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唐诗研究

唐诗于十八世纪流传到法国。十八世纪下半叶，巴黎出版了一种多卷本的汉学著作《北京耶稣会士杂记》，该书第五卷就刊有介绍李白、杜甫的文章，这可能是法国最早介绍唐代诗人文字。
但由于十八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看重儒家经典，忽略中国纯文学的研究，因而除榜列“五经”之首的《诗经》之外，当时介绍到法国的唐诗并不多。对中国文学表现浓厚兴趣，并开始对唐诗作系统介绍的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埃尔维·圣·德尼侯爵(1823—1892)，他于1862年完成的《唐诗》一书，是欧洲汉学界介绍中国唐诗的先驱译著之一。这部译著，根据唐诗集中、日文版《唐诗和解》、《唐诗和选详解》、《李太白文集》、《杜甫全集详注》，选择了李白、杜甫、陈子昂、高适、王维、白居易、孟浩然、韦应物、王昌龄、李商隐等三十五位诗人九十七首诗，每个重要诗人都附有简介，每首诗后都有详细注释。圣·德尼侯爵所译唐诗，力求“透彻理解诗句所展现的形象和意境，尽力抓住主要特点，保留它的感染力和色彩”，“着意于这些原诗的整体画面”的再现，因此，这部译著达到了较高水平，直至1977年再版时，出版者还称它是一部“主要的、最好的中国诗歌的法文译著”。这部《唐诗》附有译者写的一篇题为《中国诗歌艺术和诗律学》的长篇导言，这是法国学者研究中国古诗（唐诗）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译者在这篇导言中详细考察了中国诗歌艺术从《诗经》到《唐诗》所经历的变化、发展，探讨了中国古诗的内部规律，并对这一艺术的巅峰唐诗作了如下的高度评价：“孔夫子故土的诗人们象凯撒帝国的诗人一样，也有自己伟大的时代……这就是唐朝，就是杜甫、王维和李白生活的时代。这几位享有的盛名超过贺拉斯和维吉尔。他们的诗是汉语这一活语言的瑰宝，就是在中国的山村僻野都名声赫赫。”此书曾流行一时，对推动中、法诗歌交流产生过积极影响。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戈蒂耶和马拉美都从中受到启迪，写出了一些充满中国情调的“中国诗篇”。戈蒂耶还给女儿朱迪特·戈蒂耶请了一位中国人教她中文，共同译出了一本名为《玉笛》的中国诗集。
二十世纪法国对中国唐诗的介绍和研究，呈现多姿多彩的局面。曾寓居中国达十二年之久的法国大诗人保尔·克洛岱(1868——1965)，从二十年代起，就先后翻译了中国古典诗词四十来首，其中有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柳宗元的《江雪》等，他的译诗往往抓住原诗的某个中心思想加以生发、创造，因而移植与原作有些“变形”，但也不乏佳句，多数译作大致保持了原作精神，进一步推动了中、法诗歌的“对话”。三十年代我国留法学者梁宗岱、徐仲年、罗大冈等曾翻译、介绍过不少唐诗，为推进唐诗在法国进一步流传、促进中法文学交流作出了贡献。梁宗岱曾译过王维的诗，深得罗曼·罗兰的好评。徐仲年曾以《李太白的时代、生平和著作》为题在里昂大学通过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里昂大学杂志》上发表了《白居易研究》，在《法国的水星》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诗人杜甫》，在《交流》上发表了《李白诗》、《杜甫诗》等诗歌译作和文章，这些译著在法国研究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罗大冈先生在留法和瑞士期间，奉献出了两本著作：《唐诗百首》(1942年初版，1947年再版)，《首先是人，然后是诗人》(1948年版)。前者翻译了唐诗百首名作，是上世纪圣·德尼侯爵的《唐诗》选译的一种补充，后者译介了中国古代诗坛七名大家，除屈原、陶潜和李清照外，唐代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这两本书在法国汉学界极享盛名。
本世纪下半叶，在法国知名汉学家保尔·戴密微的带领下，法国的唐诗研究有了更大发展，许多唐代名家名篇被一再重复地翻译、转述，多者竟达五次之多(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关唐诗的译著和论著竟相问世。如1962年出版的由保尔·戴密微主编的《中国古诗选》中，单唐朝就选择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四十多位诗人、一百零六首诗词。1968年出版的程纪贤先生的《唐代诗人张若虚诗歌的结构分析》是法国研究唐代诗人的第一本专论。1977年，法国又有两本唐诗论著出版，一是程纪贤先生的《中国诗语言》，一是雅热的《唐代诗人及其环境》。前者就唐诗艺术作了出色的分析，同时译介了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等三十七位诗人的一百二十二首诗词；后者除对唐诗作了总的介绍外，着重介绍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韩愈等几个主要诗人。1982年，保尔·戴密微先生的《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出版。这是译者直接根据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卷子精心整理译述出来的。从时间上讲，早于我国首次出版的《王梵志诗选》。1983年出版的保尔·雅各布的《唐诗》译本，选择了李白、杜甫等三十八位诗人一百五十二首诗。1984年巴黎阿尔央出版社出版了李商隐、李白诗选。1985年法国先后出版两种寒山诗译本，一本书名为《寒山》，译寒山诗一百零八首；另一本书名为《云游四方的诗人》，译寒山诗三百三十一首。仅此所举，唐诗在法国被译介盛况便可见一斑。
本世纪法国研究者对唐诗的内容和艺术特点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把唐诗的内容归纳为四种潮流（或四个主题），即自然的潮流，友谊的潮流，人道主义潮流和中国人的享乐主义潮流(保尔·雅各布《唐诗·序》)。在艺术上，法国人特别看重唐诗运用象征手法创造形象的特点，认为象征是中国诗歌的生命线，“犹如心脏之于躯体”，“没有象征，诗歌就将失去力量”(保尔·雅各布《唐诗·序》)。经过悉心探究，他们列举了唐诗中常用的象征形象：龙象征皇上最高权力，凤凰象征皇上的德行，麒麟是长治久安的象征，猿声是旅人离分时的伤感的表现，鹤是永生的化身，蝙蝠跟西方相反，则代表着幸福，鸳鸯是爱情的象征，大雁给分离的情人带来消息，知了象征复活之后便是死亡，梧桐常在描写秋天的诗中出现，杨柳表示别离，兰花是纯洁的象征，牡丹是富贵的标志等等(雅热：《唐代诗人及其环境》)，因而对中国古诗（唐诗）丰富的象征意蕴十分欣赏。在研究方法上，法国研究者也有新的突破。有的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对唐诗进行考析，如胡若诗女士的博士论文《唐诗中的镜子与1540——1715年间的法国诗》，从文化视角，对唐诗中“镜子”的象征作了一番深入细致的透视，并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对中法诗歌中的“镜子”的喻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有独到见解。有的运用统计的方法对唐诗流派深入探究，如吴德朋教授的《李商隐诗歌中的短标题》一文，将李商隐诗中的短标题进行统计，与李白、杜甫、王维、韩愈、张籍诗中的同类诗加以比较，发现李商隐与杜甫明显的相似之处，从而看出杜甫对李商隐的影响。有的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对唐诗的艺术奥秘进行洞幽烛微的探究，如程纪贤先生的《张若虚的诗歌结构分析》和《中国诗语言》，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的成果。
法兰西民族是个勇于探索、热爱诗歌的伟大民族，他们对中国古诗，特别是唐诗充满着不衰的探索热情，就是在今天，中国新文学愈来愈成为西方注目的重心，但唐诗仍然是法国许多汉学家致力研究的课题，有的老学者如吴德明先生，在退休之后仍在精心建构自己的重头著作《李商隐研究》。几年之前，在巴黎市长的倡导下，巴黎曾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中国诗人作品表演会。这都表明：法国人对中国唐诗始终保持着一种深厚执着的热情，对其艺术奥秘的探究，还要长久地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