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琼枝

南直隶常州府人。
一部《儒林外史》几乎是一个“博喻”。用不同姓名、不同个性的不同历程，反复地譬喻一个中心。许多人物都可以说是其“中心”的比喻性人物，他们既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普遍性。如二进、马二、鲁氏父女都是映照揭发八股举业的“喻象”。并非喜剧形象的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贤人“互见而相赅”，共同表达了作者的贤人政治的理想，是这个中心的“喻象”。三大名士集团更是自成段落，沽誉邀名，表现出寄生性格生存之荒谬感。诸喻象群之间又“激射回互，旁见侧出”，“以完作者考镜之意”(刘咸炘《小说裁论》)。唯独沈琼枝是奇花独放，同气连枝者无，而同类相形者也并不明显。这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女性。
或曰： “云仙，豪杰也；琼枝，亦豪杰也。云仙之屈处于下僚，琼枝之陷身于伧父，境虽不同，而歌泣之情怀则一。作者直欲收两副泪眼，而作同声之一哭矣” （卧闲草堂本评语）。这，解释作者倾注的感情是准确而深刻的，但沈与肖并不是“器等”的人，形象的蕴含没有相似之处。或曰： “凤与沈，类也”(刘咸炘《小说裁论》)。将凤四与琼枝并举，这当然对沈很有贬损。于是，又有新说：沈琼枝乃中国之娜拉。评价可谓高矣，然，又高得难以置信，遂成挤出来的夸张。论者责备作者没将这个形象写足，使中国的娜拉逊了色。其实，中国当时根本就没有出现娜拉的土壤，作者能写出个沈琼枝已是一个有相当民主思想的发现了。
隐身叙述人吴敬梓、对沈琼枝来说又是叙述代理人的杜少卿，合力实现了这个发现： “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她固然没有娜拉那份人生自觉，但她身上那股侠气却诚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了。说她不是娜拉，并不意味着否定她身上体现的时代异彩。尽管她自觉到的、理性地标举的还是“张耳之妻”之类正名分的既成观念，但她身上包裹着一团她自己也不知道的争取人格独立自由的心火。她不是因财产、家政等等琐屑的具体原因“使气斗狠”逃出家中的。她是因为明白了受骗为妾的事实，不肯降格迁就，才出走的。这与她的“衣冠人家”的出身可能有关系。但“衣冠人家”的女子却罕有那种心理、那种形式的逃婚之举。同是逃婚，甚或同是因为不甘为妾而逃婚，但因个性不同。行为方式不同，其中所含的文化信息是可以大不相同的。而且性格是个系统，她逃婚之后的行动也说明着以前的行动。总的说来，她还没有驾驭自己的统一的新观念，但有了统一的新行动，尽管抽象到理论上，这个“新”字是要打些折扣的。
她的出逃是对“才女嫁俗商”这一不公平的命运的反拨、矫正。她最不能接受的当是才女与俗商间的人生旨趣的牴牾。假如她得遇杜少卿那样的“豪杰”，她也许就不计较“老大”“老二”的名分了。她事先是否知道“扬州宋府”是盐商，作者语焉不详，我们也不宜再作“有聊”的推测。作者明白清楚地交待了沈琼枝对宋为富情趣、修养的蔑视： “这样极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会赏鉴，且让我在此消遣几天。”不能忽视其间所潜含的消息。正是因此，小妾的身分才使她从观念到情感都感到是不能忍受的人格侮辱。尤为可贵的是她通过自己的奋斗、努力、冒险扭转“乾坤”，当她被幽闭起来时，唯有她的性格是她的朋友。她勇毅坦然地承受一切，就是不肯屈服。
她很辣，对南京无赖子的调戏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跟“拿囮头”的人“支支喳喳的嚷”。生活磨就了她“以恶抗恶”的风度。她不是“犯勿较”的儒者，而是自己保卫自己的豪宕的“侠女”。作者赋予了她独立生存下去的力量，让她在必要时能使出武术。
这种泼辣，以及离开盐商家时“穿了七条裙子”的举动，都使她与那些有着内在冲突的悲剧性的性格有了遥远的距离。她的性格也不是喜剧的，她身上没有什么不相称的矛盾之处。作者象刻划所有的人物一样，努力写其复杂性又能保持对她突出意志的深入表现。
她，干练机警，意志集中而坚决，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脾气。与惯见的男人和女人中的畏葸、 苟安大不相同，她是好斗的，几乎有些孙悟空式的 “以战为戏”的脾气。她本来可以看见是娶妾的兆头而不去，她之去既象成婚，又象是兴问罪之师。还有兴趣欣赏竹树亭台、走廊月洞，安之若素，不忧不惧。最后带有报复性的 “将他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真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丫环，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清晨出了钞关门上船。”俨然如赵云闯敌阵，从容镇静，如入无人之境。
然而，她到南京靠“精工顾绣，写扇作诗”谋生，虽然同样是自食其力，却比“四奇人”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和艰辛。不仅因为她有奇异的追求，而且因为她是个女性。作者通过武书的不断变化的评论，逐层写出了她在有些教养的人眼中的形象。如果她不追求人格独立，在“开私门”的地方“开私门”，也就不可笑了！ “一个少年妇女，独自在外，又无同伴，靠卖诗文过日子，恐怕世上断无此理！ ”平庸的好人也无法理解一个奇女子的情怀和艰难。武书终于承认“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他是邪货，他却不带淫气； 若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他却又不带贱气。”“看她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作者是故意用人物的评论完具对琼枝的精神风貌的勾勒，这还是表象的勾勒，对琼枝精神品格的评价，只有杜少卿有资格、有条件说得准确、深入。因为他不但自己追求人格独立，也理解，支持别人的同样性质的努力。他俩之间是“惺惺惜惺惺，好汉知好汉”。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使二人成为陌路知己。在整部 《儒林外史》 中与琼枝 “同气连枝”者唯少卿一人而己。所以，豪宕的侠女，从不诉苦的侠女，终于在知己面前敞开了心扉，倾诉了满腹悲酸： “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同样是靠卖诗文为生的杜少卿和那靠 “贱行”维持生计的市井四奇人，只要不受名利诱惑就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意志和人格状态，她却还得承受那个社会惯见的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调戏以至于欺凌，还得迎接着随时都可能到达的捕快。尽管她付出了比上述奇人多两倍的努力，她的迅速消逝也是终不可避免的。
与她形成对照的是鲁小姐，那个八股才女的悲怨与沈琼枝的辛酸，都是一种不幸，但性质不同，如同她们的才华属性不同一样。性格就是命运。二者之间，谁有真实的生命感受，谁是真人，谁是机器人？谁是奇人，谁是俗人？泾渭分明。
沈琼枝是那个污淖世界中的奇人。她虽然没有少卿那种礼乐救世的热情与悲戚，也没有市井奇人那“变徵之音”的遥深寄托，但在争取人格独立这点上，她比他们更勇毅卓绝。她可轻易地挫败盐商，却无法征服那个社会。算上杜少卿五个男奇人与现实的矛盾只是观念上的对立，并没有多少具体的摩擦和斗争，只要他们有了那种人生追求，就可以自得其乐地贯彻到底。而琼枝却有具体的压迫、反抗对象，需要进行激烈的斗争才能保全自己的“贞素”，兑现自己的追求。就这一点而言，沈琼枝比他们更“奇”。
作者写她的结局是真实而深刻的。杜少卿钦佩她，却无力救援。她没有、也不可能有更好的斗争武器，她因有“才”而追求人格独立，从而卷入斗争，亦因有“才”而获释。假若她碰上的不是袁枚般的风流才子型的知县，而是古板的一丝不苟地公正地体现那个社会的法律原则的清官海瑞，她的命运也难以逆料、难以乐观，更莫说碰上王惠那样的“能员”了。这更反衬了她的坚毅果敢，她的奇行侠骨。她的性格很单纯，完全受她全部内在的天性所左右，对那个社会始终抱着闯着瞧的探索姿态。仅此一点，琼枝就是令人敬佩、令人羡慕的，令那些奴性的男女、能够忍受任何缓慢而均匀的压迫的柔弱人种汗颜的了。
鲁迅说娜拉走后，要么饿死，要么回来。琼枝呢，不会饿死的，她能自食其力，但她还是被“押解江都县”，可能被“断还伊父，另行择婿”。就算是胜利，也是极偶然的胜利。何况终究还是个未卜，这个未卜也包含她的未来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丈夫。她的这个结局，再次让我们看到《儒林外史》的一个卓异立意：它既不是纠纷喜剧，也不是性格喜剧，而是生活戏剧。作者之所以让各色人等只领风骚两三回，就是因为他关注的更是那不受任何剧中人所左右的共通的生活背景。这个生活舞台，给予沈琼枝的只有狭窄、低矮和气闷。这块土地，既不惩罚恶棍，也不处分被害人。这个环境就是这样，人无法在其中获得完满而正常的发展。它是沉默的，只允许沉默的灵魂合法的“自由”的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