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minzu xingshi wenti de lunzheng

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进行的关于新文学如何与本民族特点相结合问题的讨论。它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抗战形势下的一个发展。抗战前后向林冰便关于“旧瓶装新酒”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民族形式的建立应以民间形式为中心源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要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来。1939年，在延安首先展开了民族形式问题的学习讨论，意见很不统一，但初步提出了“这种更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文学基础应该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还在生长着的新文学呢，还是旧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问题。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指明了方向。而在国统区，由于意见分歧较大，逐渐引起论争。一派以向林冰为代表，于1940年3月在《大公报》副刊《战线》上发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仍坚持以前的观点；另一派以葛一虹为代表，于1940年3月在《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对此提出异议。于是在重庆、桂林、昆明、成都、香港、上海等地展开了广泛的论争。前者对民间文艺采取形而上学的全面继承态度，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给予较多的否定；后者虽正确地批评了前者的错误，但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一方面对旧形式采取全盘否定态度，另一方面把新文艺与人民大众未能很好结合的失误归咎于人民大众的知识低下，胡风在这个问题上也持类似观点。1941年围绕着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一度又有过热烈的讨论，国统区的讨论已汇编在《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一书中，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讨论就更为热烈。这次民族形式的讨论，广泛涉及到从理论到创作一系列重要问题，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文艺大众化方向一次大规模的讨论，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民族形式问题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作家的民族传统、思想、习惯、情感、态度等，未得到应有的突出，这是这次讨论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