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邃高远的治国眼光

古人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有立足于 “万世”、“全局” 而谋 “一时”、“一域” 才会有高明的治国举措。邓小平正是这样的一个治国艺术家。
(1) 邓小平站在世界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中国的治理问题。
他从二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对国际形势走向作了冷静而深刻的分析。认为战争的危险虽然还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基于这些分析，他作出了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的著名论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这就驱散了长期笼罩在我国人民头上的战争阴影。
善治国，不仅要对世界发展态势了如指掌，也须对中国这颗棋子在世界大棋盘上占据何种位置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对此，邓小平的头脑非常清醒。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在政治上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但从经济上看则是小国，是发展中国家。他说： “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0页)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因此我国还是很贫穷的国家。他甚至说： “作为世界公民，我们还不够格。” (《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8月4日)这是多么严峻的现实。然而正是这严峻的现实促使我们深刻反思过去的失误，从而激发我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2) 站在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领导党和人民走出思想迷雾。
1976年粉碎 “四人帮” 后，旧的迷信仍在盛行，又新筑起了 “两个凡是” 的堡垒。当时，邓小平尚未恢复职务，但他毅然率先出击，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他洞悉现代迷信所造成的历史危害，确信不走出现代迷信中国将无事可为。他说：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他还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邓小平是怀抱忧国忧民之心率领人民走出现代迷信的。
面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充满风险但又无可回避的问题，邓小平再次显示了他深邃的历史眼光与娴熟的治国艺术。他认为：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邓小平强调从政治角度对历史进行分析，他排除了全盘肯定和否定的两种错误观点。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又客观分析了毛泽东的错误，总结了历史教训。
(3) 站在历史的高度，勾画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清晰轮廓。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短、中期目标是什么，采取什么步骤，这是治国必须考虑的问题。邓小平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全新的 “三步走” 经济发展战略。这个切合实际的战略目标极大地调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积极性。第一步战略目标在1987年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任务虽然艰巨，但根据现在的发展形势，到20世纪末将超过原定的比80年翻两番的要求。由此看出，邓小平治国抓经济建设的进程也犹如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一样，完全按预定计划进行，在指挥上娴熟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