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源流︱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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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當步入旅順博物館的展廳，偶見一廚窗內展示一把古琴，木質，上張以絲弦，但說明卡片上卻標明一個甲骨文“”回來查看金文是一個“”字(詳見《漢字源流》492頁“樂”)這分明是音樂的“樂”，怎麼用來標示一把“古琴”？久思不得其解，進一步研究下去，“樂”原来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無法象形表示，聰明的祖先想起了“借琴為樂”的假借用字法，解決了這一“世界難題”。從而挽救了象形的漢字。假借字出现于商周文字的早期，當時某些概念有聲無字，于是假借字應運而生，并以替代字退還本字.因而，承前啟後，假借字促进了我國古文字的迅速發展。 　人類的發展總是先有語言，後有文字。而文字總是從圖畫開始，進而發展為象形文字。隨著社會進一步的發展，大量“虛詞”產生，虛詞是無法“象形構字”的。於是多數民族被逼走上了“拼音化”，拼音化有什麼不好呢？拼音化必然使文字“繁化”，為了表示“一個概念”，必須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多音節)來表達。比如“簡”這個概念，漢語僅用一個音節或一個漢字即可“明確表達”，而英語的“同一概念”simple ,uncomplicated，則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加以表達。“拼音化”不但使語言“繁化”，而且使語言“異化”。今天一個歐洲三十幾個國家(歐共體)，操幾十種語言，“我說的，你聽不懂”，“你寫的，我看不懂”。要做生意嘛就得請翻譯，一年下來，翻譯費就得五六億歐元。而我中華就沒有這個“煩惱”，無論你走南闖北，無需請翻譯。當你寫出一個“車”字，無論拿到哈爾濱、臺北、廣州或烏魯木齊，一眼就看出“這是一個有輪、有軸的陸上交通工具”，彼此融洽，生意易成。 　遙想祖先當年，要表達一個“其他的其”，談何容易，因為“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無法象形表達，場面十分尷尬，於是一位聰明的祖先，指著“簸箕”(甲骨文)，何不“借來一用”，這就是“假借用字法”的誕生。從而避免了“漢字拼音化”。簸箕是一物，凡物必有名，鑒於簸箕是竹篾所編，於是“加竹返還”各得其所。祖先進一步認為：既然“加竹可以為箕”，為什麼不可以加其他偏旁，另造新字呢？於是加木為“棋”(左形右聲)、加土為“基”(下形上聲)、加月為期(右形左聲)、加草為萁(上形下聲)等等，浩浩蕩蕩的“派生字”應運而生(參見《漢字源流》291頁“趣談其字”)這就使得漢字不但好認，而且好記。康殷先生(1926—1999)，認為“假借僅僅是用字法，而非構字法”這是有別于許慎先生的“假借”是六書(漢字的六種構字法)的。筆者以為康說合理。安子介先生說：“21世紀是漢字發揮威力的世代”，又說“撼山易，撼漢字難”。李梵先生認為“國運盛，漢字興”。 　2004年，筆者以“假借字來源與詞義探析——漢字源流考之一”為題在母校《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一期刊發了這篇論文。結果得到了和諧中國系列叢書編委會，決策者雜誌社和世界學術成果研究院等知名刊物的青睞，轉載了這篇論文，并一一發給了獎狀。这對筆者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當年發表的那篇論文僅研究了76個假借字，只能算是“初探”。又經過10多年的探索，本著“博學和審問”的精神，找到了現在的281個假借字，真是“大海里撈針”。 　經初步統計，《漢字源流》計共收集了2762個漢字，它們分別是假借字281個，返還字281個，派生字2200個。它們使漢字變得“有趣、好認、好記。” 　書成，校友馬萬明教授認為《漢字源流》值得推廣，并大力向母校南京農業大學推薦。感謝馬教授的“伯樂精神”。 　筆者的孫子藍厚明、孫媳王瑩都是“電腦高手”，本著“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語出《論語·公冶長》)的精神向他們虛心學習，終於順利完成了《漢字源流》的電腦排版。 　感謝校友曹志林、陳友松的幫助和鼓勵。 　感謝母校揚州城東小學、揚州中學、浙江大學、南京農業大學、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