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农民组织——岳北农工会。这是全国产业工人同农民相结合的伟大开端。水口山工人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湖南的最高统治者、湘军军阀赵恒惕的老家衡山岳北地区。 1925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党中央回到故乡韶山。他利用走亲访友等方式，广泛接触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与农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要求，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开展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他秘密串联，首先吸收农民积极分子毛福轩、毛新枚等入党，成立中共韶山支部。接着组织秘密农会，领导农民开展粮食平粜与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租额的斗争。韶山地区成立农民协会30多个，会员达8200余人，至是年底，共产党员发展到110多人，成为农民运动坚强的领导核心。 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湖南农民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至1926年4月，全省27个县秘密建立了区乡农民协会。农民组织起来后，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一）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这是农民运动的中心内容；（二）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三）大规模开展经济斗争；（四）大力破除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同时，农会开办农民夜校，教农民学文化，学革命道理，提高农民的文化思想素质与革命觉悟。 1926年12月，湖南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恭请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会指导。大会以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满怀激情地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原来生气蓬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面对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只剩下唯一的选择：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9月初，毛泽东前往安源实施起义计划。他在安源召开军事会议，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并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 1927年9月20日，工农革命军1500多人，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向湘赣边境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发。从进攻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冬，中共湖南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约40余次。其中规模较大的除秋收起义外，还有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湘南起义，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桑植起义，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通过武装起义，我们党先后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和湘赣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开辟，对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共86800余人，被迫离开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与何键，急调中央军和湘、桂军40万人马，修筑500多个碉堡，建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消灭。由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挥有力，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红二、六军团全部撤离湘境，胜利完成向黔东地区转移的战略任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新阶段。8月18日，湖南人民抗敌总会广泛开展募捐，湘籍军队源源不断开往前线，至8月27日，计有7个师2个旅离湘，开往前线杀敌。衡阳人民组织抗日敢死挺进队130余人，其中妇女40人，奔赴战场。同年10月，湖南文化界的中共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600多人参加成立大会，推选吕振羽、田汉、翦伯赞、张天翼等著名作家23人为理事，通过以“团结抗战、持久抗战”为宗旨的《文抗会章程》。“文抗会”组织讲演队、歌咏队、街头剧团、壁报团、慰劳队、难民指导委员会、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战时常识训练班，创办《抗战文化》、《农村周报》、《抗战小丛书》等刊物，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慰劳伤兵难民，指导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1938年11月日军侵占湘北的临湘、岳阳至1944年8月衡阳沦陷，湖南一直是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在这期间，湘南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抵抗日军的侵略。 1944年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派遣以王震为司令、王首道为政委的南下支队5000余人，离开延安，进军湖南。1945年3月26日，南下支队进占平江县城，建立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南下支队的到来，大大鼓舞了湖南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与勇气。南下支队在湖南期间战斗的足迹遍及19个县市，打击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留下了革命火种，对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5年4月初，日本侵略者以8万多兵力发动了以进攻芷江为目标的湘西战役，企图摧毁芷江机场，打击中国军队，保持湘桂、粤汉铁路及长江航运的畅通。中国军队在雪峰山地区顽强阻击，经过50多天的战斗，粉碎了日军进占芷江的企图。从此，中国军队乘胜攻复桂林、郴州，并在缅甸北部与云南西部开展反攻。中国抗日正面战场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9年，中共湖南省工委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全面分析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有利形势及程潜、陈明仁的历史、思想、处境，积极而稳妥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湖南和平解放。为了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实现湖南和平解放，中共湖南省工委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迫使白崇禧向湖南、广西败逃。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人民解放军分三路进军湖南；西路大军由四野十三兵团组成，自湖北西部之宜昌、沙市地区渡长江，向湖南省西北的澧县、临澧、石门等县疾进，然后经常德、益阳迂回到长沙西北；中路大军由四野十二兵团组成，由湘鄂边界向湘北的岳阳、平江前进，正面向长沙进攻；东路大军由四野、二野各一部组成，其中一路西渡赣江，向萍乡推进，迂回至长沙东南。三路大军，形成钳形合围之势。这对推动程潜、陈明仁起义，实现湖南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有37名将领签名的起义通电，宣告起义。 8月5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第一三八师在小吴门举行入城仪式。分三路浩浩荡荡进入长沙市区。长沙市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响彻古城长沙上空。省会长沙宣告和平解放后，湖南仍有大片土地为白崇禧部及一些土匪特务所盘踞。因此，不少地区仍然是经过战斗解放的。直到1950年10月绥宁县解放，湖南全境解放，湖南迎来了阳光灿烂的天空。从此，三湘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昂首挺胸，踏上了建设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新湖南的伟大征程。三、经济湖南是一个物产丰富、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早在唐代，湖南便有大批的税米调运京城，当时潭州（湘潭）、鼎州（常德）的工匠就能造出载鱼虾万石或稻谷万斛的大船，将湖南农产品运往四方。湖南的茶叶，陶瓷等特产，更是名扬天下，远销海内外，其中的精品被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到了明、清两代，湖南的湘潭、长沙、衡阳、常德等地，已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粮食集散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南的有色金属采冶业更是兴盛一时，产品为欧美各国争相购买。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的工厂数量，也曾一度在全国还未被日军侵占的省区中名列前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湖南的经济在历史上，曾有过相对发达和繁荣的时期。然而，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统治，加上自然经济的固有束缚和局限，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为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历史上曾几度出现的相对繁荣，不但只限于少数区域，而且也都是昙花一现，未能保持下去。1949年，湖南全省有40%以上的土地荒芜，农业歉收，市场萧条，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经济建设的序幕也同时拉开。湖南大地上获得解放的几千万人民，为改变湖南的贫困落后面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热潮中。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花，已经在湖南这片沃土上遍地开放，并结出累累硕果。在旧中国，湖南的经济状况虽曾稍强于其他不少省份，但生产规模不大，经济实力弱小。1949年，全省的社会总产值还不到22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7亿多元。按当时全省总人口计算，人均社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仅分别为72元和59元。 1997年，湖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993.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855.75亿元，第二产业1166.97亿元，第三产业970.28亿元。（一）农业湖南省有优越的土地资源，其中耕地面积约比全国各省区的平均数高4%，宜林宜牧荒地面积高出全国各省区平均数30%以上，可养殖的淡水面积是全国各省区平均数的2倍，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潜力很大。湖南不仅是一个农业资源上的大省，更是一个全国著名的农业产出大省。湖南以占全国2.2%的土地面积和3.4%的耕地，生产出了占全国5%以上的农业总产值、6%以上的粮食、8%以上的猪肉和10%以上的淡水鱼，并直接养活了占全国5%以上的湖南人口，为湖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农牧渔业湖南农业开发的历史悠久，加之农业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经过湖南人民几十年的努力，粮食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出现过多次重大突破： 1952年，湖南的粮食总产量有史以来突破了1000万吨，1971年突破1500万吨，1978年又突破2000万吨，1983年达到2500万吨，1997年又达到2876.99万吨。粮食的每亩单产，也由1949年的129公斤增加到现在的372公斤以上。湖南已拥有醴陵、双峰、衡东、湘阴、邵东等一批成建制的双季稻亩产过吨粮的先进县市。湖南的生猪饲养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49年湖南的肉猪出栏头数只有109万头。到1953年，仅4年时间便突破500万头大关。其后几经波折，到1972年又突破1000万头大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肉猪出栏头数也于1979年和1984年分别突破1500万头、2000万头的大关； 1987年和1991年又分别突破2500万头和3000万头的大关。1997年，湖南的出栏肉猪达到5837.60万头。湖南的渔业生产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97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达110.76万吨，在农业部开展的“全国渔业生产先进奖”评选中，湖南省及沅江、湘阴、华容、安乡、祁东、湘潭6县市，跨入了全国渔业“十强省百强县”行列。 2.农产品商品率湖南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农民自身吃饭穿衣的问题，使广大农民不断向小康水平迈进，而且农业的商品率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保障城市供应和扩大外贸出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湖南农产品调出省外的数量也大大增加。1981年以后平均每年在120万吨以上。湖南的生猪每年外调的数量也相当大，8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外调300万头，加上外贸出口及民间运销省外的数量，1991年以来的近6年平均每年调出生猪500万头以上，仅1991年，全省外销生猪就达960万头。 3.乡镇企业湖南的乡镇企业起源于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时期，蓬勃发展于农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97年，湖南的乡镇集体企业已发展到93837个，遍及全省城乡各地，从业人员近250.08万人，营业收入1105.66亿元。和全国其他省区比较，湖南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人数还是总产值，都已进入全国前10位之内，高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此外，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湖南的乡镇企业还推出了许多不但畅销省内国内，而且还蜚声海外的名优拳头产品。其中，茶叶、瓷器、松花皮蛋、烟花鞭炮、钨砂等100余种产品，不仅在省内较有地位，还发展成为稳定的出口货源，远销世界各地，为湖南创造了约占全省总额1/4的外汇收入。湖南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但使自身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还促进了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农村的产业结构已出现了农林牧副渔业并举，农工商全面发展的可喜变化，非农产值已占农村社会的总产值的40%以上，比1980年非农产值所占的比重约高20个百分点。以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产值，已约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约占全省社会总产值的20%，其中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工业产值，也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0%以上，为湖南工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工业化做出了一定贡献。（二）工业建立工业和振兴工业，实现工业的现代化，是湖南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现在，这个美好的愿望正在逐步变成活生生的事实，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和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正在湖南建立起来。到1997年底，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已发展为27015个，全年工业总产值1884.99亿元。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湖南工业从零起步，迅速崛起，不但创造出产量、产值的新纪录，而且还拥有相当完善的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湖南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发展起来。1997年全省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达到723家，是湖南工业发展的中坚力量。随着企业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和大中型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湖南工业生产的规模实力也迅速地增强。目前，湖南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加工、机械、电子、化工、建材、纺织、造纸、食品等工业部门，已逐步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并为湖南今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冶金湖南的矿产资源丰富，素有“有色金属之乡”、“锰矿之乡”的美称，采冶历史也相当长。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冶金工业获得了飞速发展，至今已形成由钢铁、有色、锰业和黄金等4个系统组成的冶金工业体系，年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数千倍，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上升到13% ，成为湖南工业的重要支柱。在湖南的冶金工业中，钢铁工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特别是80年代以来，钢铁工业建设卓有成效，形成了包括采矿、造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金属制品、机修、耐火材料、铁合金、碳素制品等门类齐全完整的综合生产体系，并拥有湘钢、涟钢、衡管、冷铁等省内外闻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1985年，湖南钢产量首次突破100万吨后，1997年又达到了175.6万吨。此外，湖南的钢铁工业还拥有一批如金属制品、建筑螺纹钢、高精度钢管、铁合金等名优拳头产品。其中铁合金系列产品，不仅产量在全国排名第4位，而且在质量上也饮誉全国，并远销日本、美国、西欧和东南亚。湖南的有色金属工业，不但是冶金工业的优势之一，还是湖南全省工业的一个特色。与全国各省区相比，湖南有色金属工业中的采选业产值，位居全国第2位； 10种有色金属总量亦居全国第2位，其中的锑品名列第1位，产量占全国总量的75%以上；锌、汞排名第2位；铅、锡位居第3位。现在，湖南的有色金属工业不但拥有被誉为“铅都”的水口山铅锌矿和闻名世界的“锑都”——锡矿山锑矿，以及桃林铅锌矿、宝山铜矿、柿竹园多金属矿等一批大中型矿山，还拥有专业冶炼和加工的株洲硬质合金厂、株洲冶炼厂、湘乡铝厂等一批国内以至世界著名的骨干企业。 2.机械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机械工业经过艰苦创业，至今已发展成为一个门类较全、基础较好、初具特色和具有相当实力的工业部门。现在，湖南的机械工业已是全省最大的工业部门，其企业数、职工数和固定资产等，均大体占全省的1/5左右，居全省各大工业行业之首。湖南机械工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了大批技术装备，也为人民生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日用机电产品。现在，湖南的机械工业已能生产逾万种产品，其中有不少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如株洲电力机车厂自独家生产了我国第一代铁路电力机车——韶山Ⅰ型电力机车后，一直保持着全国的领先地位，至今已生产了1300多台各种型号的电力机车，分布在宝成、成昆、陇海、太焦、湘黔、鹰厦等电气化铁路干线上，在全国铁路运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他机械工业产品，如湘潭电缆厂生产的铜包钢、铝包钢电缆，亦为全国独家产品；长沙机床厂生产的拉床、插床等机床，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左右；长沙水泵厂生产的大型循环泵，产量占全国的4/5; 株洲摩托车厂生产的重型摩托车，产销量也占全国的1/4; 长沙鼓风机厂生产的罗茨风机、浦沅工程机械厂生产的汽车吊、株洲电焊条厂生产的电焊条、湘潭电机厂生产的电动轮自卸车、江麓机械厂生产的60吨塔吊和株洲火花塞厂生产的火花塞等产品，均以质优著称全国，并且产销量在全国占有很大比重。此外，全国第一台用于北京地铁和支援朝鲜地铁的牵引电器电控、第一台工矿电力机车，第一台百吨电动轮自卸车，第一辆“三防”步兵战车，第一个双足步行的机器人，第一台磁悬浮列车，第一台智能工具机，第一架“蜂王”飞行器，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等等，均系湖南制造。这充分显示出湖南机械工业在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研制方面的强大实力。机械工业门类中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亦即电子业，是湖南新兴的一个工业行业。国防科技大学创造出的“银河”Ⅰ、Ⅱ型巨型高速电子计算机，湖南计算机厂开发出的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高级显示处理系统，还有大批量、中高档家用电器的生产等等，都标志着湖南电子工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和系列化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3.轻纺湖南的轻纺工业，有着悠久的辉煌历史。早在公元前，湖南就能烧制出红陶和彩陶，而唐代的岳州窑青瓷和铜官窑釉下褐绿彩瓷，明初的益阳窑釉下青花瓷，清末的醴陵釉下五彩瓷等，均早已名扬天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精美的丝织物，也无不令世人赞叹。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南的轻纺工业不但未能获得较大发展，反而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的轻纺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轻纺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1997年湖南轻纺工业产值已超过1700亿元，按全省人口平均已达到2700多元。按可比价计算，分别比1949年全省轻纺工业产值及人均轻纺工业产值增长了100多倍和50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湖南轻纺工业现已拥有纺织、造纸、陶瓷、食品、日化、家电、日用机械、日用金属品、竹木加工、文化用品、印刷、包装、日杂等几十个工业行业，4万多个企业，能够生产出品种以万计的轻纺工业品，不仅基本能够满足省内需求还具有一定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在轻纺工业中，食品工业近几年来发展较快，目前已成为湖南全省工业中的第二大行业，产值在整个轻纺工业中也占到1/3左右。近年来，湖南狠抓食品的精深加工，优质食品种数及产量增长较大。诸如君山银针、古丈毛尖、酒鬼酒、白沙液酒、龟蛇酒、龙牌酱油、浏阳豆豉、益阳松花皮蛋、白沙烟、芙蓉王烟、湘莲、湘粉、蜜桔罐头、猕猴桃汁、长沙巧克力、顶俏植物油、旺旺系列食品等等，近几年产量都大幅度增长。烟草行业中的以长沙卷烟厂、常德卷烟厂为骨干的企业，历来为湖南的创汇大户，在1997年他们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中大胆创新，锐意改革，加快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步伐，全年生产卷烟249.88万大箱，跃居全国同行业先进行列。湖南的纺织工业已发展成为全省工业的重要支柱。过去一个时期，纺织工业的重心在棉纺，结构比较单一，行业的竞争力不强。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纺织业按照以棉纺为基础，以苎麻为特色，以化纤为重点，形成纺织，印染，直至服装加工一条龙的方针，逐步调整了行业结构，使整体实力大为增强。其中苎麻纺织的能力及产量，均列全国第一。具有悠久历史的陶瓷和造纸工业，不仅在目前的轻纺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湖南工业的特色和优势所在。湖南，陶瓷工业现以醴陵、长沙、衡阳、洪江和新化等5大产区为重心，形成了一个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陶瓷生产和出口基地。近几年来，湖南陶瓷工业在产值、产量、出口产品及创汇额等方面，均位居全国前三名之内。造纸工业，则由原来只能生产有光纸、书写纸等几个品种，发展到可以生产文化用纸、工业用纸、包装用纸以及特殊用纸等共80多个品种。其中的胶印书刊纸、凸版印刷纸的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湖南已成为全国造纸工业的八大省之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湖南轻纺工业注意发展那些市场需求量大，而省内尚属空白的行业及产品，先后发展和建立了如家用电器、合成洗涤剂、日用化妆品、塑料加工、室内装饰等新兴行业。例如耐用消费品方面，过去只能生产一些品种单一、技术落后的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手表等“老三件”产品。而现在，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电视机、家用空调、燃气灶具等新一代产品，已在轻纺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三）交通邮电 1.交通运输湖南古有“泽国”之称，水运条件优越。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联结着近300条大小河流，纵横交错，遍布全省。早在西周时期，“湘江一线已成为南北交通要道”，到了战国时期，四水及主要支流船路畅通，使水路运输在湖南率先得到发展。湖南的陆路交通，起源于秦朝及以后历代修筑的驿道，至明朝时期，湖南已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通往湖北、广西、广东、贵州和江西的5条干线。湖南交通运输的历史虽十分悠久，但几千年来都是以古老的车马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从事运输的。旧中国湖南的交通，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加之战争破坏，发展极为缓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南的铁路营运里程不足千公里，公路可勉强通车里程3000公里，水运通航里程虽有万余公里，但可常年通轮船航道仅2000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交通建设，先后拿出近百亿元的资金，投入到湖南的铁路及站场、公路干线、主要航道、机场等交通设施的建设上。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也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悟出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深刻道理，从而不断掀起全民大办交通的高潮。目前湖南的交通运输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基本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5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路网密布、立体交叉的现代化综合运输网络。湖南地面的综合交通运输线路总长达7.42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近5倍。40多年来，平均每年新增运输线路1300多公里，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湖南平均3年新建的交通线路，就大体相当于旧中国的湖南近百年时间所建的交通线路的总和。几十年来，湖南相继修建了湘黔、枝柳两大干线，以及娄邵、醴茶、韶山等支线，中央铁路营运里程达3200多公里，为建国初期的2倍多；地方铁路也从无到有发展到344公里。公路交通建设的成就也十分显著。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公路里程以平均每年新增1300公里的速度发展。1997年已达到5.976万公里，是建国初期的19倍多，而且公路的技术等级有了极大提高，高速公路从无到有。长潭高速公路已全线通车，湘潭至耒阳高速公路已全面开工。全省已形成了以省会长沙为辐射中心，以纵四横三共7条国道干线为骨架，连接着70条省道、18条省际联络线和纵横密布的县乡道所构成的公路运输网。公路运输工具的增长也相当快。1950年，湖南全省仅有1100多辆民用汽车，1997年突破38万辆。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公路客货运输量也大幅度增长。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建设，成就也很显著。水运运输船舶的性能和数量有了很大提高，水运的客货量十倍数十倍地增长。航空方面，湖南目前不但建成了黄花国际机场、大庸机场，并且常德机场已恢复使用，航线11条，1997年输送乘客172万人次，为湖南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为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经过几十年来的建设，湖南的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湖南目前无论是综合运输网的密度，还是铁路、公路、水路的运输网密度，均为全国平均数的2倍以上。在全国各省区中，湖南境内的中央铁路营运里程数排名第8位，公路通车里程名列第2位，内河航道里程居第4位。湖南的运输工具，民用汽车拥有量名列全国第12位，民用机动船、驳船和帆船拥有量，则分别排在4、6、7位。铁路货运量居全国第10位，公路货运量亦居第10位，而水运量则排在第5位。运输业的总产值和运输业创造的国民收入，湖南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全国第11位。 2.邮电通讯湖南基本形成了一个以长沙为中心，贯通全省，并与全国各地相联结的初具现代化规模的邮电通讯网络。在邮电通讯网络的基本要素中，1997年湖南拥有的邮电局所已发展到14676个，邮路及农村投递线路总长近30.7万公里，居全国第3位；长途电话电路49349路，电报电路现有398路，居全国前10位以内。湖南的邮电通讯能力近10年来发展更为迅速，新技术、新设备不断采用，开通了京—汉—广微波，长—益—常微波，京—汉—广1800路中同轴电缆和长—潭光纤通信系统；还开展了卫星通讯、传真通讯和国际通讯；全省县以上城镇都安装了数字程控市话和长话交换机、用户电报自动交换机、公众电话自动交换机，并开通了省内国内程控直拨电话、无线寻呼和移动电话；无线寻呼实现了全省联网，在长沙还建立了无线寻呼、移动电话的自动交换系统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湖南的通讯能力及通讯质量。随着邮电网络的不断完善和通讯能力的迅速增强，湖南的邮电通讯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97年全省的市内电话用户已达199.6万户，农村电话用户已达66.26万，按人口平均拥有的电话机部数、订阅报刊和邮发函件数，以及通邮路、通电话的乡村比重等，都较之以前有显著提高。其中农村邮电通讯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数，位居全国10名之内。（四）内外贸易 1.商品流通湖南的商业在与工农业生产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得到了迅速发展，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对搞活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巨大作用。湖南商业部门为满足人民对各种物质和文化生活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要，持续不断地组织了大量消费品投放市场。1997年投放到全省市场的各种生活消费品达1287.62亿元。湖南商业在大力组织和投放生活消费商品的同时，还积极购进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97年，商业部门购进商品总额719.29亿元，其中农副产品46.87亿元，商业部门向农业提供20.92亿元的农业生产资料，比50年代初期增长了近600倍，从而有效地满足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湖南商品流通领域逐步形成了国营、集体和私营个体一齐上，多形式、多渠道和少环节的流通体制，从而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实现了购销两旺。 80年代以来，湖南的个体商业发展异常迅速。个体商业已遍及全省各个角落，极大地缓解了人民群众以往买难、住难、吃难、洗衣难、修理难和理发难等商业服务网点不足的问题，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一支生力军。1997年个体商业销售已占到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5%左右。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商品及物资交流集散场的市场网络建设，在湖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全省已初步形成布局基本合理，大中小相配套，城乡内外相衔接，多级、多层和多形式的城乡市场体系，对繁荣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城市，不但原有老城市的市场得到了改造，使历史上早已形成的湘、资、沅、澧四水沿岸的市场焕发了青春，而且还在一批新兴城市和重要集镇中兴建了许多新的市场，形成了一批新的各具特色的物资交流中心。老城长沙、衡阳、湘潭、邵阳、益阳、洪江、常德、岳阳等地市场，现均已成为本区域、全省乃至跨省区的物资集散中心。而株洲、怀化、娄底、吉首、张家界等新城市及重镇花垣、靖州、石门等，现也都建设成沿铁路干线的区域性、跨省区性的综合与专业、边贸与民贸相结合的重要市场，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流通体系。此外，在全省城镇中，零售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网点已达30万个，平均每万市镇人口拥有的网点数，也由1980年的37个增加到现在的190个，进步十分明显。在广大农村地区，市场网络的建设也卓有成效。现在，不但农村的集市、墟场等数量增加，交易活跃，而且零售商业、饮食和服务业网点也大大增加。1997年湖南农村的商业网已逾40万个，平均每万农村人口拥有的网点，也由1980年的15个增加到现在的80个，网点建设及分布水平亦有明显提高。在城乡市场建设中，集贸市场的发展引人瞩目。全省城乡已形成了一大批中小相结合，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相结合、零售市场与批发市场相结合、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结合、室内市场与室外市场相结合等各种类型的集贸市场。湖南无论是商业网点的密度，还是城乡集贸市场的密度等，在全国都居于较前的位置。其中，湖南的社会零售商业网点数居全国第7位，平均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商业网点数为全国平均数的2倍多；平均每万平方公里拥有集贸市场个数，亦是全国平均数的2倍多；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湖南则高出全国各省平均数约1/4，居全国第11位。此外，湖南商业所创造的产值和国民收入，目前在全国各省区中已排在第9位。这些都说明，湖南的商业贸易及市场发展水平，总体上已基本达到或接近全国的先进水平。 2.对外贸易湖南对外贸易萌芽于清代。当时广州为全国对外经贸的中心，湖南虽地处内陆，却毗邻广东，故联系交往有地近之利。湖南出产的茶叶、苎麻、烟叶、药材、蜂蜜等多种土特产均运到广州，供中外客商选购，再转销英国、荷兰、东南亚等地。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湖南也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相继设立了岳州及长沙海关，以监督对外贸易和检查进出境商品。民国期间，湖南主要出口一些农副土特产品和锑、锰、瓷器等工矿产品，对外贸易额一直不大。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南专业出口的商号不足30家，从业人员仅200多人，以组织货源者居多，从事出口业务者极少。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对外贸易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自50年代起至今，湖南省的进出口总额虽历经了50—60年代期间的多次起伏波动，但总的来说是逐渐增长的，特别是70年代后期以来更是持续猛增，由1951年的940多万美元起扶摇直上，到1997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达32.83亿美元。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创汇能力，扩大出口贸易，湖南于70～80年代以来，努力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培植出口货源和培育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经过多年努力，全省现已建立300多个较具规模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这些出口商品基地提供的货源占出口总量的30%以上，其中一些大宗出口创汇产品，出口基地所占的比重更大。湖南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在新中国建立后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出现了重大突破。1980年至今，全省对外签订利用外资协议累计达2000多份，合同金额达30多亿美元，两项指标均大大超过前30年的总和。其中，仅1997年对外签订的利用外资合同项目就达1080个，合同金额达12.9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3.58亿美元，发展势头十分喜人。湖南在技术引进和技术出口成交方面，近年来亦相当活跃。1997年，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项目322个，合同金额22646万美元，实际完成营业额达8333万美元。（五）城镇建设 1.城镇布局湖南的城镇发展，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即为楚国重镇；其后历经朝代更迭，并伴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湖南又相继出现了衡阳、津市、湘谭、益阳、常德、洪江、醴陵、株洲、岳阳、邵阳等一批城镇。但是，在旧中国，湖南的城镇发展极为缓慢。到1949年，湖南全省只有长沙、衡阳两个市，建制镇也只有104个。平均每万平方公里只有5个城镇，城镇人口总共只有236万人，占全省当时总人口的比重还不到8%。城镇化水平的层次相当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城镇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现在，湖南全省城镇数量已发展到665个，是1949年全省城镇数的6倍多。其中，城市已达26个，为1949年的13倍；小城镇也增加了535个，比1949年增长了5倍以上。城镇密度现已达到每万平方公里有城镇31.3个，为1949年的6倍多。湖南城镇数量仅次于山东、湖北，居全国第3位。湖南在城镇建设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已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湖南城镇的发展建设，不但在数量上大为增加，而且规模也有较大的扩充，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目前小城镇的平均人口规模，也已达到2万人以上。此外，全部城镇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现已由建国当年的不足8%，上升为19%以上。随着城镇建设的不断发展，城镇自身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并且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仅以1991年全省26个城市市区情况为例： 26个城市市区以占全省15%的面积和24%的人口，创造出了占全省4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20%以上的农业总产值、64%以上的工业总产值、44%的财政收入和82%的工业利税总额，贡献非常突出。现在，湖南的城镇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城市为主体，以点多面广的小城镇为基础，并相对均衡合理的城镇体系。26个城市、639个建制镇和3000多个集镇，就象一颗颗大大小小的明珠镶嵌在湖湘大地上。 2.城镇面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湖南的城镇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市政公用设施也极为简陋落后。新中国的湖南，在破烂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城镇公共事业和市政公用设施的改造和建设。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建设，城镇各项建设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城镇面貌有了较大改观。现在，湖南的广大城镇，特别是城市，一座座造型各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片片新颖别致的居民住宅错落有序。衡阳的五一、西湖，长沙的望月湖、红旗区等功能齐全，美观适用的住宅小区，都使其所在城市更具魅力。长沙现在的火车站一带，70年代还十分冷清，而现在，周围遍布商场、公园、宾馆，成为长沙的繁华地带。此外，一条条旧路结合着旧城改造被拓宽拉直，一条条新路纵横于楼群之间，一座座立交桥、天桥凌空架起，一座座大桥横河飞渡，还有一块块园林绿地，一座座艺术雕塑等，如雨后春笋般地矗立于空地街边。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环境，使市容大放异彩。城市的公共交通、供水和污水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也随着市容的改观而有了极大的改善。城市公共汽车营运路线分别增至2500多辆和5500多公里。按每万人口平均拥有的公共汽车数量，湖南现在远远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城市出租车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城市的自来水普及度，现达到90%; 供水能力和年供水总量，也比建国初的1952年分别增长了数百和数千倍；湖南城市每人平均生活用水量，也比全国城市平均数高出许多。城市煤气及液化石油气，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现全省城市的气化率达到了30%，与几年前的1985年相比增长了2倍多。所有这一切，都较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改善了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四、人口、民族、宗教（一）人口 1997年底，湖南省总人口为6465.0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629.00万人，农村人口4836.00万人。总人口中男性3356.43万人，占51.92%，女姓3108.57万人，占48.08%。湖南省认真贯彻基本国策，实行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1997年为12.5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6‰。人口寿命增长，死亡率逐年下降，1997年为6.99‰，比1950年下降了15.8个千分点。湖南人口文化素质呈逐年上升趋势，1964年7月1日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省总人口3718.23万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或相当于大学文化的270人，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1990年湖南每10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为22567人。湖南人口分布呈马蹄型，是全国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之一。1983年平均每平方公里261人，为全国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101人的2.6倍。全省人口密度最小的湘西山区每平方公里137人，最高的为湘潭市，1989年为每平方公里523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社会劳动者中的职工人数直线上升，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升降呈马鞍型。1997年底，全省社会劳动者3560.29万人，其中职工为597.48万人，城镇个体劳动者200.36万人，农村劳动者2744.33万人。（二）民族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共有51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92.07%，各少数民族人口占7.93%。50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在1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23个，其中土家族、苗、侗、瑶、白、回、壮、维吾尔、满、蒙古、布依、彝族等12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000人。湖南少数民族大都分布在湘西、湘南等边远山区。为了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全省陆续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截止1990年底，全省共建有79个民族乡。湖南省全省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互助，友好相处，共同开发和建设湖南，为湖南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宗教湖南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自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僧人竺法崇到长沙传教，创建麓山寺、佛教自始传入湖南。道教于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进入湖南。伊斯兰教自元末明初朱元璋及其子朱棣军驻戍湖南常德、邵阳等地，军中回族、维吾尔族将士多在居地屯垦居业，并有随军阿訇，使伊斯兰教得以传布。天主教自明崇祯九年(1636)有外国传教士涉足湖南，潜形传教。基督教自清同治二年 (1863)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令率先来湖南传教，活动点分布在14个地州市城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得到了妥善维修与保护，同时废除了寺院封建制度，倡导“农禅并重”，创办寺院的农工生产并开发名胜古迹的旅游事业。五、文化、体育、卫生（一）文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南的各个文化艺术领域涌现出大批优秀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在湖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文化设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南城镇群众文化设施大量增加。到1997年底，共建群众文化产业机构26058个，此外，还有大量各类型营业性舞厅、音乐茶座、卡拉OK厅、录像放映点等。逐步形成了市、区、街道三级文化网，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并举的文化体系。其中有相当一批先进的大型文化设施。 1984年7月迁入新馆舍的湖南图书馆，主体建筑面积22900平方米，其中12层书库10071平方米。藏书累计为312万册，其中有毛泽东著作版本2600余种、10000余册，徐特立藏书15000余册，地方文献善本4939部、50828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物收藏单位。成立于1981年10月31日的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藏书累计为46万册，重点收藏少儿读物及少儿工作者参考用书和教材，同时采集少儿声像读物，是全国首家成立的省级少儿图书馆，江泽民总书记为该馆题写了馆名。 2、文学艺术湖南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厚的根基。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就曾涌现出欧阳予情、丁玲、沈从文、萧三、张天翼、周立波、叶紫、康濯等许多著名诗人、作家。自1949年至今的40多年里，共创作长篇小说60余部，中篇小说400余部，短篇小说5000多篇，创作出了一批全国乃至在世界上颇具声誉的作品。在全国开展的各种文学创作评奖活动中，湖南获奖的文学作品有35部（篇），获奖作家40多人次，其中有11部小说已被拍成电影或电视片. 湖南文学界的成就在全国受到普遍的赞誉，被称为“文学湘军”。湖南的地方戏剧剧种较多，约有19种5000多个剧目，尤以花鼓戏、湘剧影响最大，为湖南人民所喜爱。在地方民族戏剧中，尤以苗戏、侗戏较有影响。苗戏是湘西苗族自治县—花垣县于1954年创立的新剧种。其特点是用苗歌、苗语演唱，以苗族生活动作和苗族舞蹈、武术为基础，稍加发展，形成戏曲动作进行表演。苗戏的第一个剧目为《团结灭娇》，是湖南有名的民族戏种之一。侗戏发源于贵州省，1952年由广西三江县传入湖南通道县侗族聚居区，其特点是以侗语侗调演出，通俗易懂；服饰、道具均系本民族的日常用品加以美化，生活气息浓厚，深受侗族群众欢迎。 50年代初起，湖南地方戏剧事业在挖掘整理加工传统剧目的基础上，创作上演了一批现代剧目，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花鼓戏《打铜锣》、《补锅》和湘剧《园丁之歌》。花鼓戏《三里湾》、《牛多喜坐轿》、《八品官》、《喜脉案》等剧目在全国戏曲演出活动中获奖，多次晋京参加全国性重大纪念演出和调演活动。其他艺术领域，湖南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先后有一批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在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中获奖。龚爱书、佘致迪作词，马殿银、周佐作曲的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风靡全国，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一批颇有成就的歌唱表演艺术家李谷一、何纪光、宋祖英、张也等，深受全国听众的喜爱。还有湖南的杂技、木偶皮影艺术多次组团，代表中国赴世界各地访问演出。 3、广播影视湖南的广播影视事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97年，拥有广播电台12座，中、短波发射台26座，平均每日播出节目19套，播出时间224时45分。拥有电视中心台28座，电视台发射台，转播台664座，已逐步形成中央、省、地（市）、县四级办台，四级混合覆盖的格局。1991年以来，又由省会长沙领先，各地先后办起了有线电视台。全省平均每周电视播出时间为1734个小时，覆盖率达87.71%。拥有电影制片厂一个，省、地、县三级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机构275个，放映队4805个。潇湘电影制片厂是1977年11月14日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故事片生产厂家，占地面积约100亩，厂房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设有中、小摄影棚，演员排练厅，标准放映厅，置景棚等。建厂10多年来摄制故事片60余部，新闻纪录片近百部，先后有10余部在全国获奖，其中故事片《候补队员》获文化部1983年优秀影片特别奖和第14届秀福尼国际儿童少年电影节一等奖。1991年摄制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围绕着毛岸英牺牲这一中心事件，展示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着力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和巨大的人格力量。它融革命情、父子情、夫妻情于一体，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江泽民、李鹏、宋平、李瑞环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该片后，给予高度评价。该片还被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献礼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欢迎。 4、新闻出版近20年来，湖南的新闻事业日趋繁荣，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以报刊业为例，1976年10月，湖南仅存报纸14种，至1997年底，则已拥有正式期刊212种，正式报纸61种。当年出版图书2856种，初步形成一个面向大众、门类齐全、多层次的报刊、广播、电视相互配合的新闻网络，在信息传播、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反映新情况、新问题、反映群众呼声，进行舆论监督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湖南的出版事业声名显赫。自湖南省新闻出版局1978年3月成立以来，在原有一家综合性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科技、美术、教育、文艺、少年儿童、岳麓书社（古籍）、新闻图片、湖南画报、科教语言音像、地图等专业出版社，以及湖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大学出版社。1978～1988年累计进入国际市场的图书2500多种，80余万册。1979年，在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上，湖南出版界所倡导的“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有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的地方出版工作方针，至今仍为全国各省出版部门沿用。图书出版门类、品种齐全，质量较高，在国内外的出版业中颇负盛名，有“海内书林”，“湘版出众”的美誉。1978年到1991年，共有284种图书获全国性优秀图书奖、封面奖、插图奖，文学翻译作品《火与剑》、《洪流》获波兰国家文学艺术奖。（二）体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里，湖南的体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城乡群众体育活动逐步普及，体育设施大为改善，涌现出一批为国家和湖南人民争得荣誉的优秀体育人才。湖南从事的体育运动项目已达30余项，约有三分之一的项目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一些项目达到亚洲和世界水平。1997年，在国内外的正式比赛中，湖南运动员共夺得金牌35.5枚，银牌27枚，铜牌33.5枚，破全国纪录2人、2次，3项，在参加国际比赛中获金牌12枚，银牌铜牌10枚，打破亚洲纪录8人、46次、17项，打破世界纪录8人，56次、17项。先后有5个项目的教练员26人次受到国家委派，前往10多个国家担任专家。截止1997年，湖南拥有一批大型体育场馆和训练基地，其中较大体育场36个，体育馆52个。1987年10月建成的贺龙体育馆，建筑呈椭圆形，气势雄伟、壮观，占地15万平方米，看台面积2.1万平方米，可容纳观众5.5万人，仅次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广州天河体育场，居全国第三位。内场面积2.4万平方米，中央为标准天然草地足球场，球场外围为桔红色环形塑胶路道，场内地面平整度水准差3毫米以下，达到国际比赛标准。湖南还先后建有长沙树木岭、郴州、岳阳3个大型体育运动基地。其中郴州训练基地位于郴州市北湖公园畔，风景幽美诱人。1980年3月正式定为国家体育冬训练地，总面积为5万平方米，为我国女排的“五连冠”作出了重大贡献。湖南的男女体操队，组队于1956年，在国内外正式比赛中，先后多次夺得全国、亚洲和世界冠军。1984年4月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体操锦标赛中，湖南运动员彭亚平夺得吊环冠军，是湖南扬名世界体坛的第一个体操运动员。在1986年和1990年的第十、十一届亚运会上，湖南运动员陈翠婷技压群芳，夺得6枚金牌。1992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湖南12岁女将陆莉，成为湖南省第一个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运动员。除此之外，湖南还有一些著名的体操男女运动员李敬、马英等。湖南体操多年来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为国家体操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湖南的射击竞技运动位居全国首列，举重运动有着较高的水准，组队至今，在国内国际正式比赛中多次夺冠。湖南的羽毛球运动多年跻身于全国甲级队行列，两次获得世界冠军，拥有梁秋霞、李芳，唐九红等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在其他运动项目中，湖南也有一定的优势，其中以跳水运动著名，培养出了驰名国际体坛的跳水运动员熊倪。（三）医疗卫生湖南医疗卫生事业专业门类趋于齐全，在妇幼保健、医学科研、医学人才、医学管理等方面有着较大成绩。到1997年底，拥有卫生事业机构9177个，专业技术人员25.08万人，病床14.4万张，平均每万人口20.84张，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城市除设有市、县、区级医院外，还有街道医院、街道居委会的群防站、红十字卫生站等基层组织；企业和学校设有医院、医务室等。乡村除建立乡镇卫生院、所外，绝大部分村设有医务室。形成了一个包括各级各类卫生机构、各种卫生人员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湖南的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25‰下降至1997年的6.99‰，人均寿命由35岁提高到70岁左右。湖南的医疗卫生机构中，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第二、第三医院，省人民医院，湖南中医学院第一、第二附属医院，省肿瘤医院，省儿童医院，省妇幼保健院等大型医疗卫生单位，以其精良的设备，高超的医术，享誉省内外；桃源县和湘乡市中医院的眼科，常宁县、新邵县和长沙县中医院的骨伤科，慈利县中医院的化浓炙哮喘治疗，沅陵县中医男性病医院的男性不育症治疗，津市中医院的脉管炎的治疗等，则以著名的特色中医专科闻名遐迩。它们代表着湖南中西医疗技术的整体实力水平，为保障湖南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贡献。湖南是全国血吸虫病的主要流行区之一，流行区域分布在湘、资、沅、澧四水尾闾地带和广阔的洞庭湖区，尤以洞庭湖为主要疫区。党和政府一直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省里先后拨款1.5亿元用于全面查螺灭螺，对人畜进行同步治疗，使血吸虫病得到了有效的防治。六、教育与科技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湖南的教育、科技事业也呈现出日益兴盛繁荣的局面，成绩显著。（一）教育湖南的教育事业，有着辉煌久远的历史。早在春秋末期，以长沙为中心的楚文化教育，就与北方的齐鲁、宋梁并立，成为当时华夏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之一。两宋时期，分别于公元976年、997年创建的长沙岳麓书院和衡阳石鼓书院，开全国书院教育之先河。到了近、现代，在源于南宋初期的湖湘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求仁履实”学风的影响下，湖南先后造就出陶澍、魏源、汤鹏、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还造就了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湖南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继续前进，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1、基础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省、地（市）各级地方政府用巨额资金以及社会多渠道集资投入教育，使湖南的基础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国家和社会资金的投入，改善了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遍布湖南城乡的几万所学校，已有2/3左右新建或改建了校舍，多少年来威胁着广大师生的校舍危房，绝大部分已经拆除，且目前仍在继续抓紧改造。相当一部分老、少、边、穷地区，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精神，兴办起学校，尽可能地为学校充实了教学仪器设施。全省所有乡镇中心小学的建设，都基本达到了“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教师有住房，有活动场地，有图书仪器，有勤工俭学场所”的“一无六有”标准。并有相当一批学校，开始以其具有现代化风格与气派的华美建筑和先进的设施，展示出时代的风采，成为吸纳和传播现代文明的基地，成为新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 1950年以来，湖南建立了33所中等师范，9所师范专科学校，3所本科师范院校(含部属师范学校1所)，加上省和地、州市办的15所教育学院，以及100多所县教师进修学校，已经形成了一个分布均衡，结构合理，以培养为主、培养与培训兼有的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每年以将近两万之众的数量，给师资队伍以新的补充，成为湖南教师队伍的重要基地。 1997年湖南各级各类学校共有教职员工70.40万余人。从职工的学历看，符合国家规定学历的教师，小学达90%，初中达60%，高中达50%。并且涌现出大批尽职尽责、热爱人民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和先进模范人物。湖南教育事业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方向，质量与效益都有明显提高。1997年，全省小学毕业生106.86万人，升学率为95.7%; 初中毕业生76.03万人，升学率为50.0%。高中毕业的升学统考成绩，多年来一直稳定在全国前列。湖南中学生从1987年开始，先后参加了由国家统一组队的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头一年，湘阴县一中的刘雄夺得一枚金牌。以后几年，湖南又有多名学生在全国奥林匹克选拔赛的决赛中获全国一等奖，长沙市一中和湖南师大附中的学生还先后在国际奥赛中夺得银、铜牌数枚。在1992年第23届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湖南师大附中和沅江一中的学生李翌、罗卫东又双双摘取两枚金牌。这次奥林匹克赛，中国代表队获金牌5枚，并在全部参赛国中列总分第一，其中湖南参赛学生功不可没，充分显示出了湖南中学教育的实力和地位。 1991年湖南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表明，全省中、小学生的身高、体重均明显增长，已经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中学生的体育合格率达到99.1%，达标率达到85.2%。德育是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湖南各学校的德育教学普遍得到加强，德育教学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日趋活泼，先后开展了诸如“文明校园”建设活动，“树立起人生路标”读书活动，“教书育人”演讲比赛，“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三好学生夏令营、冬令营等，使学生思想道德水准不断得到提高。近几年内，几届高中毕业生的德育合格率一直稳定在95%以上，优秀率保持在25～30%左右。 2、高等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湖南的高等教育稳步发展。1949年，湖南仅有高校6所，在校生3295人；1997年则已增至48所，在校生14.37万人。15894名专职教师中，有正教授1170人，副教授4788人，正、副教授占专职教师总数的37.48%。在这40多所大专院校中，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作为全国的重点大学，以其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与科研开发，为湖南和全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各自还以其独特的优势和科研成果在省内外及国际上享有较好的声誉。湖南高等教育在重视规模发展，加强本科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使专科教育在原来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学校增至27所，在校生发展到50000余人，与18所本科院校的45000多在校生相比，形成了本、专科规模47.7: 52.3的格局，改变了过去长时间内本、专科规模倒置的状况。与此同时，为适应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湖南高等教育不断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先后撤销、合并了一些陈旧、重复的长线专业，增设、改设了电子、化工、经贸、文秘、政法等许多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热线专业。在教学上，湖南各高等院校着重追求质量，力争教学上新台阶。近年来，分别有多项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优秀奖。大学生中唯一举行的全国性统考—英语分级考试，湖南参考人数逐年增加，考分不断提高。 3、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近年来湖南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使国民教育体系在规模扩展的同时，结构也得以不断调整，日趋合理。劳动职业技术教育（含普通中专和成人职业教育）的发展、充实与提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注入了职业技术的活力。尤其是一批职业中学的创办发展，改变了过去中、小学教育基本局限于基础性教育，致使大量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就读的毕业生与直接参加工农业生产的要求极不适应的状况，直接为湖南各行各业输送了大批符合要求的职业技术劳动者，显著增强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在湖南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中，3000多个乡镇均办起了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担负着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和扫盲任务，与农村的普通基础教育相配合，为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湖南教育事业经过40多年的曲折发展，基本形成了一定格局的现代教育体系，达到了较为可观的规模。1992年，全省共有普、职、成各类各级学校5万多所，普、职教系统在校生81万多人，成教系统在籍生（员）216.2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98.6%。全省各县、市（区）已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平均每10万人口左右即有一所高中。与1979年的33000所学校、204万在校生比较，规模增长水平实属可观。据1997年统计数据表明，全省每万人口中有在校大学生22.2人，在校中学生572.5人，在校小学生1217.5人，全省文盲率已逐年下降，且正朝着世纪末全省农村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继续努力，可以预期，湖南教育史上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时期将展现在人们面前。（二）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养育了大批杰出的政治、军事人才的湖南，也造就了众多的科技雄才。中国古代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就是湖南耒阳人。在现代，尤其是建国以来，湖南的科学技术研究更令世人瞩目。一个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布局和配置比较合理、运行机制日趋灵活、科研机构充满活力的科技新体制逐步形成。至1997年止，全省县市以上的全民所有制科研与开发机构400多个，其中地市以上的机构190余个，科研中试基地20多座。厂办级科研机构2300多家，科技先导型企业350多家；乡镇农科中心1600余个。湖南总共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91.05万人，比1949年增加200倍。每万人口拥有的科技人员数由1949年的1.4人，1957年的10.4人，1978年的34.5人增加到1997年的141人。1997年，鉴定的科研项目916项，其中获省部级奖励项目309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6项，国家批准授予发明奖9项。 1、科学研究 “绿色革命”，是以培育和引进高产稻、麦新品种为主要内容，以解决人类缺粮问题为宗旨的一项国际性生产技术改革活动。这一关系到人类生存的伟大事业，美、日、印等十几个国家进行了多年，未见成效，而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具体地说，是在中国南部的洞庭湖区，获得了辉煌的成功。本世纪60年代中，当时任教于安江农校的袁隆平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他首先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同时大胆提出通过“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办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在当时国外对杂交水稻研究尚无作为的情况下，袁隆平等人坚持杂种优势应是生物界普遍规律的观点，冒着风险和非议，苦苦探究，反复测合与试验，终于在全世界率先实现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第一次攻破了水稻杂交优势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同时选育出一个又一个杂交水稻的新组合，并大面积应用于生产。这一成果打破了“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极大地丰富了遗传学、育种学、栽培学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植。特别是这一成果的推广应用，使水稻的单产和总产都跃上一个新的高度。据统计，至1992年，三系杂交稻已在我国累计种植19亿亩，共增产稻谷2000亿公斤，为我国乃至世界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国家粮食生产大幅度增长，开辟了广阔的前途。1981年1月，国务院给籼型杂交水稻这一特大科研成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郑重提出“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是我国当代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成果之一”。几年来，三系杂交水稻还走向世界，在美国、日本、印度、越南、朝鲜等许多国家推广栽种，面积达23亿多亩，占这些国家水稻总面积的10%，产量比常规稻高出1倍。袁隆平也自1985年以来先后获得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等一系列国际性大奖，并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92年，湖南杂交稻、麦的研究又取得一系列成功。衡阳农科所选育出的新型光敏不育系衡S—3，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选育出的一批两系法杂交早稻优质米组合，都使“两系法水稻杂交优势利用”获得了新的进展。全省两系法杂交稻新组合示范面积达4万多亩，均有显著增产。特别是湖南农学院何学民、戴君惕、邹应斌、周美兰、张海清、刘维论等主要研究人员组成的“两系法利用小麦杂种优势技术”研究课题组，在盛录师教授的指导下，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首次发现小麦发温敏不育材料。这一具有世界性的突破，在三湘大地上树起了继袁隆平之后的又一座“绿色革命”的丰碑。在计算机技术方面，湖南起步于本世纪50年代末，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形成一定优势。国防科技大学两代银河巨型机的问世，使我国计算机技术一举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银河—1”亿次巨型计算机的研制，是在1978年开始的。当时国防科技大学的科研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在充分研究国外巨型机资料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开拓，成功地解决并发展了系统结构设计和软、硬件设计及生产、调试中的许多新技术、新工艺的理论问题，终于在1983年研制出了当时国内运算速度最快、存贮容量最大、信道传输率最高、功能最强的计算机系统。在此基础上，科研工作者们乘胜前进，又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银河全数字仿真计算机和银河超级小型计算机。这一重大成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当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签发命令，为研制者们记集体一等功；聂荣臻元帅亲自向国防科技大学写信表示祝贺，“银河—Ⅰ”亿次巨型计算机还获得了国防科技成果特等奖。 1992年，国防科技大学又成功地研制出了“银河Ⅱ型”10亿次型计算机，使我国计算机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国务院、中央军委向研制者们发来贺电，江泽民总书记为他们写下了“攻克巨型机技术，为中华民族争光”的题词。医学领域，科研成果早已闻名于世。毕业于湘雅医专、几度出国深造、解放后担任国家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的湖南澧县人汤飞凡，经过艰难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在1955年分离了世界上第一株砂眼衣原体病毒，找到了一个半世纪前拿破仑盲军的致病原因和治疗方法，攻克了世界医学史上的一大难关。1981年5月在巴黎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大会，向这位已故20多年的中国科学家郑重颁发了金质砂眼奖章和一大笔奖金。汤飞凡的名字随“汤氏病毒”而闻名于世。同时，湖南在人类体外受精一胚胎及供胚移植研究和人类高分辨染色体技术等方面，都居全国领先地位。由著名医学家、遗传学家卢惠霖教授指导的“人类体外受精—胚胎及借胚移植研究”的承担者们，先后在母体排卵、取卵，体外受精及胚胎和供胚移植等许多方面反复试验，取得成功，于1981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1983年诞生了中国第一例人工授精婴儿。在此基础上，他们继续研究人类胚胎冷冻保存技术，于1984年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人类胚胎库，为18位妇女冷冻贮存了41个胚胎。1987年9月为2名妇女施行胚胎移植术，1988年6月，先后诞生两例试管婴儿。与此同时，在国内首次创立了卵与胚胎染色体制备技术。这一达到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对于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荣获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79～ 1985年间，湖南医学院（今湖南医科大学）遗传研究室李麓芸、夏家辉等研究的“人类高分染色体技术”，应用于临床，取得成功。这项成果获1986年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甲等奖，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它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5例临床作用，被载人美国威明顿医学中心《人类染色体变异和异常登记库》。此外，湖南还在新能源开发、地质理论、粉末压制理论、选矿技术、铝铂轧机单辊驱动试验以及数学等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出现了陈国达、陈新民、黄培之、杨向群、古可、钟掘、侯振挺等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是湖南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人类的骄傲。 2、技术开发 1990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科技兴湘”的发展战略，随后召开的全省“科技兴湘”大会，号召全省上下进一步深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切实创造一个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环境，大力推进科学技术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具体工作主要从以上两方面开展。 1992年初，省委、省政府在确定加快湖南改革开放总格局时，提出了建立“五区一廊”高新科技产业开发体系的发展战略，即在长沙、岳阳、株洲、湘潭、衡阳五市建设五个各具特色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沿京广线形成一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走廊。国务院继批准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开发区后，又批准了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开发区。五市都制定了各自的开发区发展规划，明确了各自的重点发展领域，确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开发项目。“八五”中期，五市共筹集开发资金15亿元，实施高新技术开发项目391个，协议利用外资105亿元。长沙、株洲、衡阳等开发区的小区建设已全面铺开。长沙岳麓山科技园已开工40万平方米，竣工30万平方米，通讯、电力、供气、供热等基础配套设施正紧张施工。岳麓山地区历来是省会文化教育的中心，环境优美，交通畅达，人才与科技密集，拥有高新科技产业开发的天然优势。目前，该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已发展到200家，其中外商投资企业30家，150项高新技术成果已逐步转化成产业，其中20%的项目有国际领先水平。如“不锈钢纤维”、“银河超级微型机”“远大空调”等已开始进入国内外市场，形成规模效益。湖南的科技扶贫工作也有新的部署。在国家科委的关怀和扶持下，科技扶贫重点已转向地区的浏阳、平江、炎陵、茶陵、桂东五县。通过项目开发带动全面发展。这五县共实施科技开发项目45个。创产值4亿多元，创利税1.1亿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较为可观。发展科技市场，是在社会范围内推动科技为经济发展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桥梁。这几年，全省大大增强了开拓和培养技术市场的工作力度。1997年全省已有技贸机构2600多个，签定各类技术合同14848项，合同金额16.14亿，其中技术金额96133万元，实现金额12.97%。全省的技术市场已开始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易网络，技术贸易活动从开始的只限于科技界扩展到企业界，而且工业企业已日益成为技术贸易的主力，成为最大的买方和最大的卖方。同时技术贸易活动已从城市扩展到农村，部分乡镇农科站也开始从事有偿技术服务。据统计，1995～1997年全省技术市场1/3以上的成交项目流向了农村和乡镇企业，全省农村采用的技术成果的一半来自技术市场。一些县区开始出现乡镇技术市场交易所。技术贸易机构，则从初始阶段的单纯“官办”发展到全民、集体、私营一起办。到1997年，全省已有集体性质的技贸机构700多个，私营技贸机构300多个。同时，技术市场贸易内容也日趋扩展和丰富；技贸活动正向着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过去技贸活动基本上还只限于有偿技术转让，后来则已扩展到联合开发、有偿服务和有偿咨询等许多方面，并且全省已开始建立比较完善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制度。除省、地（市）两级都已建立起认定登记机构外，有110多个县、市建立起了认定登记点，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率都在80%左右。为使技术贸易纳入法制轨道，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已正式审议通过了《湖南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并于1993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七、旅游湖南沟壑纵横，山重水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许多名山奇峰，名川秀水、名岩怪洞，使湖南的山山水水呈现出神奇的风采。这片神采飞扬的土地，曾吸引多少古代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斑斑足迹、皇皇诗篇或千古绝唱，建构了许许多多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了湖南富饶的旅游资源。为当代湖南旅游事业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旅游资源湖南的自然景观资源十分丰富，有些景观在国内外还是独一无二。湘西北的武陵源风景区，以石英砂岩构成的峰林景观，举世罕见，为我国独有。红层丹霞地貌，在我国江南地区间续可见，而地处湘西边陲的新宁崀山，汇集了此类景观的精华，一展碧水丹崖的英姿；花岗岩构成的山岳景观在国内虽不罕见，但南岳衡山既有花岗岩山体的坚挺，更有峰谷叠翠的秀丽，以秀冠五岳而著称于世；岩溶地貌在湖南分布甚广，天然造型极为丰富，既有石林、峰林、孤峰拔地而起，更有迷宫般的洞府奇观。道县的寿雁、宁远的冷水铺及江华一带的峰林，峭壁如斧砍刀削，陡起陡落，柔媚多姿，色彩黛似青玉、形态玲珑剔透，足可与广西桂林媲美；而索溪峪的黄龙洞、冷水江市的波月洞、东安县的舜皇岩等地下洞，完全可以列入国内外名洞之林；密布于三湘大地的江河溪流、湖泊水库、飞瀑流泉，或以奔流涌动之动景激荡人心，或以碧波如镜之静景畅人胸怀。洞庭湖烟波浩渺，茅岩河峪谷风光，宝峰湖的湖光山色等等，风采各异，无不令人神游遐往。湖南人文景观十分壮美，从古至今遗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古迹和革命旧址，更增添了三湘大地的风韵。君山、韶山、舜皇山、九嶷山，山不在高却因舜帝南巡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葬于炎陵县西南的鹿原坡，虽地处偏僻，但成为炎黄子孙朝拜的圣地。历代以文称地或因地著文的景观不少，往往相得益彰，如桃花源、浯溪碑林、永州山水、岳阳楼、芙蓉楼、苏仙岭与三绝碑等；儒、释、道三教的馆院、禅寺、庙观，历来都是择地而建，更增添了江山胜境的魅力，如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古麓山寺、南岳佛教丛林、浏阳石霜寺，石门夹山寺、大庸普光禅寺等。近现代革命志士英勇悲壮的行动，革命领袖彪炳史册的功勋，在三湘大地留下了数百处值得后人永远缅怀的遗迹。大量古墓葬和遗址的发掘，使许多珍贵的文物得以面世。湖南有全国唯一的商代人面铜方鼎、商代铜像尊，有现存最早的帛书、彗星图谱、地形图、军事地图、天文学专著以及最早最轻的素纱单衣。这些都使人叹为观止，更觉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湖南的旅游资源分布比较平衡，广布四境，类型多种多样，但又有序地彼此联结，相对集中。全省旅游资源总体上呈“东一线、西一片、中一带”的格局。东部的京广沿线，以人文旅游资源色彩较浓而著称；西部张家界至凤凰一片，则以自然景观见长；中部的邵阳、娄底、益阳一带，可供游览的景点也不少。这一“东一线、西一片、中一带”的有序布局，为当代湖南旅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旅游景区全省依区域特色、中心景观、交通网络的配置状况，分为景貌不同、风姿各异的多个旅游风景区，即长沙旅游区、湘潭韶山旅游区，岳阳洞庭湖旅游区、衡阳南岳旅游区、桃源洞旅游区、炎帝陵、武陵源旅游区、猛洞河旅游区、吉首凤凰旅游区、邵阳崀山旅游区、娄底湄江旅游区和益阳桃花江旅游区。 1、长沙市、湘潭市长沙，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文化名城，秦汉以来一直是历代郡、国、府治的所在地和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代以来为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文物古迹尤多，仅列入国家和省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45处。长沙有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最负盛名的有岳麓书院、古麓山寺及麓山寺碑、禹王碑，开福寺等历史名胜和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岳麓书院坐落于岳麓山下，是世界上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历经宋、元、明、清四朝，阅尽沧桑，真实地记录了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麓山寺，藏匿于岳麓山腰古木丛中，始建于晋代，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称，在隋唐时就驰名全国。坐落于长沙市北郊的开福寺，古色古香，殿宇宏伟，琉璃耀彩，在民间曾流传有“先有开福，后有长沙”之说。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更是轰动海内外，一号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三座汉墓出土的文物达3000多件，三座古墓出土的文物达3000多件，件件珍贵，创造了中国的文物10余个之最的纪录，充分展现了古代长沙灿烂辉煌的文化。近现代以来，长沙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革命遗址和纪念物难以尽数，谭嗣同提倡变法，刘道一奋起举义，黄兴革命，蔡锷护国，逝世后都归葬于此。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领袖，都曾在长沙度过了“风华正茂”的岁月，岳麓山、船山学社、清水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文家市等地，还清晰地留有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足迹。长沙，还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名城，主要观光处有岳麓山、桔子洲、天心阁、烈士公园、月亮岛等。岳麓山位居湘江之滨，遥对长沙古城，碧嶂屏开，秀如琢玉，层峦叠翠，山涧幽深。岳麓风景之美，以山腰的清风峡谷为最，这里古枫参天，碧洞蜿蜒，景色迷人。天心阁位居于古城东南，楼阁高耸，绿树成荫，登阁远望，“四面云山皆到眼，万家灯火最关心”。烈士公园，处于市区东北，全国十大公园之一，园内有庄严雄伟的烈士纪念塔，仿宋长廊式的纪念廊。碧波荡漾的严嘉湖，形态各异的亭、台、楼、阁、桥、榭、廊、坊掩映湖光山林之中，置身其间，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湘潭距长沙51公里，是一座具有1400余年历史的名城，名胜古迹很多。巍然屹立于湘江之滨的昭山，为“潇湘八景”之一—山市晴岚。峰顶有始建于唐代的古刹昭山裨寺，还有始建于南宋绍兴初年的文庙，清代兴建的关圣殿。建于北宋年间的湘乡云门寺，内塑11米多高的千手观音像，世所罕见。王闿运创湖湘诗派，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彭德怀诞生于湘潭，更使湘潭名扬天下。湘潭市西去40公里，即是毛泽东的故乡韶山。这里群山起伏，万仞耸翠，气势磅礴。韶峰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相传舜帝南巡至此，见风景优美，遂命随从于奏韶乐，引凤来仪，百鸟和鸣，韶山便由此得名。毛泽东在韶山度过了童年时代。1964年修建的毛泽东纪念馆，采用农村房屋的外貌和城市园林的风格建造，依山就势，高低自然，展室高大、宽敞、明亮，以亭台、小桥、回廊相连，显得十分雅致堂皇。馆内的8个陈列室，系统地介绍了毛泽东的生平业绩。韶峰山腰，新建有毛泽东的诗词碑林。碑林共有100块，其中66块刻有毛泽东诗词，其余34块系各个时期的题词。韶山因抚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而享誉中外。宁乡花明楼乡炭子冲，是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家乡。刘少奇故居是一幢半茅半瓦的土砖农舍，门前一泓清流，屋后满山翠竹，景色宜人。刘少奇故居、纪念馆、铜像，整个建筑群落，在青山绿水间错落有致，庄重、典雅，极具匠心，饱含着湖南人民对刘少奇的无限崇敬之情。 2、武陵源武陵源，位于湖南西部，包括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三个中心景区，面积达369平方公里。境内山环水绕，气象万千，以世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为主体，山、水、洞兼备，集野、奇、秀、幽、险、旷为一体，有“天下第一奇山”，“立体的山水画”之誉，1992年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位于武陵源风景区的西南部，主要景区有黄狮寨、金鞭溪、腰子寨、沙刀沟、袁家界、琵琶溪等。张家界以岩称奇。座座石峰拔地而起，陡峭嵯峨，其形态变化多端，各尽其妙，或上锐下削，或上下相仿，甚至上大下小，挺拔巧叠；如柱如塔，如屏如墙，如楼阁，如城堡；有孤峰，有群像，若动、若静；有的秀雅高洁，有的威武勇猛……无所不有，无所不奇，无所不绝。金鞭岩俨如一根长鞭拔地而起，三面如削，直刺云天；夫妻岩恰如一对恩爱的夫妻在悄悄絮语，醉罗汉、望郎峰、劈山救母、雾海金龟等，无不维妙维肖。索溪峪，有200个风景点，山奇、水秀、洞幽。“桥”险，自成一体。索溪峪的山，姿态万千，两千多座险峰拔地而起，巍巍层列，你依偎着我，我簇拥着你，绵延一、二十里，犹如一幅水墨长卷，煞是壮观。天子山，位于武陵源景区北部，辟有黄龙泉、茶盘塔、老屋场、凤栖山、石家檐五个游览区，有1座天桥、2个天池、4个天门、5个溶洞以及80多个观景台和数处流泉飞瀑。天子山居武陵景区地势的最高处，其中主峰达1250米，登临其上，俯瞰脚下成千峰林，能给从以气势磅礴、气象万千的感受。武陵源还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园和动物园。这里植被茂密、树种丰富，林木植物种类有105类，计700种，比整个欧洲所拥有的树木种类还多一倍以上。北方的冷杉、铁尖杉、雪松、香果，南方的毛红椿、红豆杉、白壮花，以及银杏、大仿栗等全荟萃这在这一巨大的园林之中。奇花异草几乎遍布各处，如长蕊杜鹃、灯笼花、齿缘吊钟花、龙虾花等，姹紫嫣红，花团锦簇，与苍翠多姿的树木相互映衬，形成了千峰翠衣，四季送花香和如诗如画的景色。这里的飞禽走兽，更是种类繁多，世间少见的珍贵鸟类就有6目41种，珍贵兽类28种，如背水鸡、长尾雉、红嘴相思鸟、猕猴、岩羊、云豹、麝、玻璃蛇等。禽飞翠谷，猿攀悬岩，鸟鸣枝头，鱼翔碧潭，给奇山异水平添了几分野趣。 3、岳阳市岳阳是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古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浩瀚的洞庭湖与万里长江在此交汇，水天一色，风光秀丽，古迹众多，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誉满天下。主要游览区有岳阳楼、洞庭湖、南湖、莲湖、君山以及汨罗的屈子祠、屈原墓和平江的杜甫墓等。洞庭湖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衔远山，吞长江，烟波浩淼，横无际涯。湖外有湖，湖中有山，渔帆点点，芦叶青青，鱼翔水底，鸥鹭各飞，春秋四时景色不同，一日之中千姿百态。湖中君山小岛，远望如粉黛，近看如青螺，横空俯视，又像阴阳合抱的太极图。岛上有二妃墓、柳毅井、封山印、射蚊台、朗吟亭等神话附会的人文构景，这给君山的秀色平添几分神奇。岳阳楼，屹立于岳阳城西丹崖翠壁之上，临长江，气势雄伟，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我国江南三大名楼。岳阳楼现有1700余年历史。相传岳阳楼的前身，为三国时东吴名将鲁肃领兵守城的谯楼，唐代中书令张说在阅兵台旧址建楼而定名。宋庆历四年 (公元1044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并请著名文学家范仲淹撰写了千古流传的《岳阳楼记》，从此岳阳楼名扬天下。岳阳楼建筑工艺精巧，主楼高19米，全木结构，三层三檐，飞檐斗拱，中层四围环以明廊，翘首饰以龙凤，琉璃黄瓦，覆盖盔顶，结构严谨，造型庄重。登楼凭栏远眺，可饱览洞庭洞“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景色。楼左有仙梅亭，右有“三醉亭”，临湖台阶上有怀甫亭，楼亭参错，花木环绕，临湖倒影，上下掩映，景物生辉。在岳阳城南洞庭湖边，还有与岳阳楼交相辉映的慈氏塔。该塔建于唐开年间，七级浮屠，39米高，塔刹上的相轮有两吨重，塔身有28个佛龛，内置佛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塔之一。岳阳南去70多公里的汨罗江，是著名诗人屈原投江殉难的地方。江畔的玉笥山建有屈子祠，祠内四壁石板镌刻着历朝吊屈原的诗文词赋，正厅以巨木雕刻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后殿塑有神采感人的屈原像，附近还有抬屈亭、独醒亭、骚坛等纪念屈原的景点，烈女岭上有屈原墓。 4、南岳衡山巍巍南岳，横亘于湖南中部，有大小山峰72座，南以回峰为首，北以岳麓山为足，逶迤盘旋八百里，峰峰堆青叠翠，古木参天，如条条苍龙翻腾云海，雄浑之气无与伦比。南岳旅游区，以主峰祝融为中心，分南岳古镇方广寺、龙凤潭等8个游览区和西岭一处避暑区。南岳风光，素有“四绝”之称，即祝融峰之高，方广寺之深，藏经殿之秀，水帘洞之奇，具有“势雄、景秀、文丰”的特色，并在总体上秀冠五岳。相传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都曾到南岳巡狩祭祀。南岳遍布寺、庙、庵、观，素有“东南亚佛教圣地”的盛誉。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珍品。其规模之宏大，建筑之精美，结构之完整，布局之周密，实属罕见。在南岳古镇，还的祝圣寺。南岳还是历代文人学士荟萃之地，唐宋以来曾建有28所书院，唐代名宰相李泌、宋代胡安国父子、朱熹等都曾讲学于此。历代著名诗人韩愈、李白、杜甫、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来过这里，留下了7000余首千古传唱的诗篇。南岳西去45公里，是湘南重镇衡阳市，传说“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称雁城。这座古老的城市，已有2000余年历史，不仅是南岳风景区的重要门户，而且本身的名胜古迹也非常丰富。主要景区和游览处有回雁峰、锡光仙洞、禹王古碑、船山故居、汉代酃县遗址、汉天子坟、唐窑遗址、石鼓书院、江口鸟洲等。 5、桃花源桃花源位于桃源县西南15公里的水溪附近，面临滔滔沅水，北倚巍巍群山，境内群峰拱卫，林茂幽深，亭台错落，石阶曲径，飞泉潺潺，恍如仙境。桃花源的名胜古迹，一部分在公路以北的桃源山，一部分在公路以南的桃花山。现桃花源的中心景区在桃花山一带，共有70余处景点。桃花源原系一建筑群，以风景优美，林壑幽静而出名。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作《桃花源记》，文以景出、景以文传，增添了桃花源的神秘色彩。文人骚客，纷至沓来，著文咏诗，作画记事，更使桃花源声名远播。桃花源步步有景，其景致有如桃花源牌坊上对联所描述的那样：“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境内自然景点、亭阁津廊均按陶渊明诗文命名，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意境美。319国道上，新建有横跨公路、气宇轩昂的“桃花源”石刻牌坊。过牌坊，沿公路两旁，一条桃花林带连绵10华里，称“十里桃花廊”。过桃花廊来到桃源山下，迎面有一条长流不断的桃花溪，桃花溪沿岸便是当年渔人迷路而遇的桃林。桃花盛开之时，桃树枝头，鲜红如碧血，艳丽如胭脂，千树万树，如织就的云锦，令人陶醉。 6、猛洞河猛洞河旅游区位于湘西自治州永顺、古丈境内，与武陵源旅游区相毗邻，总面积达250平方公里。猛洞河旅游区包括猛洞河中、下游，西水下游以及灵溪中、下游一带，以永顺县城的“不二门”为中心，以猛洞河为轴线，向四周辐射。已开通的水路游程达175公里，全部游区弃车行舟，是一个集山势、水色、洞景和生物于一体，汇古镇风貌、民族风格、山野情趣于一体的水上旅游胜地。猛洞河融桂林之秀丽，长江三峡之雄伟于一体，碧水如镜，倒影入画，峭岸入云，古树丛生，藤蔓垂织，溶洞比比皆是，天悬白练多处，猕猴在崖壁上攀跃追逐，鸳鸯在绿水面纵情嬉戏，全然一派原始型风光。在永顺县城南的猛洞河畔，有一座奇特的石林公园—不二门。入口的“不二门”为石林天成，三块巨大的岩石高达千仞，中间天生一个巨大的石门，石林壁上镌满历代文人的诗咏。王村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坐落在地势险要的酉水以北。秦汉至南朝时为酉阳县治，又是“楚蜀通津”的要道。王村风景独特。青石板嵌成的梯子街从河码头一直延伸到城顶，长达数里；街道两边的吊脚楼鳞次栉比，古色古香。镇内“溪州民俗风光馆”中的“溪州铜柱”价值连城，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著名电影《芙蓉镇》曾在此拍摄，人们便称王村为“芙蓉镇”。距永顺城东12公里灵溪河畔的老司城，是一座山城古都，历代土司王都在这里建都，有“土司小朝廷”之称。老司城依山为城，没有正式的城垣建筑，方圆数华里，有东、西、南、北四门，并分八街十巷。街道全用红褐色花纹卵石砌成几何图案，随地势而变，整齐匀称，古朴大方，富于民族风格和泥土气息。猛洞河旅游区还是一个天然动物园和植物园。景区内，金丝猴、林麝、飞鼠等190余种珍禽异兽出没于溪洞谷，水杉、银杏、珙桐等500余种奇花异木遍布于山峡峰岭。人们乘船游览，几乎无船不见猴，甚至有时还有猴子从峭壁上窜至船上，向游人索要食物，十分有趣。猛洞河，确有“原始古朴、险峻威猛、清秀神奇”的特色！ 7、苗乡风韵在湖南西北边陲、武陵山腹地，有两座神奇而独具风采的山城，这就是湘西自治州的首府吉首和凤凰县城。境内风景如画，方圆数百里范围内，有数百座奇峰、数十条秀水，还有数不清的溶洞、峡谷和流泉飞瀑。这里又是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奇峰秀水间，一栋栋苗家吊脚楼，一排排轻杨柳，一条条青石和鹅卵石砌成的小道，再加上那悠悠转动的筒车，铿锵的苗鼓，醉人的苗舞，到处都渗透出古朴清雅的神韵。吉首的风光，最为独特的是矮寨奇观和夯景区。凤凰县的主要景区有沱江古镇、黄丝桥古城、奇梁洞、天星山、南华山和大龙洞泉等。凤凰是苗族英雄吴八月聚众起义的地方，迄今遗址犹存。 8、永州浯溪永州是一座边陲古城，具有2000多年历史，汉代曾在这里首置零陵郡，此后一直为郡、州、道、路、府治所在地。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贬职永州司马，长达10年，写下了不朽名篇《永州八记》。历代文人骚客人纷至沓来，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永州山水，风光秀丽，如苹州春涨、香零烟雨、山寺晚钟、绿天蕉影、朝阳旭日等、素有“八绝之称。永州的名胜古迹主要有柳子庙、零陵文庙、朝阳岩、香零山、绿天庵、回龙塔、高山寺、石棚遗址等。 9、九嶷山巍巍九嶷山，位于宁远县城南30公里，素以独特的风光、古老的文物、动人的传说而驰名中外。主要名胜古迹有舜源峰、舜帝庙、宁远文庙等。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因山有九峰相似，故名九嶷。相传舜帝南巡至此病逝，葬于此山，故峰峦均以舜帝、二妃和一些王公大臣的名字命名。舜源峰为九嶷山主峰，居中间位置，娥皇、女英、桂林、杞林、石城、石楼、朱明、潇韶八峰，拔地而起，如众星拱月，簇拥着舜源。紧紧依偎在两旁的娥皇峰和女英峰，特别端庄秀丽，婀娜多姿。舜源峰就是因舜帝驾崩后葬于山脚而得名，娥皇、女英二峰则相传是二妃的化身。登临舜源峰顶，极目远眺，莽莽群山，绵延起伏，如千帆竞发，奔腾而来，确是“万里江山朝九嶷”。舜帝庙在九嶷山舜源峰北麓，与娥皇峰相对。舜庙规模宏大，建筑雄伟，由照壁、仪门、拜亭、正殿、寝殿、东西厢房和牌坊构成，围墙长540米，占地8000平方米。正殿重檐斗拱，雄伟壮观。正殿前左右两侧为牌坊，存有清代以来的祭碑20余块。舜庙四周，枫柏扶荫，显得庄严而雄伟。九嶷山的自然风光也十分秀丽，那里山峦叠翠，巍峨壮丽，溶洞密布，石笋丛生，其中最著名的溶洞有紫霞岩、玉岩、飞龙岩等。在九嶷山旅游区，还有一处重要的古建筑，即宁远文庙。宁远文庙始建于宋，现存建筑为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所修，是湖南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座文庙。整个建筑有大成殿、后殿、戟门、棂星门、东西廊沅和泮池，占地7000平方米，气势雄佛，风格古朴，布局严谨。特别是石雕非常精美，20根龙凤青石柱、大成殿前的五龙浮雕，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0、郴州市郴州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从汉代起，郴州即为郡、府、州治的所在地，有“五岭明珠”之称，名胜古迹甚多。主要游览点有苏仙岭、万华岩、汝城温泉、莽山自然保护区、东江水库、五盖山狩猎场等。苏仙岭位于郴州市东1.5公里处，是一处集神话传说、秀丽风光和名胜古迹于一体的风景胜地，古称“天下第十八福地”。苏仙岭从山脚到山顶，有桃花居、白鹿洞、三绝碑、景星观、八字铭、沉香石、升仙石、望母松、苏仙观等10多处景观。 11、炎帝陵炎带陵桃源洞旅游区位于炎陵县县城西南15公里处，是一个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炎帝陵坐落于洣水河畔的鹿原坡。相传古时候，常有白鹿出没，故名。这里丘陵起伏，山环水绕，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春来乔木葱郁，灌木丛生，野藤缠绕，苔藓低伏；秋来枫叶如血，与苍松翠竹红绿相间，形成森林群落特有的风貌。在这风景秀丽的地方，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即炎帝神农氏的陵墓。环绕炎帝陵殿，筑有丈余高的红色围墙，四周配建规模宏大的奉圣寺、胡真官祠、天使公馆、崇德坊、宰牲亭、时祭公馆、泳丰台、飞香亭等古建筑群。在参天古木和周围山水的陪衬下，整个陵殿显得气势雄伟，庄严肃穆，古朴凝重。游人至此，无不肃然起敬。与炎帝陵紧紧相邻的桃源洞宜风景区，为国家级森林公园。里面既有各种珍贵的动植物，还有桃源洞瀑布、黑龙潭、石板滩、狮子岩、田心里、清溪涧等景点40余处，既有科学考察价值，又宜风景观赏，与炎帝陵相映生辉。 12、湘中风景区在湖南省中部一带，还有一个初具规模的旅游风景区，即邵阳崀山旅游区、娄底湄江旅游区和益阳桃花江旅游区。邵阳崀山旅游区的主要游览处有邵阳市区的水府庙、北塔，武冈县的古城墙，法相岩石刻、凌云塔、云山，隆回县的魏源故居，新宁县的紫云万峰和崀山，其中最为壮观的是崀山风景名胜区。娄底湄江旅游区主要游览景点和景区有波月洞、胜仙洞、水府庙景区、罗盛教故居及纪念馆、陈天华故居、蔡和森纪念馆、曾国藩故居和湄江风景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波月洞。波月洞位于冷水江市郊，气势宏伟，景色奇特，为国内少见。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花果山水帘洞》的许多场景均在这里拍摄。益阳桃花江旅游区主要游览景点和景区有益阳市的裴公亭、栖霞寺、白鹿寺以及三国遗址；沅江市的魁星楼、凌云塔、镇江塔和洞庭湖博物馆；桃江县的桃花江景区、浮邱山、罗溪瀑布等。其中以桃花江景区风景最为优美。桃花江与资水会合处的天问山，相传屈原曾流放至此，作著名的《天问》，故名。山上还建天问阁，雕梁画栋，精刻碑文，雄伟壮观。相传每逢风雨交加的夜晚，人们走进天问阁，还可听到屈原质问天帝的声音。桃花江的出名，得力于湘潭著名作曲家黎锦晖先生，他在30年代曾作过一首名为《桃花江是美人窝》的歌，风靡一时，使桃花江的名声传遍中华和南洋。（三）旅游事业建国以来，湖南旅游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韶山作为革命纪念地，曾一度成为全国旅游的热点；第二阶段是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长沙马王堆发掘了大量珍贵文物，特别是一号墓出土了西汉女尸，轰动了全世界，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游客；第三阶段是1978年以来，全省著名的名胜古迹普遍进行了维修，重点老游览区丰富了游览内容，特别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风景明珠—武陵源被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后，来湘旅游观光的游客激增，全省旅游业在新的起点上，步入了一个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时期。短短的十几个年头，湖南旅游事业春光无限，呈现出崭新的局面。旅游服务设施初具规模。到1997年，全省拥有可接待国内外旅游者的宾馆、饭店240余家，总床位8万余个，主要旅游区的住宿条件明显改善，并涌现了一些中高档宾馆，其中华天大酒店成为湖南首家五星级宾馆，综合接待能力明显提高。旅游交通条件明显改善。湖南作为我国南方的铁路交通枢纽，省内日始发终到客运列车30多对，过境客运列车27对，长沙至北京，广州的对开和过路车由过去的4次增至10次。省内主要风景区绝大部分都通火车，长沙到韶山，长沙至张家界已直通火车；长沙黄花机场建成通航后，结束了湖南只能停小型飞机的历史，现每周有60个班次飞往全国各主要旅游城市，同时也有60个班次从各主要城市飞往长沙；长沙航空港口岸于1990年正式开通后，长沙至香港直航包机同时通航。此外，衡阳机场，张家界机场，常德机场全面启用。长沙至武陵源、韶山、桃花源、南岳、苏仙岭、柳子庙、九嶷山、岳阳楼、庐山、南昌、井冈山、葛洲坝（宜昌）等地，已开辟了汽车直达旅游专线，省内各风景区以及主要旅游点均可直通汽车。旅游商品开发成绩斐然。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传统工艺品和纪念品。各地旅游城镇设立了友谊商店，旅游饭店设立了旅游商品销售部，旅游点设立了小卖部，出售旅游用品和旅游纪念品。全省各类较大的旅游商店、服务部有40余家，经营的品种达2000多种。专项旅游迅速发展。在开发旅游区和其他游览景点的同时，旅游部门融自然风景、文化古迹、风俗民情和地方特产于一体，发展专项旅游和特色旅游。全省已开辟湘西风情旅游，武陵源观光漂流旅游，禅文化观光旅游，湖南修学旅游，潇湘湖泊垂钓旅游，“智能气功”学习旅游，湘绣学习旅游，文物考古旅游，花炮、陶瓷之乡旅游，社会民情考察旅游等专题专项旅游。主要旅游风景区则突出自己的特色开展节庆活动，继岳阳国际龙舟节、张家界国际森林节、浏阳（醴陵）国际烟花节的帷幕拉开后，南岳庙会、桃花源游园春会、邵阳雪峰蜜橘节，极大地提高了湖南旅游资源的知名度。 “挥毫但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在历史上，湖南是文人雅客、名贤俊杰、帝王将相们访古探幽、游览题咏的理想地区。在今天，湖南以适中的地理位置，引人入胜的旅游资源，在国内外旅游市场展示了自己巨大的竞争潜力。1997年，接待来湘观光游览的国际游客达31.16万人次，旅游创汇收入达14003.93万美元；接待国内游客达2000余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10亿多元。 ☚ 建置沿革　先秦 ☛ 湖南《湖南》湖南驱张（敬尧）运动时期的杂志，民国8年(1919) 7月创刊于上海，由在上海的反张组织湖南善后协会主办。刊物的宗旨是为“陈述地方惨痛，研究善后事宜，发扬自治精神”，大量揭露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的罪恶。它明确表示：必须驱逐的张敬尧，并不是安徽霍丘人年约40余岁，口翘八字须的张敬尧，乃是代表盗匪人格、金钱主义、腐败精神、黑暗势力的张敬尧。 ☚ 体育周报　湘江评论 ☛ 湖南湖南湖南驱张运动中的杂志。民国八年 (1919) 年7月创刊于上海，至次年2月共出版4期。其宗旨为 “陈述地方惨痛，研究善后事宜，发扬自治精神”，大量揭露了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的罪恶。该杂志主张，必须驱逐的张敬尧，并不仅是安徽霍丘人年约40余岁口翘八字须的张敬尧，乃是代表盗匪人各、金钱主义、腐败精神、黑暗势力的张敬尧。 ☚ 湘江评论　天问 ☛ 湖南《湖南》月刊。1919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16开杂志，宗旨是：“陈述地方惨痛，研究善后事宜，发挥自治精神。”设有论说、评坛、湘省政闻、各属灾况、纪事、调查材料、文苑、小说、特载、附录等十栏，大量揭露了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的罪恶，如长沙师范学生郭敬辉，居嵩山寺，业农，一门15口，被北兵杀死13人。“所杀之人，剖去心肝者，十有其九。”“清分队下乡，乱杀乱捕”，捕人时索取“草鞋钱”，审讯时索取“站班钱”，监禁时索取“上锁钱”、“茶水钱”，家族地邻具保时索取“收禀钱”。全省公产被盗卖，教育经费全停，军饷不发，民不堪命。因此，许多文章都主张把张敬尧驱逐出湖南。而且，“现在做的张敬尧，不是具体的张敬尧，是抽象的张敬尧，乃是代表盗匪人格金钱主义腐败精神黑暗势力的张敬尧。”并主张裁军废督，“与全国言论家共同发抒其主张。” ☚ 湘潮　湖南日报 ☛ 湖南唐方镇名。广德二年(764年)置，设观察使，治所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大历四年(769年)徙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辖境相当今湖南长沙市以南和广东连江流域地区。中和三年(883年) 改为钦化军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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