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

为了保证社会发挥公正、有效的作用，法律应是人类本性与理性的体现。同时，法律应既能反映公益，又能反映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法律应能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在每个人面前都应是同等的尺度。立法人要采纳集体的意愿，以制定出最佳的法律。但实际上，所谓“公益”，并不能反映每个人的利益，它首先代表的是某些集团的利益。法律并非高于社会之上，但也不在社会之外，它是社会在发展中某一阶段的反映，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权力均衡的结果，是推行价值观念、保护利益的工具之一，但有时也会成为歧视与压迫的工具。是压迫还是保护，取决于所涉集团在法律制定与实施时的权力、影响力。另外，法律条文与具体实行也有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便是跟上社会变化的主要手段。现在，加拿大的刑法典中规定了多种刑事责任，联邦级罪行达2万条，省级、市级规定的罪行也达2万条。在魁北克省，仅1965年～1973年间出台的新刑事犯罪条目就相当于前100年的总和。科技的发展也带来新的法律问题。遗传学研究以及污染便是法律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法律有时会产生造成社会不公和经济不公的效力。比如，妇女的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曾被法律明文规定被剥夺多年。直到19世纪末，妇女所得工资被认为不是个人财产而属于丈夫所有。直到20世纪50年代，多数省议会才认可了妇女与男子同工同酬的权利。1942年以前，魁北克妇女不能从事法律等工作。在魁北克省，妇女在1940年才获得参加省级选举的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省份才允许妇女参加陪审团，而魁北克省在1971年才赋予妇女这种权利。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其他少数人种也受到过法律的不公正待遇。19世纪，中国人到不列颠哥伦比亚修筑铁路，该省取消了他们的选举权，并对他们实行严格的招工制度，限制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拥有土地的权利。法律对刑满释放人员也加以歧视，许多联邦法律和省级法律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进入政府部门的权利和从事某种职业的权利。法律的歧视在法律事务中更为明显。穷人无力聘请律师，因而与法律公正无缘。安大略省1967年才建立第一个由省政府资助的法律援助事务所，魁北克省1973年才设立类似的机构。1972年以来，联邦司法部才为刑事犯罪方面的法律援助项目拨款。然而，1974年还有人发现许多穷人无力支付离婚所需要的法律性费用，只好弃家出走，过同居生活，把有关的法律问题搁置起来。根据加拿大法律改革委员会的调查，监狱服刑人员中穷人和地位低下的人占相当大的比例。1976年，加拿大15岁以上的男子中接受10年以下教育者占45%，但在服刑人员中占77%。许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因无力偿付罚款而入狱。据加拿大法律改革委员会1974年的统计，在省级和地方的拘留中心，被拘者约50%是因无力还债者。
法律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由于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近年来法律在这方面的成绩尤为显著。1947年，萨斯喀彻温省首次通过有关人权的法案。1960年，议院通过《加拿大权利法案》。现在，所有省份都建立了反歧视的法律和人权委员会。现行宪法(1982)含有《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另外，还通过了保护低等社会地位者法案。70年代修改了劳动保护法规，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健康和安全保护。消费者还成功地促成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有些省份还通过了规范房主、房客关系的法律和小额贷款法案，以防止高利贷行为或借贷事务中的欺诈行为。但是，即使有了保护低等社会地位者的法律，对这些法律的实施还要取决于当时社会的权力关系的状况。新的法规可以否定旧的法规，某些政治性的决定（或缺乏必要的决定）可使执法机构陷于瘫痪。另外，加拿大尚无普法教育的措施，许多人不知道怎样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甚至不知道某些法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