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洸美娶未婚弟妻案

本案发生于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汪一受先给次子汪洸纶聘定魏李氏之女魏么女为妻，汪洸纶不久身亡。汪一受想魏么女以前虽聘给次子，但尚未过门，便请刘辉彩作媒，备齐财礼，又将魏么女聘定与长子汪洸美为妻。魏李氏允从，随后过门婚配。湖北省审理此案时，巡抚将听从婚配的汪洸美、魏么女均比照“弟亡收弟妇，如由父母主婚，男女仍拟绞监候例”，酌减一等，处以满流；将主婚和汪一受、魏李氏，依照“罪坐主婚”的规定，处以满流。将媒人刘辉彩，减主婚人一等，处以满徒。刑部湖北司复核此案认为魏么女虽然已经许给汪洸纶为妻，但汪洸纶在未婚之前就已经亡故，魏么女仍属在室之女，依照“嫁娶违律律”，只因罪坐主婚，湖北巡抚将魏么女处以满流的刑罚不当。汪洸美听从配合，不是娶已婚之弟妇，况且是由父母主婚，媒人说合，湖北巡抚将汪洸美比照“弟亡收弟妇绞例”，减等判处满流的刑罚，属“情轻法重”。而且，湖北巡抚对本案中男女的判决，与乾隆六十年(公元1195年)奉天府对刘七之案的判决不符，刘七之案中，刘七娶未婚弟妇为妻一案，当时只罪坐主婚，男女不坐。湖北司认为应对此案重新判决，将主婚的汪一受、魏李氏比照“嫁娶违婚律，由父母主婚，独坐主婚”，以及“于弟亡收弟妇，男女俱绞例上减一等“处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的刑罚。由于汪一受年过七十，魏李氏是妇女，所以允许两人收赎；将媒人刘辉彩依照“嫁娶违律律，媒人知情，减犯人一等”，处以杖一百，徒三年的刑罚，又依据“因人连累，罪人收赎，连累人亦准罪人收赎法”，媒人刘辉彩亦允许收赎；对汪洸美、魏么女双方，由于父母主婚所致，“男女照律不坐，魏么女仍离异归宗，听其改嫁别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