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批评

汉代文艺思潮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它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哲学文化思潮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紧紧围绕汉代文风而展开，同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色。汉代的社会政治和哲学文化思潮。短命的秦朝统治使汉初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吸取教训，在经济、政治领域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提倡无为而治，与民生息。在文化思想领域，先秦诸子之学趋于复兴，杂取百家之说，尤重黄老之学。《淮南子》是汉初以来各种思想的发展及其在实际政治中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它兼综各家，但“旨近老子”，以道为主，反映了汉初文化的基本面貌。汉武帝继位后，情况有了大变化。彼时汉政权已经较巩固，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在思想领域实行专制，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之迫切需要，“黄老之学”再不适合汉代统治者的口味了。董仲舒以“公羊学”为本，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采纳这一主张，于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为核心，吸收阴阳五行之说，创今文经学，完成了儒学的神学化，树立了“天”的偶像，建立了一整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汉代的文化思想受其影响，崇圣宗经风气盛行，为“政治、伦理”服务的倾向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潮流。东汉以后，儒学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基础上，与当时的谶纬神学进一步结合，导致了迷信之风盛行。刘秀起兵，图谶制造舆论，即帝位后又“宣布图谶于天下”。至汉章帝集群儒于白虎观，并将谶纬写入《白虎通》，成为当时儒学法典。以谶纬迷信解释儒经成为东汉后其最为普遍的学术风气。直至东汉后期，王充出现，锋芒直指谶纬神学，为魏晋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郑玄杂糅今古文学，建立“郑学”、今古经学之争以调和妥协告终。汉代的经学统治走向崩溃，新的曙光就要出现。综观两汉的思想，大致就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汉代的文学创作风气。汉代的文学创作，从总体上看较前有了大发展。首先是司马相如为代表的盛汉时大赋，形式繁富、辞藻靡丽，显示了“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巨丽”之美，表现正在上升时期的汉盛世之气象。其次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传记史学，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再次，兴起于民间的优秀乐府诗歌，奠定了后代五言诗的基础，尤其是汉末轶诗《古诗十九首》，表明文人诗的兴起。最后，东汉后期的抒情小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预示了魏晋文学创作的自觉。此外汉代文坛论说，奏议、序跋、颂赞、箴铭、碑诔等各种文体的创作也比较兴盛，都为汉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奠定了基础。但汉代文风中宗经复古、因袭模拟之风一直很盛行，许多作品或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或宣扬鬼神天命，没有多少价值。而且汉代文学没有独立地位，文学家地位更类同倡优。这些，都在文学批评理论得到了反映。两汉的文学批评特色主要有，一： 儒家礼乐论在先秦的基础上得到大发展。汉代诗乐不分，乐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汉代乐论包含着大量的文论内容。主要代表作品是《礼记·乐记》，它是一篇礼乐论的总结文章，集先秦礼乐论之大成，并加进了汉儒的观点。《乐记》以“乐本论”为核心。“乐本论”有两个要点，一是“本于心”，实质上也就是本于情；二是“感于物而动”，即“物感说”。由于它出自汉代经师之首，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坚持“正乐”，反对“新声”，以礼节乐等，这是汉儒的偏见。但总的来说，《乐记》也有不少的价值。其二： 关于《诗经》争论，蕴含着重要的文论信息和价值。汉代经学繁荣，《诗经》的研究也空前兴盛，形成“诗经学”，分今文经、古文经两派，有四家齐、鲁、韩、毛。前三家属今文派，早亡；毛诗属古文经派，独存。《毛诗序》又称《诗大序》，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论著作，是汉以前儒家诗论的总结，它反映了汉儒研究《诗经》的成果。它继承了先秦“诗言志”说，提出“风、赋、比、兴、雅、颂”六义，并把“正变”和“美刺”结合起来探讨了诗歌和时代政治的关系及诗的社会功能。这些问题，《诗大序》虽言之未详，但它的出现无疑表明了汉儒关于《诗经》的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而丰富了古代文论，为以后文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三，关于《辞赋》的见解。赋是汉代兴起的新文体，早期赋继承了“楚骚”的传统，盛汉赋极尽靡丽，东汉赋多抒情小赋。对汉赋的批评多是对汉大赋的批评。主要代表有扬雄、班固、王逸等。其四，关于对屈原及《楚辞》的评价。西汉前期刘安、司马迁对屈原及《离骚》作了高度赞扬，班固从儒家经学观念出发，认为屈原是“露才扬己”，大大贬低了屈赋的价值，王逸继承刘安、司马迁的观点，并依经立义，与班固针锋相对，对屈原及其作品也给以高度评价。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批评还没有从哲学、史学中分离出来，明确的文学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汉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是不突出的，它蕴含在哲学、史学的著作中。但比起先秦来说，它却丰富得多了，同时，这阶段提出的许多论题，也为以后的文论家继续探讨打下了基础。因此，汉代文学批评是中国古文学批评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它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