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蒙zhèng méng

（字）王源中，唐代人，官天平军节度使。

正蒙

 儒家哲学名著。北宋张载著。张载是宋代新儒学即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五十岁后辞官归里，在故乡横渠镇著书讲学，精心构思了这一部 《正蒙》。据吕大临 《横渠先生行状》称： 张载在去世前一年的秋天，忽感异梦，觉得自己在世的日子不长，便将书稿取出，授予门人苏昺，说： “此书是我历年深思熟虑所得，其言殆与前圣相合，大要在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有待于后来的学者。” 苏昺按书稿所论内容以类相从，编定为“太和”、“参两”、“天道”、“神化”、“诚明”、“大心”、“乾称”等十七篇，这就是今本 《正蒙》。《正蒙》书名，取自 《周易·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 一语，意为以圣人正道教育蒙童。张载在《正蒙》 中提出了他的 “气一元论”,即以 “气” 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 “太虚即气”,“气化为道”,这个 “气”类似西方哲学所说的 “物质”。他还用 “气”来解释人性的善恶，提出 “天地之性”与 “气质之性” 的区别，认为前者是善的根源。后者是恶的根源，这一点给南宋朱熹的 “天理人欲”之辨以极大的启示。《正蒙·乾称》则是阐发儒家人生哲学和伦理哲学的篇章，张载本人非常得意，曾将其第一段和最末一段抄录下来，分别题名为 《订顽》和 《砭愚》,贴在学塾的东西窗上，以教育弟子。同时的理学家程颐对这两篇言简意深的文字非常推崇，将其改名为 《西铭》 和 《东铭》。南宋朱熹还专门写了一篇 《西铭解》,来阐释这段文字的精义。“民胞物与” 的博爱思想就出自《西铭》。

正蒙

北宋张载作。约成书于熙宁九年(1076)。“正”即订正，“蒙”即蒙昧未明，“正蒙”意即从蒙童起就应加以培养，使其立志做圣贤。也有人认为此书的锋芒针对佛教和道教，蒙指蒙昧，故书名取纠正蒙昧之意。《正蒙》是张载晚年的著作，“历年致思之所得”(《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为关学据以立派的经典。全书9卷。张载逝世后，其门人苏昞将其分为《太和》、《天道》、《神化》、《诚明》、《大心》、《中正》、《有德》、《乾称》等17篇。《西铭》和《东铭》是《乾称》篇的首尾两段。书中论述了以“气一元论”为中心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批判了佛教“以心法起灭天地”、“诬天地日月为幻妄”及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在伦理学说方面，论述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大心体物”、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道德修养论，“民胞物与”的儒家“仁孝”思想等。现存最早版本见于宋本《诸儒鸣道集》。最有名的注本是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比较浅显而完备的注本有王植的《正蒙初义》。此外还有明刘玑的《正蒙会稿》等。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张载集》，以《张子全书》为底本，对《正蒙》等原文作了精校，颇便读者。

正蒙

宋代理学著作。北宋张载著。约成书于熙宁九年(1076)。发挥儒家经典《周易》、《诗经》、《论语》、《孟子》思想，系统地论述了万物皆本于“气”。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因长期讲学于郿县横渠镇，故亦称横渠先生。北宋五子之一，理学的关学学派创始人。少时喜读兵书，后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先后任县令、崇文院校书，后辞职归故里，讲学著述以终天年。
《正蒙》为张载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原书篇幅浩大，后由弟子苏昺“辄就其编，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分为《太和》《参两》《天道》《神化》《乾称》等篇目。《宋史·艺文志》载《正蒙》十卷；清人刻《张子全书》本二卷，今存本十七篇。“蒙”是《周易》的一卦名，该卦彖辞中有“蒙以养正”语。“蒙”即蒙昧未明，“正”即订正，意即从蒙童起就应加以培养。张载说：“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书名由此而来。
《正蒙》提出了“虚空即气”的观点，揭露了玄学、佛教世界观的错误。认为虚和物、无和有，事实上是统一于气的。无形的“虚”和有形的“物”都是“气”的存在形式。进而指出唯心主义本体论，是由于略知关于本体的抽象，而把本体看作是无规定性的虚空，乃至把个人的狭小意识作为产生天地的因缘，把看不到的虚空作为唯一的真实，眼前的世界却成为幻化。强调有形的“明”与无形的“幽”不过是气的聚散，“范围天地”的阴阳二气之变化，是贯通天地人的根本规律。《正蒙》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太和》)。在这里“太虚”被看作气散而未聚的本然状态，万物则是“气”暂时凝聚的“客形”，至于“气”之本体“虽有聚散，但没有生灭”，“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同上）。因而“凡有皆象，凡象皆气”，根本不存在一个脱离物质存在的“无”。这就以气一元论总结了魏晋以来的“有无”之辩。
《正蒙》包含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凡圜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参两》)这个“机”就是事物运动的内在动因。“动非自外”肯定了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因，明确提出了“一物两体”的矛盾观。“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地所以参也(《参两》)。意思是说气是统一的物质实体，但包括着内在矛盾，“两”是矛盾的对立性，“一”是矛盾统一性，“参”是矛盾既对立又统一。“一”与“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太和》)。这指明了没有矛盾的对立，就没有矛盾双方的依存和统一，而没有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矛盾双方的对立作用也就会停止。
在认识论上，《正蒙》肯定了认识的来源是“内外之合”。“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所受。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太和》)。“内外之合”即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其基础在于“物交”，把外物作为认识的来源。要真正做到“内外之合”，还必须“尽心”、“穷理”。但《正蒙》片面夸大和强调了理性认识，认为除了“耳目内外之合”的感性认识外，还有一种“天德良知”或“德性所知”。这是一种“合内外于耳目之外”的知识，“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大心》)。“德性所知”来源于道德修养，其达到的境界是“与天为一”，“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效知也”(《神化》)。这就陷入了神秘的直觉主义。
在人性论上，《正蒙》把人性区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认为“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诚明》)。“气质之性”是指个人生成之后由于禀受阴阳二气的不同而形成的特殊本性，它是人性中恶的根源。《正蒙》主张改变“气质之性”，通过反省，克服追求外物的情欲，恢复本来的善性，即“天地之性”。基于“天德良知”和“见闻之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正蒙》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上智下愚、习性相远既甚而不可变者也”(《诚明》)。
《正蒙》以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批评了佛教、道教和当时的唯心主义思潮，对以后的唯物主义者富有启发，直到王夫之总结性地批判宋明理学唯心主义，他仍以“希张横渠之正学”来标明自己的学术路线。但是《正蒙》的人性论却成为宋明理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乾称篇》主张强化宗法制度，要求对封建统治“勇于从而顺令”，宣扬“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乐天顺命思想，因而它受到程颐、朱熹的特别推崇。
较重要的注本有刘玑《正蒙会稿》(明刊本、清刊本)，高攀龙、徐必达《正蒙释》（明刊本），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遗书》本、中华书局标点本)，李光地《正蒙注》（康熙刊本），王植《正蒙初义》（乾隆刊本）等，其中中华书局《张子正蒙注》（王夫之）标点本，较为完备。

正蒙

北宋张载著。计九卷十七篇。包括《太和》、《参两》、《天道》、《神化》、《诚明》、《大心》、《乾称》等编目。认为人要从蒙童起立志成圣贤，故名。注本颇多，流传亦广，以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为善。

《正蒙》

北宋著名学者张载著。共9卷，17篇。包括《太和》、《参两》、《天道》、《神化》、《诚明》、《大心》、《乾称》等篇目。认为从蒙童开始，即应培养立志做圣贤，故名。书中论述了以“气一元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明清时代，有多种注本。较重要的有刘璣《正蒙会稿》，高攀龙、徐必达《正蒙释》，王夫之《张子正蒙注》，李光地《正蒙注》，王植《正蒙初义》等，以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标点本）较为完备。《正蒙》也编入《张子全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