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伦理思想

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伦理思想的总称。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从全面确立、逐渐巩固到曲折发展、最后达到鼎盛的时期，也是作为封建正宗的儒家伦理思想吸收各学派思想，特别是与道、佛伦理思想既相斗争又相融合而不断充实、完善的时期。秦采用法家思想统一中国，“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新书·过秦》)，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秦始皇自以为可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但仅二世而亡。汉王朝建立后，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认识到忽视道德的危险。提出，在注意刑罚的同时，还必须把注重教化、实行“德治”作为维护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汉初思想家陆贾明确指出，政权可以“马上得”，却不能“马上治”(见《新刊〈新语〉序》)，“秦以刑罚为巢，故有倾巢破卵之患”(《新语·辅政》)，又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新语·无为》)，要劝善非得讲道德教化不可。贾谊也认为秦朝覆灭是由于不行“德治”，不懂得夺取天下同治理天下不一样。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他指出在治理国家中“礼”与“法”是相辅相成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统治者应该重视礼的教化作用，做到“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汉书·贾谊传》)。汉初统治者以秦为鉴，对农民采取了一些减轻剥削和压迫的政策，即所谓“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与此相应，当时不仅产生了陆贾、贾谊等提倡的“重民”和“德治”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而且产生了《淮南子》的“自然”、“无为”、“因性”、“养性”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说。汉武帝时，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提高并神化君权的需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形式的伦理思想体系，用以论证忠于君王是臣民首要的道德义务。他提出并被汉武帝采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极大地加强了儒家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所提出并着力阐述的“三纲五常”将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定型化。到了东汉时期，《白虎通义》又把谶纬迷信思想进一步与儒家经典结合，并由于汉章帝亲自参加此书的讨论， “称制临决”，使此“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纲常更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原则和道德法典。随着统治者把封建纲常神学化的出现，道德领域中反神学化的斗争也广泛展开。以司马迁的“操行不轨”，“而终身逸乐”；“行不由径”，“而遇祸灾”的事实，揭露了“天之报施善人”(见《史记·伯夷列传》)的荒谬。王充则以天道自然无为，否定天人感应目的论，对那些“天意”、“天志”福善祸淫的神学说教给予尖锐的批评。东汉末年农民起义也严重打击了封建纲常和儒家伦理思想。此时，地主阶级的道德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名教更加虚伪，“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潜夫论·交际》)成了社会风气。靠神学支持的封建纲常名教已经声名狼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思想史上的突出特点是玄学的出现和佛教的迅速发展。由于国家分裂，篡夺频仍，社会动荡不安，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一面维持名教，标榜“以孝治天下”，把名教纲常作为麻痹人民，剪除异己的工具；一面又推崇“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企图调和老、庄和儒家的伦理思想，为其放荡纵欲的“自然”生活辩护。这个时期出现的“名教”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辩难，具有时代的特征。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家，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王弼从“万物以自然为性”出发，认为“名教”出于“自然”；郭象则更进一步把名教说成是“天理自然”，“名教”即“自然”。与此相反，嵇康、阮籍等人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他们抨击名教是压抑人性的罪恶工具，主张崇尚“自然”。鲍敬言在《无君论》中认为，君权的统治是“强者凌弱”的结果，而不是人类的自然现象。他通过否定君权的合理性以否定名教纲常。这一时期的《列子·杨朱篇》，公开提倡“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的纵欲享乐思想也冲击了儒家的名教纲常。裴頠为了维护名教，写了《崇有论》。他指出那种“口谈虚浮，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的时弊，其根源在于“贵无”，“阐贵无之义”，必然“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导致“礼制弗存”、“无以为政”的局面。因此，维护名教，就必须“贵有”。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也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思想出发，肯定名教纲常的社会作用和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迅速发展。佛教注重“出世”，主张沙门不敬王者，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相背离，并因此受到儒家的责难和抵制。因此，佛教为了争得生存和发展便极力调和儒、佛关系。使佛教教义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刑政教化一起“并行四海，幽显协力，共敦黎庶”(《弘明集》卷十一)。这一时期伦理领域世俗道德与宗教道德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吸收，影响着隋唐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隋唐的统治者，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一方面推崇儒家学说，一面又尊道、礼佛，实行儒、道、佛并用政策。儒、道、佛三家伦理思想既相互斗争，又彼此吸收、趋向融合，是这个时期伦理思想的突出特点。唐代韩愈等以弘扬儒术为己任，一面“攘斥佛老”，抨击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违背名教纲常，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韩愈《原道》)并提出道统说，与佛道相抗衡。另一方面又肯定佛教去杀劝善的伦理学说有助教化。柳宗元反对排佛，认为这是“知石而不知韫玉”的片面性。李翱则一面排佛，一面在自己的著述中吸取佛教的内容。他讲的由“弗虑弗思”的“正思”到“动静皆离”、“情性两忘”的“至诚”，实际上同佛教讲的由“渐悟”到达“顿悟”的修持方法差不多。与此同时，佛教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不断从儒家伦理思想中吸取营养，修正教义，或宣称沙门“五戒”寓于“五常”之中，或标榜孝敬乃儒、释所共尊。隋唐伦理学为宋明道学援道入儒、以佛济儒开了先河。汉唐时期是我国伦理思想长足发展的时期。与上述总的发展线索相联系，从伦理学知识理论看，在道德形成问题，人性问题(性三品、性善恶混、性有善有恶、性善情恶等)，道德规范、道德理想和人生观问题，道德评价问题（人物品题），道德与政治、法律问题，道德与经济、利益问题（义利之辨），道德与个性、情欲、才能（才性之辨）、命运（命义问题）以及家庭道德（家训家诫）、职业道德问题等等，都较先秦时期有了进一步系统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