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公史学对韩之影响

[韩国]权重达撰，《纪念司马光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第231——257页，约18000字。
一、绪论。通鉴之出现，即史学理论之进一步，又可说中、韩文化交流中，韩国收入资治通鉴之事，乃韩国史学理论之进一步。二、资治通鉴传至高丽之年代。通鉴于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传至高丽，此则于宋资治通鉴初刻(1092年)而后，五十年内之事。三、高丽儒者了解通鉴之阶段。通鉴传于高丽后一百年，朝鲜儒者了解认识通鉴史学之价值，又过一百年至于朝鲜世宗命文臣撰修通鉴训义之境界，此则说明朝鲜朝廷已至于了解通鉴史学之阶段。四、东国通鉴编撰之阶段。通鉴于高丽仁宗时已流传于高丽，其后经了解通鉴史学，又经撰成训义阶段。其次则以通鉴史学撰写自己历史。此种现象于朝鲜世宗萌芽之。继之者，则编修东国年代之记事也。朝鲜编纂东国通鉴之情形，与司马光修通鉴恰似。东国通鉴之史论，虽与温公史论有异见，而多依照温公史学论定韩国之历史事件。五、结论。1192年后，高丽士大夫社会渐次认识通鉴之史学价值，因而高丽朝廷，一方面读通鉴，一方面雕印通鉴。进而撰写训义和利用温公史学撰写自己的历史。经1458——1484年，三代君主，遂完成 《东国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