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商兑

 学术史著作。三卷。清方东树撰。初刻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
 方东树，字植之。取蘧伯玉五十知非，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以仪卫名轩，学者遂称仪卫先生。生于清乾隆三十七(1772年)年，卒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桐城人，为桐城派作家。屡试于乡，不售。年五十遂不复应举。泛览经史、诸子百家，而独契朱子之言，曾说“余生平读书，惟于朱子之言为独契，觉其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抵触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弊也。”师事姚鼐，为姚门高弟子。历主庐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等处学院。年八十抵祁主东山书院，卒于祁。其著作有《大意尊闻》、《书林扬觯》、《一得拳膺录》、《昭昧詹言》、《仪卫轩文集》、《汉学商兑》等十余种。
 《汉学商兑》仿朱子杂学辨例，罗列清代汉学家之说，摘录其原文，各为辨正于其下。此书首尾脉络相贯，首溯汉学畔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三为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先儒而非事实者。
 方东树治理学，宗朱熹，认为汉儒、宋儒之功并为先圣所依赖，其有精粗之分而无轩轾之处。但清世为汉学者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其治经，多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方东树批评他们说，近世之为汉学考证者之过有三，一是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国家。二是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坠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三是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如黄震、万斯同、顾炎武、毛奇龄等辈，“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书中多攻考据家之失，故书以商兑为名。
 该本版本有清光绪八年(1882年)四明花雨楼刻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浙江书局校刻本。收入《西京清麓丛书续编·辨学七种》、《槐庐丛书五编》和《方植之全集》。后有《汉学商兑刊误补义》清刻本。《汉学商兑赘言》四卷，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刻本四册。

汉学商兑

清方东树著。凡四卷。清道光11年(1831年)由其弟方宗诚付梓问世。后方东树于道光18年作《刊误补义》二卷增入原书，并作序刊行。为批驳清汉学家江藩及江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列举的汉学家如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等而作。极力维护和宣扬程朱理学的伦理观，反对戴震等的反理学伦理思想。认为“程朱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乃为合乎天理，其义至精、至正、至明，何谓‘以意见杀人’？如戴氏所申，当以‘佑民之情，遂民之欲’，亦必民之情欲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而后可；若不问理，而于民之情欲一切体之、遂之，是为得理，此大乱之道也”（卷中上）。该书堪称清代理学伦理观的重要著作。

汉学商兑

三卷。清方东树撰。东树字植之，安徽桐城人，诸生。此节首有序例及重序，又有姚莹、朱雅、陆继辂、沈钦韩、李兆洛、毛岳生、陶澍诸家题辞。书的主旨是排斥考证而崇尚义理，义理又独宗朱熹，朱熹以外也多所斥，对王阳明尤甚。按考证本来就是治学的一个方面，不是汉学所独有。自从惠栋治经标举汉学，江藩跟着撰《汉学师承记》，于是有汉学、宋学之分。东树所指的，是那种专治考证的人。书分三卷，首溯叛道罔说之源，次辨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再次为总论。对那些所谓诋诬唐宋先儒而非事实的人，历引黄震、焦竑、顾亭林、万斯同、毛奇龄、朱彝尊、阎若璩、臧琳、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昶、阮元、汪中、江藩、凌廷堪、焦循、庄炘诸人，一一辨之。所引大半为同时人，阮元还是他所客附过的府主。其言毫不逊避，对于臧氏《杂记》，惠氏《古义》尤其憎恶，是对汉学家的一大针砭。综观所论，不无当者。其时治汉学的人志傲气骄，轻易发言，不免授人以口实，而吹求周纳，怎么能没有缝隙呢？然而东树强词臆断，亦所不免。他指责别人多憎忌程朱，故意与之对立，可他自己不也是憎忌汉学，故意与之对立吗？戴震认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代为古圣贤立言，此说本不谬。古今之义理哪有穷尽呢，因时救弊立言者，何妨补六经所未及，可是却硬要把宋儒所言的义理，当作孔子的义理，并且私造心传道统诸说，又举朱子以压倒群儒，恐不足以取胜，则援朝廷功令相胁制。实为浅陋。其书又繁而不简，故意炫耀博学。惟其中说：“为学而能堕于禅，此虽为圣学之害，然大段已是上乘人物。若其余则皆溺于货色忿欲私曲邪佞者也。如曰不然，请各扪心自反。”当时治汉学诸儒，在持躬行己方面确实有所不足，方氏此语，是有感而发的。有道光十一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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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商兑

三卷。清方东树(1772—1851)撰。方东树字植之，桐城（今属安徽）人。幼承家学，博览经史。著有《仪卫轩文集》、《昭昧詹言》等书。此书专为反驳江藩《汉学师承记》，纠清代汉学之失而作。全书仿朱熹《杂学辨》的体例，摘录清代汉学家的诸种观点，然后一一加以辨驳。首卷为“溯其畔道罔说之源”；中卷为“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下卷为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实事者”。其所摘录者有毛奇龄《辨道学》、万斯同《儒林宗派》、朱彝尊《道传录》以及顾炎武、阎若璩、茅星来等诸家之说。所辨驳的问题有“河图洛书”，宋儒的理学、心学、禅说、道统论，清儒对朱熹《四书集注》的批评等，凡是清代汉学家在《易》、《书》、《诗》、《三礼》、小学等方面指责宋儒之处，皆加以辨驳。然而此书的宗旨是申宋学，黜汉学、否定乾嘉学派的考据，以维护程朱理学的地位，故所辨多有牵强，甚至强为辞说。但通过此书可以概见清代考据学的不足之处，掌握汉、宋之学所争论的主要问题。此书刊行，立即得到清代宋学家的赞扬，纷纷题辞，梁启超称此书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并且因此书刊行，汉学、宋学之争日起。此书为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有道光六年(1826)刻本、同治十三年(1874) 重刊本，《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槐庐丛书》本，《方植之全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