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覼缕luó lǚ

（动）〈书〉详细叙述：不烦～|非片言所能～|种种劣迹，不暇～。

概述

黑龙江省是我国开发较晚而解放较早的省份。农业大规模开发只有百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地广人稀， 生产落后， 因此， 素有 “北大荒”之称。新中国成立后，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奋发图强， 艰苦奋斗， 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 逐步把 “北大荒”建设成为盛产大宗粮食、大豆和多种工业原料，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概述

福建省简称 “闽”，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 北接浙江， 西邻江西，西南毗连广东，东临东海，东南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全省设有福州、厦门、泉州、漳州、三明、南平、莆田7个省辖市和宁德、龙岩2个行政公署，有16个县级市和47个县， 18个市辖区。全省土地面积12.14万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3%。耕地面积120.4万公顷， 人均耕地0.57亩。1995年末总人口3 164.63万人(未包括金门、马祖等岛上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6%，其中农业人口2 574.25万人， 占总人口的81.3%。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255人。全省汉族人口约占99%，畲族、回族、蒙古族、满族和高山族等31个少数民族人口共约占1%。在少数民族人口中以畲族为最多，约占总数的80%。
福建地跨中、南亚热带，属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热量充足，雨量丰富，雨热同期，无霜期长，四季长青，是得天独厚的一块宝地。虽然人口多、耕地少，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较频繁，但是，占陆地面积80%的广阔山地，与陆地面积相近的浩瀚海域，特别是多宜性的气候、土壤以及极为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耕地的不足。福建的山是“万宝山”，林木生长快、周期短、品种多，森林资源丰富， 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之一， 森林覆盖率高达57.3%，居全国首位，林木生产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多。林产业将发展成为福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福建将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林业强省。福建的海是“聚宝盆”，海岸线曲折绵长， 总长达3 324公里， 居全国第2位。沿海岛屿多， 港湾多， 浅海、滩涂辽阔， 海域总面积13.6万平方公里， 其中200米等深线以内的渔场面积12.51万平方公里， 拥有闽东、闽中、闽南、闽外和台湾浅滩五个渔场， 浅海滩涂面积2 701平方公里。此外， 还有内陆可养殖淡水面积5 587.2平方公里，加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质肥沃，水产品品种繁多，水产养殖具有品种多、周期短、品质优的特点。1995年， 水产品总量达到257.27万吨，居全国第4位。水产业也将发展成为福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福建将发展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大省。由上可见，福建具备了山、海、田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有利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非常优越的条件。
福建不仅农业自然资源丰富， 而且社会经济条件也非常优越。福建是全国著名侨乡，福建人飘洋过海与各国人民交往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 现有旅居海外的福建籍华侨和外籍华人约1 000万人，占全国华侨、外籍华人总数的1/3, 居全国第2位。全省有归侨20万人，侨眷500万人， 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20%。此外，港澳地区还有80万闽籍同胞。华侨身离故土，心系祖国，爱国、爱乡是华侨的光荣传统，华侨为祖国的独立、繁荣、富强，为福建经济、技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在现有台湾同胞中，有80%属闽裔， 闽台两地人民连根同源，语言相通，血缘相亲，习俗相仿，特别是农业生态环境相似，动植物品种相同，饲养、栽培方法相近。进入80年代，闽台农业经济、技术和农村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而且在两岸经济交往中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它对促进福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海峡两岸的“三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充分运用中央赋予在经济活动中实行 “特殊政策， 灵活措施”的政策， 充分发挥“侨、港、台”的优势， “抓改革、促开放、促发展”，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格局。1988年起，福建列为全国综合改革试验区，还先后经中央、国务院批准， 厦门市辟为经济特区；福州市列为沿海开放城市； 福州马尾列为经济技术开发区； 33个市、县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城市； 建立了厦门、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在海沧、杏林、马尾建立台商投资区。此外，漳州市被列为国家级外向型农业示范区；三明市集体林区改革试验区和宁德地区开放促进开发扶贫综合改革试验区，先后列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这些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连同优越的自然条件，构成了福建农业“山、海、侨、热、特”的突出优势和明显特点，为农业综合开发和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
福建的农业源远流长。据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骨器及墓葬品考证，早在5 000年前，先民们就在武夷山谷地、闽西北山地、闽江流域、沿海平原，狩猎耕耘，创造了我国南方著名的昙石山文化时代的原始农业。
秦汉时期，汉人入闽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文化和生产技术，福建农业进入了零星开发阶段。汉代人力耕作已开始向畜力耕作转变，田间耕作已开始使用铁制农具。但除闽北和福州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仍处于原始状态。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福建原始农业从零星开发逐步向沿江、沿海地区拓展。特别是在王审知治闽时代，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开辟海港、开展贸易，使全省经济逐步由闽西北山区向闽江、晋江、九龙江下游的沿海地区转移，形成山区、沿海两线共同发展的局面，出现了“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景象。这一时期，福州平原、兴化平原和晋江沿海已普遍种植水稻，九龙江畔已种植双季稻，麦、粟、黍开始在一些地方种植，桑、麻、甘蔗、茶果也开始普遍种植。南唐时，建瓯已建有“北苑御茶园”，设官督造，所产茶叶均为贡品。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称福州露芽茶和建瓯北苑茶“其味极佳”。漳州的荔枝、香蕉、龙眼、柑桔等名果已名闻遐迩。人工用材林到唐代也已开始栽种。
到了宋元时期，福建农业开发已逐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延伸，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当时全国相当著名的水稻、水果、茶叶等重要产区。这一时期，已普遍使用当时较先进的江浙农具，如水田犁、平田的耖以及简车、翻车等大量提水工具，农业技术和生产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沿海开始出现水稻连作，山区已有水旱轮作和稻麦两熟。水稻单产达到江南水平，《止斋文集》记载：“闽浙上田收米三石”。茶果栽培技术也有相当水平。水利建设也蓬勃发展，据史料记载，在唐代兴建水利29处，居全国第4位，至宋代达402处，已名列全国第一。其中有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修建的莆田木兰陂、泉州清洋陂以及南宋初修建的漳州新渠、章公渠和郑公渠。这一时期主要的农产品有稻米、粟、麦、棉花、茶叶、甘蔗、油菜、麻、水果(荔枝、龙眼、橄榄、橙、桔、柚、枇杷、李等26种)、花卉(水仙花、菊花、茉莉花等)。据载，南宋元嘉元年，建宁郡守华瑾之领导植松1.5万株。元顺帝至正年间，有建瓯房道乡富绅杨达卿出资种植一片人工杉木林，方圆达189公顷，尔后其孙杨荣在明初官居工部尚书，将这片树木作为杨家“风水林”保存下来，经600多年自然演替至今，成为名闻遐迩的“万木林自然保护区”。这一时期，林业已从砍伐自然林向有计划地种植人工林转变，同时，道路绿化和宅旁种树也十分盛行，福州称为“榕城”、泉州称为“刺桐城”，均是植树绿化而得名。海水养殖也开始兴起，贝类由野生采拾转入半人工养殖。这一时期，已有米、糖、茶、果等农产品远销京都、西夏以及新罗、日本、大食等国。
到了明清时期，在商品交换的推动下，生产条件日益改善，福建农业开发日益拓展，沿海围垦日益扩大，农业技术也日益提高。当时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如明洪武二十七年规定：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明洪武年间，长乐筑闾山塘，使大片海田变良田，晋江有56个地方筑了埭田；惠安围海造田146.7公顷。清康熙时，国家鼓励百姓新垦田地，发展生产。1697—1712年，仙游围田51.7公顷；1723—1735年，涵江埕口围垦了18.6公顷；惠安县年年有新围垦。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福清海坛山（今平潭县）围垦的海田，册报的就达5 166.7公顷，这一时期，福建海滩围垦在全国享有声誉。明清期间，作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的水稻，在选种和多熟栽培等技术方面有一定进展，产量居全国领先地位。当时的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的大部分县已实行了两熟制。福州和惠安等地，在明代中后期，已经有了三熟制的记载，产生和推广了寄秧技术，解决两季稻生产期的矛盾。明万历年间，漳州商人引入番薯，成为福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这时，甘蔗、花生、烟叶、棉麻、茶叶、林果、香菇、水产皆有很大发展。《天工开物》称“闽蔗名扬九洲”，明代就已遍植于福建南北，以兴化、福州两府为最多。闽烟也很兴盛，如陆耀《烟谱》所云，闽烟系国外引种，质真量高，国内有大量需求，烟价倍增，田家颇厚利。明代闽茶内外驰名，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产区除集中在闽北外，闽南和闽东茶叶也很兴盛。至清代福建茶叶在全国仍居主要地位，安溪“铁观音”已名闻遐迩。早期闽茶主要是贡品，明初减贡赋，官茶衰落，但民茶发展；公元1607年开始，福建省武夷茶自澳门经爪哇，转销欧洲各地。公元1680年后，欧洲人以武夷茶为中国茶总称。五口通商后，福州辟为商埠，成为中国一大茶市。由于茶叶大量外销，大大刺激了当时茶叶的发展，闽茶种植之广、质量之佳、品种之优均居全国领先地位。特别是这一时期渔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成了福建农业的一大特色。海洋捕捞日见发展，明代就有500多艘渔船赴舟山渔场打鱼，当时有较大经济价值的水产动植物就有几百种，仅万历《闽中海错疏》中就记载了200余种，牡蛎、蚶、蛏、紫菜等历史悠久，名扬全国。这一时期，人工营造杉、松、竹、果有一定扩大，特别是种竹产笋，收入颇丰，笋干成为福建山区一大特产；但这一时期，省内外木商涌入林区大肆采伐竹木、设厂锯木、烧炭、制菇、炼樟脑，加上兵匪烧山毁林，森林日遭破坏。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农产品的加工业也日趋兴旺。这一时期，福建的丝织业、制糖业、制茶业、制瓷业、造纸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福建生产的许多农产品，不仅满足福建需要，而且大量外销， 《闽部疏》说： “凡福之细丝、漳之纱绡、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 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 下吴越如流水， 其航大海而去者， 尤不可计。”
这一时期， 由于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经营管理的进步和商业的发达， 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的研究也逐步开展。当时出版不少有关福建农事的著作，其中较著名的有果书6本(徐勃《荔枝谱》、邓庆采《闽中荔枝通谱》等), 茶书1本(陆迁籼的 《镇茶经》), 农书1本(李彦年 《江南催耕课稻编》), 渔书1本 (屠本峻《闽中海错疏》)以及《闽产录异》和各地《县志》等书。
明清时期，由于农村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由于地狭人稠的矛盾，已出现了缺粮问题。据记载，公元1393年全省人口391万人，耕地78.4万公顷，人均4. 62亩，至清道光元年(公元1812年)，全省总人口1 477. 9万人，耕地96.8万公顷， 人均不到0.98亩。
到了清末和民国期间， 福建近代农业在封建生产关系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双重压迫下， 农民过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极端贫困生活，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连简单的再生产都无法维持，农村经济极为落后。到了1949年，整个农村已濒临破产。1949年与1936年相比，全省粮食总产下降16.8%，甘蔗下降71.2%，水果下降56%，茶叶下降68. 7%，猪、牛饲养头数下降20%—25%，水产下降66%，木材下降35.8%。广大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卖儿典妻现象相当普遍，半数以上的农民，过着 “糠菜半年粮”的悲惨生活。“糠菜当粮草，火笼当棉袄”，就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据记载，民国期间，福建大约每4年就有一次大洪水，每5年就有两次旱灾。闽南沿海十年九旱。1948年6月18日的大洪水，全省52个县、市受灾，淹没耕地46. 7万公顷，灾民280万人，那时福州市一片汪洋。到1949年， 福建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不到25%。
新中国成立后的福建农业，几经变革，几经波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农村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已进入良好的发展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概述

贵州省位于祖国西南部，属近海内陆地区。省会设在贵阳市。辖2个市、3个自治州、4个地区、80个县(市、区)。全省总面积为17.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458.4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87%。境内地形复杂，属喀斯特地貌，岩溶十分发育。风景绚丽，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省会贵阳市是祖国“又一春城”。全省山地占87%，丘陵和平地占13%，耕地185.47公顷，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海拔最高2 900米，最低137米。年平均气温8—20℃。年降水量1 100—1 300毫米。立体农业特点显著。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4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 124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2.4%，占全省总人口的34.71%。
贵州是祖国大西南正在开发的一块宝地。有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能资源、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旅游资源。农业是贵州国民经济的基础，贵州国民经济的兴衰关系到贵州工作的全局。

概述

吉林是农业大省
　吉林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吉林是“关东三宝”的集中产区
　吉林是一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热土

一

二

三

概述

河北省位于中国北部，简称冀。东临渤海，西倚太行山，与山西省相邻，北部横亘着燕山山脉，与内蒙古、辽宁接壤，南连河南，内环首都北京和直辖市天津。全省总面积18.77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为5.7万平方公里，山地和高原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7%。1996年底全省总人口6483.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328.28万人。行政区划有11个省辖市，138个县 （市）。河北省是中国北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省份，1996年经济总量 (GDP)在全国排第七位。

概述

江苏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之一，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垦植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以后，江苏农业发展较快，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综合生产能力不断登上新台阶，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单产水平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江苏的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耕地仅占全国的4%左右，但生产出了占全国生产总量7. 5%的粮食、10%的棉花、20%的蚕茧、10%的水产品、6. 5%的肉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江苏农业正加快向优质、高产、高效农业转变，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呈现一派勃勃生机。

苏联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翻译与研究／日本的中国散文研究／我国古典散文在西方／台湾古文研究情况述略／散文的确立和发展／古文的发展／叙事性散文／描述性散文／寓言作品／寓言／“小品文”界说／“小品文”的来历／六朝后的纯散文流派／唐代古文运动中的群体／唐宋古文运动／古代散文从观念到审美的发展／虎关师炼论唐宋文／古贺侗庵论唐宋文／师法八大家的月象溪泽／古贺侗庵论明文／古贺侗庵论清文／日本的汉语散文

湖南冶金工业概况／湖南省冶金企业集团公司

湖南有色金属工业概况／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长沙公司

湖南煤炭工业概况／湖南省煤炭工业局

湖南国防科技工业概况／湖南省国防科工办

湖南电力工业概况／湖南省电力工业局

湖南省机械工业概况／湖南省机械工业局

湖南电子工业概况／湖南省电子工业局

湖南石油化学工业概况／湖南省石油化学工业局

湖南一轻工业概况／湖南省轻工业集团总公司

湖南二轻工业概况／湖南省二轻工业集团总公司

湖南卷烟工业概况／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湖南纺织工业概况／湖南省纺织工业集团总公司

湖南医药工业概况／湖南省医药管理局

湖南建材工业概况／湖南省建筑材料工业集团总公司

湖南食品工业概况／湖南省食品行业管理办公室

湖南林业概况／湖南省林业厅／林业区划／林业标准与专利／林业外事／森林旅游／森林资源调查／森林资源与林地管理

湖南乡镇企业概况／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和产品品种质量／乡镇工业小区建设／乡镇企业的地域分布／乡镇企业管理机构／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出口商品生产／1995年乡镇企业产值超8亿元的乡、镇／1995年总产值10强村／1995年产值超亿元的乡镇企业／1995年利税总额超1000万元的乡镇企业／1995年乡镇企业出口创汇10强企业

湖南省水利水电概况／湖南省水利水电厅／湖南省水利水电职工队伍／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湖南省水利水电施工管理局／南津渡水电站／水府庙水电站／双牌水电站／酒埠江水电站／湖南省欧阳海灌区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局

供销社概况／湖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湖南省供销社集团公司／省联社理事会／省联社监事会／湖南省供销社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湖南省供销社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

湖南对外贸易概况／湖南进出口商品结构／湖南进出口商品国别结构／长沙海关进出口商品总值和产销国别／1995年外贸部门出口总额超千万美元的主要商品／1995年外贸部门进口总额超千万美元的主要商品／湖南对外经济概况／对外经贸洽谈活动／湖南省外贸部门进出口总额／长沙海关／湖南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湖南公路运输概况／湖南省公路管理局／湖南省公路运输管理局／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湖南省路桥建设总公司／长沙市国道绕城公路／国道／107国道／207国道／209国道／319国道／320国道／322国道

概述

湖南公路桥梁建设，始于1913年修筑长潭军路时。至1936年潭宝路建成，全线共修筑桥梁69座，计781延米，均为永久性公路桥，其中永丰桥等曾受已故桥梁专家茅以升的称颂“湖南省修筑公路，推为全国第一……”。迄今各路桥永久性者几达85%以上，所采形式颇多新颍，砖石混凝土、钢及钢筋混凝土之桥梁散见各地，其中以孔长24、38米之系杆拱桥——永丰桥，为全国最长径间之钢筋混凝土拱桥纪录； 而孔长18.29米之白竹桥，又为全国（孔径）最长之石拱桥； 能滩钢链吊桥，系利用废旧汽车钢架重铸而成，完成孔长80公尺之钢链吊桥，在当时推为中国唯一新式吊桥。“湖南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复施破坏，全省幸存公路桥梁1383座、16535延米，其中石台木面桥和木架木面桥占8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公路建设迅速发展，1959年12月建成的黄虎港桥，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石拱桥最大跨径的新纪录，使我国桥梁建筑技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60年代中期起，双曲拱桥建造技术传入省内，省公路工程部门复改进、创造形成多肋多波、无肋、石肋等多种型式，对畅通湖区公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于1972年9月建成的长沙湘江大桥全长1250米，为当时国内最长的双曲拱桥。古丈罗依溪大桥高80米，主跨116米，为当时国内第二座双曲拱桥。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公路桥梁建设中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桥型不断涌现。洞口淘金村建成的上承式悬带自锚主跨70米的大桥，填补国内建桥技术的空白。1986年建成的常德沅水大桥，以预应力连续梁主跨3孔各120米，全长1408米，载重汽—20，挂—100，名列全国榜首。1990年建成的长沙湘江北大桥，桥宽25米，总长（含匝道）3616米，主孔斜拉105米+210米+105米，又为国内预应力单索面双塔斜拉桥之最。

湖南铁路运输概况／广州铁路（集团）公司／长沙铁路总公司／怀化铁路总公司／石长铁路总公司／湖南省地方铁路管理局

湖南水运概况／湖南省航运管理局／湖南省航道管理局／湖南湘江航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湖南远洋运输公司

湖南民航运输概况／民航湖南省管理局／长沙空中走廊／湖南通用航空／飞机播种／工业航空

湖南金融业概况／湖南保险业概况

湖南报业概况／湖南报业管理／湖南报纸印刷／湖南报纸发行／湖南新闻工作队伍

湖南广播电视事业概况／湖南省广播电视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湖南记者站／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湖南电视台驻地（州）市记者站

概述

概述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大部分区域在洞庭湖以南，故称湖南。又因湖南最大的河流——湘江自西向东北流贯全境，简称“湘”。
湖南省界极端位置，西起东经108°47′ （新晃侗族自治县茶坪乡韭菜塘），东至东经114°15′ （桂东县清泉镇大黄莲坪）; 东西跨有经度5°28′，直线距离约532公里。南起北纬24°38′ （江华瑶族自治县河路口镇姑婆山），北至北纬30°08′ （石门县壶瓶山）; 南北跨有纬度5°30′，直线距离约649.5公里。就纬度位置看，南距热带不远，最南距北回归线仅1°11′，东南境距海岸线仅325公里。湖南居亚欧大陆东南部，面向太平洋，受东亚季风环流的影响较大，为大陆型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6～18℃,1月平均气温4℃～7℃,7月平均气温26℃～30℃。全年无霜期270～310天。年平均降水量1200～1700毫米，是全国多雨省份之一。光、热、水资源丰富，三者的高值又基本同步。全省4～10月，总辐射量占全年总辐射量的70%～76%，降水量则占全年总降水量的68%～84%。气候年内与年际的变化较大。冬寒冷而夏酷热，春温多变，秋温陡降，春夏多雨，秋冬干旱。极大值与极小值的地区差值比平均值的地区差值大1.29倍。雨量最多年份与最少年份相差1460毫米，最多年几乎为最少年的3倍。同时因季节雨量分配不均，春末夏初有暴雨，造成洪涝灾害，夏秋降雨较少，时出现干旱。气候垂直变化最明显的地带为三面环山的山地，尤以湘西与湘南山地更为显著。
湖南毗邻六省、市、区，北以滨湖平原与湖北接壤，南枕南岭与广东、广西为邻，东以幕阜、武功诸山系界江西，西以云贵高原东缘连贵州，西北则以武陵山脉毗邻重庆、鄂西。全省的地貌轮廓是东、西、南三面山地围绕，中部岗丘起伏，北部为平原和湖泊，呈现为向北东敞口的马蹄形盆地。西部地势高，有雪峰——武夷山脉，海拔1500米左右。湘鄂交界处石门县境内的壶瓶山海拔2098.7米，为湖南省第二高峰。湘中大部分为500～200米的丘陵盆地。往东至湘赣边境，有幕阜——罗霄山脉，海拔1000米以上。炎陵县境内的酃峰海拔2115.4米，为湖南省第一高峰。斗笠顶海拔2052米，为第四高峰。桂东县境内的齐云山海拔高度2061米，为第三高峰，八面山海拔为2041.2米，为第五高峰。南部五岭山脉逶迤，海拔1000米以上。城步苗族自治县境内的南岭二宝顶海拔2021米，为第六高峰。道县境内的都庞岭最高点韭菜岭海拔2009.3米，为第七高峰。以上各山脉往东北逐渐降低，至洞庭湖平原，大部分地面海拔在50米以下。临湘市江南镇谷花洲海拔仅23米，是湖南省境内最低点。由于东、南、西部地势高而北部低，洞庭湖为全省凹形的地洼中心。
湖南地质构造复杂，区域地球化学条件良好，给外生矿床和内生矿床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地质条件，矿藏丰富，矿种齐全，品质优良，是中国著名的 “有色金属乡”和“非金属之乡”。在世界已知160多种矿产中，湖南已发现141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101种，储量居全国前5位的有41种，成为全国矿种较多的省份之一。锑的储量居世界首位，钨、铋、独居石等名列全国榜首，铜、锌等储量也很丰富。非金属矿在已探明的储量中，宝石、重晶石、长石、海泡石等储量均居全国第一位。煤炭储量也为南方9省之最。锰、钒、芒硝、砷、高岭土居全国第2。新化锡矿山的锑储量最为丰富，有“世界锑都” 之称。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也居全国前列之一。钨分布于南岭山地。煤以湘中、湘南较集中。
湖南省总面积为211829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2.2%，居全国第10位。湖南省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面积108472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1.2%，丘陵及岗地62034平方公里，占29.3%，平原27786平方公里，占13.1%，水面13538平方公里，占6.4%。全省总面积中有耕地5836.50万亩，占18.4%; 林地面积19096万亩，占60.1%。森林覆盖率达51.65%，林木绿化率54.88%，居全国第3位。“山” 以奇峻秀丽的张家界为代表，“水” 以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为代表，既是著名的 “鱼米之乡”，还是美丽的“山水湖南”、“绿色银行”。从自然生态系统看，湖南省属亚热带区域主要生态系统类型，以植被类型的多样性为特征，包括森林生态系统、灌丛和灌草丛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等。生态系统中群落多样，物种多样。从物种看，境内野生动植物物种十分丰富。目前已记录的种子植物有4324种，分属248科1245属。其中木本植物有2470种，不少是湖南特有种。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野生保护植物79种，其中Ⅰ级保护植物11种，Ⅱ级保护植物35种。全省已知的各类脊椎动物826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3种，其中Ⅰ级重点保护动物22种，Ⅱ级保护动物91种。从自然保护区来看，至2005年8月，全省已建立不同级别、层次、类型的自然保护区106个，面积126.6万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5.98%，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个，省级自然保护区32个。
湖南境内有全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历以 “洞庭天下水”、“周及八百里” 闻名于世。总面积2625平方公里 (1997年)。有湘、资、沅、澧四水和长度在5公里以上的大小河川5341条，总长度9万公里。除湘南的一部分属珠江水系，湘东一部分属赣江水系外，其余均经湘、资、沅、澧四水注入洞庭湖，尔后于岳阳市城陵矶注入长江，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向心状水系。全省水域面积2030.64万亩，可供养殖的面积520万亩，已放养面积436.87万亩，主要养殖40多种经济鱼类。全省水能蕴藏量有1532.45万千瓦，占全国的2.3%，为南方9省之冠。全省可开发的水力资源1084万千瓦，占蕴藏量的70.7%。现已建成大中型发电站的有柘溪水电站、五强溪水电站、东江水电站、凤滩水电站、碗米坡水电站、筱溪水电站和株洲航电枢纽、大源渡航电枢纽等，小型水电站遍布全省各县。地下水资源也很丰富，蕴藏量约为445.04亿立方米。此外还发现热水点165处，其中40℃～60℃的中温水35处，80℃～100℃的高温水2处。
湖南是中国重要农业生产基地省之一。据《史记·越世家》载： “雠、庞、长沙，楚之粟也。”表明长沙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楚国的粮食生产基地，农业已经相当发达。至明、清已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洞庭湖区农业生产条件十分优越，开发历史悠久，平原广，土地肥沃，有“鱼米之乡” 之美誉，是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粮、棉、油产量居全省首位； 生猪、禽蛋、水产、湘莲、芦苇也居全省重要地位。澧阳平原、长沙盆地、株洲盆地、湘潭盆地、衡阳盆地、永兴茶陵盆地、攸县盆地等也是湖南重要的农业区和粮食生产基地。湖南森林资源丰富，分布全省各地，是中国南方重要的林区和木材基地。杉木为本省采伐量最大的用材林树种，尤以沅江流域的“辰杉”、湘江上游的“瑶杉”木质优良，历史悠久，闻名全国。经济林主要有油茶、油桐、茶叶、柑橘等。湘南是油茶重要产区。湘西北为桐油重要产区，洪江一带所产的“洪油”历史悠久，以质量优良著称。湖南茶叶的产量居全国前列，远销国内外。湖南工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现已拥有采矿、冶金、机械、电力、石化、电子、汽车、轻纺、建筑材料和食品等工业部门，其中有色冶金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湖南承东接西、通南达北，水、陆、空交通优势突出，交通事业发展较快。全省各乡镇均通公路汽车，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已形成一定规模。京珠、上瑞、衡昆及长张 (长沙——张家界)、张花 (张家界——花垣) 等高速公路纵横省境，总里程达2006公里 (2005年)。另有7条国道、70条省道。省内以长沙为中心，可连接其他13个地级市州，对外可辐射周边省市区。境内有京广、湘桂、湘黔、浙赣、焦柳、石长、洛湛、渝怀等8条铁路干线，资许、娄邵、醴茶、韶山4条铁路支线及一些地方窄轨铁路线。京广、焦柳、洛湛三大干线纵贯南北，湘黔、湘桂、石长三大干线横穿东西，与浙赣、渝怀铁路和4条支线连结，形成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网。省内河航运里程10041公里，其中常年通航的有7807公里，水深一米以上的2748公里。岳阳城陵矶港是湖南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沙霞凝新港是湖南最大的河运集装箱码头和全国23个内河港口主枢纽之一。湖南有长沙黄花、张家界荷花、常德桃花源、衡阳、永州零陵、怀化芷江6个民用航空机场，可直达全国各大中城市和香港，并已与韩国等国家直接通航。
据抽样调查，2004年底全省总人口为6697.7万。湖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土家、苗、侗、瑶、回、壮、蒙古、满、维吾尔等55个。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 (普查年度： 1999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 数据显示，全省有汉族人口5686.35万人，占总人口的89.9%; 少数民族总人口为641.0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汉族分布全省各市县。少数民族多数在湘西、湘南一带，呈小聚居、大分散态势。其中土家族主要分布于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古丈、永定、武陵源等县市区。苗族主要分布于花垣、凤凰、吉首、保靖、古丈、城步、绥宁、麻阳、靖州等市县。侗族主要分布在芷江、通道、新晃、靖州等县。瑶族主要分布在江华、道县、江永、宁远等县。回族主要分布于邵阳、隆回、常德、汉寿、桃源等县市。壮族主要分布在江华、江永两县。其他少数民族则散居于省内各市、县。全省少数民族地区土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28%。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城步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江华瑶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简称一州七县，是少数民族的集中聚居区。此外，桑植县和张家界市永定区也享受自治地方优惠政策待遇。
湖南省在周代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期一度为楚国的属地。秦统一六国后，置长沙郡、黔中郡，为湖南政区建立之始。西汉属荆州，辖武陵郡、桂阳郡、零陵郡和长沙国。东汉恢复王莽时所改郡县名。三国时期属荆州，分10郡。西晋时期改设9郡。东晋时期分属荆州、湘州、江州。南朝宋、齐、梁属湘州、荆州、郢州； 陈属湘州、沅州、荆州。隋行裁州并县，改州、郡、县三级为郡、县二级制，湖南境内置8郡。唐属山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唐广德二年 (764) 置湖南观察使，建置上湖南之名由此始。五代时建立楚国。宋分属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元属湖广行省。明属湖广布政使司。清康熙三年 (1664)置湖南布政使司，湖广行省分治。自此湖南才正式成为地方一级政权独立的省份。中华民国建立后，湖南1912年始废除府、厅、州，保留道、县两级，并改变部分县名。1940年划为10个行政督察区，各区辖6～10县不等。1949年7月共设行政区10、市2、县77。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8月19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8月29日成立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随后建立长沙、衡阳、郴县、常德、益阳、邵阳、零陵、永顺、沅陵、会同等10个专员公署，辖县77。截至2005年底，全省有地级市13、地级州1，市辖区34、县级市16、县65、自治县7。

概述

概述

湖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境内的湘、资、沅、澧四水流域至今已发现了众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存具有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的某些共同特征，但流域间不同遗存的文化差异也很显著。这说明，早在距今一万年至几万年前的旧时器时代，湖南境内的原始人群就已开始出现不同的特征了，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不同民族差异的萌芽。湖南已发现的距今约五千年到一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将近上千处，其分布遍及全省。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内涵和风格各有特点，发展也很不平衡，考古界一般将其分为四大区域。这说明，湖南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体现的差异性更为明显了。
传说中的炎黄尧舜时代，湖南境内存在着一些不同的部族集团。除了早先就居住在湖南地区的土著部族之外，炎帝部族的某些后裔曾辗转来到湖南定居下来； 舜帝南巡死在湖南，其遗裔也有部分留在了湖南； 蚩尤死后 “九黎”部族集团也从黄河流域南下来到湖南地区，并在此形成了新的“三苗”部族集团，这些部族集团就是后来湖南地区不同民族的先民。这些部族集团在湖南地区共存共荣，虽有冲突和斗争，但更多的是相互交往与融合，他们共同为湖南的早期开发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地区各部族虽然有时被笼统称为南蛮与荆蛮，但也各有不同的名称。如髳人、濮人(因其族系众多，常被称为 “百濮”)、越人 (因其族系众多，常被称为 “百越”)、巴人、虎方族、象氏族等。此外，商周之际，北方一些氏族因避难等原因南迁湖南； 春秋时期楚国势力南下楚人大量进入湖南。所有这些氏族或部族，也成为后来湖南众多民族的先民。
秦汉时期，湖南地区的民族分布有了较大的变动。一方面大量中原人口南迁进入湖南，另一方面湖南境内各少数民族先民开始逐步迁往湖南南部、西部、西北部、西南部或湖南境外西南山区，湖区平原和丘陵盆地则逐渐成为南下中原人的聚居地。这一时期见诸史料的少数民族，主要有长沙蛮、零陵蛮、澧中蛮、溇中蛮等。两晋南朝隋唐时期，湖南继续保持着秦汉以来的民族迁徙分布趋势，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少数民族称谓，如五溪蛮、莫徭蛮、黔阳蛮、飞山蛮、山越、僚人等等。
宋元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的民族分布与民族称谓已开始趋向稳定和定型。如苗、瑶、侗、僮（壮） 等族称在宋代就已出现，白族、回族、维吾尔族也从元末开始进入湖南，所有这些都为以后湖南的民族构成和分布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后到现代，湖南的民族分布和构成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地区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一方面外省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地进入湖南居住，另一方面处于省内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也不断地迁入湖南的腹心地带，这就使得湖南地区的民族分布出现了既有传统的集中聚居又有大量的分散居住的状态。据1990年7月1日的第4次全国人口普查，除了各自治州、自治县的少数民族人口外，湖南的每一个县都有少数民族人口的存在。现据第4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将湖南各民族及其人口数分列如下： 汉族，55834155人； 蒙古族，1468人； 回族，93583人； 藏族，552人； 维吾尔族，5794人； 苗族，1568951人； 彝族，1151人； 壮族，20918人； 布依族，1227人； 朝鲜族，423人； 满族，5446人； 侗族，749026人； 瑶族，460667人； 白族，114843; 土家族，1794855人； 哈尼族，563人； 哈萨克族，5人； 傣族，388人； 黎族，689人；傈僳族，47人； 佤族，658人； 畲族，454人； 高山族，107人； 拉祜族，309人； 水族，213人； 东乡族，3人； 景颇族，42人； 土族，110人； 仫佬族，654人； 布朗族，57人； 毛南族，64人； 锡伯族，78人； 普米族，15人； 俄罗斯族，5人； 保安族，2人； 京族，24人； 鄂伦春族，5人； 珞巴族，4人； 塔塔尔族，11人； 纳西族，76人； 柯尔克孜族，9人； 达斡尔族，3人； 羌族，11人； 撒拉族，7人； 仡佬族，83人； 阿昌族，8人； 怒族，2人； 德昂族，3人； 裕固族，1人； 独龙族，3人； 门巴族，8人； 基诺族，24人。另有未识别民族者149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者39人。以上共计52个民族。全国55个民族湖南仅有3个未包括在内。
湖南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南、湘西北和湘南的边远山区，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5%，其余15%的少数民族人口分散杂居或聚居于全省各地，如武陵山和雪峰山以西山区聚居着95%以上的土家族和苗族人口。贵州高原余脉和雪峰山以西的山区，聚居着96%以上的侗族人口。湘桂、湘粤边界之间的山区是瑶族人口的主要居住地。
湖南的少数民族主要有：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
或 “毕际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国家认定为单一民族。他们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支。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吉首、凤凰、桑植、张家界、古丈等县市。
苗族。自称“果雄”、“缩”或“髦”。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花垣、凤凰、吉首、泸溪、保靖、古丈、龙山等县市和城步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以及麻阳、绥宁二县。
侗族。自称“千”或“金”。侗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主要分布在新晃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和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瑶族。自称“尤棉”。瑶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主要分布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和江永、蓝山、宁远、道县、新田、郴县、桂阳、宜章、资兴、常宁、隆回、新宁、城步、辰溪、溆浦等县。
壮族。古为“百越”
的一支，自称“布越”、“布壮”。他们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即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主要分布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清塘壮族乡。
回族。湖南的回族主要是明初由南京和北京迁来的。回族有文字，即回文。语言与汉族通用。主要分布在常德、汉寿、桃源、隆回、邵阳等县和邵阳、长沙、衡阳、湘潭、株洲、岳阳等市。
此外，还有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桃源县和常德县。白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桑植县。
由于历史原因，湖南少数民族大多数聚居在边远偏僻的崇山峻岭之中，地域广，人口少，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缓慢。物产除粮食作物外，还盛产桐油、板栗、棕片、药材和兽皮等山货。此外，还有丰富的木材、草山、矿产和水力资源。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大力发展生产，开发资源，使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少数民族大多分散居住在边远偏僻山区，交通运输不便，90%以上劳力从事农业和林业生产。他们的底子薄，条件差，生产力低。目前仍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以粗放的耕种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经济不发达，属于贫困落后地区。目前，湖南省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已被纳入到西部大开发的整体发展战略之中，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赶上和超过湖南中心地区已为期不远。

概述

概述

湖湘哲学是湖湘文化的核心部分。按照现代文化结构理论，人们一般将文化分为四个大的层次： 即物质层次，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方式和产品。制度层次，主要是指各种社会制度和规范，诸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等方面的制度和规范。风俗习惯层次，主要是指人际交往中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它大体上相当于人们的社会心理。思想与价值层次，主要是指社会意识形态，诸如科学、哲学、艺术、宗教和政治理论、法权观念等等。这四个层次中，物质层次是文化的表层结构，思想和价值层次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而制度层次和风俗习惯层次，则是介乎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有弹性的媒介。而作为思想和价值层次中的哲学思想，又是全部文化的灵魂。这是因为，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不仅决定着文化的时代特点和特色，而且制约着文化的发展方向； 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则是人们研究文化和发展文化的最根本的思想武器。
湖湘哲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先秦至汉唐以前。在这个时期，由于湖南本地文化不发达，所以哲学家大多是外省籍的不得志人士或地方官，如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第二个阶段为宋至清代前期 （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是本省和外省籍哲学家共同推动湖南哲学发展的时期，他们中最著名者有周敦颐、胡宏、张栻、蒋信、冀元亨、王夫之、陶澍等。第三个阶段为近代 （五四运动以前），这是湖湘哲学的繁荣阶段。其中著名的哲学家有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罗泽南、谭嗣同、杨昌济、易白沙等。第四阶段是当代。这是一个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的时期。其中最重要的哲学家有李石岑、李达、毛泽东、刘少奇、金岳霖、杨荣国、蔡仪、石峻、王若水等。
湖湘哲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
其一，是注重穷究天人，把握大本。即注重哲学研究，把握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为自己立身处世提供一个世界观的基础。从先秦开始，道家思想对湖湘哲学家的影响就比较深。我们知道，与儒家重人伦关系的探讨不同，道家学派重视对世界万物的起源、构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相传屈原被流放湖湘期间曾写下著名的长诗《天问》。诗人在这篇长诗中，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许多问题，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对屈原的《天问》 中所提出的问题做出比较全面系统回答的，是柳宗元的 《天对》。而《天对》又恰恰是柳宗元在放逐湖南永州期间写的。这除了柳宗元在政治上失败因而深切地同情屈原之外，也是与湖南之地继承了道家传统，重视探究天人关系分不开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天问》 中指出，屈原提出那么多疑问，表明在他看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无不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他告诉当政的统治者，有道则兴，无道则丧，因此不要黩武忌谏，耽乐淫色，疑贤信奸。这说明屈原从哲学上研究宇宙奥秘的目的，是为了尽人事纲维之实用。到了北宋时期，湖南便出现了本省籍的著名哲学家周敦颐。周氏从哲学上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模式，并且为宋明理学奠定了一个思想模式。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则成为终结宋明理学的伟大哲学家。他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结合起来，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推向最高峰。到了近代，许多湘籍哲学家都受王夫之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正是造成近代湖湘文化空前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吐纳百家，综合创新。这里讲的 “百家”，既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家、道家，也包括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还包括近代以来从外国传入的西方哲学。而所谓“综合创新”则是指在批判地吸收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或创造自己的新体系。近代湖南著名的革命志士杨毓麟在1903年发表的《新湖南》 中指出，湖南人有一种 “特别独立之根性”，即独创精神。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学术上，特别是哲学方面。为此，他举了周敦颐、王夫之、魏源、郭嵩焘和谭嗣同为例。周敦颐著《太极图说》、《通书》，不仅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宇宙生成模式，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为宋明理学奠定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范畴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王夫之则对宋明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都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以他的博大胸怀，兼收并蓄各派哲学，包括佛老中的一切合理内核，从而不仅终结了宋明理学，而且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魏源对近代湖南学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复兴于江浙一带的今文经学引入湖南，从而有力地打击了汉学，弘扬了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正因为如此，魏源才能提出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著名口号，开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之先河。王闿运由于继承了魏源的今文经学思想，因而成为近代湖南一位很有个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郭嵩焘是近代湖南船山思想的最有力的倡导者，他还运用船山哲学思想研究洋务运动，当洋务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口号刚刚出现时，他就运用王夫之关于体用、本末统一的思想，指出学习西方不能舍其本而求其末。还有一个谭嗣同，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也吸收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哲学和宗教思想，因而造成一种 “不中不西，即中即西” 的思想体系。他就是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向各种封建的网罗发起猛烈攻击，并且成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激进派。
其三，调和义利，统一理欲。胡宏最早在中国哲学史上将 “利” 分为 “公利” 和 “私利”，王夫之则将 “义”分为“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 和 “古今之通义”。与儒家重义轻利的倾向不同，湖湘一些著名哲学家往往更加注重义利的统一。王夫之指出，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义的本来意义就是事物各得其宜，利益是人之“宜”所必需，因此义必然包含着利，它并不排斥利。魏源和郭嵩焘则将义利关系具体化为道德与事功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既尊重道德又重视事功的功利主义思想，并反复批判那种不注重富强的“王道”。湖湘许多重要哲学家与宋明理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 的观点不同，强调天理与人欲的统一。胡宏明确提出： “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就是说，天理和人欲双方共同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体之内及其一切活动之中，但是其作用和表现形式不同。王夫之充分肯定胡宏的天理人欲“同行异情” 的思想，他指出： “圣人有欲，其欲即天之理。天无欲，其理即人之欲。学者有理有欲，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 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 王夫之的理欲观，受到谭嗣同和杨昌济等人的高度推崇。
其四，废虚返实，实事求是。湖南历代哲学家都十分注重务实，反对空谈。屈原批评楚怀王“弗参验以考实”；胡宏则认为 “礼文多者，情实必不足”； 王夫之则 “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 郭嵩焘尖锐地批评“朝野多名贤，大半崇清谈”； 曾国藩也主张 “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湖南哲学家在理论上的一个大贡献，就是将传统的考据学命题“实事求是”变成一个哲学认识论的命题。在清代前期，宋学家极力鼓吹 “即物穷理”，汉学家则鼓吹“实事求是”，两派对立十分尖锐。曾国藩出于调和汉、宋的目的，指出汉学家 “实事求是” 中的“事”不就是宋学家“即物穷理” 中的 “物” 吗？ 汉学家“实事求是” 中的“是”，不就是宋学家“即物穷理” 中的“理”吗？“实事求是”不就是“即物穷理” 吗？这样，就不仅使两个对立的命题统一了起来，而且使实事求是从一个考据学的命题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郭嵩焘则通过对西方的深入考察，指出西方科学发达的认识论原因，在于西人能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西方之本也。”正是湖南哲学家对实事求是命题的这种深入探讨，为毛泽东将 “实事求是”改造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命题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湖南宗教

概述

概述

迄今已发掘的旧石器遗址证明，距今5至10万年前，湖南各处的河谷、坡地就已有原始人群的生息繁衍。从道县、石门、澧县、湘乡、泸溪等县90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来看，距今12000年到8000年左右，湘南、湘中、湘西等地的先民们，就已开始了以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
距今4000多年到5000年的史前时代，湖湘地区留下了许多传说。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到过湖南； 蚩尤失败后，其后裔也辗转来到湖南湘西北一带，形成三苗部族，成为后来苗族的祖先； 炎帝在湖南的活动与原始农业和医药密切相关； 舜帝南巡，死于九嶷； 大禹治水，衡山留迹，所有这些，都在诉说着湖湘地区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夏商周时期，湖湘地区的经济生活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已进入了奴隶制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地区的社会经济在继续发展。同时，楚国的势力也开始影响到湘北、湘西和湘中一带。已发掘的数以千计的墓葬，其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铁器、钢剑、漆器、青铜器、琉璃品、丝织品、天平和砝码、帛画、毛笔、竹筒等珍贵文物，展现了当时湖湘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进步。
秦统一中国后，湖湘地区已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一个区域，设置了长沙郡和黔中郡。西汉时期湖湘地区属荆州所辖，设置有桂阳、武陵、零陵三郡和长沙国。东汉时期湖湘地区大部仍属荆州，小部属交州，有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长沙国则已废除，另置有5个侯国，由各郡太守统辖。这一时期，湖湘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在进一步发展着。
三国六朝到隋代，湖南的地方行政设置变动频繁，难以细述。唐代，湖湘地区大部分属江南西道辖，也有部分属山南东道和黔中道。约在公元760年之前，“湖南” 的名称就已出现(如死于公元762年的李白在一首题为《草书歌行》的诗中就有“湖南七郡凡几家” 的句子，唐肃宗在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发布的一道题为《贬李揆袁州长史诏》的诏书中也明确提到了湖南)。公元764年，湖南观察使在衡州设立，公元769年，湖南观察使迁到潭州即今日的长沙所在。从此，湖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名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湖南社会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湖南稻米频繁转运长安，茶叶已开始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手工业则以陶瓷生产最为发达，长沙铜官窑所产陶瓷行销全国，并销往海外，其产品种类繁多，纹饰精美，尤其是釉下彩绘，更是一项值得一提的创新。
宋、元、明、清时期，湖湘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宋代，湖湘地区的苎麻、棉花栽培及手工纺织，成为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宋史·食货志》 中，记载了湖南金、银、铜、铅、锡等数百处矿冶的开采情况。湖湘文化事业空前活跃，长沙岳麓书院、衡阳石鼓书院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书院。
从元代后期至明代，湖南已基本奠定了到鸦片战争前夕社会生活的主要格局，城镇分布已大体定型，城内城外建立了比较严格的行政管理制度，农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物产已与日后相差无几，湖湘地区尤其是洞庭湖周围各县已成为中国有名的粮仓。湖湘地区在全国粮食供应中跃居第一，“湖广熟，天下足” 的俗语已取代“苏湖熟，天下足”而广为流传。
自元代设立行省，湖湘地区就与今日的湖北同属湖广省管辖，到清朝康熙三年 (1664)，湖南开始了独立设省的进程。这一年，原专治苗疆军务的湖广偏沅巡抚从偏桥镇移驻长沙，与驻武昌的湖广巡抚划分辖区； 湖广右布政使也移驻长沙，与留驻武昌的湖广左布政使划片对治，这是湖南建省的第一步。康熙六年 (1667)，湖广右布政使改称湖南布政使，这是湖南建省的第二步。雍正二年(1724)，湖南举行了首次乡试，偏沅巡抚也改称湖南巡抚； 第二年，湖南设立提督学政，至此，湖南省政已基本完整独立，这是湖南建省的第三步。雍正七年 (1729)，关于湖广官员任职回避规定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湖南建省的最后完成。
有清一代，湖湘地区的粮食生产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手工业除遍及农村的家庭纺织业外，矿冶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日见重要。如新化锡矿山、常宁水口山以及郴州的某些矿山，都聚集了上千的工人。从矿冶业生产的目的、规模、组织形式及劳动者与雇主的关系来看，当时湖湘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湖南和全国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省经济也随之受到影响和发生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鸦片不断进口，白银大量外流，银钱比价更加提高，人民实际负担成倍增加，人民遭受更加沉重的压迫剥削。从1843年至1850年间，湖南各地多次发生各族人民起义和抗租反帝斗争。1852年6月，由广西起义的太平军攻入湖南，湖南人民响应起义，入伍者络绎于途，支持和推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19世纪末，甲午战争惨败、戊戌变法失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加深，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仅甲午和庚子等赔款，湖南每年分摊白银140万两。随着洋货的大量倾销，使湖南传统的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湖南人民奋起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兴办瓷业、冶炼、能源等民族工业，并掀起了群众性的抵制洋货的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湖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11年10月武昌辛亥革命爆发，湖南革命党人首先响应，10月22日起义成功，湖南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和支援武昌起义的省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3年至1920年是湖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湖南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湖南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1919年的 “五四” 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斗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湖南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10天，湖南《大公报》就报道了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6个月后，25岁的毛泽东组建了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创办《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和人民大联合的力量。“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在湖南深入发展，其性质也由宣传科学和民主，迅速转向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初期，毛泽东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党组织最初阶段的组织发展和斗争。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湖南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反动军阀许克祥于1927年5月21日发动 “马日事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的10年间，湖南的社会经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而愈加陷于困境。农业状况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地租、赋税和高利贷负担日益加重，破产的农户越来越多； 工业发展停滞不前，除新建官营的少数几家工厂使用动力外，其余均以手工生产为主； 湖南对外贸易的逆差也越来越大，全省商业市场进一步殖民化。全省经济濒临崩溃，劳动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湖南抗日群众运动一度高涨。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湖南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湖南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抗日战场和保卫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八年抗战期间，湖南共出兵200万人，出粮5000万担，与四川、河南同属全国负担最重的省份。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湖南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渴望和平，渴望民主，渴望重建家园。然而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和平愿望发动了全面内战，变本加厉地实行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给湖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场求生存，求和平，求解放的伟大斗争在湖湘大地迅猛兴起，湖南人民为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而继续英勇奋斗。1949年8月，湖南迎来了和平解放，从此湖南与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概述

概述

湖南近代考古学出现较晚，古代文物的出土应很早就有了。1922年，在桃源漆家河出土了一件有 “皿天全”铭文的商代青铜方彝。1938年在宁乡月山铺山头发现了著名的商代四羊铜方尊。1946年，在桃江县马迹塘，资江河水冲刷出两件西周早期夔龙纹铜鼎。现藏于日本根津美术馆的商代两羊尊，藏于日本住友铜器馆的商代虎食人卣，据传为新中国建立前分别出土于宁乡、安化两县交界的沩水岸边和长沙县跳马涧。这些青铜器虽属意外发现，但却显示出湖南地下文物的丰饶。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长沙、湘乡等地盗墓成风，大批古墓惨遭破坏，许多极为珍贵的楚汉文物包括缯书、龙凤人物帛画、竽、瑟、鼓等乐器以及漆器、木俑、天平砝码、丝织品、琉璃器、铜镜和兵器等被盗掘出土。大量流散到国外。新中国建立后，湖南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夏鼐为队长的长沙工作队在长沙近郊配合基建发掘楚汉古墓葬162座，从此，湖南地区的考古工作进入了科学发掘的新时期。此次发掘所获资料发表在1957年出版的 《长沙发掘报告》 中。至20世纪70代中期，全省清理发掘古墓葬超过5000座，其中战国时期楚墓为3000余座，湖南成为研究楚文化起步最早，投入最多，成效最显著的地区。
为了逐步建立和完善楚入湖南之前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进而围绕考古学的重大课题有目的地开展发掘和研究，根据湖南地下文物的特点、考古工作的基础和优势，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湖南考古学界集中力量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稻作农业的起源、史前城址和文明的起源、商周时期湘江流域和澧水流域的古文化、湘江下游商周时期文化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的关系等课题，有计划地进行了科学发掘，并进行了多方位、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这里简略介绍湖南各个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及其价
值。
旧石器时代考古。迄今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有数百处，以澧水和沅水流域为多。湖南地处我国地形第三级阶梯的后缘，属于华南亚热带腹地。这种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决定了湖南旧石器文化的特殊地位，因这里具有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和典型的旧石器埋藏地层——网纹红土，在我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
新石器时代考古。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全省较大面积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超过百处，其中收获最大的为： 道县玉蟾岩，澧县彭头山、八十垱、城头山、鸡叫城，安乡汤家岗，石门皂市 （下层），汨罗附山园，长沙南托大塘，湘潭堆子岭，湘乡岱子坪，黔阳高庙，怀化高坎垅， 靖州𫂥篷坡等处。 这些遗址的发掘， 使湖南境内洞庭湖西岸 （澧水流域）、洞庭湖东岸 （湘江中下游）、沅水中上游等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系列和编年得以基本建立。1995年玉蟾岩洞穴遗址发现了距今超过1.2万年的稻谷，这是目前世界上所出已发现最早的有人工干扰痕迹（即可能开始驯化） 的稻谷。1988年澧县彭头山遗址所出的红烧土块和陶器胎壁内发现有炭化的稻谷谷壳，研究者鉴定后认为属栽培稻。1997年澧县八十垱遗址范围内的古河道中出土了上万粒保存尚好的稻谷和米。同年，在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内发现了距今6400—6500年前的古稻田和配套设施水塘和水沟。这一系列发现，对于确立长江中游，特别是洞庭湖平原在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的地位有特殊价值。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筑造于6000年前的城，它是至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城，对于研究文明的起源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汤家岗遗址和高庙遗址出土的印纹白陶器，纹饰的精美令人叹为观止。这种高超工艺远播到长江下游、汉水上游和珠江流域。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极多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方鼎、四羊尊、象尊、 牛尊、 豕尊、戈卣、癸卣、虎食人卣、 枭卣以及众多的大铜铙，总数超过400件。几十年来，研究者对这些青铜器的来源、族属和历史背景有诸多推测，但终因它们均非科学发掘出土，缺欠确切的地层依据，长期来在学术界成为争讼不休的问题。近20年来，湖南考古学者除加强这些青铜器本身的分群研究外，更着力于加强对同时期遗址的发掘。通过对遗址中遗迹、遗物所反映的商代和西周早期古文化的研究，寻找与以往零星出土和收集的青铜器的切合点。成效显著的有对岳阳铜鼓山、望城高沙脊和宁乡炭河里等遗址的发掘。铜鼓山遗址的最早地层相当于商代早期，且出土陶器具有非常强烈的商文化因素，表明商文化此时已跨过长江，长驱直入。高沙脊遗址时代为商末周初，已清理了数座随葬有青铜器的墓葬。所出大型铜鼎有表示族名的铭文，应系中原商民族遗物。而小铜鼎、小铜尊，似已开湘江流域西周以后越式青铜器的先河。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些表明存在冶铜业的证据。但这些小型铜器与大铜饶有一定的时差，且水平远不如大铜铙。因此，还很难判定为国际、国内学者瞩目的大铜饶是否为湘江流域本地制造。宁乡黄材炭河里遗址附近及周围数十里范围是出土商周青铜器最多的地方。对这些青铜器的来源和历史、文化背景，虽有诸多推测，但终因得不到田野考古发掘的支持而无法论定。近几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炭河里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发现了筑于西周早期的城墙、壕沟和大型建筑基址。城原来面积甚大，后因沩水多次泛滥而冲毁了一大部分。在城外还清理了数座西周早期墓，这些墓中有零星铜器出土。有学者推断这座城是周灭商后，中原和江汉平原的商遗民南逃所建方国的都城，这些大型建筑基址可能是方国宫殿基址，进而推断宁乡黄材周围和湘江下游出土的大量青铜器 （包括大铜铙） 有可能是三千年前在广布铜矿、又属商人方国的江汉平原东部制造，后被这些南下遗民带到湘江下游的。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性的说法，也缺乏有力的证据。
楚汉两晋考古重心仍是对古墓葬的发掘，常有重大发现。临澧九里楚墓群、长沙浏城桥楚墓、湘乡牛形山楚墓是至今发掘的最大、最重要的楚墓。九里楚墓群中的多座大墓极可能是楚国封君的墓葬。 长沙陡壁山一号墓 （曹𡢀墓）、象鼻咀一号墓和 “渔阳” 墓，均属西汉前期吴姓长沙王室的墓葬，虽均因被盗而遭严重破坏，但仍出土了玉器、漆器等大量精美文物，仍可准确复原只有帝、王才能使用的“黄肠题凑”棺椁制度。属于列侯一级的墓葬有西汉前期的长沙马王堆一、二号墓，即軑侯利苍及其夫人墓； 有时代相近的沅陵虎溪山一号墓，即第一代沅陵侯吴阳墓，以及属西汉后期的永州鹞子岭一、二号墓，即第三代泉陵侯刘庆及其夫人墓。属于高级贵族的墓葬有长沙马王堆三号墓 (墓主是利苍的儿子，是否为第二代軑侯存在争论) 和砂子塘一号墓。这些墓的棺椁，出土的帛画、帛书、竹简、漆木器、铜器、乐器、兵器、丝织品和服饰，均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晋代墓葬中最重大的发现是安乡黄山头西晋刘弘墓，这座镇南将军的墓葬规模不是很大，但所出玉器、金器却堪称精美盖世。
东晋至宋元考古收获最丰硕的一项是对窑址的发掘。重要的有： 最早使用匣钵烧造和用点彩作装饰的东晋至初唐湘阴窑 (即唐代陆羽在 《茶经》 中所称的 “岳州窑”)；首创釉下彩，产品远销海外几十个国家的唐代长沙窑 (又称“铜官窑”); 以粉上彩釉绘花为特色而独树一帜的宋元时期衡山窑； 还有仿造多种外地名窑，既有釉下粉彩、也有釉上彩绘，时代属于南宋的湘乡棋梓桥窑。宋元之后，湖南陶瓷沉寂了四百多年，它的再次重放光彩，则要等到晚清，其标志是以釉下五彩为特点的醴陵窑登上舞台。
湖南古代文献资料的出土数量惊人。除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外，最重要的还有慈利零阳楚墓中出土的战国竹简、龙山里耶古城一号古井中出土的秦简、长沙走马楼古井中出土的三国吴简。这些简牍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最具价值的资料。

概述

概述

湖南地处内陆，位于长江以南，地形大体为袋状形，东、南、西三面环山，平均海拔高约1000米，北面为浩渺的洞庭湖。在古代交通条件下，要通过洞庭湖出入湖南，比翻越高山出入更为艰险。加之湖南远离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这就造成了无论从地域上还是文化经济上相对封闭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代，湖南军事上的地位并不重要。湖南曾一度成为军事战略要地，应该是在东汉末及三国时期。三国时，吴、蜀两国争夺荆州，在蜀，是要从东面寻找一条出川的通道，以进入中原争夺霸权； 在吴，则是为了稳固其控制的长江流域的中游，维持一条进入中原的要道。吴、蜀两国争战多年，湖南地区也是战场，发生过几次大的战斗，但关键战役，还是在湖北境内的长江出三峡处。
湖南在军事上开始产生影响是在近代，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
太平天国兴起之时，清政府倚为支柱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已十分腐朽，根本无法抵御太平军锋，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清政府不得不动员各地自组地方武装，以配合政府的军队围剿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由湖南地方士绅为主组建的 “湘军”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壮大，成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
湘军得以迅速崛起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湘军的组建者和主要骨干是一批读书人或士大夫，他们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其核心是维护中国传统道统，维护现有正统政权，与太平天国的以基督教思想为指导，以改朝换代为目的，是针锋相对的。湘军的政治纲领，更利于调动社会上层和知识阶层。第二，湘军的经费基本自筹，设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经费筹措和后勤保障机制，这使得它有了较大的独立性。第三，湘军的组织结构注重师生、同乡、宗亲等，以传统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这使得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较强。第四，湘军在管理、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方面，均有一套完整的实践和理论。
可以看出，湘军已不是一支帝制下的旧式封建军队，而具有由旧军队向近代军队过渡的雏形。因此，湘军成了它之后所有军阀军队的楷模，而曾、左、彭、胡等湘军核心人物，则成了军人和军阀的榜样。其影响的地域，已远超湖南一域，而及于全国； 其影响的时间，也及于整个中国近现代； 其影响的范围，已不仅仅是军事方面，更及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各个领域。一个以军事起家，其实体实际只维持二十余年的地方性军事集团，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
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目的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如果说，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时期最伟大的政治领袖，那么，黄兴则是辛亥革命时期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共同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其主要军事骨干均为原华兴会的湖南籍人士。这显示出自晚清以来湖南在军事文化和军事实践上一种特有的传承。以黄兴、蔡锷等为代表的湖南籍革命军人，无论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十余年间所进行的反对清政府统治的武装斗争中，还是辛亥成功以后，为维护新型的共和政权而进行的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事集团统治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与其湘籍先人一样，作为军人，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也同样地敢为而不畏死。但是，他们与其先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政治诉求是符合历史潮流和时代进步的共和、民主追求，而不是以宗法为纽带的偏狭地方利益集团或个人名利的追求。这批革命军人已经是新型的近代军人。作为军人，他们身上彰显出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也走在时代的前头。
辛亥革命胜利后，经过短暂的袁世凯和北洋集团威权统治，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广州成立广东革命政府，并且实现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还在苏联帮助下创建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创建之初，投考该校的青年中以湖南籍人士最多。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国、共两党的军事和政治骨干。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进行旨在推翻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行动。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其中，发生在湖南的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了 “工农武装割据”，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在此期间创立了一系列军事政治原则，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战“十六字诀”等等，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根本原则或战略战术指导。这一系列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有着湖湘军事文化的影响。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伟大战争。抗战八年，在正面战场，中日军队有过22次大的会战，其中有6次发生在湖南。这6次会战是1939年9月至1940年1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至10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1943年11月至12月的常德会战，1944年5月至8月的长衡会战，以及1945年4月至6月的湘西会战。整个抗战期间，虽然日军在1938年即占领了中国沿海大部分港口，在内地，北面攻占了武汉，南面攻占了广州，但是直到1944年，日军始终无法从军事上贯通南北，也无法越过湖南向西进犯大后方。湖南不仅在军事上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东部屏障，而且还是粮食、棉花等抗战战略物资最重要的供应地。8年间，湖南人民还为抗战提供了近200万兵员。
湖南在抗战期间，成了正面战场的最主要战区之一，除了其在军事、经济、人员等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之外，应该看到，湖湘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优秀传统，以及湖湘文化中优良的军事传统，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最后一战——湘西会战 （雪峰山会战） 发生在湖南，中国军队取得胜利，以及中国政府将日本向中国投降的洽降地选择在湖南芷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抗战胜利后，从1946年开始，即爆发了全面内战。经过3年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在3年的战争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原则和战争战略原则，如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以及“十大军事原则”等等。这些原则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其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分明又有着湖湘文化的浸润。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有3位湖南籍人士，十位大将中有6位湖南籍人士，这并不是偶然的。
湖南自近代以降，在军事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形成了独有的军事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在： 一是军事行为为高远的政治目的服务，军人始终有着显明的政治追求； 二是特别注重军事行为中人的作用，既讲求人与人的关联和组织，也鼓励个人尚武敢死的精神； 三是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中，讲究战斗的战略目的性和战术运用的有机结合； 四是执着于中国传统，又十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成份。
湖湘军事文化，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了湖南地域，也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并一次次地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进程。

概述

概述

湖南教育是湖湘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悠久而发达的教育，就不可能培育出众多湖湘优秀人才； 没有众多湖湘精英知识分子创造、继承、弘扬湖湘文化，湖湘文化也不可能有辉煌的历史和多彩的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湖湘文化发展的基石，它也是湖湘文化精神的根源所在。
湖南教育中最早有关学校的记载，始见于《后汉书》，而湖南教育事业空前发展的时期，则始于两宋。两宋时期，湖南文教事业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景象，尤其是书院教育令人瞩目，书院的兴盛成为湖南教育的重要标志和特色。宋初全国四大书院，湖南拥有两所，即长沙岳麓书院和衡阳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石鼓书院创建于宋太宗至道三年 (997)。及至南宋，书院进一步发展。因湖南是理学鼻祖周敦颐之故乡，故宋代书院以讲习理学为主，当时著名省外理学家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栻、吕祖谦、魏了翁等都先后来湘讲学； 胡安国、胡宏父子后来定居湖南，创立了湖湘学派。黄宗羲在《宋元学案》 中曾称： 宋代学术，以湖湘学为最盛。朱熹、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声，岳麓书院之名亦因此大振。四方学者，闻风而至者多达千余人。时人称道：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宋理宗手书“岳麓书院” 匾额，湖南书院亦随之更盛。元代虽遭兵燹，但湖南书院数量依然位居前茅，私人办学和从师治学之风亦较昌盛。明代官学鼎盛，湖南各州县纷纷设立学校，成为湖南教育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考中进士者、著书立说者亦很多。
清代以来，湖南教育发展迅速，形成有史以来的高峰。清末湖南73个府州厅县，除新建的古丈，湖南显宦富户，无不设家塾以教子弟，省内许多州县市井村落，亦都设馆授徒，私塾之盛，在全国亦位居前列。清代湖南书院进一步发展，据统计，所设书院多达380多所，其中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以及衡阳的船山书院等，乃为省内最高学府，三湘弟子都以求学于此为荣。进入近代，由于湖南教育事业兴盛，故人才辈出。这些人才大都经过书院的教育，如著名思想家魏源，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都先后就学于岳麓书院。这一批人才群体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民国时期的湖南，战争连年，政局动荡。在动乱不堪的年代，湖南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仍然得到长足发展，在全国名声鹊起。之所以教育事业仍能不断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这首先应归功于一群呕心沥血、热心办学的湖湘教育家。从清末至民国，湖湘大地涌现出了许多毁家兴学、献身教育的教育家。他们为发展湖南教育事业奔走呼号、身体力行。如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曹典球、陈润霖、何炳麟、王季范等都堪称湖南现代教育的开路先驱。除有一群办学中坚以外，还有一批德高望重、终身教书育人的名师，如杨昌济、李肖聃、杨树达等人。在办学形式上也颇具特色，如开办了工人夜校，创立了自修大学，蔡元培称之为“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所长”，“可以为各省的模范”。还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并积极推行平民教育。中小学教育质量也较好。中学如明德、周南、长郡全国知名度颇高，小学如楚怡、修业在全国都有相当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湖南教育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各级各类学校不断创办。“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清除“文革”给教育事业带来的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各类学校都进行了调整、整顿。对中小学教育调整布局、提高质量，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专业结构等进行了调整，对各级各类教育的专业、层次、布局等方面也进行了不断调整。使湖南教育事业在曲折中不断发展。
今天，湖南的教育在前人创立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不断完善，教育改革也进一步深入，教育质量也稳步提高，悬挂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大门两侧的著名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向世人骄傲地展示着湖南千余年来的教育成果，湖南教育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魂。湖南教育也正在谱写新的篇章。

概述

概述

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人类在创造了语言之后，又创造了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亦即语言的视觉形式——文字。有了语言，人们用来抒情达意； 有了文字，人们用来记言记事。于是有了书册，世代相传，成为经典。为了方便后世的人读通这些经典，有人出来加以解释，这样就产生了语文学，亦即语言学的早期形式。中国是世界上语文学发达最早而又最盛的国家之一。中国语文学的重点是汉字形、音、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研究的目的在于沟通古今，使今人能读懂古代文献。因此，中国的这一学术流派——“小学” 又一向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庸。又因这门学问以考证为中心，而尤重汉儒传注，所以又称作 “汉学”或 “朴学”。传统的 “小学”分为三个互有分工又有联系的门类： 文字、音韵、训诂。这三个门类的总合，就是我国初具规模的传统语言学。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清末以前，属于传统语言学； 清末以后，从20世纪初年起，语言内部规律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新理论层出不穷，中国的语言研究也不再是作为经学附庸的 “小学” 了，而成了社会科学中一门领先的科学。
作为南蛮“鴂舌”之区的湖南，虽然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上古难与发达的中原地区相比，但从长沙马王堆汉初长沙王丞相利苍夫妇及其儿子墓葬中出土的28种帛书文字来看，利苍等人以此陪葬，说明他们对那些书籍是熟悉和爱好的，则上古湖南也并非 “小学” 的荒漠之地。随着我国经济重心自唐代以来的逐渐南移，至南宋则全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均已南迁，这就为湖南的学术文化和教育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湖南的语言文字之学也与整个湖湘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一样，逐渐兴起和繁荣，并在湖湘文化中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如南宋王观国易的考据之学，明代刘三吾的经学训诂与桑绍良、袁子让的音韵学著作，均在学界知名。清代的湖南，人才辈出，大儒迭起，如经学训诂大家有王夫之、李文、王文清、邓显鹤、张学尹、魏源、罗汝怀、王闿运、王先谦、郭庆藩、皮锡瑞、叶德辉，文字音韵学家则有陈鹏、罗愚、黄本骥、邹汉勋、李桢等，他们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均有一席之地。
如果说宋代的人才以赣为胜，明清的人才以苏浙为优，则近现代的人才可以说钟情于湘。此不独政、军界的伟人堪称一时之盛，语言学界的杨树达、黎锦熙、曾运乾辈领学界数十年，亦为一时之选。
综观宋代以来湖湘学人语言文字之学的研究成果，可分三个时期概述其特点：
一、宋代至明末为初兴期。这一时期湖湘传统“小学”学人还寥若晨星，专著亦为数不多，但明代桑绍良的《青郊杂著》和袁子让的《字学元元》二书对语音的分析，已从理论和方法上对传统的等韵学理论作了一些探讨，表现出湖湘学人在审音方面的精细，丰富了等韵学的内容，对后来的音韵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从清初至清末为兴盛期。这一时期的湖湘传统“小学”，不仅对《说文》 的研究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训诂学、考据学、辑佚之学的成果增多，而且逐步建立了古韵学、切韵学、等韵学的研究体系，使音韵学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在音韵研究成果方面，尤以黄本骥的《等韵辑略》、《诗韵检字》和邹汉勋的 《广韵表》、《五韵论》、《说文谐声谱》等成就最大，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三、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语言学研究，是湖湘语言文字之学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
(1) 湖湘语言学家大多是饮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独领风骚。如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从事古汉语语法、训诂学及文字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40余年，撰写论文300余篇、专著10多部，是一位为发展祖国的语言文字科学作出了极大贡献的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又如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近70年，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很广，在语音、音韵、语法、修辞、汉语史、辞典编纂和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他所著论文300多篇、专著30余部，是祖国语言文字研究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他还为祖国培养了许多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专家，影响所及，遍于海内外。
(2)新时期湖南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汉语方言是古代汉语的 “活化石”； 湖南方言丰富多彩，更是汉语发展史研究的 “化石” 和珍贵的“有色金属”。继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倡导和组织的1935年秋对湖南方言的调查以来，上个世纪50年代，湖南又对境内81个汉语方言点进行了普查，大致摸清了各个点的语言基本情况，为以后的湖南方言深入调查打下了基础。新时期以来，湖湘学人对湖南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引起了更大的兴趣与关注，不仅进一步深入调查，逐步明确湖南汉语方言的概貌和归属，描绘出 《湖南方言的分区》地图，而且将多年调查研究的成果，撰成《衡阳方言》、《临武方言》、《浏阳方言》、《华容方言志》、《长沙方言词典》等专著10多部陆续出版，在 《方言》 和 《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关于湖南各地方言的论文数十篇； 近年又经吴启主、鲍厚星、崔振华、夏剑钦主编成《湖南方言研究丛书》 15册，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的问世，不仅为汉语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语言材料，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还为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推广普通话工作等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著作的出版，必将对未来湖湘语言文字科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

概述

概述

所谓湖湘文学，即指始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而迄于今的湖湘本土或流寓湖湘的作家、作品所建构的湖湘文学，它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湖湘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至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到明代，为古代湖湘文学时期。自先秦西汉屈原流寓沅湘、贾谊谪宦长沙之后，流波所及，始开湖湘文学风气。尤其是屈原的辞赋，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表现了古代湖湘人的生活和情感，在开创了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的同时，也奠定了湖湘文学的基石。然而，古代湖湘文学却落后于中原和东南地区，显得非常冷清、沉寂，一直到魏晋时期，湖南才出现了刘巴、蒋琬等名见于经传的本土作家。阴铿是南朝梁、陈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湖南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称得上有成就的诗人。他的五言诗风格清丽，俊逸高远，开初唐沈佺期、宋之问近体之风，成为李白、杜甫心仪的前贤。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鼎盛时期，湖湘文学也渐有起色，较著名的作家有诗人欧阳询、李群玉、胡曾、曹松、齐己，散文家刘蜕等。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都曾流寓湖南，并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伟大诗人杜甫还客死在湘江的一叶孤舟上。宋元明时期湖南著名的文学人物有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这一段时期，在理学巨大感召力的驱使下，湖南的文学创作存在着学者化的倾向。这种崇尚学术功力、注重思想深度的倾向，对以后一代一代的湖南作家似乎都打上了难以磨灭的 “胎记”。
第二个时期是湖湘经世文学时期，时间跨度为从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主潮逐渐由诗文转向小说，但在湖南却别是一番风景。由于工商经济不太发达，湖湘文学仍以传统的诗文为主。衡阳王夫之，就是清初诗文成就卓著的大儒。爱国忧时的民族正气和缜密深厚的学术功力，交融在其诗文中，直接启迪了清一代的湖湘文风。在乡先贤王夫之“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 的理论遥相倡导下，湖湘文士得风气之先，经陶澍、贺长龄、魏源弘扬光大后，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文学群体。也就在这一时期，湖湘文学走向成熟，趋于繁荣。在散文方面，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桐城古文湘乡派，涌现了吴敏树、邓辅纶等一些著名作家； 在诗歌方面，出现了近代宋诗派的代表人物何绍基、汉魏六朝派的代表人物王闿运等名家； 在戏曲文学方面，出现了张九钺、张声阶、杨恩曾等剧作家。
第三个时期是资产阶级文学时期，时间上为中日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后。由于革命的推动，湖南成为全国最富生气之省份。在这一时期内，湖南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诗文、小说作武器，进行反清、反袁爱国宣传，对推动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前期，维新派诗人谭嗣同的诗文洋溢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喷射出慷慨的战斗光芒，使传统的诗文倾向社会化、通俗化。此外，易顺鼎、皮锡瑞等都力求新路，革除旧弊，擅一时之胜场。后期的著名作家有陈天华、宁调元、八指头陀、易白沙等，除共同的特点是忧国伤时以外，他们的风格各异，或悲凉顿挫，或悱恻凄婉，或诙谐幽默，或明白晓畅，造成了当时湖南文坛的奇丽景观。
第四个时期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时间跨度是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段时期堪称湖湘文学空前繁荣的时期。其间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中国建立。在五四新文化开创的湖南沃土上，经毛泽东、徐特立、黎锦熙等的宣传、倡导，造成了很好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一批饮誉我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如田汉、欧阳予倩、成仿吾、沈从文、丁玲、周扬、周立波、张天翼、蒋牧良、叶紫、谢冰莹、康濯等。第二个阶段是建国以后迄今。周立波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定居家乡，后又担任省文联主席以来，影响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作家； 即使是解放后因政治上的禁锢中断文学创作的沈从文，也对湘人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这样，在湖南涌现了未央、谢璞、刘勇、王以平等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写出了一些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作品，逐渐形成了湖南作家群独有的思想风格和艺术特色。“文革”后，湖南文运不衰，迎来了又一个绚烂的春天。其中古华、莫应丰、任光椿、孙健忠、周健明、叶蔚林、谭谈等，他们的创作始于60年代，成熟于新时期。在他们的带动下，接着又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如韩少功、彭见明、蔡测海、何立伟、唐浩明、何顿等，形成了一支声震中国文坛的 “湘军”。

概述

概述

湖湘艺术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它源于楚国的民间习俗、祭祀和民间工艺，屈原所作的《九歌》、《怀沙》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从文字流传和实物两方面作了印证。
历经魏、晋、南北朝、隋朝，到了唐代，湖南出现了书法名家欧阳询、欧阳通、怀素。浏阳欧阳询父子的 “大小欧体”，长沙怀素的“狂草”，影响至今。郴州杨惠之的雕塑，与吴道子的画比美，有 “道之画、惠之塑” 之誉称。宋代，长沙著名画家易元吉绘有《聚猿图》传世。音乐家郭沔创作《琴曲》，受到后人广泛欢迎。元代，湘乡冯子振创作《鹦鹉曲》，音律和谐，是说唱艺术的很好唱本，供优伶歌唱。明代，湖南戏曲兴起，靖州剧作家许翰的杂剧合集《泰和论》，常德龙膺的传奇《蓝桥记》都是有影响的作品。同时，民间小调、戏曲、音乐、曲艺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民间祭祀的巫舞、傩舞和龙、灯、狮舞广泛流行。到了清代，王船山著有杂剧 《龙舟会》，湘潭黄周星著有传奇《人天乐》，张九钺著有《六如亭》，张声阶著有《玉田春》、《轩杂居》。花灯戏、花鼓戏、皮影戏、昆剧、湘剧、祁剧、汉剧等在全省开始流行。曲艺方面的渔鼓、丝弦、小调、弹词流传则更为广泛。美术方面，常德著名画僧释髡残 （字石溪），是清代画坛四大名僧之一(朱耷、石涛、髡残、张仁)。清末，名画家、书法家张宜尊、汤蠖、彭玉麟、张世准、沈翰、何绍基、何绍业、齐白石，各以自己的风格表现各自的特色。音乐方面，浏阳邱谷士仿制了一套古乐器，经曾纪泽推荐给清廷，《浏阳古乐》从此名声大振。清末，湘潭人尹金昭在长沙里仁巷开设 “长青阁照相馆”，从此摄影进入湖南。民间湘绣、陶瓷工艺、菊花石雕、墨晶石雕、竹刻、岳州扇等也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20世纪，湖南的艺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吸引西方艺术的所长，更有新的发展。民国时期的戏剧，种类繁多，久演不衰。除上面提到的湘剧、花鼓戏、祁剧、汉剧外，新增了话剧。浏阳欧阳予倩、长沙田汉是话剧的奠基人，编有话剧《忠王李秀成》、《热血》、《获虎之夜》、《苏州夜话》、《名优之死》、《乱钟》等名剧，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话剧兴起的同时，歌剧也应运而生，湘潭黎锦晖是中国儿童话舞剧的首创者，其代表作《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小小画家》风靡全国。在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湖南各种剧种相继成立一批抗日宣传队，演出田汉等人编的《江汉渔歌》、《土桥之歌》、《保卫大湖南》、《芦沟桥》等剧，产生了极佳的效果。在各种剧种兴盛的同时，电影事业也开始兴起。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40年代末，欧阳予倩、田汉创作了许多优秀电影剧本，其中最为广大群众熟知的有 《天涯歌女》、《风云儿女》、《木兰从军》等。湖南籍电影演员王人美、白杨在银幕上塑造了极为感人的形象。美术方面，国画大师齐白石，他的作品不但以中国画闻名于全世界，而且他的诗、画、书、印被称为 “四绝”。民国时期的著名画家还有吉首张一尊、平江李昌鄂、长沙陈国钊、平江周令钊，各以自己的风格为抗日宣传、民族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长沙唐醉石的篆刻1934年被杭州西泠印社辑为《唐醉石印刻》，湘潭黎泽泰的篆刻、长沙谢梅奴的篆刻长卷分别被湖南省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音乐方面： 有贺绿汀（邵东）、吕骥（湘潭）、向隅 （长沙）、黎锦晖（湘潭） 等名家。贺绿汀1934年就创作了名噪一时的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在抗日时期创作的 《游击队之歌》更为广大人民长期传唱。吕骥作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新编九一八小调》，向隅作曲的《红缨枪》 同样被广泛流传。舞蹈方面，舞蹈家魏索波 （女） 编导的有歌舞剧《七情》，抗日时期又将《游击队之歌》改编为舞蹈，在重庆和东南亚演出。曲艺创作，1922年编印的 《湖南唱本提要》，收入民间弹词21篇。1934年永顺土家族刘海创作的《红军大战十万坪》和长沙弹词艺人潘子和创作的《三湘英雄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艺术进入繁荣时代。1951年花鼓戏《双送粮》首演，其歌曲 《浏阳河》长期在全国传唱。对传统剧目进行了整理加工，出现了 《刘海砍樵》、《琵琶上路》、《拜月记》、《祭头巾》、《芦花荡》、《打鸟》、《辕门斩子》等大批优秀剧目。其中 《祭头巾》获文化部大奖，《拜月记》被拍成电影艺术片。歌曲 《人民的太阳》、《田地回家理应该》、《布谷鸟，你叫迟了》等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舞蹈《花鼓灯》 出国演出，获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铜牌奖。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左” 的干扰，当时来势很好的文艺创作形势一度遭受挫折。60年代初期，党中央对文艺政策及时进行调整，文艺形势又较快好转。花鼓戏《打铜鼓》、《补锅》，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拍成电影。京剧《地下火焰》、湘剧《山花颂》、祁剧《送粮》，久演不衰。歌曲 《洞庭渔米乡》、《挑担茶叶上北京》，群众广为传唱。电影 《怒潮》在全省放映后，产生了良好影响。但为时不长，1964年“左” 的思想又开始抬头，“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 “左”路线，实行 “全面专政”，大批所谓“文艺黑线”，湖南的文坛艺苑一片萧条。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潮在文艺领域的影响，解放思想，深入生活，大胆创作，文坛艺苑呈现全面繁荣的新气象。戏剧方面： 话剧 《梅子黄时》、《为了幸福干杯》，花鼓戏《三里湾》、《牛多喜坐轿》、《八品官》，歌剧《深宫欲海》、《公寓13》、《相亲亭》，巴陵戏《曹操与杨修》，舞剧《边城》等许多剧目，相继荣获文化部大奖。美术方面： 壁画《牧人与太阳》获全国第六届美展金奖。陈白一、黄铁山、钟增亚、朱训德的画，先后在北京、上海、香港和日本、加拿大等地展出； 他们和陈子云、姜坤、冯椒生等许多画家都出版了自己的画集。书法篆刻方面： 颜家龙、史穆、李立、王超尘等的作品，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展出，其作品被国家和各省博物馆收藏。颜家龙书写的《毛泽东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刻于长沙清水塘毛泽东清水圹碑廊。史穆出版的《史穆自书诗卷》、李立的《毛泽东诗词印谱》均受到读者喜爱。此外，广播文艺和电影电视艺术，作为新时期湖湘艺苑最亮丽迷人的景观，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目，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

概述

概述

工艺美术是指对日常生活用品进行艺术化处理后使之具有强烈的审美价值的产品及其制作工艺。其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的打磨制石器和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等，经过上万年的演进，逐渐形成实用工艺美术品和纯粹用以陈设欣赏的工艺美术品两大类型。实用性是整个工艺美术的主体和基础。实用工艺美术品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其实用价值，而审美价值则是作为辅助价值存在，如经过装饰加工的陶制茶餐具、竹木藤制家具、玩具、服饰、染织绣花制品、竹木石泥雕刻 （塑） 器具、草竹藤编织品以及文房四宝等； 陈设欣赏的工艺品首要价值在于其摆设、观赏等审美功能，手工技艺性很强，实用价值已不明显或完全消失，如金银玉石首饰、竹木石泥雕塑、漆器、壁挂、陶艺制品乃至年画、剪纸等。由于其主要出自于民间工匠之手，并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故称之为民间工艺美术。
勤劳智慧的湖湘民众在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熏陶下，结合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实践，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湖湘民间工艺美术，并且与其他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有机互动而影响和丰富着湖湘文化，成为湖湘文化中一枝怒放的奇葩。通过湖湘民间工艺美术品，可以结合实用功能领略其造型美、装饰纹样的韵律美、材料质地的肌理美和制作工艺的精致美，并通过这些美的感受去理解湖湘民众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
历史悠久且最具湖湘地域特色的工艺美术品是染织绣花制品，其代表便是与苏绣、粤绣、蜀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享有“甲天下”美誉的湘绣。湘绣虽然创于近代的长沙，但其历史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楚辞《招魂》 中记载着： “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被文” 即披着绣衣。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屈原对当时湖湘刺绣艺术品的观感。目前所见最早的湖湘刺绣实物是1958年于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楚墓中出土的龙凤绣绢，该绣品采用链环针刺辫绣法，龙凤飞舞于流云之中，气势生动奔放，布局匀称，绣工精细，展现了战国时期湖湘工匠的精湛刺绣技术和审美心理。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又出土40余件绣品，以绣地和图案区分，包含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茱萸纹绣、方棋纹绣、云纹绣等多种图纹。这些精美绝伦的绣品是近现代湘绣最早的源头。清朝末年，湘绣在民间传统刺绣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苏绣、粤绣的长处而卓然兴起，并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刺绣体系。1898年，长沙开设了第一个湘绣庄——吴彩霞绣庄。1910年，湘绣在南京举办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 上初露头角； 1911年，一件湘绣绣屏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上获得最优奖； 1915年，湘绣绣品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一等奖。随后，湘绣分别在日本的大众博览会、法国的里昂赛会和美国芝加哥的百年进步博览会上陆续获得盛誉。到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湘绣达到发展的鼎盛期。新中国成立后，湘绣艺术进一步发展，现已能运用70余种针法和使用200多种颜色的绣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双面全异绣，在一块透明底料的正反两面绣出形象、色彩、构图、针法完全不同的两种物象，更使现代湘绣艺术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而被人们誉为“魔鬼般的艺术”。湖湘地区其他著名的民间传统刺绣品还有土家锦、苗锦、侗锦、瑶锦、壮锦等，以及诸多的各少数民族的刺绣挑花工艺品等。
作为中国原始陶器的最早产地之一，历史上，湖南的名窑众多，大致可以分为八大窑系： 以岳州窑为代表的早期青瓷系； 五代北宋以衡阳窑为代表的晚期青瓷系； 唐、五代以长沙窑 （铜官窑） 为代表的早期釉下多彩瓷系； 宋元以衡山窑为代表的晚期彩绘窑系； 元代以益阳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 明清以怀化为代表的青花瓷系； 清代以醴陵窑为代表的釉下五彩窑系； 近现代以铜官窑为代表的综合性陶窑系。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长沙窑及其釉下彩瓷器，代表着当时湖南乃至全国瓷器生产发展的最高水平。远在唐代，长沙窑瓷器就已远销到东南亚和西亚一带。其器物和捏塑形象多达200多种； 特别是釉下彩装饰，是富有历史意义的创造。它将瓷器装饰工艺与绘画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瓷器装饰从图案转移到绘画写实，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百花齐放、争妍斗奇的新局面，因此被誉为“瓷器史上的里程碑”。清代，醴陵窑继承长沙窑的传统发展为釉下五彩装饰而异军突起，成为仅次于江西景德镇的中国著名瓷都。醴陵窑的产品曾相继在巴拿马等几次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金牌。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陶瓷工艺美术更获得长足的发展。
清乾隆五年 (1740)，在浏阳发现一种具有菊花形白色花纹的岩石，人称菊花石。石雕艺人利用其天然之形、纹及色，采用浮雕、圆雕、透雕和立体多层镂空雕等手法，精心雕琢出各种形象生动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浏阳菊花石雕艺术的代表人物是戴清升，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增加了花瓶、盆景、嵌屏等许多新品种，创作了梅菊、竹菊、蟹菊、蝶、鱼等不少新题材，并改进雕法，综合运用多种技法因材施艺，巧用石纹，使所雕菊花千姿百态，蟹蝶虫鱼形态乱真，情趣盎然，风格精细而又豪放。1910年，他所雕制的 《仿古假山》在南京 “南洋劝业会”展出，获奖牌两枚； 1915年，其作品梅菊瓶和梅兰竹菊横屏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牌奖，被誉为 “全球一” 艺术品。自此，他创办 “全球一”菊花石作坊，产品远销日本欧美。其他著名石雕艺术还有长沙墨晶石雕、洞口墨晶石雕、桃源石雕、明山石雕、张家界龟纹石雕等。
湖湘传统竹木雕刻品中最有名的是产于邵阳的翻簧竹雕。该技艺约创始于清代乾隆年间，迄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它巧妙地将楠竹的内簧制成器物的表面，即翻簧竹板，再于其上雕刻作画。其技法有线刻、浮雕、沉雕、阴文雕、阳文雕、彩色雕、镂空、电绘、压烫、腐蚀、镶嵌等多种，而以阴文素雕最具特色。艺人们借鉴中国画的白描技法，以刀代笔，刻线作画，运用多种刀法，使画面疏密相间，虚实相生，形成一种独特风格。产品以盒、瓶、屏风、相架为主，兼及盘、碟、筒、架、大型挂屏和其他装饰品； 图像多为兰竹花卉、鸟兽虫鱼、仕女人物、山川胜迹等，工艺精巧，风格典雅，清丽明快，深具湖湘艺术特色，深受人们欢迎，远销日本和欧美70多个国家和地区。1915年，邵阳竹刻荷叶花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曾获得银牌奖。其他传统特色民间雕刻工艺品还有南岳竹雕、南岳车木、保靖木雕、桃核雕、湘南木雕等。
最贴近民间日常社会生活的是年画和剪纸艺术。隆回滩头年画被誉为民间美术一绝，与蜚声华夏的天津杨柳青年画和苏州桃花坞年画齐名。远在元代，滩头镇就开始印制年画。到清代乾隆年间，印制年画的规模已十分可观，据《隆回县志》记载： “时有作坊108家，工人2000余人，产品销往云、贵、川、陕、鄂、豫、赣、两广等省及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销量2000万份。”滩头年画的形式与题材主要来自于民间，尤其是民间传说故事，具有构图简洁、用笔拙朴、乡土气息浓郁的独特风格。其他民间美术品还有现代兴起的土家粘贴画、麻阳农民画等，均风格独具，享誉于世。剪纸艺术遍布于全省各地，尤以苗族剪纸、望城剪纸、澧县剪纸、蛋花剪纸等最为著名。
其他传统特色民间工艺品还有八宝被、土家童帽、土家族服饰、土家族服装、头架、礼裙、红棉衣、苗族服饰、苗族银饰、苗族银衣、苗族头帕、苗族围裙、侗帕、侗族服饰、侗族银头饰、鸦鹊衣、瑶刀、瑶族服饰、瓦盖头、露水衣各民族衣被服饰，长沙棕编、沅陵穿丝篮、益阳柳编、湘簟、湘帙、湘帘等竹草藤木编织品，文房四宝中的纸、笔、墨、砚，以及诸多的日用工艺品等，无不展现了湖湘民众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情趣。

概述

概述

三湘四水，人杰地灵；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植根于此的湖南新闻出版业，得天独厚。湖南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宋代初年，湖南就已经出现图书刊刻业。到了清末民初，湖南出版业即已进入现代机器印刷为主的阶段。整个民国时期全省共出版各类图书3144种 (其中雕版书820种); 出版期刊1285种，其中当年创当年停的刊物有835种。
1951年1月，湖南第一家出版社——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成立 (1954年5月改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湖南出版业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那么改革开放的劲风，更为湖南出版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从1978年至2002年，图书出版社由1家发展到12家，即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湖南地图出版社。全省出版业从以纸为媒体向纸、磁、光、电多媒体方向发展，形成了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和电子出版物门类齐全的立体出版产业体系，呈现出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绚丽景象，为思想宣传、文化积累、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异军突起的电子音像业，成为高科技时代湖南出版业的一支生力军。1978年，全省没有一家电子及音像的出版、制作和复制单位。2002年，全省已有电子、音像出版社5家，即： 湖南金蜂音像出版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湖南省教育音像出版社、湖南文化音像出版社、潇湘电影制片厂音像出版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解放军报〉全文检索数据库》，共51张光盘，6万多个版面，70多万篇文章，5.5亿字。这一大型光盘的出版，揭开了湖南电子出版物发展的崭新一页。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参与策划、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参与出版、湖南远景信息公司开发制作的《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套国史丛书，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被称为 “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湖南的报纸始于戊戌变法中唐才常、谭嗣同等主编的《湘学报》和《湘报》。从此，湖南在新中国建立前各个历史时期均有革命的或进步的报纸，“爱国和革命（或改革）就成为湖南新闻界的主流”。一直到1949年，湖南的报业在全国都具有较重要的地位，不但数量较多，而且有些报道影响也比较深广。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 《湘学报》创刊至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8月) 的52年中，湖南先后出版过700多种报纸。解放前的大多数报纸时办时停，发行量每期仅几百份到几千份，只有湖南《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发行最多时曾分别达到1.8万份和1.5万份。
解放后的湖南报业始于长沙解放仅仅10天，即1949年8月15日创刊的《新湖南报》 (1964年10月1日改名《湖南日报》，该报一直是湖南最具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报纸)。随着全省的解放，湘潭、益阳、常德等7个地区和湘西区党委相继办起了机关报。从1950年起，全省性的青年报、工人报、农民报、妇女报等报纸也先后问世。这一年，全省有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报纸15种。与此同时，《锡矿山工人》等企业报从1950年起也陆续创办。到1956年底，全省报纸总数达80多种。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从1957年至1976年，湖南的报纸业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时期，全省报纸总数时多时少。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报纸事业出现了新的局面。原有的报纸得到了发展和加强，新的报纸陆续创办。到1990年，全省14个市、地、州均办有党委机关报。《湖南日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办起两张子报，即《富民报》(后改名 《湖南农村报》) 和《文萃周报》，1995年又办了另一张重要子报《三湘都市报》。这一时期，全省报纸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大力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动员全省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较好地发挥了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为了加大信息量，从1993年起，各家报社纷纷扩版，一批面向市场的报刊发展迅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湖南报业逐步向集约化方向发展。2001年，湖南组建了两个报业集团，即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和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到2004年，经过调整整顿，湖南省公开发行的报纸为50家。不过，当年有两种休刊，实际出版的为48家。需要说明的是，湖南城市广播电视报系全省13个市、州 （除张家界市以外） 的广播电视报共用一个刊号。《体坛周报》在全国20多个省市设立了分印点，周发行量达到280万份，成为全国体育类最有影响的“周报王”。《潇湘晨报》创刊短短3年，就实现了发行量逾40万份、广告收入过亿元的超常规发展。
在图书、报纸、电子音像蓬勃发展的同时，刊物出版也竞放异彩。1949年10月创刊的《人民之声》和《湖南青年》是新中国建立后湖南最早创办的期刊。1949年至1978年，湖南先后创办期刊80余种。1978年至2004年，全省期刊由9种发展到247种，形成了以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为两翼，以工作指导类、政治法律类、文学艺术类、学术理论类、教学辅导类和专业技术类、科普指导类、文摘信息类等为分支的完整体系。《学习导报》、《求索》、《芙蓉》、《湖南文学》等刊物为繁荣湖南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湖南印刷业主要以书刊印刷及烟、酒、陶瓷等包装印刷为主。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的书刊印刷力量极为薄弱，印刷技术十分落后。1952年，在新湖南报社的第二、第三印刷厂的基础上组建了湖南印刷厂。1959年1月，湖南印刷厂改名为湖南新华印刷厂。70年代前后，成立了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和湖南新华印刷三厂。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二厂、三厂，是全省书刊印刷的骨干企业，承担着全省书刊印刷的主要任务。随着印刷科技的不断发展，书刊印刷质量快速提高。1952年至1957年，湖南印刷技术革新以改进手工操作为主。1958年开始，技术革新进入较高层次，以改造设备、革新工艺为主，实现机械化。改革开放后，湖南的印刷科技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湖南的书刊印刷出书速度就已成为全国之最，平均出书周期只有当时全国出书时间的三分之一。至90年代初期，实现了由 “铅与火” 到 “光与电” 的更新换代。印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印刷周期、提高了产品质量。作为全国五大出版基地之一的湖南书刊印刷，已为湖南的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在快出书、出好书方面较为突出，不但为各出版社多出书打下了基础，而且也带动了湖南的发行向全国辐射，有力地激活了编、印、发三者良性循环。

概述

概述

湖南的广播电视事业最早始于1934年5月7日正式播音的“湖南广播电台”，系全国4座公营广播电台之一。随后，又建立了 “长沙广播电台”。由于战争的原因，“长沙广播电台”还一度行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使命，除了普通话播音外，还专门配备了粤语、英语和日语播音员。抗战爆发，“湖南广播电台”先后迁徙到沅陵和耒阳。长沙和平解放后，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政府于1949年11月7日建成一座省级人民广播电台，用省会城市名命名为 “长沙人民广播电台”，在宣传、人事、行政方面该台隶属省委宣传部，在事业、技术和设备方面则隶属中央广播事业局。1950年11月，“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更名为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并开办两套节目，一套面向全省，一套面向长沙市区。同时，全省各地建成了101个县 （市） 收音站及厂矿、部队收音站若干。1956年开始在各地建立有线广播站，两年后建成长沙、株洲、湘潭等地（市） 级人民广播电台6座。“文化大革命” 中，广播事业一度萎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播事业发展很快。截至2003年底，湖南共有广播电台11座，其中省级台1座，市级台10座，县级台65座。开办对国内广播节目53套，其中省级台4套，市级台11套，县级台58套。全省各级广播电台日平均播音532小时，全年制作各类广播节目96653小时。全省有中、短波发射台和转播台25座，发射功率579.5千瓦。有实验台24座，发射功率89千瓦，调频发射台和转播台89座，发射功率153.113千瓦。全省有乡镇广播电视站2286个，通广播的乡镇2229个，通广播的村38006个。全省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81.79%。
湖南的电视事业起步于1960年10月1日开播的 “长沙电视台”，此为“湖南电视台” 的前身，每周播出2次，因为不能转播北京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前身） 的节目，所以全部为自办节目。当时因为功率小，覆盖半径仅为10公里，长沙市区仅有35台黑白电视机，分布在省、市的32个单位。由于国民经济调整的缘故，1962年6月，“长沙电视台”停播。1970年9月29日，“湖南电视台” 正式开播。翌年8月29日，毛泽东主席来湖南视察期间，特意连续5个多小时观看了湖南电视台的节目，对湖南的电视事业推动极大。湖南省委将湖南电视中心工程命名为6901工程，经过将近1年的奋战，湖南电视台于1972年6月30日在新址开播。1974年10月16日，毛泽东主席再次来湖南观看了湖南电视台的节目，使湖南的电视事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1984年5月，衡阳电视台正式开播，不久，长沙、株洲、湘潭等地市电视台也相继建成开播。1991年3月，湖南有线电视台试播，1996年1月，湖南经济电视台横空出世，给湖南电视注入新的活力，1999年湖南电视台的节目上星，更使湖南电视如虎添翼。湖南电视台的 “快乐大本营”在全国刮起 “快乐旋风”，“玫瑰之约”、“晚间新闻”、“乡村发现”、“背后的故事”等名牌节目和栏目的相继诞生，被电视行家和学者誉为“湖南电视现象”，湖南电视工作者也被称为 “电视湘军”。湖南电视事业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截至2003年底，全省有电视台15座，开播电视节目103套，其中省级台8套，市级台31套，县级台64套。平均每周播出时间9178.5小时，年制作电视节目76506小时。全省有线电视用户为385.68万户，有线电视网络总长120068.7公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1.91%。
湖南广播影视事业的崛起始于1994年。当年，湖南广播电视厅提出 “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 的目标，致力于“二大转变” (广电行业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广电产业由计划型向产业型转变) 和 “三大建设” (广播电视中心建设、卫星广播电视建设和网络建设)。1994年9月24日，湖南广播电视中心主体工程破土动工，长沙世界之窗、海底世界、湖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相继建成，标志着集广播、影视、娱乐于一体的湖南金鹰影视文化城初见雏形。
1996年1月1日，湖南经济电视台 （下称湖南经视）正式播出，激发了湖南广电人的活力，引发了湖南电视的新一轮良性竞争。1999年元旦，湖南广播电视节目上星，湖南卫视持续发力，成为中国电视的领跑者。湖南经视的“幸运”节目、“真情” 以及湖南卫视的 “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引发了全国娱乐节目的变革。湖南都市频道的“超级英雄”、“超级小英雄”开创了益智类节目的先河。湖南经视的 “越策越开心”、“一家老小向前冲”对本土节目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湖南经视的 “绝对男人”年度大选活动、“明星学院”选秀活动，湖南娱乐频道的 “年度星姐”选举活动以及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选秀活动，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潇影集团摄制的电影《国歌》，湖南经济电视台摄制的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长沙电视台摄制的《雍正王朝》、《走向共和》，电广传媒节目分公司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军人机密》、《绝对权力》等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98年7月，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电广传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标志着湖南广电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2001年1月17日，“中国电视金鹰奖” 和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 落户长沙，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共同主办，长沙市人民政府特别协办，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卫视具体承办，包括“开幕式晚会”、“金鹰电视新秀大赛”、“金鹰论坛”、“明星演唱会”、“金鹰奖颁奖典礼”、“闭幕式暨颁奖晚会”等主体节庆活动。

概述

概述

湖南社会科学是湘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湘湖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而社会科学则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湖湘文化又可以分为精英文化和俗文化两个部分，而社会科学则是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在古代，没有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所以人们往往将湖湘文化中的社会科学部分称为 “湘学”。这是因为 “湘学”虽然也涉及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但主要还是哲学、文学、史学、经济、政治、伦理等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居多。
湖南社会科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有湘学开始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这也就是古代的湘学发展时期。在这一个时期，湖湘的哲学、文学、史学都比较发达，不但涌现出来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而且产生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哲学、文学、史学著作。
第二个阶段，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个时期，是从古代湘学向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转变阶段。在这个时期，许多湖南学者通过引进西方的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湘学进行改造； 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当时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多年。在这50多年的时间内，湖南社会科学的发展，大体上又经历了三个小的阶段： 第一个小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 “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这个时期，一些老知识分子经过长期的努力探索，在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取得了一批很有造诣的科研成果； 还有许多新老知识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并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第二个小阶段，是“文化大革命” 时期，由于“左” 的思想泛滥成灾，迫使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大都陷于停顿，有的学科虽然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由于“左” 的干扰，往往也走偏了方向。第三个小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湖南的社会科学研究如同全国一样，出现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明媚春天。在这个时期，湖南的社会科学研究，不但各个不同学科的都得到繁荣和发展，而且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发表和尊重的机会。全省、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各种学术研讨会经常在湖南召开，各种学术专著和论文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和出版。
造成湖南省近30年来社会科学如此繁荣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说，无非是两个方面：
其一，是党关于社会科学的方针政策得到了正确的贯彻和执行。例如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术自由气氛，使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潜心进行科学研究。又如，由于各级社科联的恢复或建立，推动了各种学会的建立和发展。“文革”前，全省只有哲学、经济、历史、教育4个省级社会科学学会，而现在全省有150多个省级社会科学学会，会员达数十万人。又如，由于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对社会科学的关心，设立了省级社会科学课题资助基金、社会科学著作出版资助基金和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而且调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科研的积极性。凡此种种，都是推动湖南省社会科学事业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有效保证。
其二，从主观条件来说，是与全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积极努力分不开的。这种自身优势的发挥，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发挥善于联系实际的优势，积极面向现实，研究全国和全省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20多年来，我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大量理论问题，如真理标准、价值法则、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等，召开了一系列理论讨论会，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除此之外，还围绕着党和国家一些已故领导人，或党和国家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也展开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
其次，是发挥地方优势，紧密结合湖南省的地方特点，开展深入的历史文化研究。例如，20多年来，关于湖南历史和湖湘文化的研究，就取得了比较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出版了一批宏观上研究湖南历史和湖湘文化的著作，对于湖南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于湖湘文化的内涵、发展阶段、特点等等逐步取得了一些共识，而且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方面的湖湘文化研究，也分别取得了一批成果。前者如对宋代的湖湘学派和近代湖湘文化的研究； 后者如对湖南文学史、湖南道教史、湖南佛教史、湖南财政史等等，都有专著出版。不仅成立了一些研究专门的学术团体，如船山学社、濂溪学研究会、谭嗣同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而且召开了一系列有关湖南历代名人的学术研讨会，如屈原、柳宗元、周敦颐、王夫之、陶澍、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黄兴、蔡锷、杨度、李达、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邓中夏等等，有的历史人物的研讨会还曾多次举行，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目光和积极参与。
第三，是发挥学者个人或学科的优势，努力保持在某一学科的领先地位。例如，尹世杰的消费经济研究，在全国是领先的，带动了湘潭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消费经济研究。陈蒲清的寓言学研究、何光岳的民族源流史的研究，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地位。还有湖南师范大学的伦理学研究所，不但梯队整齐，而且成果也十分丰富，在全国有相当影响。而岳麓书院的书院史研究，不仅长期坚持，而且取得了一批可观的成就，成为全国书院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许多。
实践证明，充分发挥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是促进湖南省社会科学的发展的有效经验。

概述

概述

湖南属于中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境域内东、南、西三面山地丘陵环绕，分别有雪峰一武陵和幕阜一罗霄山脉； 中部岗丘起伏，层峦叠翠，南岳七十二峰逶迤其间； 北部为平原湖泊，有滨湖平原和素有 “八百里洞庭” 之称的全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 有大小五千余条河川，大都汇经湘、资、沅、澧四水而注入洞庭湖。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使湖南物产极为丰富。山区盛产竹笋、蕈、蕨等山珍和动物野味，江河湖泊盛产鱼、虾、龟、鳖、螺、蚌等水产和野鸭等水禽，平原盛产稻粱菜蔬等丰富的食用植物，星罗棋布的大小塘坝大都种有湖南的特产湘莲湖藕，等等，真可谓 “物华天宝”、物产丰富。
湖南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经1993年、1995年和2004年的多次考古发掘，在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中发现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古栽培稻，经北京大学14C实验室及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先后用质谱加速器测定，已经确定这些稻谷距今至少约有1万2千年至1万4千年； 同时，在洞庭湖平原的一些地区如澧县的彭头山、城头山等处，也陆续发现了距今九千年和6千年以前的大量稻谷及稻田遗址。这些古稻作遗存分布广泛，性状特征不同，显示出并非直线性的起源——发展，而是多源头的产生，展现了湖南地区物产资源的广泛性、多样性与丰富性构成。因而，远在周代，湖南就以 “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 (《周礼·职方氏》) 著称于世。汉代以降，这一物产特征更为史家所普遍认同。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楚地饭稻羹鱼，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汉书·地理志》记载： “荆州……谷宜稻，楚地民食鱼稻，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后来更以 “湖广熟，天下足”乃至“湖南熟，天下足” 的美誉闻名遐迩。湖南稻谷不止是产量高而且品质佳，自古就是贡米的出产地，江永“三香”之一的香稻有煮之“香闻十里” 的美誉，可见一斑。由于湖南出产的农产品质优味美，许多成为历代贡品。例如著名的 “长沙鳖” (又名 “洞庭鳖”、“九肋鳖”等)在周代就是贡品； 使湖南享有 “芙蓉国”之称的湘莲自汉唐以降也都不断输入宫中。
在发现古栽培稻的玉蟾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化石。这些动物化石大致可以分为哺乳类、鸟禽类、鱼类、龟鳖类、螺蚌类、昆虫类等。经鉴定，其中哺乳动物有28个种属； 鸟禽类动物有27个种属，其中水栖禽类有18种； 鱼类有鲤鱼、草鱼、青鱼、鱼等，今天四大家鱼中的三种已经位列其中； 龟鳖类有鳖、隐颈龟等； 螺蚌的种类为数众多，蚌类有7种，螺类有26种以上。可以鉴定的植物有17个种类。由此可见湖南食用物产资源之丰富，并表明湖湘的先民已经在充分地利用这些物产资源。
湖南的畜牧养殖业历史悠久、十分发达，著名的传统养殖禽畜有武陵马头羊、武雪山羊、浏阳黑山羊、涟源黑山羊、湘潭沙子岭猪、宜章猪、桃源黑猪、浦源坪猪、黔邵花猪、长沙大围子猪、宁乡流沙河花猪、溆浦龙潭猪、东安猪、新晃凉伞猪、绥宁东山猪、泸溪浦市猪、湘西黄牛、滨湖水牛、雪峰乌骨鸡、湘黄鸡、桃源鸡、新邵小塘驼鸭、攸县麻鸭、临武鸭、鼎城湖鸭、宁乡灰汤鸭、道州灰鹅、武冈铜鹅、溆浦鹅、酃县白鹅等，无不历史悠久，品质优良； 水产有才鱼、中华鲟、乌龟、白鲸、白鳍豚、芙蓉鲤、祁阳竹鱼、沅江银鱼、君山金龟、岳鲤、岳阳毛花鱼、河蟹、细鳞斜颌鲴鱼、洞庭鳖、洞庭鲤、洞庭河蚌、娃娃鱼、资江鱼、银鲴、湘鲫、湖南鳖、鲥鱼、鳊鱼、鳅鱼、鳜鱼、鳝鱼等； 蔬菜则有大松菌、湖南香菇、湖南麻菌、湘西枞菌、罐罐菌、云田 头、溆浦莲藕、汉寿玉臂藕、西岭无渣生姜、福洞生姜、宝庆生姜、安乡香芋、桃川香芋、邵东黄花菜、邵阳黄芽白、茶陵大蒜、南县辣椒、临澧大红袍辣椒、陶岭三味辣椒、皇图玻璃椒、嘉禾辣椒、醴陵辣椒、桃源七星椒、邵阳朝天椒、黄花菜、玉兰片、湘安仙笋、零陵红衣葱、安化山野菜、红薇菜、岩耳等。许多湘菜及风味小吃中的珍肴美味，都是利用这些特产动植物制作烹饪出来的； 一些著名的特产禽畜，大都与某种特定的传统名菜佳肴联系在一起。例如，岳阳风味佳肴洞庭肥鱼肚的原料，就是洞庭湖特产肥坨黄鲟鱼的鳔； 富有诗意的湘菜名品 “蝴蝶飘海”，是用湖南特产的才鱼 （乌鱼） 制作而成的； 腊味合蒸的原材料腊鱼、腊肉、腊鸡、腊鸭等，都是湖湘民间传统熏制的家常食物； 宜章猪在历史上曾经供应广东作烤乳猪的材料，以肉质细嫩、风味独特而供不应求； 宁乡花猪以品质优良而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考察及高度评价，1982年国家标准总局还专门制定了《宁乡猪标准》作为国家标准； 湘菜名肴桃源铜锤鸡，就是以桃源特产的桃源鸡为主要原料烹制而成的； 湖湘特产营养保健珍肴宁乡汤鸭，就是用宁乡灰汤鸭腌制的。
湖南传统特产的豆肉禽酱制品及调味品也是琳琅满目，如永丰辣酱、三味辣酱、五香豆瓣辣酱、香油辣酱、常德芝麻酱、麻辣鲜酱、岳阳辣椒油、邵阳豆豉、浏阳豆豉、五香豆豉、津市五香盐豆豉、益阳腐乳、郴州豆膏、桃林豆腐、佘田桥豆腐、白溪水豆腐、常德腐竹、长沙玉醋、常德香醋、吉首河溪香醋、益阳黄醋、湘潭龙牌酱油、蘑菇酱油、淡水虾仁酱油、长沙德茂隆香干、永丰五味香干、沅陵香干、平江长寿五香酱干、凤尾菜、平江长寿蒸盐菜、白玉蒜米罐头、宁乡刀豆花、永顺青菜酸、湘潭紫油姜、湘潭紫油萝卜、岳阳兰花萝卜、龙山大头菜、茶陵复水蒜、南岳观音笋、清水冬笋罐头、南岳雁鹅菌油、张家界菌油、湘粉、益阳麻辣肉条、平江熏腊肉、湘潭猪肉脯、岳阳蝴蝶腊猪头、湘西红曲鱼、茄汁鱼罐头、油炸刀鲚、东江鱼 （干）、西湖咸蛋、松花皮蛋、涂膜松花皮蛋、腊味风鸡、乌骨鸡系列产品、宁乡汤鸭、长沙琵琶鸭、乾州板鸭、祝家村板鸭、桃川无骨板鸭、滨湖板鸭、南风鸡鸭、湖南魔芋系列产品以及各地民间自家熏制的“乡里”腊鱼、腊肉、香肠、腊禽等，这些特产食品不但丰富了湖南人的食谱，并成为湘菜独特风味的有机构成。其中部分特产品如湘潭龙牌酱油等，还曾经参加国际性的博览会获得金奖。
湖南传统的糕点糖果副食品有长沙话梅、汝城甘草梅、长沙乔饼、永丰乔饼、浏阳金橘花、湖南香元条、长沙红绿丝、靖州巧刻蜜饯、江永蜜枣、红薯果脯、长沙冬瓜糖、长沙糖姜片、平江山桂花蜜、紫云英蜂蜜、剌梨蜂皇浆、炎帝陵蜜饯茶点、茶陵干姜、浏阳素食菜、邵阳芝麻片、邵阳牛皮糖、常德麻香泡糖、麻仁奶糖、芷江藕心香糖、沅陵酥糖、津市麻蓉酥糖、益阳排糖、陬市桂花糖、邵阳酥寸金、临澧鸡蛋麻花、浏阳茴饼、武冈空心月饼、沅江麻香糕、常德银片糕、宁乡砂仁糕、长沙芝麻豆子糕、安化茯苓糕、湘乡烘糕、长沙年糕、长沙奶糕、湘潭灯芯糕、邵阳广桃酥、大庸雪麻枣、长沙牛奶法饼、衡阳酥薄月饼、醴陵麻仁月饼、醴陵圆蛋糕、湖南藕粉、湘潭槟榔、长沙五香牛肉干等，既是民众日常喜爱的消闲食品，其中有些又是某些地区、特定节日的副食品，为节庆增添了不少欢愉和特色； 部分食品还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如湘潭槟榔，就形成了湘潭的槟榔文化并波及到全省。
湖南特产的果品有九溪橘红、中华猕猴桃、安化山楂、攸县西瓜、沅江太平果、祁东荸荠、枇杷、春华李、衡山白糖李、金香柚、大庸菊花心香柚、安江香柚、江永香柚、黔阳冰糖橙、黔阳大红甜橙、浦市甜橙、永州夏橙、新宁脐橙、靖州血橙、邵阳蜜橘、雪峰蜜橘、麓山南橘、雁池红橘、浏阳金橘、蓝山金柑、安化柑橘、宫川蜜柑、柑、甜香梨、脆皮香李、湘莲、台源乌莲、宝庆它栗、永顺板栗、湘西油板栗、溆浦红枣、溆浦朱红橘、道州红瓜子、炎陵柰李、道县桐子李、永顺红柿、祁东藕柿、隆回腰带柿、靖县木洞杨梅、长沙北山梅、铁山杨梅、鸡蛋枣、桂阳红枣、衡山园枣等，无不风味独具，闻名遐迩。
湖南是中国传统最重要的茶叶产地，名茶众多，如月岩茶、太青云峰茶、五盖山米茶、长沙毛尖茉莉花茶、北港毛尖、古丈毛尖、天崇毛尖、江华毛尖、茅坪毛尖、沩山毛尖、安化湘尖茶、甑山毛尖、乌云毛尖茶、塔山毛尖、临湘白石毛尖、索溪毛尖、龙虾花茶、龙阳白鹤荼、东峰绿茶、石门牛 茶、石门湘红功夫红茶、江华苦茶、汝城白毛茶、安化松针、安化红茶、安化黑砖茶、安化花砖茶、益阳特制茯砖茶、君山银针、青山银毫、青岩茗翠、茅岩莓茶、城步虫茶、城步峒茶红碎茶、岳山茶、金井红碎茶、狗脑苒贡茶、南岳云雾茶、临湘茯砖茶、狮口银牙、洞庭春茶、桃溪贡茶、桂东玲珑茶、高桥银峰茶、湖南茉莉花茶、碣滩茶、新化月芽茶、衡山岳北大白茶、藤茶等，不但为湖南民众提供了优良的饮品，与湖湘各民族民俗文化一道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茶文化，并且自古便远销漠北及欧亚各地，有些还成为贡品。
湖南的烟酒类特产有凤凰晾晒烟、桂阳烤烟、陡岭烟、攸县煮酒、醐汁酒、郴州桂花醐汁酒、巴陵冬酒、桑植百根冰酒、蓝山黑糊酒、隆回状元红、蜂蜜酒、长沙大曲、君山大曲、岳阳大曲、德山大曲、邵阳大曲、九嶷山大曲、回雁峰大曲、汨罗小曲、岳阳小曲、浏阳河小曲、白沙液、龟蛇酒、龟胶酒、杨梅酒、武陵酒、金橘酒、洞庭酒、浏阳河酒、益阳小曲、酒鬼酒、湘泉酒、楼台酒等。其中的晒烟和烤烟，为历史悠久的经济作物和优质的烟草工业原料。传统的酿制酒如攸县煮酒、醐汁酒等，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并具有浓郁的地方或民族风味； 各种蒸馏酒，则分别在各个历史时期以其不同的品味为湖湘乃至全国民众提供了佐餐助兴饮品。
湖南特产的竹木有九嶷斑竹、子母竹、丹竹、水杉、水竹、龙鳞竹、龙孙竹、白竹、毛竹、观音竹、寿竹、赤竹、桂东方竹、筀竹、紫竹、满心竹、合欢竹、孟姜竹、山棉皮、山核桃、马尾松、五爪桐、云山白兰花、乌桕、化香树、华东黄杉、红 木、泸溪葡萄桐、香榧、珙桐、栓皮栎、雪花树、梓木、棕榈、银杉、大米桐、漆树、楠木、樟树等。其中许多植物载诸文献，不止是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经济作物，还是名贵的观赏植物，甚至被赋予浓郁的文化色彩。例如，产于武陵山区和南岳衡山的世界珍稀树木珙桐，被誉为 “活化石”，列入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其花片洁白，形如飞鸽，美丽奇特，有 “中国鸽子花”之称，为世界著名观赏树种； 树干挺拔，木质坚硬，纹理美观，色白如玉，切削胶结性能好，为高级家具用材； 果实富含油脂，可供工业用，外果皮酸甜，味美可食。云山白兰花早在唐代即被武冈人作为名花栽植于家园以供观赏。九嶷斑竹相传为舜帝二妃娥皇、女英挥泪成斑，故以 “湘妃竹”、“泪竹”等名称为人们所熟知，成为历代文人骚客歌咏的对象，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清湘词》： “斑竹枝、斑竹枝，痕泪点点寄相思。楚客欲闻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唐代诗人杜甫亦留下 “苍梧恨不尽，泪染在丛筠”的诗句，引起人们无尽的流连与遐想。
湖南的特产药材有山苍子、木瓜、五倍子、玉竹、白芷、白术、玄参、永州薄荷、芍药、杜仲、金樱子、金银花、宝庆苡米、城步苡米、宝庆龙牙百合、栀子、厚朴、枳壳、绞股蓝、黄柏、黄精、葛根、茯苓、澧县天山蜈蚣等，作为历史悠久的地道药材而闻名遐迩。
湖南其他著名特产还有长沙羽绒制品、水竹凉席、龙山楠木箱、祁阳草席、临武龙须草席、保靖木梳、衡阳角梳、桂阳手杖、捞刀河刀剪、益阳明油纸伞、涟源铁锅、深渡凉席、湘中铁锅、安化土纸、沅江渔网、浏阳夏布、浏阳烟花鞭炮、隆回皮纸、滩头香粉纸、溪布等生活生产用品，双峰大理石、永顺大理石、龟纹彩石、泸溪菊花石、浏阳菊花石、桃花岩、桃源石、慈利大理石等矿产品，以及土漆、龙须草、白蜡、苎麻、芦苇、芦竹青、攸县茉莉花、席草等土产品。

概述

概述

饮食是人类基本生存的需要。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中，它不断地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已经不止是人类生存的简单需要，更成为提高人类生活乃至生存之品质的一种必需，从而上升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发展成为一门综合了诸多社会文化内涵的艺术。湖湘饮食文化就是这一文化艺术领域中一枝怒放的奇葩。湖湘饮食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外延则契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因地域、时代或民族的不同而展现出多彩的风貌。其中最直接、最主要的物化承载体，就是湘菜、风味小吃及各民族的特色饮食等。
从湘菜历史发展的谱系归宿来看，在先秦之前，属于荆楚菜系的支系； 秦汉全国统一后，使湖南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立地区逐渐定型，湖南地区菜肴烹饪技术的发展，也与之亦步亦趋而从荆楚菜系统中独立出来，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独立风格品位的荆湘菜。湘菜发展的全盛时期是明、清两代，这是与当时社会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分不开的。制作精致的菜肴，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物质条件，当然还要有食客品尝的闲情雅致，而这只有在达官贵族的家庭才能具备，一般民众只可能在家常菜色上花样翻新。因此，湘菜品位质量的高度发展、烹饪技术的长足发展，是在富裕之家以及官宦衙门中兴起的。食客对湘菜品质的高水平要求，以及社会对湘菜烹饪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促使人们注意到对湘菜烹饪专业人才——厨师的培养。最早的湘菜厨师大都是官衙贵族的内厨中培养出来的。不久，这些厨师便携带着他们所掌握的烹饪技术和所熟知的菜品走向了社会、走进了民间，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湘菜制作品质的飞跃提升。
长沙作为湖南的首府，湘菜的发展状况尤其具有代表性。例如，在清代中叶，长沙城内陆续出现了对外营业的菜馆。这些菜馆分为“轩帮” 和“堂帮”两种。轩帮有长盛轩、紫云轩及聚南珍等数家，他们专营菜担，出挑民家，承制酒宴； 堂帮有旨阶堂、式堂、先垣堂、菜香堂、嘉宾乐、香居、庆星园、同春园、六香园、菜根香等十家，人称“十柱”，以经营堂菜为主。到清代末叶，堂帮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一些商贾和官衙的厨师相继开设菜馆，各自以拿手的招牌菜招揽生意、招徕食客。这些人员的素质和眼界远较市井普通的饮食从业者为高，便组织同业人员筹集资金，在长沙城内的永庆街兴建了厨业祖师的庙宇——詹王宫，作为结帮聚会的场所。在经常的聚会中，他们不断相互切磋烹饪技艺，收徒传艺，研制出一些特色名菜，也经研讨而初步形成了湘菜的烹饪技术理论。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湘菜品质的提高和湖湘饮馔业的发展。
湘菜走出湖南，约在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起义促使湘军出现，大批的湘籍官宦遍布全国尤其是江浙一带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区，随行的厨师将湘菜带到了其所至之处，使湘菜的盛名远播他乡； 同时，他们也相应地吸收了其他地区菜肴的烹制技艺，更加丰富了湘菜的内涵和品味。这些厨师，有些后来便留在当地，继续开设湘菜菜馆酒家； 有些则回到湖南，将其他菜系的美味佳肴、烹饪技巧及其优秀的文化内涵反馈到家乡，促进了湘菜的进一步发展。抗战期间，一些餐饮从业人员迁往重庆、贵阳、云南等地，开设了曲园、潇湘、盟华园等湘菜馆，既服务于迁徙他乡的湘籍人士，又使当地的食客品尝到了正宗湖湘风味的菜肴，张扬了湖湘的饮食文化，使湘菜闻名遐迩，成为八大地方特色菜系之一。
湘菜烹饪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大师辈出，各种流派的菜式争奇斗艳，异彩纷呈，民国早年著名的流派有戴（明扬） 派、盛 （善斋） 派、萧 （麓松） 派和以湖南军阀谭延闿 （字组庵） 的家厨曹敬臣创立的“组庵派” 等。这些流派各擅其长，其中戴派博采众长，稳健充实，集湘菜之大成； 盛派改革宴席餐具，率先采用长筷、大盘，使桌面的气势更为舒朗美观； 萧派不拘于泥古，着意创新； 组庵派则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宽裕的时间精力为后盾，广纳天下奇珍，别出心裁地推陈出新，研制出一个又一个品味全新的名菜佳肴来。
根据地域、物产与风格特色，湘菜菜系大致可分为湘江流域、洞庭湖区及湘西山区三大流派。
湘江流域以长沙、湘潭、衡阳为中心，长沙为代表。这一地区因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加之交通便畅，物产富饶，饮馔业较为发达，厨师中大师辈出，湘菜中的特色酒宴大菜，大都出自于这一地域派系中。这一派系的特点是用料广泛，制作精细，特别注重刀功火候，所烹制的菜肴浓淡分明，色彩清晰； 烹饪常用煨、炖、腊、蒸、炒、熘、烤、爆等方法； 品味则多以酸辣、软嫩、香鲜、清淡、浓香为主。代表性的菜肴有“火方银鱼”、“松鼠桂（鳜） 鱼”、“瑶柱蒜球”、“麻辣子鸡”、“鸭掌汤泡肚”、“砂锅炖狗肉”、“炒细牛百叶”、“红煨鲍鱼”、“清炖牛肉”、“酱汁肘子”等。此外，属于传统佛教斋食系列的南岳素食亦因其独具特色而闻名遐迩，为湘菜增添异彩。
洞庭湖区以常德、益阳、岳阳等地为中心，素称“鱼米之乡”，水产品资源特别丰富，导致这些地区的鱼馔源远流长，民间以鱼待客蔚为风俗，故以烹制家 （水） 禽、野味、河 （湖）鲜最为拿手，以致方志中留下了 “湖湘间宾客燕集，供鱼清羹” (见《岳州府志》) 的记载； 民间也素有“无鱼不成席” 的俗谚。滨湖菜肴的烹制惯用炖、烧、腊、煨、蒸、氽 （烫） 的方法； 菜品往往色重、芡大、油厚，口感则以咸辣香软为主。代表性的菜肴有 “潇湘五元龟”、“武陵水鱼（甲鱼） 裙腿”、“洞庭野鸭”、“莲蓬虾茸”、“青龙戏珠”、“蝴蝶飘海”等。
湘西山区以吉首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大庸 （今张家界市） 等地为中心，亦含湘南山区。这些地区的物产多为山珍野味，又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民间习惯制作各种烟熏腊味和腌制肉品，烹制的菜肴大都也以此为主。主要的烹调方式为蒸、炖、煨、煮、炒、炸等。例如“腊味合蒸”、“重阳寒菌炖肉”、“焦炸鳅鱼 （泥鳅）”、“麻辣泥蛙腿”等，口味咸香酸辣，佐以山区民间传统特酿的米酒，令人回味无穷。此外，湖湘山区还有许多传统特色风味菜肴，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家常风味佳肴，如 “红烧全狗”、“砂锅炖狗肉”等，在当今回归自然、贴近乡土之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引进这些特色风味乡土佳肴以招徕食客，成为大中城市饮馔业中一道亮丽的新风景。
作为一个整体菜系，湘菜也有着一些共同的基本风味特色，大致可归纳为： 味别多样，尤重酸辣，鲜香软嫩，熏腊清香，口味适中。其中最具特色以致几乎成为湖湘人性格形象的风味就是嗜辣，这是湘菜尤其是民间风味菜肴的基本特征。湘人嗜辣甚至成为一种展示湖湘人物性格的文化符号，出现了 “不吃辣椒不革命” 的说法，还使得温柔多情的湘女成为举世闻名的 “辣妹子”。此外是嗜酸，这也是湖湘菜肴的基本风味特点，湘西南山区的民间流传着“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倒窜 （腿软无力）” 的俗语。湘菜的酸与辣这两种主要特色一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风味整体，即往往酸中带辣，辣中透酸； 以酸掩辣，以辣融酸；辛而不烈，酸辣兼具，相辅相成，食之具有十分宜爽的口感。
地方特色大菜固然令人垂涎欲滴、引人入胜，但往往给人留下无穷回味的有时却是一份随街摆设、并不起眼的风味小吃。从某种意义上说，风味小吃比特色大菜浸润着更为深厚之地方社会风情的文化内涵。湖湘风味小吃包括有传统岁时节令风味小吃、某一地区特有的风味小吃及少数民族风味小吃等。1958年，毛泽东主席到长沙，曾经到火宫殿视察并进晚餐，专门品尝了传统小吃 “油炸臭豆腐”。餐后高兴地说： “火宫殿是劳动人民喜爱的地方，你们应该搞好一些。”
作为一位食客，每到一个地方，欲求品尝的是该地区最负盛名或者最有特色的风味饮食，特色风味本身就是一种由久远而又丰富的历史、地理、民族、风俗文化所铸就的品牌，甚至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饮食文化符号而独具一格。而风味独具、丰富多彩的湖南少数民族的特色饮食，许多都成为了能够从某一侧面展示该民族社会生活的文化符号。

概述

概述

湖湘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今日湖南境内仍居住着50余个民族。除汉族外，人口较多的几个少数民族大都分布在湘西、湘南和湘东地区。俗语说：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在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的作用下，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成体系、带有特殊烙印和风韵的民俗文化，她们一道共同建构了具有深厚社会历史底蕴和浓郁地域特征的湖湘民俗文化，展现出风格各具、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风情画卷。
湖湘传统社会民间习俗包括有人生民俗、生活民俗、生产及行业民俗、社会及礼仪民俗、游乐及体育民俗、岁时节令民俗、信仰民俗等组成部分，其中内涵与外延最为丰富的是人生民俗和生活民俗，包括有婚姻习俗、生育生辰习俗、丧葬习俗、生活习俗、服饰习俗、居住习俗、行旅习俗等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多内容，并且诸多的民俗内容和内涵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生、死、婚姻为人生的三件大事。湖湘民族众多，故与此相应的社会生活习俗也较多。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旧时湖湘汉族的基本婚姻礼制与中原地区并无很大的差异。湖湘少数民族的恋爱婚姻嫁娶礼仪习俗便显现出其浓郁的民族特色风情。湖湘各少数民族在古代大都历过血缘群婚制、亚血缘群婚制 （普那路亚婚制）、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等形态。实行一夫一妻制以后，婚姻缔结有自主婚和包办婚两种，并且严格恪守宗支之内、血族之外的婚制。苗族青年男女接触多是通过游方，只要不是同宗共祖就可结婚，但姨表之间的子女均视为亲近同胞禁止通婚，亲戚间不同辈分不能通婚； 有些民族如苗族的部分苗寨男女不能与本民族中之不同方言的人通婚，通婚对象在本寨几个姓氏成员中选择； 某些民族的宗支甚至不愿与不同服饰的其他宗支联姻，更不要说与不同民族的人通婚了。一般而言，进入对偶婚阶段之后，各少数民族多为自主婚姻，但后来受到汉族婚姻礼制的影响，便不同程度地产生了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封建包办婚姻。虽然姨表不能通婚，但一些少数民族却有同姓为婚和姑舅表开亲的旧俗。
虽然有着上述种种传统旧俗和习惯法的限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湖湘各少数民族实行的还是自由恋爱婚姻，男女青年有许多传统的交接异性朋友的活动和机会。旧时，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没有成文法，一般均用习惯法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有许多婚姻盟誓习俗便起到了习惯法的作用。在婚嫁习俗方面，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无疑是土家族的 “哭嫁”，苗族送亲时新娘不坐花轿而以伞代轿，侗族“抢新娘、烧嫁妆” 的婚俗，湘南江华、桂阳等县瑶、汉诸民族的“坐歌堂”婚礼习俗，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湖湘民间涉及到生育的习俗非常多，许多还涉及到生育禁忌。例如，妇女怀孕后，湘中、湘西等地区汉族、土家族有为其“安胎” 的禁忌习俗，湘西、湘中、湘北地区汉族和苗族有一种 “埋胞衣” 的习俗。这些习俗源自远古，为禁呪之法的遗响，可以追溯到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胎产书》和《杂疗方》 中的 “禹藏埋胞图”、“禹藏埋胞法” 等。湖湘各地区、各民族都有生育报喜的习俗，婴儿满月后，一般要由母亲抱着出门去外婆家看望，长沙、湘潭、株洲等地区汉族俗称 “出窠”，湘西保靖、古丈一带土家族俗称 “满月出行”。湘中、洞庭湖区、怀化、芷江等地区在婴儿满月后，要请理发师将胎生的头发全部剃去，称“剃满月头” 或 “剃胎毛”。为了使小孩生长健康成长，湖湘民间有将小孩拜寄给人或物做“干儿”、“干女” 的习俗，又称 “寄名”，称所拜寄的对象为 “干爹”、“干妈”。
湖湘各族在办理丧事时普遍有以歌吊祭和送葬的习俗。旧时湖湘各民族一般实行土葬。古代湘西的 “五溪”之地有一种“崖葬” 和“悬棺葬” 的习俗，即利用崖壁上的自然洞穴，或请石匠在崖壁上凿一洞龛； 也有选择一株古老高大的树木作为永久存放尸骨的 “葬堂”。死者一般先暂时选择一处吉地土葬，待 “葬堂”选妥后，便将临时的坟冢挖开，搬出尸骨置于木匣或船形的棺内，吊放在悬崖峭壁上的洞穴或大树上，名为 “枯骨葬”。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府大力提倡火葬，但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土葬的比例仍然很高。
在长期的生活中，人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养生健身、祛病避疫的经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医药卫生习俗。在传统的岁时节令习俗中，就有着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例如，六朝时期南朝宗懔所撰写的 《荆楚岁时记》 中就记载着：“正月初一……进椒柏酒，饮桃汤； 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 进敷于散，服却鬼丸； 各进一鸡子。” 湖湘各地民间于农历五月端午节的采药活动，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出现的历书《夏小正》。
湖湘民间的劳动生产习俗丰富多彩，主要有农林渔猎业劳动生产习俗、各种工商行业习俗等。由于传统上中国以农立国，湖南又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份，故劳动生产习俗以农林渔猎业劳动生产习俗最多； 其中农业劳动生产习俗遍布全省，渔业生产习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区及大小河川的流域，林业生产习俗及狩猎习俗则以山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为多。各种工商行业主要分布在城市以及集镇，工业以手工业为主，在乡村民间只有一些较为原始的商品交易，这些都在有关的习俗中体现出来。
湖湘各地的商家及各种服务行业旧时有许多禁忌习俗和口语讳忌。例如旧时有所谓商家“十忌”。旧时湖湘各地商家的店牌名，一般选择兴隆、吉利、长久及表示信誉的名字，也有取文雅独特之名的。湖湘民间商业交易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商业隐语，各行各业的隐语各不相同，称之为“局障”，即障蔽局外人之意。
旧时的交通运输多靠水运，水程遥远，十分辛苦，故交通运输习俗以水上习俗禁忌为最多。现在的交通运输大多依靠汽车、火车甚至飞机，水上运输工具也多为钢铁船只，作为运输工具使用的木制船只已经非常之少，而木（竹）簰则完全销声匿迹了，故许多习俗、尤其是与民相关的禁忌习俗，已经成为了历史，只有少部分还保留在渔民或使用小型水上运输工具的船民之中。
在湖湘民俗文化中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而又最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是岁时节令风俗。湖湘汉族除了春节、端午和中秋三大传统岁时节日外，还有一些特色节日，如立春节、清明节、重阳节、十月朝节、腊八节等，都有着相应的丰富多彩的节庆民俗活动。各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则有瑶族、土家族、苗族于六月六日的 “过半年”、“尝新节”、“调盘王”，湖南回族和维吾尔族也有自己的民族节日——“古尔邦节” 等。这些民间节庆既有地域特色，又有民族特色。
湖湘民间传统的游艺娱乐习俗活动很多，尤以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传统习俗活动最有特色。这些活动或在各民族的一些重大节庆时举行，或者以此项活动为主要内容相沿成俗而成了传统的游艺娱乐节日。在这些活动或节庆里，人们尽日欢乐，通宵达旦； 有情男女亦多借此海誓山盟以订终身之约。
湖湘古称“荆蛮之地”，自古便以 “好巫鬼，重淫祀”名闻天下。多民族的社会历史构成，更使得湖湘民间的宗教信仰展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特征，这些都体现在人们的信仰习俗之中。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 中说：“昔楚国之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宋代朱熹《楚辞集注》也认为： 湖湘 “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愉神”。他们都指出先秦乃至汉唐以降荆楚湖湘民间宗教信仰风俗之盛。屈原的《九歌》对沅湘流域间祭祀迎送鬼神的宏伟瑰丽场面作了极为精彩的描述，其中提到的一些神鬼，如湘君、湘夫人、司命等，至今仍然是湖湘民间信仰祭祀的对象。《招魂》、《大招》 中描述的召唤亡魂和生魂的俗信行为，至今在湖湘民间亦依然存在。湖湘民间俗信宗教所崇拜的神灵数以千计，上自天宫，中及人间，下至地狱，从比照世俗专制皇权官僚政体所建构的各级神祇，到包括娼、赌、盗、窃在内之各种行业神，鱼龙混杂，神鬼莫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这正是一句民间歌谣所说的：“八月十五庙门开，各路神仙一起来。” 与其他地区一样，湖湘的民间宗教信仰，大致可以分为原始信仰、宗教信仰和俗信行为三种类型。
原始信仰又可称之为原始宗教，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进入阶级社会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宗教信仰的日趋成熟，原始宗教信仰在汉族中逐渐减弱，只剩下一些残存的内容。但在湖湘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宗教至今仍然是民间的主要信仰，并具有浓郁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区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加之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含天主教，下同)等宗教的先后传入，以及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形成发展，湖湘汉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便日益脱离原始状况，趋于稳定和成熟。除部分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教徒信士外，民间信仰的俗神多与佛、道二教有关，并具有某些原始宗教如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遗响。民间俗信行为，如占卜、禁忌、预兆、俗信崇拜和某些祭祀活动等，很难说与某种具体的宗教信仰有着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只能说是远古巫风的历史延续和遗存。
社会民俗风情是经济基础的产物，是历史文化的积累和沉淀，是文化传统的载体，是民族心理与性格的反映，是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人们的各种社会生活及生产习俗之中。在传统的社会习俗中，存在良俗与陋俗之分： 大部分习俗张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塑造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维系了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是为良俗； 但也有一些旧时代的习俗，不免带有封建迷信的时代烙印，是为陋俗。但在许多场合下，所谓“良俗” 与“陋俗”并不是可以截然区别的，而是交错混杂在一起； 而且有些所谓“陋俗”，如一些祈福习俗、禁忌习俗等，虽然明显可以看出其社会时代的落后性与愚昧性，但对社会、对他人却并无危害。作为文化核心层面构成物的社会民风习俗，其转移变易并不是可以随着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只有当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进而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才能移其风而易其俗。湖湘民俗及民间宗教信仰亦是如此。

概述

概述

湖南，因地处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古八百里洞庭，一望无际，烟波浩渺，气势恢弘。湘、资、沅、澧四条大江，依山蜿蜒，江水澄清，极富灵性。中北部丘陵起伏，天生丽质，奇姿异彩，风景秀丽。南部和西部层峦叠翠，奇峰突起，山脉连绵，古木参天，极富神秘色彩。湖南是一块风景秀美、极富魅力和神秘色彩的地方，历来被人们视为神仙所居之地。道书所定全国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湖南境内竟有九洞天、七福地，占全国洞天福地的15%，还有许多风景优美如同仙境般的地方，如仙人王乔隐居的王仙山，卢真人隐居的卢峰仙隐，鬼斧神工、天然奇趣的张家界，十里天然画廊的索溪峪等名山胜境，更是闻名遐迩。清奇幽境，适合高人、隐士、佛道仙流之辈隐居修养，故湖南自古高人云集，隐士多多。据记载，尧时即有善卷隐居于常德德山，春秋时的老莱子隐居于湘潭良图，晋时魏夫人南岳得道，唐时吕洞宾常游于湘、潭、鄂、岳间，宋时何仙姑永州成仙，张虚白邵阳点水为酒，七祖慧思南岳借地开辟道场，石头希迁结庵南台寺弘扬佛法……留下许多发人深省、有趣有益的轶事掌故。
湖南虽然开发较晚，比较中原地区相对偏僻，但地处中国中部，为南北交通必经之地，因而上古时即有先民们在此惨淡经营。炎黄子孙的始祖炎帝神农尝游于此，死后葬于今炎陵县。他生前在这里得朱雀所衔九穗禾而植之，开创了我国的稻作文化。火正官祝融生居于南岳，死葬于南岳顶峰，至今南岳最高峰仍名祝融。
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尧、舜、禹时代的我国古代领袖人物，都与这块土地有过密切的联系。尧放驩兜于崇山。舜南巡至此，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顶，留下很多胜迹。舜之二妃娥、皇女英追赶而来，至洞庭湖为波涛所阻，闻舜帝崩驾之噩耗，血泪洒于竹上，留下血泪点点，至今二妃墓后斑竹上仍是点点斑痕。夏禹治水到湖南，在南岳黄帝峰以白马祭天，得金简玉书，明疏通九河之法。
土家祖先八部首领率其族人，在湘西崇山峻岭之中，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建立家园，成为土家后人崇祀的八部大神。苗族先人敢于战天斗地，留下许多与天斗、与地斗、与邪恶势力斗的英勇故事，他们的先人苟见连雷公都敢捉来，准备拿盐腌了吃，不是他那两个年幼的儿女放了雷公，恐怕现在苗族信仰习俗中已没有雷公。侗族祖先杨令公为开辟侗区，立下不朽功绩，成为侗族人民心目中的飞山祖神。瑶族先祖盘瓠，帮助高王战胜了平王，得与公主婚配，繁衍出十二姓瑶人……
传说掌故中的开天辟地、洪水漫天、自然崇拜、族源来历、图腾崇拜等各类神话传说，光怪陆离，璀璨夺目，充满神奇的浪漫色彩和英雄主义精神，折射出湖南远古初民对宇宙万物的感知认识和朴素的自然观念，体现了湖南人民战天斗地征服自然的无畏精神和强烈愿望。湖南人民刻苦耐劳，坚忍不拔，举世闻名。湖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传统，历来著称于世。几千年来湖南人民历经磨难，不屈不挠，在反抗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和压迫、与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顽强不屈、不怕牺牲的拼搏精神，历来为世人所称道，也在湖南各地和各族人民中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激动人心的故事传说，传颂至今而不绝。
湖南人杰地灵，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汉、土、苗、侗、瑶、壮、回、白、南维等民族，自古以来，各民族一道，祖祖辈辈艰苦奋斗，披荆斩棘，勤劳耕耘，培养出顽强不屈、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坚忍不拔、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和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民风，创造出独特而灿烂的历史文化，出现了众多的杰出人物。正如长沙岳麓书院门联所云：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春秋时即有老莱子彩衣娱亲留孝道； 莱妻纺落毛的淡泊名利的高洁之风； 澧州申鸣死谥“忠孝” 的忠臣孝子。汉武帝时临武县令唐羌为民请命请罢龙眼、荔枝的上贡。后汉时蔡伦发明造纸术造福后人。三国时蒋琬蜀中为相； 李衡植下千头木奴，留下植橘爱橘的佳风。晋时车胤囊萤夜读，树立了刻苦学习的榜样； 陶侃之母截发待宾留下贤名。唐代道州太守阳城请罢侏儒贡，被世人尊为福神； 怀素书蕉成草圣； 书家楷范欧阳询； 天台智者华容子； 李郃高风让第第一人。宋代范仲淹划粥断齑，藏金不取，忧乐天下； 周敦颐月岩著述倡道学，分宁辨狱解冤情； 胡宏直书斥帝遭贬谪； 胡寅不计荣辱，谪所巨著传后人； 胡颖斩蛇破迷信； 蔡京辱死长沙东明寺，真德秀四海苍生口是铭。明代刘大夏戒利远名严律； 陈荐为君献寿以禾为宝不媚君； 郭都贤嘲讽洪承畴为两朝元老，洪承畴愧对郭都贤称千古罪人； 王夫之出必屐伞不踩清朝地； 状元彭浚以丑妻、拙儿、茅屋、粗食为平生四足拒受赏赐； 国学大师王壬秋以酸、咸、苦、辣四味小菜待山东巡抚启迪为人； 陈大受释盗为农； 陶澍身正行明，陈鹏年公正廉明，人尊为镇瘟之神。看近代历史，湖湘人民更是异军突起，举世瞩目。曾国藩办团练，湘军突起；左宗棠率湖湘子弟，收复新疆； 魏源睁眼看世界，倡师夷制夷； 郭嵩焘首任驻外公使，慨然西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湖湘健儿奋勇争先，疆场报国，爱国将领陈连升沙角御寇，光荣殉国； 罗荣光与入侵的帝国主义奋战，浴血津门。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感天动地，数不胜数，留下“无湘不成军” 的美誉，杨度《中华少年歌》 中所说的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道尽了湖南人的不屈精神。
在近代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湖南人的表现更是首屈一指。谭嗣同 “要流血请自我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陈天华以身蹈海，向世人敲响警世钟； 刘道一为民主革命牺牲，孙中山挽联称： “刘郎死去霸图空”； 黄兴、蔡锷成为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中流砥柱。更有无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雄。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中，湖南人更显英雄本色，指点江山。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刘少奇、彭德怀、左权、贺龙、胡耀邦等，许多卓越的革命领导人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数也数不清。他们为我们留下许多人物掌故，是湖湘文化中的璀璨明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富于革命传统的湖南人民，满怀爱国热忱，奔赴抗日前线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蔡老大七十杀敌，马和尚破戒杀日寇； 龚业梯与日机作战200多次，击落敌机3架，配合战友击落敌机6架，被誉为蓝天勇士。田汉作词的 《义勇军进行曲》，喊出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的民族吼声； 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歌》表现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
轶事和掌故虽然不是正史，却是人物事迹中撷取出的精华，最能反映人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感情。可能有些传说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或者完全不符合事实，但它们在民间广泛流传，深入人心，这样传说便成了权威，便是精神文明中最有影响的部分。

概述

概述

湖南是中国古代文明发达地区之一。据考古发掘证实，早在20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繁衍生息。澧县彭头山遗址，年代距今约8200—7800年，其文化层中发现的大型地面式、小型浅地穴式建筑遗迹，与附近几乎同时期的八十垱遗址中半地穴式、地面式、干栏式、台基式等建筑遗迹，表明当时湖湘地区的先民已进入定居生活，开创了居住环境的重要起点，并成为世界最早建筑文化的历史见证之一。城头山遗址中，城垣、城门、环壕、护城河、居住建筑、陶窑、祭坛、道路、墓葬、水稻田等遗迹一应俱全，年代距今6200—5200年，是中国至今已发现的最早的城市。新石器时代中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临澧胡家屋场文化，其后的大溪文化，以及相当于屈家岭文化、龙山时期文化等遗址中的建筑遗迹在全省比比皆是，以至边远的靖州斗篷坡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掘出建筑遗迹50多座。这些遗址的文化层中已出现有编竹夹泥和焙烧地面处理等痕迹，但尚未发现土坯和筑土墙的做法，反映了建筑木构技术的进展和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上古时代在洞庭、彭蠡（今江西鄱阳湖）之间和湖南大部分地区，曾形成了以 “三苗”著称的强大部落联盟，他们同华夏部落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失利后纷纷迁往西南边远山区。诸多传说和留下的炎陵炎帝陵、新化蚩尤屋场、宁远舜帝陵、衡山祝融墓、赫胥墓、永定驩兜墓等纪念遗迹，是这一时期先民开拓湖湘的历史见证。
夏代湖南属“九州” 的 “荆州”； 商代湖南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宁乡炭河里西周古城址及附近以 “宁乡铜器群”为代表大量商周青铜器的出土，其精致的工艺和秀丽的造型，反映出湖南地方青铜文化的高超水平和独特风格。其后遍布于湖南30多县市区、数以千计的楚墓和数十处文化遗址的清理，大量铁工具、铁兵器、木槨、漆器、玻璃器、竹篾品、纺织品、皮革制品、帛画帛书等文物的出土，展示了因铁器广泛使用而带来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和工艺美术的高度成就，从而为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城池的兴建，至今留有多处遗迹； 瓦和卯榫结合技术的出现，雕花、雕饰、彩绘的应用，带来了木构架的趋于完善和建筑装饰艺术进步，标志着建筑发展的新阶段。南岳岳庙、君山湘君祠、汨罗南阳里屈子庙、宁远舜庙等，是我们今天已知先秦以前最早的祠庙建筑。
秦汉的统一和郡县制的实施，带来了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也奠定了湖南行政区划和城镇建设的基础。湖湘地区建筑也有了新的发展，建筑类型增多了，多层建筑出现了，砖开始运用，瓦开始普及，拱券砌筑，檐角翘起，这些标志着建筑技术的新突破和传统体系的形成。湖湘建筑在与北方中原建筑特点接近的同时，又展示了独有的地方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处于分裂状态，战乱频繁，湖南虽受影响，但较中原相对安定。黄淮、巴蜀、山西、河南等地的大量流民移入荆湖，洞庭湖区开拓建设增速。作为湘州治所的长沙在刘宋时开始扩建新城，梁时已号称“海内雄郡”，反映了城市建设的显著进展。道教和佛教的传入，促成了以长沙岳麓山慧光明寺 （今麓山寺） 和南岳黄庭观为代表的大量塔庙宫观建筑的兴起，为传统建筑增添了新的类型，丰富了造型艺术，并逐渐成了城镇、景区的突出标志和景观特色，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隋唐以后，湖南的行政区划、城镇分布基本稳定。在外地移民大量进入、人口激增的推动下，湘江、资江、沅江流域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得到开发，也促进了建筑技术和艺术全面发展，传统建筑体系进入定型成熟阶段。长沙、岳阳时已成为 “湘岭要冲”、“百越、巴蜀、荆襄之会”。再次扩建后的长沙城，基本形成了以后明清的布局规模。商业贸易的发展，城镇里坊制度的突破，商业街道的出现，改变了城市面貌。寺观建筑更为普遍，南岳的福严寺、南台寺、长沙开福寺、宁乡密印寺、澧县龙潭寺、常德乾明寺、浏阳石霜寺、醴陵云岩寺等，发展成为庞大的建筑群。唐代贞观以后，湖南文人荟萃，文风大振，大批文人墨客来湘游访、居官、谪居、讲学、建设书院，留下诸多业绩，形成众多纪念遗迹，如黔城芙蓉楼、平江杜文贞祠、零陵柳子庙等，构成各地的文化特色。教育的空前发展、湖湘学派的兴起，以岳麓、石鼓两书院为代表的极具湖湘文化特色的书院建筑和官学普遍建立的学宫建筑，也多创于此时。岳阳岳阳楼、桃源桃花源、郴州苏仙岭、祁阳浯溪碑林的修建和开发，湖南风物名胜建筑更加兴盛，并成为今日中国的著名的风景区和优秀传统建筑遗存。
明清两代，邻省移民大量迁入，带来深刻的文化影响。人口的突出增长，田地的充分开垦，明代已有 “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清乾隆时更称 “湖南熟，天下足”，使建设发展获得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明洪武五年 (1372)，长沙城始改筑砖石城墙； 清顺治十一年 (1654) 拆藩城砖石，加固城垣，时有“城池崇屹，甲于他郡”之誉，今存天心阁一段，反映其旧有形貌。省内其他城镇也多先后仿效改筑，筑城技术因此普遍提高。随着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工矿业、手工业、商业的较大发展，城镇生活变化，民间建筑发展，世俗文化普及。地域性、行业性行帮的形成，会馆建筑因此大量出现，行业街道也开始形成；宗教世俗化的发展，杂神杂庙日益增多； 礼教思想的深入，宗祠、牌坊林立； 祠庙增设戏台，成了群众娱乐集市场所； 商业街道突破城垣，沿江发展，改变了城镇面貌； 《鲁班经匠家镜》 的传播，风水观念流行，产生了普遍影响，所谓“培文风，促文运”，各地兴建风水塔、文昌阁、魁星楼等，构成城镇的突出标志； 人口增长，住宅密集，封火砖墙普遍发展，形成湖南城镇的突出风貌； 民间书院发展更加普及，遍布全省各地，成为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和文化活动中心。由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不断发展，18世纪中叶，湖南乡间 “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到19世纪更加严重。特别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成了镇压太平军的主力，以致“中兴名将，十九湖湘”。大批官佐衣锦还乡，购田置舍，竞建大宅成风，有一户占田多至万亩，建宅百间，乃至四五百间者，同时大修祠堂、家庙，极力表现其财力地位和宗族地位，时成湖南民间建筑的突出现象。
湖南的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自身的突出特点。以木构为主，卯榫结合和模数制、规格化、装配式的独特建筑体系，体现了传统建筑的共性，具有较强的传承性和融合力、较大的适用灵活性和表现多样化。然而因地理条件、文化历史、民族习俗的差别，湖湘人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拓建设，对自然环境的选择结合、建筑群体空间的有机组织、建筑形象的塑造表现及装修装饰的重点处理，既继承了中国独特的建筑体系特征，又不完全拘泥于统一的法式成规，在融会了南方建筑共有特点的同时，又表现出省内地区间、民族间的灵活多样手法，这些都对湖南传统建筑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湖南处于中原与西南连接的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频繁的战乱破坏了大量的湖南传统建筑。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湖南大部分地区进行洗劫和频繁轰炸，长沙、衡阳、常德等繁荣城市及主要交通沿线五公里范围之内，几乎毁坏殆尽。加之湖南多雨潮湿，虫蚁为害，木构颇难久存，致使唐代以前的房屋建筑已无遗存。湖南现存传统建筑中，无论寺庙、道观、学宫、书院、祠堂、会馆、民居宅第，以及楼、阁、亭、台、塔、坊、桥等，绝大多数属于清代遗物。一些在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传统建筑，也多于此时改建重建，虽仍继承了旧有基本规制，甚至有的还保留利用了一些旧材构件，但在规模布局和做法特征上已产生了较大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视，对民族遗产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从而加强了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传统建筑的研究、保护工作获得了新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外国洋行、银行、商店、教会教堂、学校、医院等相继在湖南各地设立，工厂、铁路、公路、桥梁、站场等近代工业交通建筑设施和海关、图书馆、办公楼、西式别墅等新的建筑形式出现，西方建筑技术和装饰艺术逐渐传入，一些城镇出现传统与洋式建筑并存和相互渗透的现象。但一般城镇与广大农村则很少变化，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建筑艺术进入现代发展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建筑事业飞速发展，创作和建设工程的种类、数量日益巨大、繁多，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百花齐放，更具深度，也更为全面。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建筑事业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 “复古主义时期”，还是50年代至60年代中的 “简约化时期”、60年代中和整个70年代的“庸俗政治论时期”，以湖南大学礼堂、湖南大学图书馆、韶山毛泽东同志陈列馆、长沙火车站等为代表的建筑物都超越于时代，成为中国现代建筑设计和建筑艺术的精品。自80年代开始至今，中国建筑进入“多元建筑论时期”，建筑艺术创作步入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20多年来，湖南的建筑设计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创作的一个个设计精品和捧回的一座座国家级设计奖杯，不仅为改变湖南城乡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继承发扬传统建筑艺术精华的同时，大量吸收当代国内外先进技术，不断探索新时期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湖南的各支工程施工队伍活跃于省内外各个建筑工地，他们创造的国家优质工程，获得的 “鲁班奖”、“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芙蓉奖”等，在建筑界树立了驰名中外的“建筑湘军” 的品牌。据统计，2003年全省建筑业总产值完成752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达到7.2%，跻身全国十强，湖南建筑工程质量水平已进入了全国前列。

概述

概述

湖南的图书馆事业源远流长。春秋末期，随“学术下移”，开私人著书藏书风气。据传，沅陵二酉藏书洞是湖南最早的藏书处所。秦汉之际，已出现官府与私家藏书并存局面。晋唐佛寺、道观、私人书院多设藏书之所。晋武帝时，长沙古麓山寺筑藏经阁，“纳贝叶于层阁”。唐时的衡阳石鼓书院、衡山韦宙书院、卢藩书院、耒阳杜陵书院等的藏书之举，为这一时期民间图书馆的雏形。北宋书院兴起，藏书之风益盛。时湖南有岳麓、石鼓、城南、南轩、南岳、濂溪等51所书院，均设有各种名目的藏书楼。元、明时期有所增减。清代书院、学堂藏书楼规模大小不一，名谓繁多，遍及各州、厅、府、县； 私人藏书楼也有发展，且开始仿行近代图书馆制。清末，新学传播，民智开启，出现广收中外图书、对社会公众开放的新型藏书楼。影响较大者为校经书院藏书楼与南学会藏书楼。湖南正式以 “图书馆”命名的，是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秋由浏阳人雷茂才在常德城外吕祖庙创办的常德图书馆。次年四月，湖南巡抚赵尔巽倡导创设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随后定名为湖南图书馆。这是我国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藏书设施。民国初年，为提倡社会教育，省政府三令五申兴办县立图书馆。至1930年，全省75个县有73个建立了县级小型图书馆。抗日战争爆发后，图书馆多毁于兵燹。至1949年，全省仅剩下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南岳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图书馆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受到各级人民政府的关注。由于财力不足，公共图书馆设立仍发展缓慢。“文化大革命”时期，图书馆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至2004年，全省共建立各级图书馆115所，其中省级图书馆2所，市 （州）级图书馆10所，县 （市） 级图书馆103所，职工共1927人； 藏书由1978年的681万册增加到1625万多册； 高等院校图书馆达60多所，藏书1500多万册； 中等学校也普遍设有图书馆或图书室。
湖南的博物馆事业发端于清末。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郴州学会创办博物院。光绪三十年 (1904) 在赵尔巽倡导下，开办湖南第一家省级博物馆，即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该馆开放时间仅约一年。1924年湖南教育会建立博物馆，次年正名为湖南省立博物馆，1930年毁于战火。至1935年全省有县立博物馆4所。抗日战争后仅恢复2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即着手发展博物馆事业。1956年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建成开馆。此后又相继创办了湖南地质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和县级博物馆。“大跃进” 与 “文化大革命” 时期，湖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缓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博物馆事业迅速发展。“八五” 期间(1991—1995)，全省新建博物馆10个，新增馆舍面积30000余平方米。2003年1月，湖南省博物馆新的陈列大楼正式向社会开放，标志着湖南博物馆设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至2004年，全省共有博物馆63个，收藏文物59万余件。
湖南的档案馆事业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1年开始，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业合作社纷纷建立档案室。1959年3月，湖南省档案馆筹备小组成立。其时，全省已建立国家综合档案馆89个。1960—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档案馆工作基本停顿。“文化大革命”时期，档案机构被撤销，库房被封。1967—1973年，全省各级档案馆实行军事管制。1974年，湖南省档案馆成立，全省恢复与建立国家综合档案馆112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省档案馆工作开始步入正常化发展轨道。到2004年，全省国家综合档案馆、国家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大型企业档案馆、文化事业单位档案馆共192个。各级档案馆馆藏档案21785个全宗，949.9万卷，馆藏资料154万册，开放档案10955个全宗，340.46万卷，30.4万件，开放档案目录634.1万条。
湖南的群众文化源于清末民初的宣讲所、讲演团。1914年，讲演团发展为设立编辑讲演材料及通俗书报的机构。1921年又发展为合三为一 (讲演团、编辑所、图书馆) 的省立通俗教育馆，其后全省有16个县仿行。1935年，全省通俗教育馆先后改为民众教育馆。至1949年，全省的通俗教育馆达90所(省立4所、县市立76所、县下分馆10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接管原有民众教育馆，并将其改造成指导、辅导群众以文化娱乐进行自我教育的文化馆。1952年底，全省共有各级文化馆102所。为适应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1956年成立省群众艺术馆。1964年，随着农村群众文化蓬勃兴起，公社文化站应运而起。次年，全省文化馆（站）发展到3120个，部分地(州、市) 文化馆也改为群众艺术馆。“文化大革命” 时期，群众文化组织停滞。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群众文化事业开始恢复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群众文化事业更是百花齐放，欣欣向荣。至2004年底，全省有群众艺术馆15个、文化馆125个、文化站2506个、农村集镇文化中心1118个、文化俱乐部 （室）8193个、图书室6014个、文化户近20000个、馆办文艺团体196个、民间职业剧团335个、群众业余演出团（队） 1648个、民间零散艺人7400多人。
湖南的戏剧演出场地，按历史发展可分为庙台、戏园、戏院、剧院四个阶段。庙台始见于明季。清代以后，各行业的会馆、祖师庙、殿与民间宗祠中也纷纷设置戏台。据记载，清同治初年，长沙城内观剧之庙台便多达56处。桃源县有庙台300余处。庙台演出多不售门票，以广招观众，扩大影响。与庙台不同，戏园一般由私商经营，也有由戏班自营或艺商合营的。初时与茶园无异，后始有简陋的临时戏台和观众席。湖南第一家戏园——宜春茶园创设于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此后湖南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戏园，如长沙湘春园、景星园、寿春园、新舞台，湘潭熙春园、华园、益园，岳阳怡园、岳舞台，益阳五之园，常德天仙园等。最盛期全省共有约40家，以省会长沙居多。20世纪30年代，湖南戏园开始演变为更趋商业化、专业化的戏院。它们有专业经营的机构与人员，并有适合戏剧演出的正规场地。因政治、经济不稳定，时有兴废。至1949年湖南解放的20年间，多时达43个，少时仅剩8个，一般在30～40个之间，且多集中于长沙、湘潭两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戏院进行了改制、改造和整顿。1954年，湖南剧院创立。之后，全省原有戏院和演出场所都陆续更名为剧院。省、地、县三级都建有新式剧场。1980年全省剧院共148座。各剧院先后经过重建、改建、扩建，建筑规模与工艺、内外装饰、声电、通风等各项观、演设施日趋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末，因受电影、电视的冲击，剧院有所减少。至2004年，全省尚存剧院84座。
湖南放映电影始自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是年春，长沙青石桥宜新浴室、小西门水府庙等处开始放映电影，为湖南最早放映电影的临时场所。1914年，长沙正式拥有固定的常年放映的简易电影院。1925年后出现有放映厅、放映设备和人员的私营电影院，主要放映黑白无声故事片。20世纪30年代后，私营电影院的设备、设施、建材、规章日趋完善，开始放映有声黑白故事片。民国时期发展缓慢，解放前夕电影院最多的1949年，全省才20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影院有很大发展，表现在由私营改为公营，由影院扩展到俱乐部、文化宫、影剧院，由城镇进入农村。映、观设备日益现代化，有宽银幕电影院、立体电影院、球幕电影院等等。20世纪90年代，因电视的普及，电影放映事业开始滑坡。1995年，全省固定的放映单位尚有995个，其中电影院385个、影剧院37个、对外开放的俱乐部43个、对内放映的俱乐部530个。2004年，全省固定的放映单位已不足800个。
湖南的歌厅文化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1988年，湖南首家歌厅——“航空歌厅”创办，以高品位的节目表演在百姓中很快风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此也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加入，并得以迅速发展。到1998年，长沙拥有专业歌厅19家，以节目表演为主的夜总会20多家。2000年上半年，文化部首次在长沙召开全国娱乐场所演出节目交流会，肯定了湖南歌厅的发展。由于竞争日趋激烈，曾红极一时的航空、蝴蝶、珑玛、罗曼、金沙等歌厅逐渐衰落。至2004年底，长沙仅保留了红太阳、田汉大剧院、JJ、大中华歌舞剧院、琴岛、港岛等几家歌厅。长沙歌厅的发展，也带动了省内中小城市歌厅的兴盛。仅红太阳公司就投资8000万元，在全省范围内选择湘潭、衡阳、常德等8家影剧院进行合作经营与改造，走上了辐射市州、连锁经营、规模发展的集团化良性发展道路。据统计，至2003年底，全省有200个座位以上、带演艺厅性质的娱乐场所共41家，其中800至1200个座位的大型演艺厅8家。

概述

概述

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和旅游中介体以旅游客体为依托，在旅游观赏和旅游服务中体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以旅游主体的活动为主线的综合性社会文化聚合。作为旅游文化重要因素的旅游客体——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两大载体（物质的与非物质的） 的基本组成部分。湖湘大地秀美的自然风貌、众多的历史遗存和人文景观作为物质载体，承载着湖湘文化的历史渊源、精神特质、思想体系、哲学教育、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民情风俗等非物质文化，并以内涵丰富、异彩纷呈的形式展示在人们面前。
湖南地处中国的东南内陆腹地、长江中游。东、南、西三面腾起的山地势如一片卷边的树叶，将境内无数山川河流、溪涧涌泉拥在怀里； 湘、资、沅、澧四水百折千回，似叶之经脉，蜿蜒北去，汇聚于烟波浩淼的洞庭湖，连通长江，走向海洋。在这样一个三面环护的空间里，五岭挡住了南来湿润的空气，使这里四季交替，棱角分明。这里没有像江汉平原那样的一马平川，高山大湖、丘陵水洼形成它的主体，奇峰峻岭，山高路险，曲折起伏，俯仰有致，自然风光旖旎多姿，各呈其异，早有“自古潇湘清绝地” 的美誉。
据古代神话、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华民族的三位人文始祖黄帝、炎帝、蚩尤及其部落，和舜、禹等都曾先后从中原越过长江、洞庭，沿“四水”进入湖湘。他们足迹所涉，是以后湖湘经济、政治、文化最先发展的地区。洞庭湖、君山、大熊山、南岳衡山、炎帝陵、韶山、崀山、舜皇山、九嶷山等地，不仅因为留有他们的遗踪而绚丽夺目、光彩照人，而且成了今天湖湘风光最优美、历史最悠久、人文最丰富的风物名胜。
湖湘最早的游览胜地见于先秦。《史记》 中载黄帝南巡经过的湘山，地处中原入湘的要冲洞庭湖，此时又以虞舜二妃凄美的爱情故事与屈原《九歌》 “湘君”、“湘夫人”的附丽而名誉满天下。楚人称湘山为君山、有缘山，并立湘君祠祀之。秦代，湘山与嵩山、恒山、泰山、会稽山并列为殽山以东五大名山，是国家祭祀的重点对象和旅湘行客的必游之处。
秦统一中国，修道路、置驿传、沟通全国交通。灵渠的开凿连接起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从此这条道上舟车不绝，樯帆蔽日，天子巡幸，百官宦游，迁客商贾，熙熙攘攘，一派繁忙景象。长沙、岳阳、衡阳、郴州、永州等一座座重镇相继建立，并发展成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
汉、唐、宋三代，中国社会均各有数百年的稳定和繁荣。初为“卑湿贫国” 的湖湘在经济和政治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境内的自然山水得以开发，景观景点不断增添，并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一是官家造景。从西汉长沙贾太傅故宅开湖湘园林建筑之先河，到北宋岳州岳阳楼的大规模重修，其间西汉长沙王刘发建造的定王台和蓼园，五代楚王马殷、马希範筑起“极栋宇之盛” 的天策府和宫苑式花园 “会春园”，均成为当时江南最重要的人文景观。二是宗教置景。湖湘最初的宗教景观是周秦以前出现的祭祀本土俗信神祇的南岳庙。东汉末年以后，随着道教和佛教的传入，促成了以长沙岳麓山慧光明寺 （今麓山寺） 和南岳黄庭观为代表的大量塔庙宫观建筑的兴起。唐、宋之间，全国道教逐步形成了三山五岳、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的道教名山体系。三山五岳中的南岳衡山和在湖湘的19处“洞天福地”，时占去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佛教寺院更普及于各地，基本奠定了今天的分布格局。宗教场所作为人类精神的殿堂，因其汇聚了各个时代建造者的劳动智慧，自然成为城镇、景区的突出标志和最佳景观。宗教与名山结缘，宗教活动也发展为名山的重要功能之一。三是文人创景。古代文人墨客是山水风物的欣赏者、发现者和传播者。湖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谪官南放的必经之路或目的地。屈原、贾谊、李白、杜甫、王昌龄、韩愈、元结、柳宗元、刘禹锡、寇準、滕子京、苏轼、秦观等历史上最有才华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曾为湖湘迁客。他们“发愤以抒忧”，将满腔的抱负和绝世的才华寄情于天地山水间，留下了大量赞美湖湘风貌、记录民俗风情的诗文华章。特别是柳宗元的名篇《永州八记》把山水游记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而与柳同时代的元结和刘禹锡，一个退隐永州创浯溪之胜，一个贬居朗州将道教圣地桃源山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名作《桃花源诗并记》中所构造的世外仙境对照挂钩，在再度的艺术加工中使诗化的文学描写、艺术图像实物化。浯溪露天诗海碑林和桃花源的面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山水加工、改造和创意的典范，而且也奠定了其位列中国古典名胜的基础。
唐末宋初，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湖湘山水最精华的景观已初露端倪。仕宦荆楚、客旅湖湘的游者感叹其丰富和齐备，中国山水景观特有的可用诗、文、画、曲作全景表达的“潇湘八景”方式便应运而生。它所选定的湖湘8处景观，巧妙地将朗州与桃花源、洞庭湖与岳州古城、岳麓山与长沙古城、南岳与衡州古城、永州古城与九嶷山串联起来，形成了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湖湘东部景观游览大片，标志着古代湖湘风物名胜格局的基本形成。它所推出的湖湘第一条以湘水为主道的风景游览线路，至今仍是湖湘景观的黄金招牌。而 “八景” 通过山水楼城、风花雪月、春夏秋冬、晨钟暮鼓等境象，既表达出审美情趣的意念之美，又兼具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创并确定了东方特有的一种选景模式和审美指向，后逐渐演变为充满浓厚人文气息的 “八景”情结，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景观文化建设影响深远。各地为张扬本地风物，纷纷视境内名胜以 “八景”称之为时尚。
北宋以后，湖湘的人文历史更加绚丽。山川旷野的开发、城镇空间的拓展、寺院宫观的增修扩建，书院、学宫等新的建筑景观不断出现，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不同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明崇祯十年 (1637) 立春之晨，伟大的旅行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徐弘祖从赣入湘，溯湘水而上，开始了历时3月的湖湘考察探险之旅，并在其《游记》之“楚游日记”篇中对湘东南名山大川、岩溶地貌做了详尽的记述。与以往载录湖湘山川、物产、景观、典故的文献不同，这位大师级人物以朴素的理性与科学思维，既欣赏山水之美，又探索其成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再次将湖湘的风物名胜推介到世人面前。
清代前期，湖湘政治平和，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教育和文化继续在全国保持优势，境内破败或毁于兵燹的许多景观、建筑逐步得到修复、重建或扩建。清末“同治中兴”，一批以镇压太平天国发迹的湘军将领携搜刮的钱财返回故里，或造房建屋，或兴教办学，或捐赠寺庙祠堂，促进了新一轮的大兴土木。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古建筑、古园林等，大多为清代形制或清代所建。清末民初，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沉沦，湖湘开始了艰难的现代文明的进程。一方面，公园、游乐场等现代文化设施和西式或中西结合的建筑景观相继出现； 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和战乱的频生，又使得众多的历史风物名胜逐渐衰败。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湖南大部地区进行洗劫和频繁轰炸，长沙、岳阳、衡阳、常德等名城遭受重创，许多千年胜景毁坏殆尽。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积极组织力量开始加强文物古迹的保护，并对风景名胜区进行开发利用。1950年，经政务院批准，韶山作为全国主要的革命纪念地对内开放，1952年对外开放，促成了湖南现代旅游事业的兴起。随后，一大批革命纪念地、革命遗迹得到发现、保护，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参观学习活动受到重视和人民群众的欢迎。特别是以韶山为代表的毛泽东革命活动纪念地，逐渐成为国内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参观学习游览的重要场所，并一度成为全国旅游的热点。“文化大革命” 中，湖南的许多风物名胜和古建筑、古文化遗址遭受到严重破坏。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特别是一号墓出土的完好的西汉女尸，轰动世界，吸引了许多国外游客、华侨和港澳同胞前来参观，再度掀起的旅湘热潮为传播湖湘历史文化、加强湖南同世界的联系起了一定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历史风物名胜的重新得到维护，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完善，一大批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景区被陆续开发，湖南真正具有产业特征的旅游业才正式起步，并迅速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底，“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风景明珠张家界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标志着湖湘境内众多尚保持着原始生态的自然风貌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 “国际龙舟节”、“国际森林保护节”、“国际烟花节”等六大国际性旅游文化活动的开展，揭开了湖南致力旅游文化开发的序幕。到2005年，湖南已拥有1处世界自然遗产、3处国际重要湿地、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并相继建立了8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3个省级风景名胜区、9个市级风景名胜区、9个国家水利风景区、17个省级水利风景区、25个国家级森林公园、32个省级森林公园、1个世界地质公园、5个国家地质公园、6个省级地质公园、1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和5个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17个省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湖南的文物保护工作成就斐然。据统计，全省现有长沙、岳阳、凤凰县城等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衡阳、永州、郴州、黔城古城等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里耶镇、张谷英村等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村），另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6个、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4个、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5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9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多处。文化系统所属的63所博物馆（纪念馆） 收藏文物达59万余件，其中一级品874件； 民间的私人博物馆和收藏也在蓬勃兴起。
迈入新世纪，湖南的旅游事业在新的起点上，步入了一个持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为满足国内外游客的需求，湖南旅游发展按照“外抓促销，内抓建设” 的总方针，以“名人名山”为产品核心，注重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的结合、景点建设与线路开发的结合、产品开发与资源利用的结合，积极推进旅游环境优化，现已形成一个中心 （长沙）、一个龙头 （张家界） 及长沙——常德——张家界——猛洞河的山水风光旅游线、长沙——岳阳的历史文化旅游线、长沙——韶山的名人故里旅游线、长沙——衡山——郴州的宗教文化旅游线、长沙——张家界——凤凰民族风情游、长沙——邵阳崀山——南山地质奇观游、长沙——株洲炎帝陵——永州舜帝陵寻根祭祖旅游线、长沙——益阳桃花江——常德桃花源田园风光旅游线等8条黄金线路的旅游精品格局。2005年，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韶山——宁乡——平江线、张家界——桑植——永顺——吉首——铜仁线等3条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经过湘境，湖南以此发展为长沙——湘潭——娄底、长沙——岳阳、长沙——株洲、长沙——衡阳——永州——郴州、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邵阳等5条省级精品线，包含30个红色旅游景区、景点的湖湘红色旅游新局面。湖南旅游将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实现全省旅游产业的大发展，加快实现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省的跨越。

概述

概述

湖南属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温差大，夏热期和冬寒期都较长，降雨量多集中在春夏之交。因地理环境所致，省内热量资源丰富，又有频繁的低温和严寒； 雨量充沛，却洪涝、干旱常现。这些特异情况，给人民生产和生活带来影响，也为疾病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旧社会，湖南兵连祸结，民生凋敝，百病丛生。自清道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 (1832—1911)，湖南发生大瘟疫13次，死亡人口不计其数。民国期间，省内卫生状况恶劣，疾病猖獗，天花不断发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伤寒、痢疾、白喉等连年不断。还有遍及城乡的结核病，洞庭湖区的血吸虫病，湘西、湘南的疟疾，边远山区的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麻风病、丝虫病、工厂矿山的职业病等都严重地危害人民大众的健康和生命。民国30年(1941) 日本侵略军在常德地区使用细菌作战，致使湖南鼠疫流行，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湖南医药，源远流长。1973年在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发掘了不少医书。汉代已有坐堂行医和医药兼行的走方医。东汉建安元年至九年 (196—204)疫病流行，长沙太守张仲景坐堂诊治，救活了许多人。他的 《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对湖南医药发展有重大影响。唐代，武陵医士梁新被朝廷诏为尚药奉御，郴州韩宗邵仕至翰林医官。宋、元、明代，湖南中医界学术活跃，著述甚多，衡阳曾世荣的儿科著作，流传全国及日本。清代，为湖南中医界鼎盛时期，当时共有名医200余家，其中有著作者160余家。此时创办了湖南医学实业学堂。道光二十八年(1848) 湖南巡抚吴其浚所著《植物名实录》收录了大量药用植物。
清嘉庆年间，通过西方传教士和留学归国学子两条渠道，西医逐渐传人湖南。光绪二十四年 (1898)，美国人罗根恩(O. T. Logan)在常德开办诊所 （三年后改称为广德医院）。民国初年，中医开始由坐堂、走方发展到创办医院。民国2年 (1913)，湘乡中医萧伯章在长沙市顺星桥开设湖南第一所中医院——翔仁医院。此后，欧美一些国家的教会先后在湖南办医院，官方陆续举办省级医院和县卫生院，商绅各界和医学团体举办公医院，一些城镇还有私人医院或诊所。至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时，全省共有医院113所，设床位3900张。但这些医院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一般县城则只有私人诊所或卫生院，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由坐堂或走方郎中支撑着。至于对疾病的防治，则没有常设的卫生防疫机构，只是疫病流行时在一些城市设立临时的隔离医院（所） 收治传染病人，或组织少数医务人员成立临时防疫队伍，到疫区施行防治及在交通要道设卡注射防疫针。这些措施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民国期间，中医界曾自筹资金创办“国医院”、“国医学校”。1914年创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来发展为湘雅医学院，对湖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把卫生事业的发展当作关系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荣的大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卫生机构进一步健全，在防治流行病，改善城乡、工矿卫生，建设新型医院，加强妇幼保健，进行医学科研，培养医药人员，搞好药品监督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湖南解放以来，实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普遍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推动了除害灭病及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开展。城市逐步建立和完善义务劳动卫生制度，实行庭院、门前清扫保洁、绿化、美化环境和卫生责任秩序制度，开展创建卫生城市、卫生县城和文明卫生单位活动。在农村改善饮用水卫生条件、修建卫生厕所和以除害防病为重点，开展创建卫生乡 （镇）、卫生村活动。在2000年前实现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
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同时，全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逐步健全，队伍逐渐扩大。从2001年起，省内县以上卫生防疫站逐步组建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计划免疫、疫情监测、疫情报告等公共卫生体系已基本建立。同时成立各级卫生监督所，加强卫生监督。由于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和计划免疫的落实，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对烈性传染病进行了重点防治，1956年消灭了天花，丝虫病已于1986年基本消灭，小儿麻痹症得到控制，麻风病、疟疾防治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血吸虫病的疫区逐年扩大，性病又死灰复燃，艾滋病也开始传播，2003年又出现 “非典”输入病例，霍乱疫情仍有潜在威胁。这些情况说明，湖南的疾病预防控制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新中国成立初，湖南省内各地对当地的综合医院、卫生院和专科医院进行接管，同时在农村设立区卫生所。从1953年起，分别在长沙、株洲等地新建或改建了一批医院。1956年将县卫生院改组为县人民医院和县卫生防疫站。此后在省会分别建成湖南医学院附属二医院、附属三医院 (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中医附属一医院、省肿瘤医院、省儿童医院。各地市也新建或改建了各自的医院。改革开放以来，民办医院也在逐步兴起。经过多年的努力，湖南从城市到农村一个多层次、多种类型(国有、集体、联营、私营等) 的医疗网点已形成。1965年后，以农村为重点，加强乡 （镇） 卫生院的建设，曾推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医疗，但未能成功。2003年起，在几个县 （市）试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中医事业已陷入困境，仅有一所省立中医院。1954年12月，在全省第一届中医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继承、整理和发掘中医遗产问题后，中医工作得到加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落实了中医政策，对各地中医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加强了中医队伍。1987年，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强中医药工作的决定》，将77所原为集体所有制的县中医院全部转为全民所有制，与县人民医院同级。随后大力推进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和中医现代化建设，加强中西医结合，确定示范中医院，中医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不断上升，中医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已过世的中医专家中，李聪甫、谭日强、刘炳凡等学术造诣很高，在医德方面令人敬仰。
关于妇幼卫生工作，建国初期，主要是推广新法接生和围产期保健，并对妇女常见病子宫脱垂、尿瘘、子宫颈癌等病进行防治及妇女劳动保护。儿童保健，主要进行优生优育，开展早期教养和科学育儿，定期对儿童进行健康检查，防治儿童常见的疾病和认真开展计划免疫，保护儿童健康。
湖南西医医学教育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清政府选派学生官费留学日本学医。辛亥革命后，有自费出国留学习医者。1941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的开办，1958年衡阳医学院（现南华大学）建成招生，1984年省卫生班干部进修学校与省卫生学校合并组成省卫生职工医学院 （现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1953年创办的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和由此改成的湖南中医学院以及由省中医药学校发展而成的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培养出大批高等医学中西医学人才。其中有国内外知名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孝骞、汤非凡、谢少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史研究员龙伯坚，著名热带病学家应岳元，著名儿科学家高镜明，外科学家肖元定、谢陶瀛，著名血吸虫病学家陈祜鑫，耳鼻喉科专家林筱周，著名中医学教授谭日强等。还有美籍著名病毒学家李振翩、公共卫生学家张师鲁。改革开放以后，在原有卫校的基础上，组建成郴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吉首大学医学院以及民办的长沙医学院培养出许多医学专科学生扩充了卫生队伍。各地的中等卫生技术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湖南的医学科研起步于1926年广德医院试用红汞、酒石酸锑钾治疗血吸虫病。但在旧中国，由于没有医学科研机构，经费又少，人力不足，其成果甚微。新中国成立后，医学科研得到重视，先后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劳动卫生、老年病、医药工业等专业科研机构。与此同时，各医药院校附设了一些科研所 （室）。其科研方向以防病治病、应用研究为主，加强基础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在烧伤治疗、慢性支气管炎、肿瘤、人类生殖工程、中医中药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更新，医疗诊疗技术也随之提高。湖南的医疗技术在肝叶切除、血管移植、人工关节置换、介入治疗、肾移植、心脏移植及其他器官移植等方面均获得成功，并逐步推广应用。同时医务工作者撰写了大量论文和出版了许多著作，丰富了医学理论。
为了加强药品的监督和管理，1953年，省卫生厅成立了药政药检部门后，对药品的生产、供应和销售进行全面管理监督，保证了人民大众用药安全。1999年，由原省医药管理局和省卫生厅药政局组建的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继续担任此项工作。

概述

概述

湖南体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 “导引图”，是迄今我国已发现最早的健身图谱。它展示了早在2200年前湖南古代体育活动的科学水平。1936年第一个走出国门参加奥运会的湖南著名女子田径选手李森，则是三湘近代体育的杰出代表，展示了湖南近代体育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湖南体育的新纪元。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跌宕起伏、曲折前进、艰辛探索的时期； 也经历了锐意改革、奋力崛起、拼搏振兴的阶段。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谱写了湖南体育发展历史的新篇章。
——竞技体育实现跨越。湖南的竞技体育以深化体育改革、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为目标，提出了 “金牌战略”思想。先是确定了优先发展“女、小、轻、巧、水”项目的五字方针，后来进一步提出了 “确保重点项目、发挥重点优势、实现重点突破” 的精品工程战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2000年在悉尼第26届奥运会上，湖南的8名运动健儿勇夺7枚金牌、1枚银牌、5枚铜牌，5次破3项世纪纪录，金牌、奖牌和总分均列全国各省市第一。2001年在第9届全国运动会上，湖南体育代表团夺得19.5枚金牌，金牌数由1983年第5届的第25位，上升到全国第7位。自1949年至2004年，湖南运动员在国际国内三大赛中，涌现出奥运冠军6人、世界冠军29人，共获得736项次全国冠军，212项次亚洲冠军，115项世界冠军 (其中9个奥运会冠军),10次获得国家体育总局 （含原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贡献奖。
业余训练按照“大力改革高级、重点提高中级、巩固完善初级” 的思路进行调整，以36个体育人才基地为主体，走“一校两制” 和 “体教结合” 的道路，建立强人、强项、强校人才基地，为省运动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
2003年10月，湖南成功地承办了第5届全国城市运动会，这是湖南首次举办全国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以展示湖南形象，促进湖南发展为宗旨，经过大会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五城会办成了具有一流的组织、一流的场馆、一流的服务、一流的成绩的体育盛会，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群众体育活动广泛深入开展。湖南的群众体育工作，坚持以提高国民素质、振兴湖南体育为目标，全面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省人大颁布了 《湖南省全民体育健身条例》，省政府发布了《湖南省全民健身计划实施方案》，成立了 “湖南省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委员会”，建立了以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主线的全民健身体育网络。城市以社区为重点、农村以乡镇为重点、学校以青少年为重点广泛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在城市，有57.48%的职工、68%的老年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 在农村，以武术、龙舟、舞龙舞狮为主要内容的农民体育和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广泛开展，33个县被授予全国体育先进县，3个县被授予全国武术之乡称号。学校体育以两课两操活动为主要内容，4所培养体育人才的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为龙头，83所省传统项目学校为骨干，多种形式的学校课余训练体系逐步形成。据统计，全省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达全省总人口的32%，人民体质普遍增强，人均寿命已接近70岁，比新中国成立前提高1倍。国家体委于1991-1997年三次组织全国群众体育评估，湖南均获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奖。
——体育科技成为湖南体育腾飞的翅膀。体育科研部门结合湖南体育工作实际，积极开展体育科研活动。湖南体育科学研究所全力为运动训练和全民健身服务，有9名科技人员常年下队担任科技副教练，每年为重点运动员进行机能测试近10万次。所有21项科研成果获部委级科技进步奖，16项获厅局级科技进步奖。该所的“运动机能评定与恢复重点实验室”成为全国第一家同学科中处于领先水平的实验室，在运动疲劳恢复手段的研究、禁止使用违禁药物的查检等方面作出了贡献。该所还在全省开展十万人国民体质大检测，首次摸清了湖南各层面人口的体质状况，为全民健身提供了科学依据。省体育科学学会下设9个分科学会，拥有300余名会员。4个市、州建立了体育科研机构，14个市、州均成立了科学4选材领导小组。体育软科学研究，特别是体育发展战略和体育情报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体育设施达到全国一流水平。目前，全省共有体育场地29338个，总面积达4473.56万平方米，其中体育场37个，体育馆55座，运动场1860余个，游泳池馆111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承办第5届全国城运会以来，全省先后投入近25亿元人民币，在建设长沙树木岭体育训练基地、郴州体育训练基地、贺龙体育馆、湖南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益阳奥林匹克公园的基础上，改扩建了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新建了省游泳跳水中心、省网球中心、省射击中心、省举重中心、省人民体育场等一批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体育场地设施，彻底改变了湖南体育场馆陈旧落后的面貌，向现代化、国际化标准迈进。
——体育产业化步伐加快。全省形成了以体育主体产业为基础、多业并举的体育产业发展新格局。为了保证体育产业开发和体育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1997年1月，省人大通过了《湖南省体育活动管理条例》。据统计，全省从事体育产业经营活动的实体达到7000余个，年创税费1亿多元，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全省体育产业初步形成了两个拳头： 一是我省先进文化产业《体坛周报》，二是体育彩票及其他体育产业。《体坛周报》在全国各省市设立了30个报纸分印点，还拥有 《足球周刊》、《全体育》、《雅舍》、《F1方程式》、《高尔夫大师》、《网络游戏》6本刊物和湖南体坛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总资产计1.39亿元，年营业额1.9亿元。

概述

澳门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位于东经113°32′47″，北纬22°11′51″（以澳门半岛松山东望洋灯塔的标座为准），处在珠江三角洲南端，与香港分处于珠江口伶仃洋东西两侧 历史上的澳门曾先后分别隶属广东省番禺县、南海县、东莞县和香山县管辖。
在远古时代，澳门是今中山市南端沿海的小岛，尚未与大陆接壤。后因西江河沙长年累月淤积，澳门孤岛终于与大陆连结而成为陆连岛。连结澳门与内陆的沙堤，古时称为莲花茎。明朝中叶，稍加修筑，铺以石块，号称十里，又称为横石矶。现在，澳门与珠海市拱北接壤。澳门半岛南面有澳氹大桥和友谊大桥连接氹仔岛，路环岛有路氹连贯公路与氹仔岛相连。
澳门的面积随着地形变异和填海造地的进展而扩延。据澳门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澳门地区的总面积为23.5平方公里，其中澳门半岛为9.1平方公里，氹仔岛为6.33平方公里，路环岛为8.07平方公里。澳门北距广州105公里（直线距离），东距香港78公里。这三大港口城市鼎立珠江三角洲湾头，通称“省港澳”。
澳门地形属于小丘陵地带，山丘都是花岗岩结构。最高的山丘是路环岛西南的塔石塘山，海拔170.6米；其次是氹仔岛的大氹山，海拔159.1米。澳门半岛最高的山丘是松山（东望洋山），海拔91.07米。澳门的土壤多属花岗岩成分，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却可为澳门的建筑材料提供充足的资源。
澳门位于热带边缘，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四季温暖，年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澳门气候受亚洲季风支配，每年4～8月受海洋气流控制，盛吹东南风、西南风，即夏季风。9月至翌年3月，受大陆气流控制，盛吹北风、西北风，即冬季风。这种气候极利于帆船航行。澳门在明朝中叶以后逐渐成为港口城市，与此颇有关系。澳门受台风影响甚大，经常遭到台风吹袭。台风多见于夏秋之间的七、八、九、十月，常给澳门带来一定的灾难。澳门全年雨量充足，夏季降雨最多，年均降雨量达1970.4毫米。澳门没有河流，旱季海水涌入珠江口河汊，河水有卤味，居民生活用水颇感困难。
澳门港口分为内港和外港。东部伶仃洋为外港，西部濠江（南屏河）沿岸为内港。内港、外港底地形大部分属于浅海潮汐港。外港水深一般不到4米，其航道需要经常疏浚，才能维持4.5米的水深，以资航运。内港濠江沿岸的水深大部分在1米以下，甚至浅至0.2米。中心航道需要经常挖泥疏浚，将水深维持在3.5米左右，才能便于2500吨以下的轮船进出。
澳门自成为港口城市以来，一直不断进行填海造地。随着澳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其人文地理也别具特色。

概述

澳门人口经历从少到多的历史演变。据史料记载，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大举南下攻宋，宋将张世杰率领军民30万人，船2000多艘，拥幼主端宗赵是南逃至澳门路环海面，一度上岸栖居。并依仗妈阁山及路、氹高地，击退元军，给澳门带来短暂的热闹。战后，仅留下少数军民，逐渐形成一个居民点，人口逐渐增加。到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澳门望厦村曾有村民组织“望厦乡民知守义团”，说明澳门半岛已有一定数量的居民。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澳门对外贸易的兴盛和港市的形成，到澳门定居的人口逐步增加。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澳门人口已有400人的记录，此后日益增多。据统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澳门人口已达到5000人，其中葡萄牙籍900人。万历六年(1578年)增至1万人，万历八年(1580年)增至2万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达到4万人，其中葡萄牙及其他外籍人共5600人。此为澳门人口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后因明清朝代更替和海外贸易的式微，澳门人口大降。乾隆八年(1743年)，仅有5500人。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海外贸易政策，澳门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允许中外商人在澳门贸易和居留，于是澳门人口又逐年增加起来。据统计，道光十五年(1835年)，恢复至3.7万人，咸丰十年(1860年)增至8.5万人。此为澳门人口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此后60多年，澳门人口一直徘徊在7万～8万人之间。到1924年，因广州商团叛乱，广州附近地区居民大量迁移至澳门居住，人口骤增，达到19万人。抗日战争时期，因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大量内地居民迁至澳门避难，使澳门人口激增，1939年达24.5万人，1941年增至37.5万人。此为澳门人口发展的第三次高峰。抗战胜利后，大批内地居民纷纷重返家园，或迁往香港居住，使澳门人口锐减，据1949年统计，仅剩下18万人。1950年以后，澳门人口才缓慢地逐步上升。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内地大批居民迁到澳门定居，使澳门人口大增。据统计，1985年突破40万大关，1998年增至43万人，其中葡萄牙等外籍人口达到2万左右，英籍人口6308人，菲律宾籍人口2170人，泰国籍人口726人，形成澳门人口发展的第四次高峰。400多年来，澳门人口的增长有时高时低的现象，但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其增减原因，除了自身的繁衍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内地人口的迁入迁出等机械增减因素有关。
澳门人口的分布。据统计，近年居住在澳门半岛的人口占总人口的92%，只有3%的人口居住在氹仔和路环两离岛，5%的居民仍然居住在水上。居住澳门半岛的人口又集中于花地玛堂区，占总人口的35.5%，其次是花王堂区，占总人口的30.5%，风顺堂区占总人口的12.9%。至于澳门人口的国籍构成，据1991年人口普查统计，总人口中中国籍居民约占96%，葡萄牙籍人占3%左右(包括土生葡人9000人)，其他国家和地区人占1%。澳门的人口密度高居世界首位，据1987年联合国统计，澳门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5167人。

概述

澳门是一个长期华洋杂处的特殊地区，居民主要信奉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等宗教。
澳门居民以信奉佛教为多。据1991年人口普查统计，佛教徒为59 669人，占澳门总人口的16.8%。信奉佛教者主要是中国居民，占佛教徒的69.1%；其次是葡萄牙人，占26.6%（主要是土生葡人）。澳门居民信仰佛教者，往往是信仰儒、道、释三教合一，将烧香拜神者皆视为佛教徒，彼此没有明显的界限。正因为信奉儒、道、释教者众多，所以澳门共有佛教庙宇40多间（不包括土地庙在内），供教徒礼拜之用。其中以普济禅院（观音堂）、莲峰庙、妈祖阁庙三大古刹较为著名，已有360～500年的悠久历史。教徒普遍供奉和拜祭观音、天后和关帝的神像，每到逢年过节、初一十五，到庙宇烧香参拜的信徒络绎不绝，香火旺盛，鞭炮齐鸣，十分热闹。为进一步开展宗教活动，信徒们组织一些联谊性的社会团体。如1974年成立“澳门儒释道教联会”，1988年成立“澳门佛教联合会”，1996年10月8日成立“澳门佛教总会”(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Macau)。
澳门居民信奉天主教者，仅次于佛教。自从1555年耶稣会士公匝勒斯(GregorioGonzales)到澳门传播天主教起，天主教在澳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据近年统计，澳门信仰天主教的教徒有23985人，占总人口的6.7%，其中大部分信徒是葡萄牙人，占69.6%。1576年1月23日天主教澳门教区成立之后，澳门成为远东地区最早的传教中心，传教活动较为活跃。现在澳门教区有主教座堂、望德圣母堂、圣老楞佐堂、圣安多尼堂、花地玛圣母堂、氹仔嘉模圣母堂等6个本堂区以及两个传教区。各堂区的行政、财政均独立运作。澳门现有较大规模的教堂20多座，其中以风顺堂、花王堂、望德堂、老楞佐堂的历史悠久，均达400年以上。澳门天主教会历来积极从事教育、救济、医疗等社会福利事业。天主教主办的中、小学校有30多所，占澳门中小学校总数的47%；在校学生占澳门中小学生总数的52%，此外还拥有1000余人的教师队伍。澳门天主教会还举办托儿所、孤儿院、安老院、医疗所、伤残疗养院、青年中心等福利机构46个，为澳门有关人员提供服务。
基督教（新教）于1808年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arrison)传入澳门，迄今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1814年7月在澳门接受洗礼的第一位中国教徒是青年印刷工人蔡高。当代澳门信仰基督教（新教）的教徒达6205人，占澳门总人口的1.8%。全澳门有基督教会33所，各个教会的行政、经济均独立运作。各教会于1990年1月14日共同成立“澳门基督教联合会”，主席由肖卓芬牧师担任，副主席由陈映灵牧师担任。澳门基督教（新教）会也很注重举办教育、医疗、救济等福利事业，举办有中、小学校共10间，在校学生3000多人。还举办有青年活动中心7间，以及一些诊疗所、托儿所、老人院等。
澳门居民还信仰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巴哈伊(Baha'i)教、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smo)、摩门教、基士拿教(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阿南达玛迦教(Ananda Marga)等。这些宗教的信仰者共有49529人，占澳门总人口的13.9%。
综上所述，澳门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达139388人，占澳门总人口的39.2%。

概述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今天的澳门由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三个地区组成，总面积为23.5平方公里。
澳门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朝统一中国时，澳门及其邻近地区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属南海郡番禺县。到晋代，澳门属东官郡；隋代，属南海县；唐代，属东莞县。南宋时期，拆东莞县境地，割南海、番禺、新会三县的滨海地带，建立香山县，从此澳门划入香山县，一直至清代。宋元之交，澳门及其附近地区成为南宋与元政权进行最后抗争的地方。十字门古海道曾是南宋军民与元军对垒的古战场，宋军曾驻扎在澳门娘妈阁等地。
据推测，南宋灭亡之际，澳门半岛开始有中国人定居。现在澳门半岛上的永福古社，相传就是在南宋末年开始创建的。大约在宋元之交，澳门半岛的望厦、濠镜等地，已有人定居。明初，澳门半岛南湾一带，渔民定居日多，成为澳门最早的居民生活区。他们在这里搭建房屋，逐渐形成疏落的渔村。明后期，由居住在澳门的福建、广东潮汕等地的移民出资，兴建妈阁庙。妈阁庙开始建立时，位于娘妈阁，名为海觉寺。葡萄牙人最初来到澳门，就是在妈阁庙登陆的。一般认为，葡萄牙人登陆后，向当地居民询问地名，居民操闽南语告之，葡萄牙人遂将澳门译音为MACAU，“马交”一词即由此而来。
十五六世纪之交，欧洲掀起航海热潮，从此揭开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地理大发现的序幕。澳门在这股热潮中，成为欧洲人较早乘船到达中国的地区之一。华士古·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船队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果阿，开辟沟通东西方的航线，16世纪初，若瑟·欧华利斯(Jorge Aivares)乘船到达屯门，几乎同时，天主教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Sao Francisco Xavier)也到达澳门附近的台山县上川岛。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下半年，葡萄牙人莱奥内尔·德·索萨(Leonel de Sousa)谎报国籍，率船队抵达澳门。他还谎称船货被水打湿，需要晾晒，遂得以在澳门半岛建造茅房，晾晒货物。随后，他表示愿向明政府交纳各种课税，并向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行贿，得到汪柏同意其来粤贸易的许可。数月之后，葡萄牙人开始在浪白澳、濠镜等地与中国商人开展贸易。
从1553年葡萄牙人贿赂汪柏而入据澳门始，到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间，是葡萄牙人进入澳门的时期。从1571年殷正茂任两广总督、葡萄牙人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银起，至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亚玛勒就任澳门总督之前止，是葡萄牙人赁居澳门的时期。亚玛勒任澳葡总督后，对澳门中国居民征收租税、在澳门扩张地界、进而钉闭中国海关，葡萄牙人于是进入强占澳门的时期。在前两个时期，虽然葡萄牙人进入并赁居澳门，但中国对澳门一直拥有完整的主权，依法对澳门进行治理，充分行使着国家权力。即使在葡萄牙人进入强占澳门的第三个时期，尽管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的损害，中国却依然对澳门拥有主权。
葡萄牙人进入澳门的第一时期的基本史实是： 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以后，逐渐在澳门建筑固定房屋居住，数年之后，聚落成村。至1563年，居澳的葡萄牙人增至900人，中国商民也有4000多人，澳门俨然成为商埠。此时，葡萄牙人虽在澳门有一定的势力，但仍需每年向汪柏行贿500两白银，以巩固其在澳门的地位。1564年，澳门葡萄牙人帮助明政府镇压潮州柘林兵变，获得 “免抽分一半” 的回报。1565年葡萄牙人再次帮助明政府镇压兵变，获得广东官府对其在澳门居住的默许。
1572年，葡萄牙人应广东官员的要求，改为向明政府交纳地租银，数额仍为每年500两，另加火耗银每年15两。葡萄牙人每年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表明他们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政府收受葡萄牙人所交的地租，则表明中国官方正式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租地居住。至此，葡萄牙人开始赁居澳门的时期。这时，明政府实施对澳门 “建城设官而县治之” 的政策。在澳门议立保甲，设立议事亭，作为中国官员向澳门葡人宣读明政府命令以及双方官员会商政务的场所。同时，明政府在澳门实行船货抽分制度，实行司法管理，充分行使国家主权。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澳门也享有较多的自治权力，他们在澳门组织议事局，议事局由长老轮流主持会议，根据既定的法令处理日常事务。1623年，葡印总督任命澳门首任总督，赋予他拥有大于议事局的权利。从此，葡萄牙人在澳门逐渐建构起以总督、议事局和王家法官并存的自治体制，这一自治体制持续了200多年。
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的时期，明清政府继续推行以往在澳门实施的政策，仍旧在澳门驻扎军队、征收关税、发布政令。驻军方面，明政府在澳门设有守澳官，其行署均有驻军把守； 清朝在澳门设立粤海关关部行台，此外还设有关闸汛和望厦汛，由前山营管辖。财政方面，从明隆庆年间开始，中国就一直对澳门葡萄牙人征收贸易税钞。明代由广东市舶司或香山县征收； 清代则由澳门总口征收，并设立关部行台，下设大码头、娘妈阁、关闸、南湾四个税馆。清政府还在前山寨设香山县丞，加强对澳门的行政管理。后来又设澳门同知，首任同知印光任和继任同知张汝霖都制定过管理澳门的章程，分别为 《管理蕃舶和澳葡七项章程》 和 《善后事宜十二条》，并立石刊刻，以示永远信守。这些章程执行了100多年，保证了清政府对澳门有效地行使行政、司法、税收等主权。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巡视澳门，查禁鸦片，受到澳门中葡居民的热烈欢迎。澳门葡萄牙当局因此曾与清朝官府合作，一度把英国鸦片贩子驱逐出澳门。1840年6月，英军发动 “关闸之战”，夺取关闸的军事控制权。1842年，鸦片战争以清朝政府的失败而告结束，清朝政府被迫和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随后，美国和法国也强迫清朝政府在澳门分别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美等国对华侵略得逞之后，澳葡当局也加紧侵略扩张，一方面要求赔偿地租银，由葡军驻防澳门，另一方面又要求开放澳门为通商口岸。1844年，澳葡当局擅自在氹仔建造炮台，声称已将管辖区扩展到氹仔。次年，葡萄牙国王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允许所有外国商船来澳门自由贸易，并任命亚玛勒 (Jose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 为澳门总督。
1846年亚玛勒正式上任以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历史就进入第三个时期，即葡萄牙人强占澳门的阶段。亚玛勒的非法侵略活动主要是： (1) 扩张地界。葡萄牙人在澳门活动的区域，历来限于17世纪20年代修筑起来的围墙以南，围墙以北完全是中国政府管辖的地方，与葡萄牙人无关。1847年，亚玛勒以治理城市为名，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在此地强行修筑公路。次年，竟由澳门城墙的水坑尾门，辟道路经龙田村背后，直出马交石、黑沙湾而达关闸；还在澳门命名街道、编写门牌。(2) 向澳门所有居民征收租税。1846年亚玛勒就任澳葡总督后，为了摆脱财政收入的困难，宣布对澳门居民征收地租、人头税和不动产税，要求中国和其他外国人也一律纳税，实际上是把葡萄牙当局的统治权力扩大到中国居民的头上。接着他又下令所有停泊于澳门的中国船只都要向澳门理船厅登记，每月纳税一元。(3) 钉闭中国海关、驱赶中国海关官员。(4) 驱逐香山县丞。通过这些非法措施，亚玛勒严重地侵夺中国在澳门拥有的大量主权，为此后葡萄牙对澳门的进一步侵略铺平了道路。
此后，中葡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于1887年订立《中葡友好通商条约》。从此，葡萄牙取得“永驻管理澳门”的权利，但清政府并未将澳门割让给葡萄牙。1888～1907年间，澳葡政府大量扩张地界。1945年日军投降时，澳葡政府又趁机将关闸边界向外推移10丈(约33.3米)，在关闸以北设关把守。中国国民政府曾提出收回澳门，未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澳葡当局仍不撤销在关闸以北的岗哨。1952年7月25日，守卫岗亭的葡萄牙黑人士兵与驻守拱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战斗持续两天之久，双方互有伤亡。“关闸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政府向澳葡当局发出严正声明，并于同年8月2日宣布封闭关闸通道，责令中山县停止供应澳门的粮食和蔬菜。澳门粮食价格飞涨，市民人心惶惶，强烈要求澳葡当局制止事态发展，设法解决粮食蔬菜供应。澳葡当局在市民的压力下，与中方进行长达15轮的谈判，终于决定同意撤销关闸以北33米处的岗亭，赔偿中方在冲突事件中的损失。“关闸事件”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1974年，葡萄牙发生革命，宣布实施非殖民政策，不再视澳门为其殖民地。1979年，中国和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指出澳门是中国领土，两国将在适当时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澳门问题。1987年，中葡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1988年1月，《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进入过渡期。1993年3月，中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澳门基本法》，标志着澳门步入回归祖国的后过渡期。

概述

澳门的经济立法是澳门法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沿袭的缘故，澳门法律体系与葡萄牙法律体系一样，具有大陆法系的特点。除葡萄牙专为澳门制定的、用以规范澳门政治制度的《澳门组织章程》及规范澳门司法体制的《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之外，从法律的来源来说，澳门法律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法律组成： 一部分是延伸适用于澳门的葡萄牙法律，另一部分是由澳门本地行政权力机关制定的本地法规。经济立法也不例外，也是由这两部分法律组成的。这两部分法律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处的地位及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1976年以前，澳门本地法律尚处于襁褓状态，大量的、主要的法律都是延伸适用于澳门的葡萄牙法律，包括葡萄牙宪法关于权利自由的规定以及葡萄牙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等5大法典。这些葡萄牙法律构成当时澳门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成为澳门法律的象征。那时，澳葡政府尚未享有立法自治权，所以制定的法律不仅量少，而且大多局限于行政管理中的具体细节问题。
1976年，葡萄牙颁布《澳门组织章程》，宣布澳门为葡萄牙管治下的享有行政、经济、财政以及立法自治权的特殊地区。从此，澳门本地才有自己的立法会，形成由澳门立法会与澳门总督共享立法权的双轨立法机制。除司法体制外，澳门立法机关有权就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项社会事务进行立法。1976年以后，立法权限的下放和新的立法机制的形成，为澳门本地的经济立法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此后20多年间，澳门本地的经济立法不断发展，几乎覆盖各个社会领域，逐步取代在澳门适用的葡萄牙法律，成为澳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门的经济立法不仅具有葡萄牙式的大陆法系的特点，即以明确的法典形式立法，而且分类较为具体、齐全。在法律层次上，根据立法的权限不同及立法机关不同，澳门的经济法律可分为法律、法令、条例、章程等，它们之间的效力依次递减。概括来说，澳门的经济立法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以葡萄牙法律为制度框架，以澳门本地立法为实际内容
澳门的经济立法有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由葡萄牙延伸来的法律，主要是1888年《葡国商法典》和1901年的《有限公司法》。这两个法律至今仍是澳门商法的基本框架和重要基础； 另一部分是澳门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经济法规，这部分法律虽然较为琐碎零乱，但却在澳门商业实践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调整澳门经济活动及其关系的实际法律规范。
二、相对本地化和区域化
澳门的经济立法相对于其他方面的立法较为接近社会实际，较为本地化。这是由于经济法要有反映社会实际的特征，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本地的立法机关相继颁布许多直接规范商业活动或涉及商业活动的法律和法规，而且不断根据澳门本地的情况进行修订，所以经济立法能适应澳门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
三、受到当代各国及邻近地区有关法律或习惯的影响
澳门经济法在以葡国有关法律为框架，并受香港有关法律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其他国家及邻近地区有关法律的影响。在经济实践活动中，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有关法律及商业习惯，如合同模式、票据和买卖等，均对澳门的商业行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之前，澳门司法机关在涉及澳门本地居民为当事人的民事、商事法律案件时，经常参照台湾的有关法律。中葡两国建交之后，澳门司法机关开始在实践中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以目前澳门的公司法为例，它在许多方面参照当代各国和邻近地区的有关法律，如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的商业或公司法例，以及1986年葡萄牙《新公司法典》的有关规定。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立法也多受德国、法国的有关法律的影响。澳门公司法还参照和借鉴西班牙、法国、德国、巴西、阿根廷的现行公司法律。于是，这部公司法就成为以葡萄牙法律为基本框架，具有大陆法系风格，同时又采用普通法法系的有关制度，融合不同法律风格，兼收各国法律特点的公司法。
四、立法的形式多样、灵活，立法的内容较为全面具体
在立法的形式上，澳门并不注重刻意的统一性。除了上述的立法形式外，各种层次之间，可以根据社会关系的变化而转换。从内容上说，澳葡政府的立法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经济法，其实在澳门并没有相应的专用名词，它实际上包括澳门的商法和部分行政法，大体有如下内容：《葡萄牙商法典》、公司法、保险法、金融法、票据法、对外贸易法、知识产权、工业、广告、经济活动监察（会计）、财政制度、税务、财产（含征用）、资源、投资、信贷、运输、民航、港务海事、土地、房屋、建筑、邮电、医药、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旅游博彩、专营批给、计量等。
从立法技术上说，澳门的经济立法达到较高的水平，篇章之间的逻辑性强，结构较为合理，条文的规定明确，没有弹性的规定，使人一目了然。不过，由于采用列举式的叙述，澳门的经济法也难免有挂一漏万的现象。澳门的经济立法的发展与澳门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一般来说，先有经济生活，然后才有相关的法律；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相关法律也要发生变化。澳门的立法机关在法律的立、废、修、改等方面并不协调。大量应该废止的法律还未及时废止，该修订的法律也没有及时修订。我们有理由相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以后，这方面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概述

工业是指将原材料加工、制作成产品的所有行业。澳门工业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飞速发展，现已形成以轻纺工业为主体，包括制衣、纺织、玩具、电子、制鞋、食品、印刷、电力、自来水等20多个行业的多元工业体系。工业是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之一，也是90年代后期仅次于旅游博彩业的澳门第二大产业部门。
一、澳门工业的发展历程
澳门的工业历史悠久。早在16世纪中叶，澳门便有铸造铜炮和制造帆船的工业，而且颇负盛名。后来，铁炮取代铜炮，加上其他历史原因，澳门铸炮工业被淘汰而走向衰落。19世纪末，澳门出现工场手工业发展的繁荣时期。一些小型酒厂、食品加工厂、渔船修造厂陆续建立起来，爆竹、神香、火柴等手工业迅速发展成为澳门的主体产业，产品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国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爆竹、神香、火柴等手工业才为新兴的纺织工业和制衣工业所取代，而走向式微。
20世纪30年代，澳门出现初具规模的纺织手工业。当时是使用木机和手工劳动进行生产，多为家庭式经营，规模很小，主要生产粗布、毛巾、线衫等低档产品。这是澳门纺织制衣工业发展的雏形。
50年代中期，小规模的彩瓷厂、手套厂、胶鞋厂、搪瓷厂、雕刻家具厂、小五金厂相继出现。不少工厂开始采用半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产品种类明显增多。但产品出口市场仍局限于葡萄牙及葡属东西非地区，由于市场狭小，产品生产和销售因而受到限制。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澳门工业出现新的变化，纺织工业由家庭式的工场手工业发展成为设厂生产。部分制衣厂换上电动缝纫机，工厂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产量亦有所增加。假发工业和塑胶、珠绣业在短时间内有数十家工厂投产，发展相当迅速。但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仍深受市场狭小所限。
60年代后期，澳门工业产品市场开始逐步扩大，除葡萄牙及葡属殖民地外，开始向欧洲共同体市场如英国、法国、前西德等国家拓展，不久又打开北美市场，澳门的工业产品从此逐步走向世界。
70年代，澳门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被誉为澳门工业发展的小飞跃。由于受西方经济发展的刺激，香港经济兴旺的带动，同时也由于政府逐步推行开放政策，吸引外商、尤其是香港资本到澳门投资，澳门的制衣业和毛针织业迅速发展壮大，塑胶、电子、玩具、人造花、建材等新工业开始兴起，工业开始往多元化方向发展。其间，香港资本发挥重要作用。1979年和1980年，数以万计的祖国内地新移民涌入澳门，为澳门工业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澳门工业因此出现罕有的好景象，带动澳门整体经济的发展。
80年代，以纺织、制衣工业为主的澳门劳动密集型工业进入全盛时期。工业行业的数目、场所数量、工人人数和生产总值，均达到澳门历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政府统计司资料，从1980年至1989年的10年间，澳门工厂（场）由1131间增至2184间，工人由48222人增至68276人；生产总值由29.55亿元增至134.8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6.4%。澳门工业在继续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工业项目，如钢琴、磁带、骑具、首饰、露营帐篷和牙科配料等。此外，一些制造行业的生产线或工厂开始外迁。政府推行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对工业投资环境作了一些改善。
进入90年代，澳门工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部分工业甚至呈萎缩状态。1993年，全澳门工业总产值143.2亿元，只比1992年微升0.11%。1995年全澳门工厂（场）已由1989年的2184间，降至1388间；员工数目由68276人降至44284人；生产总值仅比1993年微升0.32%，为147.87亿元。工业产值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由1984年的36.9%下降到1995年的不足20%，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屈居旅游博彩业之后，位居第三。90年代下半叶，澳门工业受到内部成本上升和外部竞争加剧的影响，不少工厂或生产线陆续迁往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地区，导致本地工业相对萎缩。如何加快工业转型与技术升级，以加强澳门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成为澳门工业今后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澳门工业的结构及其主要特点
（一）工业结构。澳门工业结构以轻纺工业为主体，以劳动密集为特征。这种结构始于20世纪60年代，基本形成于70年代。在澳门整个工业体系中，出口加工业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又以纺织、制衣业为主体，其产值始终占澳门工业产值的七成以上，但呈下降趋势。制造业中的其他行业如饮料、食品、印刷、电子彩瓷、手袋等所占的比例较小，但从整体上看，则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近年，政府推行工业多元化政策，澳门出现一些新的工业，如钢琴、骑具、牙科配料、磁带、纤维制品、露天帐篷等，其他加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随之上升。澳门的重工业只有发电厂、水泥厂和采石厂各一家，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很小。自来水及电力工业因与经济和民生密切相关，在澳门工业中占有一席之地。总的来说，澳门工业各行业所占比率相差悬殊，工业结构集中而且较为单一。由于澳门工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加工业，产品大部分外销，因而澳门的工业结构与出口产品的结构颇为一致。
（二）澳门工业的主要特点
第一，以中小型工厂为主，大型工厂少，规模小，分散经营。根据政府统计司工业普查资料，1991年全澳门工厂有2069家，员工为61380人，平均每家工厂30人。其中500人以上的工厂仅4家，平均每家工厂770人；100～499人的工厂149家，平均每家170人；5～99人的工厂却有1043家，平均每家30人；4人以下的工厂873家，平均每家不足3人。近几年来，这种以中小型工厂为主、规模小的特点还有加剧的趋势。澳门工业分散经营，主要有两种方式：(1)某些工厂将生产的全部或局部分散到小厂中去，例如少数规模较大的工厂在接到客户的订单后，便将原材料、零件或半成品发给小厂加工，向小厂支付加工费。(2)某些工厂将生产过程的某个或多个手工工序，分散到厂外工人去完成，由他们各自利用时间在家庭中进行。
第二，低层次劳动密集，生产设备和技术比较落后，增加值较低，但具潜力，提高较快。澳门以成衣、毛针织品和玩具为主的工业产品，都是劳动含量较高的消费品，即使是新兴工业的产品如光学仪器、电子、家电，其技术含量也还较低，缺少资本技术附加值，致使全澳门工业产品表现出低层次和低增加值的特征。此外，澳门工业技术设备比较陈旧落后，每年工厂新增加的固定资本额较少，设备更新比较缓慢，加上从业人员素质低，从而使澳门工业总体上停留在加工、模仿阶段，缺乏开发研究，极大地妨碍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这种情况在80年代中后期有所改变，澳门工业不断发展以适应欧美国家对高档产品的需求，相应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工业生产适应性较强，反应较快，而且具有一定潜力，善于灵活应变以谋求发展。
第三，工业发展属外向模式，产品以成衣和纺织品为主体，全部或大部分外销，以美国和西欧作为主要的外销市场，并逐步走向市场多元化。澳门出口的工业产品，有成衣、针织品、玩具、电子产品、皮革制品、手袋、人造花、鞋类、家具、彩瓷、光学仪器、灯饰、骑具、钢琴、药品、磁碟、钟表等，其中有七成是成衣和纺织品。由于澳门属于发展中的地区，因而获得欧美国家提供的普惠制待遇和大量纺织品配额。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澳门工业产品开始进入欧洲和美国两大市场。同时，澳门也积极开拓亚洲市场，其中以香港和中国内地为主，还有台湾、日本、新加坡、科威特、韩国等。近年，澳门还积极与独联体、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开展贸易。澳门工业贸易已经改变70年代以前仅仅销售到葡萄牙和葡属东西非地区等狭小市场的不利局面，产品销往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趋向多元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其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就占出口总值的七成，其他地区仅占三成，出口市场仍然过分集中。
第四，对外依赖性大，生产上依附于香港，原材料则依赖于内地。香港在澳门工业发展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澳门工业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主要是香港工业外迁到澳门与港商积极投资澳门的结果。澳门缺乏深水港，对外进出口货物的运输依赖香港转口，澳门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半成品、机器设备等大部分须从香港转口。同时，澳门工业所需的部分资金和技术人才也是从香港引进，不少工业订单同样由香港转来。澳门规模较大的企业，大部分是由港商独资或港澳合资经营的，由此可见澳门工业对香港依附性之大。另一方面，澳门与中国内地毗连，水陆交通十分方便，而且内地资源丰富，市场广阔，是澳门的腹地和大后方。澳门工业所需的部分原料，如毛纱、布料和机器设备，以及大部分的生活资料，如粮油食品、肉类、蔬菜、水果等，均从内地进口。澳门工业发展所需的水、电，也依赖内地支援。来自内地的大量新移民，也为澳门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三、澳门工业发展面临的困境、机遇与前景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澳门工业发展的速度明显减慢，出口增长率放缓，工厂或部分工序大量外迁，本地工业呈现萎缩状态。澳门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从内部因素看，澳门面积狭小，工业资源缺乏，水浅港窄，影响对外交通，加大运输成本； 其次，劳工短缺，工资成本不断上升，束缚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 再次，工人技术水平偏低，管理人员素质较差，高层次人才奇缺，开发研究乏力，致使澳门工业的发展缺乏后劲。此外，澳门工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工业辅助设施不足，致使澳门的工业开发及技术进步需要花费很大的投资和承担较大的风险。还有，长期以来，澳门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 “创业基金”或 “风险基金”等资助，使得工业发展筹措资金十分困难。从外部因素看，进入8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转入低速增长期，市场容量严重收缩，中国、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采取对外开放发展的经济政策，澳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直接受到来自这些低成本地区同类产品的剧烈竞争，加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澳门原先获得的特惠逐年减少，出口产品支付的税额增加，削弱了澳门产品的竞争力。
澳门工业在面临种种困境的同时，也还存在许多有利的因素。澳门良好的区位优势、自由港政策、简单的低税率制度、与欧盟及拉丁语系国家的传统联系、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政府推行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等，都为工业的发展带来众多的机会。此外，亚太经济的蓬勃发展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都将给澳门工业的发展带来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90年代后期，澳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正走向衰落，澳门工业进入困难与机遇并存的转型时期。未来澳门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应尽可能运用先进科技成果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产品多元化和高档化；另一方面应开辟新的工业领域，利用澳门信息业发达，与海内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借助内地和海外的技术和市场，大力培植适合澳门条件的、具有高新技术水平与高附加值的行业，加速工业的升级转型。

概述

澳门商业是指从事澳门本地销售市场的商品交换活动的部门和行业。澳门本地市场的商品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围绕这些进口商品以及本地制品在销售市场上的分配和流通，形成批发、零售、饮食等商业行业，以及由此所组成的商业贸易的销售市场网络。
澳门在400多年前开始成为中外贸易的著名商埠。从近代起，一直保持自由港的特色。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工业、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与建筑业的崛起，加上澳门人口剧增以及中国内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澳门商业获得迅速的发展。
一、澳门商业的特点
市场狭小，但容量不断扩大，商品供应依赖进口。
澳门面积狭小，经济规模不大，市场范围狭窄，资源贫乏，本地产品供应不多，绝大部分的商品依赖进口。根据澳葡政府统计与普查司资料，1970年澳门进口商品总额仅3.93亿澳门元，1980年增加到27.8亿澳门元，1985年为67.8亿澳门元，1990年为120亿澳门元，1995年达到162.7亿澳门元。可见，澳门的市场规模虽然不大，但增长非常迅速。1970～1995年的25年间，进口贸易额增加将近41倍。在澳门进口的各类消费品中，鲜活食品以中国内地货物为主。普通衣着及日用百货中，中国内地产品占相当比重，港货也较多。化工产品、电器用品及汽车等，则是日本货占有优势。各种高级消费品则以欧美产品为主。生产资料方面，如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廉价产品及需要量较大者，多是来自香港、台湾及内地的产品；高价产品则多来自日本及欧洲。近年进口的商品，不管是消费品，抑或生产资料，都在向高级化发展。澳门进口的商品集中来自亚洲地区，约占总进口量的75%，来自美国的商品约占7%，来自欧盟的约占15%。
市场开放，竞争激烈。
澳门是古老而新兴的自由商埠，市场一向开放，货物进出口基本上是免税或低税放行，即使是对个别进口货品课以高税，也比邻近地区实行的税率为低。因此，澳门市场虽小，入口商品的竞争却十分激烈。国货因价廉物美而占有传统的优势，但近年在激烈竞争中，国货在澳门市场的销势已经转弱。日本和欧美货品则因其迎合潮流和品质较优，逐渐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香港货和台湾货因货价适宜和款式新潮，也颇受消费者欢迎。随着澳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消费品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各入口商品在澳门市场上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传统经营方式渐趋衰落，现代商业正在形成。
士多、办馆等传统零售业的主要形式，在与超级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而渐趋衰落，传统家庭式的经营方式也渐被企业化、集团化的现代商业经营方式所取代。近年澳门出现不少大型商场、超级市场、高级商店、专门店及连锁店等。澳门这个范围狭小的市场出现很大的变化，同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留强汰弱的局面已经形成。目前，日资公司加速进军澳门零售市场，中资公司在百货零售业领域继续扩展业务，预料会加速澳门商业变革的过程。
二、澳门商业的结构
商业销售架构和层次的多寡，与市场规模及商品在市场的销售状况有所不同。澳门市场规模有限，商业销售结构也较为简单，层次不多。大体可分为总经销——分销——批发——零售等层次。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有些商品在各区建立起分销点，形成销售网络，香港的一些总公司直接在澳门设立分销店，有些香港的总经销商也在澳门设立特许经营的连锁店。此外，有的批发商还同时兼营零售业务。由于澳门市场规模小，对货品的需求量不大，因此很难从原产地输入。即使内地产品可以直接从原产地输入，由于货量不多，也多通过香港总经销商输入，从而增加成本和削弱商品的竞争能力。
澳门市场虽然狭小，但其功能齐全，市场经营的货品种类繁多，应有尽有。整个市场由粮油副食品市场，鲜活畜牧产品市场，蔬菜水果市场，海味及水产市场，药材及药品市场，服装鞋类市场，车辆市场，家庭电器，乐器市场，家具、窗帘及灯饰市场，眼镜市场，五金及建筑材料市场等等构成。
三、澳门商业面临的挑战及发展前景
澳门商业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迅速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工业衰退、经济疲弱的影响，本地的消费力持续减弱。此外，内地市场的发展和变化，也使部分消费转向内地市场，再加上澳门物业价格高昂，业内竞争加剧，营运费用加重以及水货的冲击等，致使澳门商业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其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尽管如此，澳门商业的继续发展也存在不少有利的条件。中葡两国的良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澳门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将对澳门整体经济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澳门对外交通运输设施的改善，无疑也对澳门商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总的来说，澳门商业的发展前景，将呈现下列趋势：
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市场容量仍将呈增加趋势。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对产品质量、品质、设计、外观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商品的需求将趋向高级化。
商品经营方式将趋向于企业化和集团化经营，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零售商业迈向大型化和现代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内地因素仍将对澳门零售业产生深远影响： (1) 澳门与内地联系日益密切，内地游客不断增多，将带旺澳门的零售市场； (2) 澳门零售业目前正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面向内地市场的转口贸易； (3)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澳门商业向内地发展零售市场将是迟早的事情。

概述

澳门是一个兼具中西情调、多姿多彩的博彩、旅游和饮食胜地。历史悠久的博彩业，集古今中外的赌博技艺与成就于若干豪华酒店之中，使澳门很早就享有 “东方蒙地卡罗”的盛名。博彩业的长盛不衰，带动着澳门旅运、酒店、娱乐、餐饮等旅游行业的持续畅旺。由水、陆、空三栖交通工具编织起来的立体交通网络，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运载到澳门这座袖珍小城； 美丽的海岛风光、古典的西洋教堂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跨海大桥交相辉映，使众多的游客心驰神移于争奇斗艳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之间； 可口的中西方美食与舒适的酒店设施，更令游客陶醉于周到完善的澳门旅游业服务。
长期以来，澳门的旅游业一直主要由博彩业来带动，人们因此将二者并称为旅游博彩业。在当代，旅游博彩业与出口加工、地产建筑、银行保险等行业一起，构成澳门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其中，澳葡政府通过与由其批予专营权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定期签约，分别获得巨额的逐次签约金和逐年博彩特别税。1962～1964年，该公司首次缴付的签约金为300多万澳门元； 1983～1986年的签约金增至7亿澳门元； 1997～2001年的签约金更增至15亿澳门元。1983年以前，博彩特别税 （简称博彩税） 按固定的税额征收，此后则改以博彩收入的百分比征收，1991年以后的征收比例固定在30%，其征收总额则随着博彩收入的剧增而迅速增长。1982年征收的博彩税为1.3亿澳门元，占区内生产总值(GDP) 的1.56%; 1993年征收的博彩税增至42.23亿澳门元，占区内生产总值的9.09%。在此期间，区内生产总值增至5.5倍，博彩税则增至32倍，后者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前者。博彩税因此在澳门公共收益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78～1982年间占15%左右，1988年升至32%，此后直至90年代都稳定在30%～40%之间。
与此相应，澳门旅游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并在澳门的经济架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60年，澳门入境旅客仅有70万人次。1991年起，入境旅客已超过600万人次。1996年更达到815万人次，1997年仍达700万人次。入境旅客中，大部分为香港居民，其中1997年为440万人次。1995～1997年的三年间，每年来自中国内地的旅客也有五六十万人次。据1993年对旅客自称的来澳门动机的调查资料，59%的人是来度假，13%的人是来赌博，6.5%是来探亲，13.5%属于其他目的。该年的调查资料还表明，大部分旅客视澳门为过渡性的旅游点，一般只在澳门停留0.8～1.4天，人均消费为817澳门元。其中，台湾旅客人均消费1165澳门元，日本旅客人均消费943澳门元，香港旅客人均消费788澳门元。在旅客人均消费构成中，80%用于一般旅游消费，包括住、食、交通及娱乐； 此外则用于购物消费，购买珠宝金饰、食物药材等。旅客的消费趋向刺激着澳门酒店业、饮食业及百货业的发展。在澳门本地，有30%的劳动人口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旅游行业的服务工作。旅游行业的发展则使政府征收的旅游税收入不断增加，1981年的澳门旅游税收入为368万澳门元，1993年增至1.1896亿澳门元。
在接待旅客的基本设施方面，1959年澳门供旅客居住的各类酒店客栈只有55家，房间数目仅为2197间。到1995年年底，澳门共有104间大小酒店旅馆、8591间客房，可以为旅客提供丰俭由人的多种选择。其中，有五星级酒店9个，四星级酒店6个。1996年，澳门经营旅行社的机构共有86间，比上年增加24间，增幅高达38.7%。其中注册为旅行暨旅游社的有69间，其余17间注册为旅游旅行社。1996年服务于旅行社机构的员工数目为1417人，整体旅行社的员工支出为7970多万元澳门币，比上年增幅23.1%；同期旅行社的总收益为1260万元澳门币，较上年有所下降，降幅为12.2%。
在营造优美祥和的旅游氛围以不断激活旅游市场方面，澳门有关当局不仅注意保护当地独具特色的中外文化遗址，兴建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旅游城市设施，而且不断举办吸引八方游客的艺术表演、体育、文化及宗教等活动，如国际音乐节、国际烟花汇演、澳门格兰披治赛车、龙舟竞渡、中国及葡萄牙舞蹈表演等。这些活动为澳门旅游增添了更多的动感雅趣与参与活力。
多元化的中外美食也常常令来到澳门的游客齿颊留香、乐不思返。在澳门的酒店食肆中，争领风骚的除了人们熟知的粤菜等中华美味佳肴之外，还有葡萄牙人将本国与印度、巴西等地的厨艺与粤菜烹饪技术熔为一炉，创造出别具风格、令人回味无穷的澳门土生葡国餐。此外，大街小巷的酒店食肆还张贴悬挂着各式中国菜、葡国菜、日本菜、韩国菜、泰国菜、美国餐（麦当劳和必胜客）、巴西菜、安哥拉菜和意大利菜的招牌广告，招徕中外游客品尝异国情调。
由于澳门是奉行低税率政策的自由港，对各项入口消费品所征的税率较低，加上澳门币与港元挂钩，港元与美元之间有稳定的联系汇率，从而间接促使澳门元保持相对稳定的币值，因此旅客来澳旅游，还可以享受到购物消费的莫大乐趣。游客一般喜欢在澳门购买珠宝金饰、古董文玩、工艺品以及海味、药材。澳门本地的人工比邻近地区低，珠宝金饰的成本因之减少，售价自然便宜。澳门的珠宝店主要集中在中区新马路一带；澳门的主要购物区集中在殷皇子大马路、新马路、水坑尾街和白马行一带。坐落在港澳码头的八佰伴百货公司是本地最受欢迎的大型购物商场。购买名牌服饰和皮具，则可到新丽华购物商场。在其他地方也可以买到价格相宜的运动服和消闲服；附近的街市和大堂前地则有小贩区，专售平价的出口衣服或制衣厂超产的服装；售卖古董文玩及纪念品之类物品的商店，集中在大三巴牌坊附近的草堆街和大三巴街。香港游客大多喜欢到澳门购买杏仁饼、蛋卷、肉干、水饺和云吞，馈赠亲友。1998年下半年风靡台湾、香港及广东等地的葡式蛋挞，也是澳门饮食零售业别具创意的风味食品。
博彩业带动旅游各行业乃至对外交通及社会福利业发展的模式，既是澳门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澳门旅游行业的特色。旅游博彩业作为当今澳门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将随着澳门产业的调整与转型，更加趋向文明和完善，以其独特的文化品位与优质服务吸引更多的游客，为澳门社会的繁荣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概述

澳门的财政、税收制度与金融保险业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三者共同构成澳门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对澳门经济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财政制度是指政府依照一定的理财方针及原则，独立编制年度预算，以指导本地区财政收支的制度。它对澳门经济的发展起着导向和护航的作用。税收制度则是澳葡政府确保其财政收入具有稳定性收益的主要来源以及政府引导与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金融保险业与旅游博彩、出口加工、地产建筑等行业一起，构成澳门经济体系中的四大支柱产业，是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就财政制度而言，自从1974年葡萄牙 “四二五” 革命成功、葡萄牙政府宣布放弃其海外殖民地统治以后，澳葡政府根据新颁布的 《澳门组织章程》，在处理澳门的财政事务上便明显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可以独立地按年度编制本地区的财政收支预算。澳门总督作为代表葡萄牙管治澳门的最高行政首长，对财政预算的制定和执行负全责。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到90年代末，澳葡政府一直奉行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财政方针，遵守预算的年度性原则、单一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平衡原则、不抵消原则和分类列明原则以及不指定用途原则，在执行预算时采用压缩开支、减少运用历年盈余、简化人事结构、合理使用财政收入等共同性指引标准，从而使澳门的总体财政状况稳健地持续运行，在历年收支平衡的基础上时有盈余。
税收制度方面，澳葡政府历来执行后收税制度，即每年按期征收的各类税款，均是上年度纳税人应缴的税金。现行的税收项目包括直接税项、间接税项以及各类罚款、手续费等三大类。所征收的各类款项，便构成澳门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政府经常性的收益部分。直接税项是直接向纳税人征收税金的税收，其涵盖的范围包括： 职业税、营业税、所得补充税 （纯利税）、房屋税 （业钞）、物业转移税和专利税等。1988年，澳门直接税收入3.95亿澳门元，占本地财政收入中的一般收益的比重为17.12%; 1994年，澳门直接税收入增至14.3亿澳门元，所占本地财政收入中的一般收益的比重为14.30%。虽然比重略有下降，但税收入的年均增幅却达23.98%。间接税项是间接向纳税人征收税金的税收，主要有消费税、印花税和旅游税三大项。为了方便统计，澳葡政府还将签发产地来源证的手续费、登记立契约的费用，以及各类罚款等的款项收入，算入间接税项收入的账项内。澳门税收实行简单及低税率制度，税务年度与财政年度相同，即每公历年的1月 1 日起至当年的12月31日止。负责征收各项税款的部门是澳门财政司。该司在每年不同的月份，按规定向不同的课税对象发出征收税项传单，指定在某月份内交纳相关的税款。例如，营业税的征收期是在每年的二三月份； 房屋税税金按规定于每年的6～8月征收； 职业税由于可以通过雇主预扣税金，并于每季度向财政司预先缴纳税金，所以财政司规定在每年的10月份进行相关税金的平衡结算。所得补充税的征收期限是在每年的9月及11月，原因是让纳税人先缴纳上述税项，以便在计算所得补充税时作出扣除。澳门的税务制度源自葡萄牙沿用的制度，澳门居民对税务规定也不大了解，所以在税收工作上存在一些问题。
为了鼓励居民到离岛开发和居住，澳葡政府在相关的税务制度中加入相关的优惠待遇，以期吸引更多的商人和居民到离岛经营和生活。在离岛进行商业活动的店号，可以获得减半征收营业税的优惠。在离岛购买房屋居住或经营业务的人士，在缴纳房屋税时可以获得优惠：如属购买新建楼宇作居住或商业用途，该楼宇的收益享受房屋税豁免期为6年；如属作工业单位或工场用途，则可享受免交10年房屋税的优惠。如果在澳门半岛购买楼宇或房屋，前者的豁免期只有4年，后者的豁免期只有5年。
澳门税收稽查制度颇有特色。按照相关法例，对各项课税范围的活动，都设立有相应的稽查机制，由专责机构具体执行税务稽查工作。例如，房屋税的稽查工作由财税处的税务公务员和稽查员执行，财务司司长有责任亲自指导稽查部门的工作，并义务为提高稽查效率提出必要的建议和指定相关的措施。澳门税务制度中有明文规定，纳税人可以就税务征收问题提出异议，或要求复评税款。法例上具体规定有关申驳或上诉的程序和期限。例如，职业税的法例规定，对税务征收有不满或异议时，可以向部门的负责人提出，有关部门要限时对相关申驳作出处理；经过申驳仍不服税捐厅决定时，还可以向总督提出上诉；有关上诉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处理。这些规定体现出政府在执行征税任务时的开放、负责态度。奖罚分明，是澳门税务制度的又一特点。各项法例都明确列明违章罚则，包括罚款的增加率和最高限额等。澳门的税务制度在理论上是适时和适当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审核公司提交的会计账册上的真实性和课税的合理性等方面，均有值得改善的地方。
澳门的金融保险业主要包括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外汇投资公司等机构及其业务活动。澳门属于不设立中央银行的地区，澳葡政府掌握发行货币的专权，通过委托银行或指定代理银行的形式，代为执行印制和发行货币的具体工作。从1905年9月4日起，由葡萄牙资金组成的大西洋银行接受澳葡政府的委托，开始印制和发行澳门本地货币——澳门币。此后90年间，该银行一直是惟一能够在澳门发行澳门币的银行。1995年10月16日，为了适应澳门进入回归祖国的后过渡期的需要，经澳葡政府授权，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也成为印制和发行澳门币的发钞银行，澳门的发钞历史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相对而言，澳门金融保险业结构单一。至1997年2月止，澳门共有获批准注册的商业银行23家，分别来自全球的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澳门登记注册成立的银行有9家，其余的均是世界有名的银行集团在澳门开设的分支机构。保险公司则有21家，来自全球的1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澳门登记注册成立的保险公司有3家。此外，按法例规定而正式成立的财务公司有2家。澳门尚未开设有本地的股票市场或外汇交易市场，居民倘要参与股票、黄金或期货、外汇等金融工具的投资买卖，均需通过某些机构作媒介，间接地进入其他地区或国家的金融市场去活动。迄至1997年2月底，有关成立外汇投资公司的法例尚未颁布，所以在市场上仍未有按规定成立的外汇投资公司。若干从事经纪活动的外汇投资中介机构则正活跃于市场。除了这些一级的信用机构之外，澳门还有一些挂着货币兑换牌照的兑换店。澳门银行业的存贷业务基础稳定，可以进一步发挥自由港资金进出自由、不实行外汇管制的作用，有利于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为邻近地区提供融资服务。具有上百年历史的澳门保险业经营经验丰富，可以为澳门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概述

一、澳门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澳门位于珠江出海口西岸，背靠珠江三角洲地区。沿珠江上溯，可达中山、广州，往西北沿西江上溯，可达广东肇庆、广西梧州和贵港等西江中下游的广阔腹地； 南临浩瀚的南海，距澳门约仅10公里远的海域即为贯通东南亚及东北亚的国际航道。从全球的范围来看，澳门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航道的要冲。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概而言之，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 鸦片战争以前作为远东重要转口贸易港阶段 (1553～1840年)。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以晾晒货物为由进入澳门，通过贿赂明朝地方官员，以年纳500两白银为条件，获准赁居澳门，作为其定居和从事贸易之地。自此，葡萄牙人以澳门为立足点，倚仗其海上强国的优势和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开展东西方国际贸易。其间，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是澳门早期转口贸易的鼎盛时期。当时，葡萄牙人使用600～1600吨的远洋大帆船，行驶于以澳门为枢纽的澳门—印度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等三条主要航线上。将中国出产的生丝、绸缎、棉布、黄金、黄铜、瓷器、药材、手工艺品等，经澳门转运至东南亚和欧美等地。其中尤以生丝为最大宗，如明万历八年至十八年 (1580～1590)，每年经澳门运至印度果阿的生丝有3000余担，价值白银24万两。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又从上述商品输往的地区，将白银、香料和象牙等，经澳门转运入中国内地。其中尤以白银为最大宗，如明万历十三年至十九年(1585～1591)，由果阿经澳门运入中国的白银约90万两，主要是作为购买中国货物的货款。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使澳门从一个小渔村崛起而成为华洋杂处、商业繁荣的港口小城，并进而成为华南中心城市广州的外港。清代著名诗人屈大均有诗赞曰： “广州渚泊口，最是澳门雄。” 此后，由于葡萄牙海上强国地位的不保，以及清政府解除海禁、开海贸易等因素，澳门的远东重要转口商埠地位才逐渐趋向于衰落。
（二）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60年代发展缓慢的阶段 (1841～1959年)。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之后，推行自由港政策，货物进出自由，免征港口税和关税，各地客商遂趋利而往。而且，香港拥有号称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的维多利亚港，适应世界远洋运输从帆船时代转入轮船时代对船舶停泊的需求。从此，澳门先前享有的远东重要转口贸易港的地位便因其水浅港窄，逐渐被相隔仅40海里但港阔水深的香港所取代。在转口贸易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澳门一度依靠从事偏门贸易活动，如鸦片走私贸易、贩卖华人劳工的苦力贸易而谋求生存。进入20世纪后，战乱频仍，澳门对外贸易亦随之起伏不定。1920年澳门对外贸易总值为3675万澳门元，至1936年则减至2488万澳门元。出口商品中，澳门生产的爆竹、火柴、神香被称为澳门的三大传统手工业产品，合占澳门出口总值的40%；咸鱼则约占出口总值的3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门因葡萄牙实行“中立”政策而幸免于战火，周边地区居民拥入澳门避难，一时人口剧增，众商汇集。1945年，澳门对外贸易总额飙升至3.49亿澳门元。与1936年的2488万澳门元相比，9年间增幅高达13.6倍。战后，避难居澳门的难民返回家园，澳门人口锐减，1947年的进出口总值也跌至1.92亿澳门元。1949年恢复与周边地区的贸易联系后，外贸总值回升至4.52亿澳门元。但好景不长，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实行对华禁运政策，澳门的转口贸易顿时受挫。在50年代，澳门的对外贸易额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6.39%。1959年外贸总值仅为2.34亿澳门元。
（三） 60年代至今经历的启动—高速—减缓的发展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澳门制造业中三大传统手工业让位于以纺织制衣业为主体的现代新兴工业，澳门对外贸易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1.从1963年起，欧美国家对输往这些国家的香港纺织品限制日渐严格，迫使港商纷纷来澳设厂生产，从而构成澳门纺织制衣业起步发展的契机。在60年代，澳门外贸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0.56%，澳门产品年均出口增长率更达16.1%。1960年的外贸总值为2.5亿澳门元，1969年增至6.35亿澳门元；其中1960年的澳门产品出口值为5637万澳门元，1969年增至2.26亿澳门元。在出口商品结构中，纺织品与成衣所占出口的比重，由1963年的42.9%升至1969年的51.3%。在出口市场结构中，1960年以葡属东西非为主，占48.96%，其次为香港，占37.20%。到1969年，则转变为以欧共体为主，占41.82%；其余依次为葡属东西非，占22.1%；香港，占18.5%；美国，占7.2%。
2.在70年代以后，澳门工业化的步伐加快。10年间，工业场所数目扩张0.87倍，达到1448家；工人人数增加0.66倍，达33648人。工业的增长直接导致对外贸易的增长。整个70年代，澳门外贸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1.2%的高速水平，澳门产品出口的年均增长达24.5%。至1979年，外贸总值达43.86亿澳门元，其中澳门产品出口值达20亿澳门元。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集中于纺织品，1979年纺织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增至87.1%。出口市场结构则有所调整，1979年的主要市场仍为欧共体，占51.2%；其次为美国，占23.2%；香港，占13.4%。转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虽然高达27.3%，但仅占对外贸易总值的0.45%～0.63%。进入80年代，澳门出口加工业虽受到生产成本趋升的影响，但中国内地的对外开放政策为澳门厂商提供了新的机遇，不少厂家着手把低增值生产工序转移到珠江三角洲一带，利用内地的优惠政策、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澳门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也日益密切。80年代，澳门外贸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9.1%，其中澳门产品出口年均增长20.7%。1989年外贸总额达251.25亿澳门元，其中澳门产品出口达131.94亿澳门元。出口商品结构中，由于工业多元化及利用普惠制出口非纺织品(主要是玩具、人造花、手袋)获得一定进展，纺织品所占出口比重在1989年降至72.1%。出口市场结构中，1989年对美国的出口升至第一位，占37.5%；其次是对欧共体的出口，占31.4%；香港，占14.7%。
3.从90年代以来，澳门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纺织制衣业等）由于受到周边地区的强大竞争压力和劳动力短缺、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困扰，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生产规模趋于萎缩。出口工业场所由1989年的2181家，减至1995年的1385家。澳门出口加工业面临挑战，但却未能及时顺应时势，实现产业与产品结构的升级转型，从而导致澳门产品出口受到制约，占进口货值约一半的原材料及半成品进口亦因需求量减少而收缩。两者合计，澳门对外贸易增长出现大幅减缓的迹象。1990～1996年，澳门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32%，其中出口总值年均增长仅有2.38%。1996年澳门对外贸易总值为318.3亿澳门元，较上年下降1.1%。其中出口总值为158.98亿澳门元，较上年减少0.09%; 进口总值为159.30亿澳门元，较上年下降1.89%。1995年和1996年，分别有174家和近100家工厂歇业或迁出澳门。由于进口总值的年平均增幅高于总值的增幅，90年代头7年间累积的有形贸易逆差已达60.56亿澳门元，与80年代庞大的贸易顺差恰成对比。从1993年起澳门整体经济连年下滑，肇始于1997年中期的亚洲金融风暴对澳门经济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从1998年起澳门的对外贸易呈下跌之势，1997年和1998年出口总值分别为171.29亿和170.84亿澳门元，进口总值分别为166.03亿和155.97亿澳门元。
二、澳门对外贸易的特点
（一） 历史悠久，贸易自由。澳门对外贸易活动早在开埠之初即已开始，迄今已历时440多年，其自由港政策的实施至今也有150多年的历史。贸易自由一直推行不辍，货物可自由进出澳门，基本不受管制，基本免缴关税。
（二） 大进大出，大起大落。澳门地域狭小，资源匮乏，举凡日常生活之所需和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几乎全赖进口。由于人口不多，内销市场容量极其有限，所以澳门的产品绝大部分只有通过出口销往外地市场。大进大出的贸易特点必然导致澳门经济贸易对外高度依赖，直接跟随周边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动而盛衰与共，几度繁荣，而又几度萧条，440多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即是明证。美国麦健士顾问公司接受澳葡政府委托而完成的一份题为 《澳门未来十年发展前景》 的研究报告，称澳门经济为 “随波逐流”式 (Ride-with-the-tide)，并指出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已经走到尽头，正面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路向的调整。
（三） 出口市场高度集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澳门产品出口一直是集中输往美国和欧盟两大市场。出口这两大市场的货值大约各占澳门出口总值的1/3。以1996年为例，在该年度158.98亿澳门元的出口总值中，40.3%输往美国，33.7%输往欧盟，两者合占出口总值的74%; 而在亚洲市场上，香港和中国内地分别占10.6%和8%，余下不足7%。多年来，澳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进程进展甚缓。
（四） 出口商品过于倚重纺织品和成衣，结构单一，附加值低。20世纪80年代至今，纺织品和成衣出口值在澳门产品出口总值所占比重，除1985年和1990年稍低于70%外，年年均在70%以上，1996年更高达87.2%。非纺织品出口中，主要是玩具、人造花、电子制品、光学仪器、家具、鞋类和旅行用品等。其中，玩具出口在80年代中后期一度占澳门出口总值的10%以上，1991年开始却一路下滑。原因是受到中国内地同类产品的竞争压力，尤其是澳门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从1995年起对中国玩具进口给予零关税优惠后，原先一向享受零关税优惠的澳门输美玩具的竞争优势受到削弱。1996年澳门玩具出口额比1989年减少82%，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也相应从10.6%跌至1.9%。此外，澳门出口产品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加工深度不足，因而附加值也低。据1995年澳门工业普查资料，澳门产品内含附加值仅占产品价值的26.14%。
（五） 进口来源地较为集中。香港是澳门最大的进口来源地，由香港输入货品占澳门进口总值的45.9% (1986年)，此为近十几年的最高值，1994年也仍有30.35%的水平。1994年按进口货品占总值比重大小排序的其他来源地依次为： 中国内地占18.83%，欧盟占14.49%; 日本占12.79%，美国占6.83%，台湾占6.79%。
（六） 依赖配额和普惠制。纺织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并不具有优势。1958年英国率先限制香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纺织品进口，随后主要的纺织品进口国（西方发达国家） 便联手引入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 原则相背离的国际规则，来保护本国的纺织业。他们在1961年出台为期一年的短期安排，接着是为期10年的长期安排，最后在1974年1月1 日正式引入多种纤维协定 (MFA)，并几经修订延期，至1994年12月31日终止。其主要做法是，由成员国或地区之间签订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规定一方输往另一方的纺织品在1年内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即实行配额管制。由于配额限制有违自由贸易的宗旨，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八回合 (“乌拉圭回合”) 的多边谈判结果，从1995年1月1日起，经过10年的过渡期之后，《多种纤维协定》将纳入 《关贸总协定》 （今已改设为世界贸易组织） 的范畴内，最终实现纺织品贸易自由化。澳门以纺织制衣业为主的出口加工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非但没有受到上述配额限制的阻碍，反而是有赖于此才得以发展壮大的。这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纺织品出口受阻时，澳门尚未涉及配额限制，港商乃涌入澳门设厂生产，澳门的纺织制衣由是得以启动。其次，澳门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和欧盟给予澳门的配额，与他们给予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配额相比，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较为充裕。因此，纺织品配额在限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纺织品出口的同时，对澳门的纺织品出口却是一把保护伞。以致近10年来澳门利用配额出口的纺织品，每年占其纺织品出口总值均达70%左右，1996年高达81.3%; 占澳门出口总值的比重，每年则达55%左右，1996年高达70.9%。不过，依据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纺织品和服装协议，在分阶段取消纺织品配额限制的10年过渡期中，尽管第一、二阶段取消配额的品类没有包括澳门主要出口的成衣类别，对澳门影响不大，但从2002年1月 1 日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直至2005年1月1日完全取消纺织品配额以后，澳门纺织品出口将由于失去配额保护伞而面临严峻挑战。此外，澳门还享有发达国家普惠制 (GSP) 下的关税优惠待遇，但随着澳门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澳门享受普惠制产品出口值占澳门产品出口的比重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从1986年的19.81%到1992年跌破10%而到9.72%，至1996年则仅有1.83%。
（七） 转口贸易因缺乏深水港而难有大的作为。尽管在历史上的帆船时代，澳门一度是远东最繁忙的转口贸易港之一，但随着香港的崛起以及远洋运输进入巨型轮船时代，澳门昔日的地位已不可能重现。澳门内港只适合千吨小轮船及驳船进出，路环九澳港也只能停泊1500～2000吨船只。由于缺乏深水港，以及澳门与香港之间的货物运转费用偏高，澳门一直难以发挥其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西部贸易中转港的作用。1996年，澳门转口贸易仅占出口总值的15.87%。
三、对外贸易在澳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澳门的微型海岛经济特质，决定其对外贸易必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以澳门外贸依存度 （澳门对外贸易总值与其本地生产总值之比） 衡量，该指标在1984年曾达到111%，表明该年度澳门对外贸易总值还高于其本地生产总值一成稍多。此后自1987年起，虽然由于澳门经济结构变动的原因，以旅游博彩业为中心的服务业已取代出口加工业的领导地位，加上澳门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导致澳门外贸依存度一路下滑，但到1995年仍有53%的高位。1996年澳门对外贸易总值达318.29亿澳门元，约为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人均贸易值达75784澳门元(折合9493美元)，人均出口值（含转口）为37854澳门元(折合4732美元)，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
（二）对外贸易是一项涉及众多行业的商业活动，产业关联度较高。对外贸易不仅发挥澳门的自由港功能，而且带动澳门的航运、交通、仓储、通讯等相关行业的发展。由于澳门产品90%以上依靠出口销往外地市场，对外贸易通过贸易创造需求效应，推动澳门制造业、零售批发业、金融保险业乃至旅游业及房地产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95年出口加工业就业人数为3.92万人，占澳门就业人口总数的22.7%；批发零售业就业人数为2.55万人，占14.1%。澳门的出口加工业是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之一。
（三）对外贸易对于保持澳门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一般而言，一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目标有四方面：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如上所述，对外贸易涉及面广，具有创造需求效应和带动作用，外贸繁荣对于实现澳门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澳门产品出口获取的外汇收入，本身就是澳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个正项；而且，根据澳门实行的外币抽兑制度，出口所获外汇收入的一半须按官定汇率兑换成澳门币，由此形成一个稳定的外币供给和对澳门币的需求，对于稳定澳门币汇率产生较大的作用。1996年年底，澳门外汇储备价值总额已达193.04亿澳门元，成为保持澳门币币值平稳的有力后盾。此外，澳门是一个自由贸易港，除少数消费品进口需缴纳消费税外，货物基本上免税进口，进口成本相对较低。长期以来，澳门通过与中国内地的贸易，获得内地充足而相对低廉的日常生活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供应，这些因素对于稳定澳门物价的作用不可小觑。

概述

房屋建筑物是当今人类生活居住与工作活动的必不可少的场所，其发展有赖于建筑业的高度分工与合作。现代城市的各种建筑群的建设，更离不开从事房地产业的发展商所实施的一整套开发与营销的策略。房地产与建筑业是密切关联的两大经济部门。在澳门，房地产业也称为地产业，与建筑业一起合称建筑置业。建筑置业是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之一。
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门房地产建筑业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澳门经济长期保守落后，澳门人口增长缓慢，澳葡政府在楼宇建筑方面的政策不善等原因，澳门房地产建筑业发展迟滞，楼房以低矮老屋居多，现代高层建筑物甚少。1960年，全澳门注册的建筑商不过54人，新建成的楼宇仅有55座，平均每座只有1.9层，每层面积只有110平方米。3层以上的楼宇只有4座。在楼宇交易方式上，一直采用整座出售的方式进行交易，且无分期付款等方式的资金融通。直到60年代初，黄金大厦率先仿效香港方式，实行分层出售，才打破这一惯例。1972年，澳门第一个屋邨祐汉新邨落成，局面才发生变化。该屋邨采用堆嵌式的建筑技术，具有单位多、速度快、建设成本比一般楼宇低30%的优点。70年代至今，澳门房地产建筑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 启动发展阶段 (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70年代以后，随着澳门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的增长，对房屋建筑物的需求逐渐上升，刺激澳门房地产建筑业的发展。1973年，澳葡政府批准兴建的建筑图则有164份，申报造价8463万澳门元； 落成楼宇124幢，造价4197万澳门元； 新旧楼宇及地段成交2233宗，成交总额超过1亿澳门元，创造当时澳门的历史纪录。1977年，澳门房地产建筑业扶摇直上。畅旺之势在1981年达到顶峰，该年注册的建筑商增至188家，建筑置业公司有166家，建成楼宇227幢，平均每幢有7层，每层平均面积269平方米。其中坐落在雅廉访马路的34层的幸运阁，成为当时澳门最高的建筑。
（二） 急剧膨胀阶段 (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80年代初，西方经济不景气波及澳门，加上当时澳门利息高企，1981年10月曾达到22厘，香港房地产业亦一度趋淡，导致澳门房地产业明显下滑，开工不足，地价、楼价跌落。但从1985年下半年起出现了转机，随着中葡两国签署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 《联合声明》 以及澳葡政府推出多项大型建设计划，市场对澳门的投资环境趋于看好，促使房地产业供需两旺。1989年澳门房地产业再创历史新高，当年有337个建筑地盘共16703个单位落成，其中高层建筑69幢，6层以下楼宇268幢。依用途分，则有住宅楼宇265幢共14946个单位、商住楼宇57幢、商业写字楼8幢、工业厂房7幢。但因同年6月中国内地发生政治风波，澳门房地产楼价急跌一至三成，在建地盘出现停工、缓建。不过，1991年澳葡政府修改土地法令，规定凡商用土地一律改用公开竞投方式批出，此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资金涌入澳门，疯狂炒作澳门房地产。在短短二三个月内，澳门地价狂升五成至一倍，澳门半岛较佳地段的售价高达每平方呎(1平方英尺约为0.0929平方米，以下同样换算)7000～10000澳门元，离岛地价也被扯高至每平方呎2000澳门元。楼价升幅也达二三成，澳门半岛每平方呎达500～1000澳门元，在离岛也从300澳门元升至500澳门元。这时，澳门建筑业规模空前宏大，1992年注册建筑商有239家，建筑置业公司有170家，其中70%是本地资本，大中型建筑公司为数不多，但却控制2/3的建筑量。整个房地产建筑业产值约占本地生产总值的10%。这一期间，大批现代高层建筑在澳门各处平地拔起，各项大型建筑项目相继开工。新口岸一带短短数年间即耸立起逾20幢商住大厦。澳门现代国际城市的风貌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
（三）调整消化阶段(90年代初至今)。90年代初，在澳葡政府大量批出土地(从1988～1992年间每年批出的土地均远超过《中葡联合声明》规定的20公顷，5年共超出85.2%)，外资涌入进行炒卖房地产的情况下，澳门楼价飞涨，楼宇建设盲目发展，脱离市场需求和实际购买力可以承受的水平。1990～1996年的7年间，澳门已建成的各类楼宇累计有87516个单位，而同期按已纳物业转移税统计的第一次交易的新楼宇仅有48827个单位。这表明在1996年年底仍有38689个单位未有交易记录，成为积压楼宇单位。其中，住宅楼宇积存31792个，占积存总数的82.1%；商业楼宇的建成量共有14026个单位，已作交易的有7228个单位，仅占52%。从动态的角度看，加上在建楼宇将陆续落成，积存的数量就显得更大，估计超过38000个住宅单位，被套住的资金高达近千亿澳门元。以这7年间平均每年销售5600个单位的水平来衡量，现有的积存单位要有6年多的时间才能逐步消化。澳门楼宇建设显然严重供过于求，加之境外资金（主要是内地的中资）撤离，房地产市场迅即陷入低迷状态。即使现在平均楼价已跌至每平方呎600～800澳门元，约五成多的楼宇单位价格仅在20万～50万澳门元之间，市场仍不见有明显的复苏迹象。这一阶段将是相当长的调整与消化过程。
二、澳门房地产建筑业的特点
（一）法律约束，自由竞争。澳葡政府通过颁布有关法令，对房地产建筑业实施管理。这些法令主要包括：《土地法》，对澳门土地的性质及使用加以规范管理；《都市建筑总章程》，对在澳门地区兴建建筑物的行政手续、建筑技术及材料、结构等，制定一整套规范；《建筑、景色及文化财产保护条例》，对凡被列为保留文物的建筑物之拆建、改建，加以严格管理；《建筑安全与卫生章程》，明确承建商与建筑工人的义务和责任，详细列举施工设备的运作、保养和安全施工的细则；《租务法》，规定与租赁房屋有关的事项以及业主和承租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经济房屋法》，对经济房屋的性质、土地占用、兴建、租售等加以规定。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各建筑商和房地产商自主经营，自由竞争，完全按市场规则运作。
（二）建筑分判，专业分工。建筑商从私人或政府取得承建工程合约后，通常根据整体工程的特点，将其分作若干部分。大而言之，分为地基探土工程、棚架工程、结构工程、装修工程等；小而言之，分为拆屋、打桩、搭棚、扎铁、造木、泥水、油漆、门窗、电器、水喉、地板、防火系统、电梯、清洁等。然后将这些具体工程以包账形式分别“判”给主持相应部分的人士或公司完成。承判者俗称“判头”。判头通常具有某方面的经验和技术，使施工质量和效率得到保证。判头与建筑商的责任划分很明确，有利于工程项目的经营管理。
（三） 发展迅速，大起大落。在最近二三十年间，澳门房地产建筑业成就卓著，从分散落后状态发展到大中小企业繁荣并举的局面。一些实力雄厚的建筑公司已能从事较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及建筑高层楼宇。当今的澳门，高层楼宇林立。在新马路、南湾和新口岸一带，集中着80年代以来落成的高楼大厦群落。然而在繁华的背后，澳门房地产建筑业也经历过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低迷，呈现出繁荣、萧条、复苏、繁荣的大起大落、螺旋式上升的特征。
三、澳门房地产建筑业存在的问题
（一） 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城市总体规划来明确和规范城市发展的模式和方向。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单个建筑商在市区各处任意建设，导致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朝着繁华市区同心聚集，功能分区不明显，城市布局零乱无序。建筑物的设计过分追求实用性而忽视审美功能，新建大厦多属四四方方的 “火柴盒” 型，缺乏特色和美感，难以与散落于澳门各处的典雅别致的欧陆式古建筑形成某种协调，致使澳门作为汇集古今中外不同风格建筑物的建筑博物馆的魅力因之减色。
（二） 建筑用地不足。澳门土地资源先天不足，建设用地短缺虽然可以通过填海造地来解决，但成本昂贵。80年代中期，填海造地的成本已达每平方公里超过10亿澳门元，这就严重制约着房地产建筑业的发展。
（三） 内需市场狭小，外来冲击影响较大。由于房地产经营利润丰厚，“炒楼” 的投机活动盛行，楼价被人为地抬高，加上澳葡政府大量批出土地，刺激发展商脱离市场的实际需求而盲目发展，造成供求严重失衡，房地产建筑业持续低迷。实际上，澳门人口总量不大，人口增长也没有房地产的增长快，本地需求毕竟有限，楼价高企又使得楼宇大量空置，有价无市，一般民众欲购无力，惟有望楼兴叹。内需市场狭小使得目前大量空置的楼宇单位难以在短时期内消化。此外，由于澳门经济的高度对外依赖性，澳门房地产建筑业对世界、尤其是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敏感，极易受影响而大起大落。市场容量小，也使其难以抵挡外来投机资金的兴风作浪。

概述

一、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是一国（或地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部门，是与世界各地联系的主要渠道。澳门区内面积狭小，微型海岛经济的特点决定其对外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举凡居民日常生活所需以及制造业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和原料等，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澳门生产的产品也主要销往外地市场。此外，旅游博彩业作为澳门的支柱产业，每年都吸引数百万人次的外地游客。人员与货物的频繁进出，必须借助发达的对外交通才得以实现。可以说，对外交通是澳门的生命线所在。目前，澳门的对外交通已经形成海陆空的立体网络，可以直达或中转至世界各地。
（一）陆路交通。澳门南临浩瀚的南海，仅在北面有陆路与广东省珠海市相连。陆路交通向来以岐关公路为惟一的通道。该公路也是连接澳门与中国内地的最主要的交通要道。1995年经由此通道进入澳门的车辆共有701198车次。1997年从陆路进入澳门的旅客有163万人次，占当年入澳旅客总人数的23.2%。
（二）水路航运。包括沿珠江水道和西江水道上溯航行的内河运输，以及在南海、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和黄海海域航行的沿海运输。澳门由于港窄水浅，基本上已无远洋直航。葡萄牙人利用帆船航行往返于澳门与里斯本等地进行东西方贸易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如今澳门出口到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货物，必须经由香港等地中转。1997年经由海路（主要是港澳航线）进入澳门的旅客有484万人次，占当年入澳总人数的69.1%。
（三）航空运输。包括港澳之间的直升飞机航线及澳门国际机场启用后开辟的航线。目前澳葡政府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或草签了航空协议，使用澳门国际机场的各国航空公司已超过19家，由澳门起飞可通达的城市超过23座。1997年经由空路进入澳门的旅客达到53.7万人次，占当年入澳总人次的7.7%。
二、邮政电讯
澳门邮政事业历史悠久，早在1800年就已设有海邮服务，通过海路寄递邮件。1884年，澳门发行第一套邮票。现在，澳门的邮政服务项目齐全，平邮或航空邮件可寄达世界各地，特快专递服务范围覆盖57个国家和地区。1996年全澳门邮务处理的邮件中，从澳门寄出的邮件达1082万件。
澳门虽然早在1929年就开始使用自动电话，但普及缓慢。直至1981年7月澳门电讯有限公司成立，电讯业务民营化，澳门电讯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除传统的电话、电报服务之外，还开设有图文传真、无线电传呼、移动电话、国际互联网(Internet)等新型服务，形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通讯网络。到1996年年底，全澳门共有电话206154门，平均每1000名居民拥有电话496门。
三、公用事业
澳门的公用事业包括公共汽车服务、机场和码头建设、桥梁和道路铺设、供水、供电、环境保护等。其中，公共汽车服务由新福利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和澳门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专营； 供水由澳门自来水公司专营； 供电由澳门电力公司专营； 环境保护则建有污水处理站、污泥处理站、垃圾焚化站等基础设施，并由专营公司负责进行城市清洁。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交通、邮电及公用事业，作为基础设施的主要硬件构成，不仅是居民日常生活与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其发达程度更是衡量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也是投资环境以及竞争力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澳门近20多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无论是对外交通还是区内交通均有根本性的改善，对外形成了一个海陆空的立体运输架构，在区内则建成了四通八达的连贯澳门半岛和两个离岛的道路网络。电讯网络系统较早实现了数字化，电话普及率极高。公用事业不仅为澳门居民提供了全方位、高质素的服务，而且在维护澳门旅游名城宁静悠闲、整洁有序的形象上功不可没。
基础设施的建设，即使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通常也是由政府来投资。澳门在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方面的投资与经营体制上则颇具特色，除了依靠财政列支投资计划开支 (参见“财税制度与金融保险业”部分“投资计划开支”条) 之外，还通过批给专营公司经营、与私人公司合资建设或经营、规定博彩专营公司 （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等多种形式，为澳门居民提供交通、邮电及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各种公共产品。

概述

一、渔业
渔业亦称水产业，是捕捞和养殖鱼类等水生动物及海藻类等水生植物，以取得水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一般分为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澳门渔业主要是海洋捕捞，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一页。早在三四百年前，澳门就已出现专为渔民出海作业而制造渔船的造船业，造船技术遐迩闻名。20世纪40年代，渔业一度成为澳门最大的产业。当时各类渔船的拥有量多达2300艘，作业渔民2万人。其时的渔业，连同海产加工和销售行业，如造船厂、船具供应、鱼栏、鱼贩、冰厂等前向和后向的相关行业，在澳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曾排在爆竹、神香、火柴等传统行业之前。早期渔业的发达，是由澳门的自然地理优势所决定的。澳门位于珠江出海口一侧，周围海域广阔，渔业资源丰富，而且海岸水静湾圆，便于渔船停泊。因此，澳门自古就是有名的小渔村，是中国沿海一带渔船的避风港。然而，到了当代，渔业作为澳门的传统产业已经逐渐萎缩。澳门附近的浅海水域由于受到工农业发展的污染以及由于渔民使用拖网捕捞，将鱼苗一网打尽，渔业资源逐渐枯竭。20世纪70年代，国际石油危机导致燃油价格狂涨，渔船出海作业的成本剧增，渔民纷纷弃船上岸，转从他业。到80年代初期，渔民发展深海作业，渔业产量有短暂的回升。从渔船在澳门卸下的渔获量来看，1980年为6642吨，1981年为7542吨，1982年为9050吨。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澳门渔业出现江河日下之势。渔获量在1988年为2407吨，1989年为3386吨，1990年为2532吨，1991年为2453吨，1992年为2805吨，1993年为1964吨。到1994年，仅有1930吨，相当于1982年渔获量的21.3%。在渔业不景气、渔获量锐减的情况下，澳门本地对渔获量的巨额需求的缺口只有依靠进口来填补。1994年，澳门进口的渔获量达9686吨，加上在澳门卸下渔获量1930吨，并减去出口1744吨，可得当年本地消耗量为9872吨，其中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的进口占98%。历年在澳门卸下的渔获量占本地的消耗量之比为：1988年44%,1989年47%,1990年30%,1991年27%,1992年31%,1993年22%,1994年20%，呈现逐年滑落之势。与此同时，到周边沿海地区出海作业的澳门渔船不返回澳门卸下渔获量的现象也逐渐增多，这是因为周边沿海地区在船具供应、渔船维修、渔获收购价格水平等方面，已呈现较强的竞争优势，对澳门渔民颇具吸引力。澳门本地水产市场不发达，渔获加工规模不大，也是导致渔获在外地卸下的因素之一。渔船及渔民的数量，往往反映出渔业的盛衰程度。20世纪80年代末，澳门拥有渔船800艘，其中虾艇最多，有563艘，占70%；其次为网艇与双拖。这些渔船的渔获装载量多在30吨以下，绝大多数为15～20吨。渔船的船体多属木质结构，长度大多数在25～30米之间，船龄多为3～6年。能到远洋深海作业的渔船超过150艘，马力在600～900匹之间。众多渔船中，在澳门卸下渔获的并不多，1989年为342艘，1990年为257艘，1991年为277艘，1992年为247艘，1993年为201艘，1994年为198艘，年均递减9.7%。渔船员工1988年为5107人，此后连年递减。且雇佣外地员工渐多，本地渔民后继乏人，目前仅余数百人，青年一代更少有人出海捕鱼。此外，与渔业活动密切相关的渔栏及其员工的数目也在锐减。1990年有鱼栏60个，员工361人； 1991年有鱼栏56个，员工329人； 1992年有鱼栏49个，员工225人； 1993年有鱼栏43个，员工190人； 1994年有鱼栏42个，员工仅有154人。渔业的专用码头也从1990年的19个，减至1994年的11个。日趋式微的澳门渔业何去何从，确实值得各方关注。
二、农业
农业是利用动植物的生活机能1而对动植物进行人工培育，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一般包括植物栽培业和动物饲养业。狭义的农业仅指种植业，或仅指农作物栽培业；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 （禽畜饲养业）、副业、渔业 （水产品养殖）。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可为居民生活提供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澳门地处南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农作物可以常年生长。不过，整个澳门地区面积狭小，丘陵台地多而天然平原少，土壤瘦瘠，酸性较大，有益化学元素含量低。因此，农业在澳门可谓有天时而无地利。随着澳门城市化的推进，农业逐渐丧失存在的空间。大体而言，澳门农业仅存园艺业的蔬菜、花卉种植以及饲养业的三鸟 (鸡、鸭、鹅的合称)、生猪和奶牛的圈养，而且其中一部分行业已经或者正在消亡。历史上，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曾经是澳门农业的鼎盛时期。1946年，广东省潮汕一带发生严重旱灾，农作物几乎全部失收，逃荒灾民蜂拥进入澳门。其时，澳门荒地颇多，到澳门的灾民多为农民，迁入澳门后便重操旧业，以拓荒务农为生，澳门农业由此渐有起色。1952年7月，澳葡当局炮轰拱北的 “关闸事件”发生后，内地一度停止向澳门供应蔬菜，澳葡政府不得不推出鼓励种菜的政策，允许居民自选土地，开垦种植，澳门农业因此进入大开发的阶段。此时，澳门农民在经营上仍然采取自耕自给的方式，在耕地种菜的同时，还兼养猪。60年代中期，澳门菜地多达1000余亩，日出产蔬菜约占市场供应量的一半左右，创造出澳门农业史上的最高纪录。此后，伴随着澳门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城市的迅速扩张，澳门有限的耕地不断被蚕食，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源也出现大量流失。作为一个微型的海岛经济，农业产业在澳门既无独特的资源，也无比较优势，因而在20世纪末期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亡。目前，澳门除了尚有花卉培植和少量鸡鸭饲养之外，已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农业生产。澳门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农副产品，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来源地主要是中国内地，尤其是毗邻的珠海市。据估计，澳门每天消费的进口鲜活食品，包括生猪400多头，三鸟7000～8000只，鲜鱼8～9吨，新鲜蔬菜70～80吨。

概述

澳门的行政机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处于最上层的是澳门总督。总督既是澳葡政府的首脑，统管澳门的行政事务；又是葡萄牙在澳门的总代表，代表葡萄牙法院以外的其他主权机关——总统、议会和政府。基于司法独立的原则，总督作为澳门最高行政长官，不享有司法权。葡萄牙宪法规定，由共和国总统负责澳门事务。因此，澳门总督由总统任免并授予职权。总督在政治上直接向总统负责，而无须向葡萄牙政府负责。总督的职级相当于葡萄牙政府的部长。总督作为葡萄牙在澳门的代表，拥有广泛的权力，除行使澳门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外，总督通过与立法会分享权力，还拥有制定法令的权力。
处于澳门行政系统的中层机构是政务司。政务司作为总督的助手，协助总督处理政务，在澳葡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总督。政务司由总督提名，报葡萄牙总统任免，其职级相当于葡萄牙政府的副部长。政务司人数最多不得超过7名。政务司的类别称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由各届总督自行决定。如文礼治执政时，曾创造性地设立“大型建设政务司”及“过渡时期事务政务司”，分别负责机场、港口、大桥等大型工程的建设以及协调澳门过渡期各项事务。政务司本身没有法定的权力和任期，其职权和任期均由总督以训令的形式授予和确定。澳葡政府现设有7个政务司，分别为：经济协调政务司，运输暨工务政务司，司法政务司，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务政务司，保安政务司，传播、旅游暨文化政务司和社会事务暨预算政务司。
除总督和政务司外，澳葡政府的组成还包括各司、厅、处、组、科等职能部门，它们构成澳门行政系统的第三层次，是澳葡政府执行政策的办事机构。其主管官员为司长、厅长等，如财政司司长、治安警察厅厅长等。各司的权力及管辖范围由分管的政务司以批示形式授权确定。各司下面又设厅、处、组、科等下属单位。
由于法律规定总督有权设立、重组或者撤销行政机构，这就为历届总督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实际需要来组建政府机构提供方便。长期以来，包括政务司的人数及分工在内的整个澳葡政府的行政架构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
澳门的市政机构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自从1583年设立议事局以后，在澳葡萄牙人就开始三年一度的议事局选举，土生葡人以及葡萄牙本土到澳门的自由葡人均有选举权，议员经由他们选出，但最后要由葡印总督确定。20世纪40年代，有记者将议事局译为市政厅，该称谓遂为各报甚至官方采用。1940年议事局重修时，在门楣上刻上“市政厅”三个中文字，议事局正式易名为市政厅。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市政厅一直作为居澳葡萄牙人的自治机构，所有市政委员均由葡萄牙人担任。直至1965年，澳门总督委任崔德祺和林天均两位华人担任市政厅委员，才打破这种局面。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签订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88年9月，澳门立法会通过 《市政厅法律制度》，市政厅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目前，澳门地区设立有两个市政机构，即澳门市政厅和海岛市政厅，分别管理澳门半岛市政区和包括氹仔岛和路环岛在内的海岛市政区。两个市政厅均属具有公权的团体，有各自独立的管理机构和财产，享有行政及财政自主权。每个市政厅均由市政议会和市政执行委员会组成，其中市政议会为决策机构，市政执行委员会为执行机构。市政厅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市的规划和提出建议，负责公共卫生、文化、娱乐、体育、环境的维护，车辆和摊贩的牌照也由市政厅负责发放。澳门市政议会由13名议员组成，其中3名由总督委任，5名来自直接选举，另5名分别在不同利益的团体中间接选举产生。市政议会议员每届任期4年，连选得连任。市政执行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其中主席和1名全职委员由总督委任，全职副主席和2名兼职委员由市政议会议员互选产生。市政议会主席为当然的市政执行委员主席。澳门市政厅所辖工作人员有两千余人。
海岛市政议会由9名议员组成，其中3名由总督委任，3名来自直接选举，3名由不同的利益团体间接选举产生。市政执行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和兼职委员各1人组成，全部由总督根据市政议会议员互选结果委任产生。市政议会主席为当然的市政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总督指定。海岛市政议会、市政执行委员会的任期和运作方式与澳门市政议会、市政执行委员会相同，属下亦设有工作部门。目前，海岛市政厅辖下有工作人员近千名。
截至1997年12月31日为止，澳葡政府共有17589名现职人员。平均每1000名居民中约有42名公职人员。澳葡政府公职人员的范围非常广泛，分布于不同的政府部门、自治机关、公共基金会和公共企业。根据现行法律，公职人员可以分为公务人员、服务人员和散工三类。公务人员是以确定委任方式或者定期委任方式任用的公职人员，约有六千余人。他们是公职人员队伍的基本力量。服务人员是以临时委任方式、编制内散工方式或者编制外合同方式任用的公职人员，有3000余人，其中不少是聘自葡萄牙的担任领导或技术顾问的人员。散工是以散工合约的方式任用的公职人员，有近6000人，他们多以工人的身份担任政府机关日常的勤杂工作。
澳葡政府实行公务员制度已经有较长的时间。有关公务员的法律制度也从无到有，从不完善走向较完善。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关法律在内容上已经相当完善，但因多为单行法规，形式上仍然十分零散。1989年年底，澳门总督韦奇立获立法会给予立法许可，将零散的单行法规编纂成四部法律，即 《外聘人员通则》、《领导及主管人员通则》、《职程之一般制度》和《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对公务员的入职、考试、晋升、薪俸、津贴、工作评定和违纪惩戒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
长期以来，澳葡政府司级以上官员为葡萄牙人所垄断，只有个别土生葡人能跻身其中。华人进入公职已属不易，即便有幸进入，大多数人也不过担任低级公务员职位，甚至担任勤杂工作。据1988年澳葡政府行政暨公职司的统计，在11499名公务员中，以出生地划分，澳门6710人，占58.3%; 葡萄牙1312人，占11.4%; 中国其他地区2538人，占22.1%; 其他国家和地区939人，占8.2%。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在澳门这样一个中国人占总人口97%以上的地方，华人在政府公务员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少，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不相称。高级公务员的情况就更加突出。据1988年的统计数字，司级官员中，澳门本地出生者仅有2人，葡萄牙出生者为16人； 厅级官员中，澳门本地出生者15人，葡萄牙出生者29人； 科级官员中，澳门本地出生者68人，葡萄牙出生者5人，明显不成比例。而且澳门本地出生的高级公务员亦多为土生葡人，中国籍公务员几乎是空白。这种状况与中葡两国达成的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的声明相去甚远，必须在过渡期内加以改变。
经过10年的努力，澳门公务员本地化取得一定的成绩，政府公务员的国籍结构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籍居民担任领导职位，并终于产生第一位华人司长。然而，这点进展与社会对公务员本地化的要求差距还很大。因此，加快公务员本地化步伐的呼声日高，要求愈加迫切。澳葡政府必须加快公务员本地化的步伐，以满足澳门社会的实际需要。

概述

现代意义上的澳门立法会，是继《澳门组织章程》于1976年颁布生效之后，于同年8月产生并投入运作的。澳门第一届立法会由17名议员组成，其中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各6名，另外5名由总督委任。1990年4月，修改后的《澳门组织章程》将澳门立法会议员扩充为23名，其中7名由总督委任，8名由直接选举产生，8名由间接选举产生。从《澳门组织章程》关于立法会权限的规定看，立法会享有较为广泛的立法权。然而，立法会并不是惟一有权为澳门立法的机关。葡萄牙主权机关在法律上保持着为澳门地区立法，或者将葡萄牙法律延伸到澳门适用的权力。即使在澳门本地，立法会也必须与总督分享立法大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葡萄牙立法机关为扶持澳门本地立法机关，逐步放松对澳门立法权的控制，不再为澳门大量立法，或者将葡萄牙法律延伸适用于澳门。可是，总督与立法会分享立法权的做法依旧存在。据统计，1988年至1992年间，澳门本地总共颁布513部法律、法令，其中总督颁布432个法令；此外，即使将授权总督立法的法律计算在内，立法会也只通过81部法律，仅占15%。这种情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有关立法会独享立法大权、行政长官不再享有立法权的规定相比，差距甚大。澳门立法会必须提高立法能力，承担更多的立法重任，才能完成历史交付的重任。
长期以来，澳门的法院属于葡萄牙法院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法院的设置、职能、活动原则和程序等，都直接由葡萄牙法律规范。澳门总督和立法会均不得就澳门司法制度制定任何法律。根据葡萄牙现行制度，整个葡萄牙划分为4个大法区，澳门地区属于里斯本大法区之下的一个单独的小法区。
澳门没有独立而自成体系的法院。设于澳门的3间法院，即普通管辖法院、刑事起诉法庭和审计评政院，均为一审初级法院。对普通管辖法院和刑事起诉法庭判决的上诉，要向对其有管辖权的里斯本大法区法院提起，并最终接受葡萄牙最高法院的管辖。对澳门审计评政院的判决不服，则须向葡萄牙审计法院提起上诉。1987年中葡两国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后，情况开始有变化。1989年和1990年，葡萄牙分别修订宪法和《澳门组织章程》，确定澳门应拥有享有自治权的适应澳门地区特点的自身司法组织。为了实现这个转变，葡萄牙议会于1991年通过《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1992年，澳门总督颁布《澳门司法制度法》和《审计法院组织法》，作为执行《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的补充法律。
根据上述法律设立的澳门现行法院体系包括：
（一）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是澳门法院中等级最高的法院。它由院长和6名法官组成，以全会和两个分庭的形式运作。全会与分庭的审判权限不同。全会有权审理分庭之间管辖权的冲突，受理不服分庭的裁判而提起的上诉。全会运作时，法官数目不得少于5名。每个分庭则由3名法官组成。其中一个分庭负责审理一般民事和刑事案件。《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 赋予高等法院一定的受理上诉案件的权限，但权限以外的上诉案件受理权，仍由葡萄牙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保留。有关澳门总督、各政务司的行政行为而提起诉讼案件，亦仍由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审理。
（二） 审计法院 审计法院由院长和2名法官组成，设一个合议庭，2个专门分庭，各以合议庭和分庭形式运作。对分庭的判决不服，可以向合议庭上诉。至于合议庭与总督之间在批阅事宜上的分歧，则向葡萄牙审计法院上诉并由该院裁决。合议庭由院长主持，2名法官参加。两个分庭各有一名法官： 一个分庭负责预先监督、审查受监察机关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有关经济负担是否符合财政预算； 另一个分庭负责事后监督、审查受监督机关的收入、支出、征收、承担等是否合法。
（三） 第一审法院 澳门第一审法院包括普通管辖法院、刑事起诉法庭和行政法院。普通管辖法院设有3个法庭，配备4名法官。每年轮留由其中一名法官担任院长，负责审理由其他法院管辖以外的案件。刑事起诉法庭又称刑事预审法院，设2个法庭，各由1名法官和1名检察官共同负责，对可能判处2年以上徒刑的案件进行预审工作。行政法院由原审计评政院演变而来，设有一名法官，负责审理行政、税务、海关诉讼方面的案件。
澳门检察院是代表澳门地区提起刑事诉讼、维护法制及法律保障的权益的享有自治权的独立司法机构。澳门检察院由1名助理总检察长领导，设有3名检察长和12名检察官。检察院派驻高等法院和审计法院的代表为助理总检察长，并由检察长协助； 派驻第一审法院的代表为检察长和检察官。助理总检察长及派驻审计法院的检察院司法官由总督应澳门司法高等委员会的建议任命，其他检察院司法官由总督应澳门司法委员会的建议任命。澳门检察院实行垂直领导制，其司法官员有等级从属关系，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因此，澳门检察院必须服从葡萄牙总检察长公署的领导，助理总检察长必须服从总检察长的领导。
澳门检察院享有刑事起诉权，并领导或者监察对刑事案件的侦查； 参加各级法院的审判活动，维护法院的独立性，并监督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助理总检察长作为政府的法律顾问，有责任向总督提供法律和专业意见，协助签订与澳门地区有关的合同； 监督澳葡政府各部门、公务员及澳门居民遵守法律的情况； 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确保其符合法定程序。
澳门的律师不是司法部门的组成部分。律师是独立的私人职业，不受制于政府。澳门的律师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且取得长足的进展。到1997年底，在澳门律师公会注册的律师有90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土生葡萄牙人占绝大多数，分布于20多间律师事务所。
澳门律师执业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单独执业，即由一名律师自设律师事务所，单独开展业务； 二是合伙执业，即由2名或者2名以上的律师以合伙形式执业，业务盈亏按各合伙人的协议摊分； 三是雇佣执业，即由1名律师为雇主，其他律师为雇员，开展业务。
除律师外，澳门还有在法院登记注册的律师助理。律师助理与律师不同，他们只能处理一般的法律事务，或者作为简易民事案件的代理人，或者出庭为一些简单的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进行辩护。重大的民事、刑事案件以及可以上诉的案件，只能由律师办理。至今澳门只有少数几个中国公民担任律师和律师助理。在中国人占绝大多数的澳门地区，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需要尽快改变。

概述

澳门现行法律由两大部分构成：源自葡萄牙的法律和澳门本地法律。
在澳门适用的葡萄牙法律，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葡萄牙本土实施且延伸到澳门适用的法律。包括1976年颁布并于1982年、1989年作过两次修改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以及俗称“五大法典”的《葡萄牙民法典》(1967年)、《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1961年)、《葡萄牙刑事诉讼法典》(1929年)、《葡萄牙商法典》(1888年)和《葡萄牙刑法典》(1886年)等。此类法律构成澳门法律的主体。为了适应法律本地化的要求，澳门已颁布由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澳门刑法典》、《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澳门民法典》、《澳门民事诉讼法典》和《澳门商法典》等。
（二）葡萄牙专门为澳门制定的法律。包括1976年颁布并于1979年、1990年修改过的《澳门组织章程》和1991年的《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等。
（三）葡萄牙为其包括澳门在内的海外殖民地制定的法律。如1961年《税务法》和《海外都市性不动产租赁特别制度》等。
（四）经葡萄牙批准，并延伸至澳门适用的国际公约和条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
澳门本地法律则有两类：一类是澳门立法会制定的法律，这类法律的数量不多。据统计，自1976年澳门立法会成立至1992年止的4届立法会，总共才制定248部法律。另一类是澳门总督制定的法令和规范性批示，这类法律的数量较大。据统计，仅仅在1988年至1992年间，总督就制定432部法令。1993年澳门基本法颁布后，立法会将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唯一立法机关的趋势已成定局，澳门立法会正在作出努力，更多地承担澳门的立法任务。
根据《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澳门原有法律除与基本法相抵触或经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因此，澳门原有法律将构成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澳门原有法律与澳门现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仅指澳门现行法律中由澳门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即由澳门立法会和总督制定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澳门实施的葡萄牙法律是葡萄牙主权的体现，是殖民管治的一种表现，它不属于澳门基本法规定的澳门原有法律的范畴。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部分法律将随着澳门的回归而消失。实际上，在澳门适用的葡萄牙法律是澳门现行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不少法律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所需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将延伸适用于澳门的葡萄牙法律本地化，使之成为澳门原有法律，就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根据中葡双方达成的共识，澳门外来法律本地化的工作，可以分为5个阶段：
（一） 清理。统计外来法律的数量，并加以整理，掌握在澳门适用的外来法律的基本情况。由于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的时间相当长，其间有大量的法律被延伸适用于澳门，但是葡萄牙政府和澳葡政府一直没有作过系统的清理和统计工作。因此，统计和清理在澳门适用的葡萄牙法律，对澳门法律现状、尤其是对外来法律有一个准确且合乎实际的了解，是法律本地化工作得以有序进行的前提。
（二） 分类。将外来法律中需要本地化、过渡到澳门特别行政区适用的法律、法规区分出来，而将那些年代久远、早已过时，或者与澳门现实脱节，或者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没有必要本地化的法律摒除出去。
（三） 翻译。将外来的葡萄牙文法律翻译成中文，以使占澳门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居民能够了解法律的内容。
（四） 修订。按照澳门的法律地位和实际需要，对外来法律加以删除、修改和补充。修订法律时应注意掌握三个标准： 第一，要与联合声明和澳门基本法相衔接。凡是带有殖民色彩的法律立场及其条文、用词等，都必须删改，以符合澳门的法律地位。第二，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除了专门为澳门制定的法律外，适用于澳门的葡萄牙法律，都是根据葡萄牙的实际情况及其需要制定的。这些法律既不能体现澳门居民的意志，也不能反映澳门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因而难以被澳门居民认同和接受。只有结合澳门的实际加以修订，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第三，要满足法律现代化的要求。在澳门适用的葡萄牙法律，大部分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制定的。许多内容陈旧过时，没有伴随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各国法律现代化而现代化。有些法律即使在葡萄牙，也早已作过修订，为新的法典所取代。由于澳门本地立法机关没有对其进行修订，而葡萄牙修订过的法典又没有延伸到澳门适用，以致形成澳门还在适用连葡萄牙本土都早已废弃的旧法典的怪现象。很明显，这些陈旧的外来法律的内容必须更新，跟上各国法律现代化的步伐，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五） 过户。由澳门本地立法机关对经修订的外来法律，通过立法程序予以确认，使之成为澳门本地立法机关自行制定的澳门原有法律，以便顺利过渡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适用的法律。
1987年 《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签订以来，澳门外来法律本地化的工作也取得一定的进展。

概述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航船遭风浪袭击，所带贡物浸湿，采用贿赂地方官员的手段，获准上岸晾晒贡物。进而搭篷建屋，聚居成村，并以每年向负责广东省沿海巡防事务的地方官行贿白银500两的代价，获准入居澳门。1572年起，葡萄牙人才将此银两改作地租，交纳给中国明朝政府。从此，葡萄牙人正式赁居澳门。1840年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以及此后列强侵华战争，迫使腐败的清朝政府不断向列强割地赔款，从而给葡萄牙强行占领澳门造成机会。从1849年起，葡萄牙人不再向清政府交纳地租；1851年，葡萄牙人侵占氹仔岛；1864年又占领路环岛。至此，葡萄牙人完成逐步占领澳门的历史过程，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在内的整个澳门地区均被葡萄牙占领。从此，中国政府无法再对澳门地区实际行使管辖权。
1974年葡萄牙“四二五”革命胜利后，实施非殖民政策，宣布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的领土。1979年2月8日，中国和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对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葡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首次访问中国。中葡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澳门问题举行会谈。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总理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联合声明批准书，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从此进入过渡时期。
1988年4月13日，中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先后举行几次全体会议，并就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广泛征询澳门居民的意见，作了大量的工作。1993年3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公布基本法，命令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自此，澳门进入后过渡期。
澳门基本法是中国对澳门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国家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有利于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澳门特别行政区以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依法保护私人和法人财产的取得、使用、处置和继承的权利，以及依法征用私人和法人财产时被征用财产的所有人得到补偿的权利。
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澳门基本法规定，保持澳门的自由港地位，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并保留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关税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以 “中国澳门” 的名义，继续参加关贸总协定以及关于国际纺织品贸易安排等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包括优惠贸易安排。
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独立的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自行制定财政政策，保持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使财政预算与本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自行制定预算，不与中央财政挂钩； 自行支配财政收入； 将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不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征税。
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开放的金融、货币制度。澳门原有的金融制度也是自由开放型的。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等，只要符合法定条件，都可以自由经营，资金可以自由进出。澳门币作为澳门的法定货币，可以自由兑换。
澳门基本法还规定，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商业发展的政策，改善经济环境和提供法律保障，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鼓励投资和技术进步，开发新产业和新市场。保持和完善原在澳门实行的航运经营和管理体制，自行制定航运政策。自行制定民用航空管理制度。自行制定劳工政策，完善劳工法律。自行制定教育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并依法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专利和发明制造。自行制定文化政策、新闻出版政策。自行制定有关社会福利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等。
澳门基本法通过并公布后，受到澳门居民的欢迎。各界人士认为，澳门基本法的条文具有鲜明的澳门特色，既维护国家主权，体现国家对澳门实行 “一国两制” 的方针； 又照顾到澳门社会的整体利益，结合澳门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将保证澳门的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

概述

澳门虽然向来被称为“弹丸之地”，但其社会生活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却极为引人注目，素有 “小世界、大文化” 之称。
澳门居民主要由原住民、新移民、土生葡人及其他外来人口组成，呈现出华洋混杂的人口形态。加上澳门社会以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前来旅游的中外游客数量繁多，更增强其 “混杂性” 的程度。
独特的社会生活，形成独特而又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华人文化、葡人文化、土生葡人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语言文化、法律文化、风俗文化、体育文化、饮食文化、节令文化、博彩文化等等，异彩纷呈。
澳门社会文化的“混杂性”，仅从语言方面即可看出。汉语是澳门的主要语言，其书面表达形式较为一致，但其口语却是 “众说纷纭”。粤方言在澳门居于强势地位，普通话、闽方言、吴方言等也有相当的应用。葡萄牙语的实际应用范围虽不广泛，却是在澳门沿用多年的官方语言。澳门回归祖国之前的所有官方活动及宣传、教育活动，均以葡语为主。英语在澳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也有相当的应用，年轻一代的口语中常常夹杂英语词汇。土生葡人的语言则是粤语与葡语的混合。这些不同的语言相互渗透，使得澳门的语言现象独具风采。
华洋杂处使澳门包容着众多的宗教文化。佛教从唐朝开始传入澳门，迄今不仅寺庙众多，有普济禅院、菩提园、药王禅院等著名的寺庙，而且佛教中的不同流派，如净土宗、曹洞宗乃至泰国小乘佛教、创价学会等，都在澳门得到发展。澳门民间的观音信仰也颇为流行，氹仔、路环九澳、望厦等地都建有观音庙。道教大约在明宪宗成化年间进入澳门。与道教有关的天后 （妈祖） 信仰，是澳门本土最早的民间信仰。时至今日，澳门大多数市民仍会在农历年三十晚去妈祖阁拜祭。海神信仰是澳门地区较为普遍的民间信仰，其中以对朱大仙、三婆神的崇拜最具特色，此外还有对洪圣爷、水上仙姑、悦成龙母等海神的崇拜。至今澳门仍有一些水上人家保持着海神信仰。另外，民间传说中的哪吒、康君、关帝乃至石敢当、土地、财帛星君、鲁班先师、华光大帝等，也受到程度不等的信奉。一贯道也曾在澳门有所活动。天主教在澳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16世纪以来，一直在澳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天主教有关的节日、习俗乃至教育、文化等，已成为澳门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天主教教会学校在澳门的中小学校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基督教从19世纪初叶起传入澳门，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基督教组织在澳门开展各种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澳门的基督徒约有5000人。此外，澳门还有伊斯兰教、巴哈伊教、琐罗亚斯德教、神慈秀明会、摩门教、基土拿教等教派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有所活动，并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不同的宗教文化长期和平共存，澳门的生活习俗呈现中外交融、多姿多彩的多元化特色。总的来看，澳门的生活习俗可分为华人习俗、天主教习俗、基督教习俗三大类。较为引人注目的既有中华传统的节庆如春节、清明等，也有西方的圣诞节等；既有中式的婚礼，也有西式的婚礼；既有重阳节的登高，也有花地玛圣母游行等。还有一些西洋习俗，如愚人节、情人节、母亲节等也有吸引力。
旅游博彩文化构成“澳门形象”的基调。澳门的博彩业历史悠久，时至今日，已使澳门成为世界著名的赌城之一，有“东方蒙地卡罗”之称。澳门的赌场几乎可用“比比皆是”来形容，其中较大的有葡京大酒店、海上皇宫、金碧赌场、怡东酒店、回力球场等。澳门的夜生活场所众多，夜总会与浴室极为普遍，主要聘用泰国的青年女子作为服务员。荷兰园一带，夜总会、浴室、泰国食肆林立，此处向有“小泰国”之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法国巴黎艳舞”，至今仍在葡京酒店演出，成为澳门夜生活的重要景观。90年代以后又有“桌上舞”表演，全由西洋女子表演。1989年9月10日，澳门赛马正式开跑。第一次赛狗则早在1936年9月28日举行。赛狗、赛马和赌场构成澳门的三大博彩业。澳门社会是典型的商业社会，博彩文化的兴盛即为证明。社会现象的方方面面，都映射出商业文化长期塑造的模式。
澳门有较为完整的文化设施，如戏院、图书馆、书店等，可供市民在余暇时间进行有益身心的活动。政府与民间团体还经常举办各种艺术节、展览、音乐与戏曲表演等，使得澳门的社会文化日趋成熟。
多元的、流动性的社会生活，形成了澳门社会文化开放性、商业性等特色。澳门被公认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我国与西方、日本与西方、东南亚与西方乃至拉美与东方的文化交流，不同程度地都在澳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来。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习俗陆续经由澳门传入中国，中华文化与风俗习惯也通过澳门传向西方。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中，澳门社会基本上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气度，多种不同的种族、文化都能够长期和平共处地生存在澳门狭小的地域空间，民族与文化的冲突很少发生。
然而，澳门也有其自身的社会问题，其中治安问题较为突出，主要是黑帮之间的相互斗殴。其他如交通问题、青少年问题、文化断层问题等，也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概述

澳门教育是从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定居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为宗教教育，早在16世纪后期，在澳门定居的葡萄牙人就开始创办圣保禄神学院。18世纪中期，又创办圣若瑟神学院。这两所神学院都是当时远东地区著名的大学院。可是，澳门世俗的文化教育发展较为缓慢。直到19世纪上半叶，澳门华人社会仍只有中国传统的私塾式教育，西方式的学校教育始终未能发展起来。20世纪初，澳门先后创建一批新学堂，如华商学堂、培基学堂、澳门英文学堂等，但由于经济落后和政府不干预私校教育，澳门的教育仍然很不发达，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
政府对于私立学校的管理制度、教学方法、内容等，一律采取不干预政策，缺乏对教育的资金投入。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澳门教育才在政府的架构中得到较为重要的地位，形成较为完整的教育体制。
澳门的教育机构一般分为官立、官制和私立三种类型。官立教育完全由官方承办和管理； 而官制教育则由特别的实体开办，接受政府资助，执行官立学校的教学计划； 私立教育从经费到教学计划，完全由开办者自己掌握。私立教育在澳门居于主导地位，大多数中小学生在私校就读。
澳门中小学的学制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中国内地学制、中国台湾学制、葡萄牙学制、港英学制等4种学制同时并存。这就给澳门的中小学教育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各校使用的教材不一、教法不一，造成各校学生的毕业年限不同、知识水平不同。此外，中小学教师的素质不高、数量不足，也是澳门教育的突出问题。政府对此做过不少工作，例如进行职前或在职的师资培训等，以期提高教师的水平。
1955年，澳葡政府将免费教育推广到私立学校。此举对澳门的基础教育影响深远。政府还有计划地实施批地建校计划，希望在1999年以前，增加一批新学校，确保有充足的学额，以达到免费教育的目标。
澳门的幼稚园作为一种学前教育，以3岁及3岁以上的儿童为教育对象。此种教育完全属于自愿性质，政府并不制定划一的政策，但会对各类幼稚园提供一定的赞助，也会对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与中小学一样，澳门的幼稚园一般使用华语、葡语、中葡语或英语授课。
1594～1835年间的澳门圣保禄学院，被称为远东的第一所西方大学。这是一所培养神职人员的高等学校，它的课程相当丰富，学生的来源也具有国际性，不仅对澳门，而且对中国及远东地区的高等教育，都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不过，澳门本土的高等教育一直没有成型，直到1979年澳门东亚大学成立，才标志着澳门的高等教育开始新的起点。1988年政府委托澳门基金会收购东亚大学，1991年改名为澳门大学，澳门的高等教育成为社会不可欠缺的一部分。目前，由澳门大学、澳门高等警官学校、澳门理工学院、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等院校，共同组成澳门的高等教育体系。澳门高等教育的师资主要来自香港、内地和葡萄牙等地，以香港为最多，以澳门本地为最少。澳门的高等教育主要由政府及私人企业开办，从拥有学生的数量来看，私立大学拥有四分之三的学生，官办大学的学生不足学生总额的1/4。在私立大学就读的大多是企业的在职人士。内地、香港及台湾的一些大学也在澳门招考大学生、研究生，成为澳门本土高等教育的补充。
特殊教育与成人教育在澳门也得到发展。澳门提供特殊教育的学校共4间，其中2间为官立，2间分别为澳门教区和慈善利益组织创办。1983年，澳葡政府经济司开设职业培训中心，为在职的劳工与公务人员提供各类实用的培训。此后，政府与民间开办的成人教育机构不断增加，开设的学校100余所，学生人数每年保持在三四万人。
澳葡政府机构中，负责教育事务的是教育暨青年司。该司下设4个厅和1个办公室，分别为教育厅、青年厅、学校暨行政厅、教育研究暨资源厅和高等教育办公室。
科技在澳门长期属于空白状态。1989年，当时的澳门东亚大学设立科技学院，开始培养工科人才。1988年，澳门基金会进行全面改组，其职能主要是“鼓励科学研究，特别是有关东亚大学(1991年改名为澳门大学)管理”。1992年2月，该基金会修改章程，侧重扶持文化和教育，促进科学和技术研究，发放奖金，资助科研项目。曾先后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葡萄牙热带科学研究院、葡萄牙国立土木工程实验室、澳门土木工程实验室、澳门大学等机构合作，利用本地及其他地区的科研力量，推动澳门科技发展。由于澳葡政府没有专门负责科技的部门，该基金会接受政府委托，进行一些协调工作，还帮助政府制订科技发展政策。
1992年，联合国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在澳门成立。同年，浙江大学一贺田研究所也在澳门成立。加上澳门原有的自来水有限公司化验研究中心、澳门大学科技研究中心、地球物暨气象台、卫生司实验室和澳门土木工程实验室等，构成澳门主要的科技网络，承担着人才培养、开发研究等任务。

概述

澳门的文学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末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澳门的文学基本上属于“过客型”，多是知名的文人、学者、政治家等在客居澳门时创作的作品。吴历、汤显祖、屈大均、陈恭尹、澹归、林则徐、孙中山、汪兆镛等名人，都曾寓居澳门，写下一些优秀的作品。汤显祖曾将他在澳门的所见所闻，写进名剧《牡丹亭》中。葡萄牙大诗人贾梅士在16世纪中叶贬居澳门期间，写出名诗《葡国魂》。抗日战争期间，英国大诗人奥登也曾到澳门旅行，写出著名的诗歌《澳门》。有些文学家虽然没有到过澳门，却在他们的作品中写到澳门，例如闻一多在名诗《七子之歌》中写有《澳门》诗，郁达夫、钱钟书分别在小说《过去》、《围城》中写到澳门。
1916年，澳门本地出现华文文学刊物《诗声》。不久，又成立文学社团“雪社”。20世纪30年代初，澳门新文学开始在本土形成，但其真正成熟，则是在80年代以后。1983年3月，澳门东亚大学学生创立“中文学会”。同年，《澳门日报》创办澳门历史上的第一份纯文艺副刊《镜海》。1985年，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出版《澳门文学创作丛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套文学作品集。1986年1月，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举办“澳门文学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学者除有本地学者之外，还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韩国的学者。这次会议比较集中地探讨了澳门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对于“澳门文学”这一概念的确立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后，澳门的文学发展呈现较为蓬勃的态势。一方面是不断出现新的文学社团及刊物，如澳门笔会、五月诗社、澳门写作学会，《澳门笔汇》、《澳门现代诗刊》、《蜉蝣体》等；另一方面是本土的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创作成果迭出。
比较而言，现代诗在澳门文学中似乎较为可观。从出版量及其质素和影响来看，澳门的现代诗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散文创作在澳门也有不小的成绩，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小说在澳门相对薄弱，但也有一定的成就。旧体诗词在澳门十分繁荣，不仅老一辈的作家、学者，就连写现代诗的一些年青人也参与写作旧体诗词，在当代汉语文学圈内颇为引人注目。澳门中华诗词学会于1990年成立，至今仍相当活跃。
澳门文学中的土生葡人文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其蕴含的文化意蕴及文学特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土生葡人文学有其特殊的语言、审美趣味以及文化结构，正如土生葡人诗人李安原所言：“我身上有来自贾梅士的优秀/和一个葡国人的瑕疵/而某些场合/又是一套儒家的思想。”
澳门民间文艺中，最深入人心的无疑是粤曲与粤剧。清朝道光、同治年间以来，粤曲、粤剧在澳门一直经久不衰。清平戏院、平安戏院、永文戏院等，都曾是粤剧演出的场所，都有过光辉的历史。千里驹、马师曾、薛觉先、白驹荣、靓少佳、廖侠怀、谭兰卿、任剑辉、白雪仙、何非凡、上海妹、半日安、余丽珍、麦炳荣、卢海天等粤剧名角，都曾在澳门演出。后来成为著名粤剧艺术家的红线女，则是从澳门开始其舞台生涯。粤曲曾是茶楼酒馆的流行曲艺，茶客一边品茗，一边听歌。一些名家常常驻场演唱，吸引不少听众。目前，澳门仍有不少粤曲团体。坚实的群众基础使粤曲成为澳门较有生命力的艺术品种之一。
早在1905年，孙中山的革命友人陈少白就在澳门创立戏剧学校，培养戏剧人才，到民间演出，宣传革命。不久，优天社及优天影剧团成立，话剧开始进入澳门社会。抗日战争期间，广州的一些话剧学校迁至澳门，一度造成话剧在澳门繁荣的局面。当时，澳门出现不少剧社，演出富有时代精神的话剧以及一些经典剧目，如 《大刀王五》、《最后一计》、《九一八以来》、《雷雨》、《茶花女》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海燕舞台服务社 （后改名为海燕剧艺社） 在澳门有很大的影响，演出过《雷雨》、《林冲夜奔》、《夜店》、《梁祝》、《搜书院》、《屈原》 等剧。同时，学校的话剧活动十分活跃。60年代，澳门的话剧趋于低潮。不过，当时内地流行的革命样板戏，如 《红灯记》、《沙家浜》等，也曾出现在澳门舞台上。70年代末以后，澳门话剧再度繁荣，一些剧社相继建立，推动剧运的发展。澳门现有十余家剧社，每年参与举办艺术节与全澳门话剧汇演，对于推动话剧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电影在澳门的历史相当短暂。20世纪80年代，澳门才成立第一家电影公司。拍摄的作品有 《夜盗珍妃墓》、《大辫子的诱惑》等。
音乐在澳门可溯源至本土的中国渔民歌谣，但因年代久远，现已基本失传。澳门是中国西洋音乐最早的发源地，从晚清魏源的诗作 《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 中，即可领略100多年前西洋音乐在澳门的传播情况。近代以来，澳门一般的普罗大众喜爱粤曲，居澳葡人与华人知识分子则往往欣赏西方音乐或新音乐。中国著名音乐家萧友梅幼年在澳门开始接触西洋音乐。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出生在澳门。20世纪90年代以来，音乐在澳门越来越普及，民间或官方的音乐团体经常为公众演出，有时也走出澳门，到异地演出。近年澳门举办的 “国际音乐节”，汇集国际有水平的音乐家，对于提高澳门的音乐水平及欣赏水平起着积极的作用。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澳门美术界基本上由外来画家组成。十六七世纪时，一些西方的传教士留下一批油画作品。清朝初年的画家吴历在澳门创作的山水画，以及现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在澳门期间的创作，还有近代英国大画家钱纳利在澳门期间的美术活动，无疑是澳门美术史上的珍贵篇章。抗日战争期间，岭南画派的一代宗师高剑父在澳门从事创作与教学，对澳门美术贡献良多。关山月等画家当时也曾在澳门居住。此后，澳门本土的画家趋于成熟。澳门美术研究会 （后名澳门美术协会） 及颐园书画会的成立，更促进澳门美术的发展。80年代以来，澳门的美术团体已有十余家，创作种类繁多，现代画、漫画、设计、书法等均有出色的作品。
摄影、舞蹈在澳门的历史虽然不长，近年来却有较充分的发展。不仅在推广普及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艺术水平方面也取得很好的成绩。澳门的摄影作品曾在世界各地取得不少奖项。

概述

澳门的新闻出版业历史悠久，是中国早期报刊的发祥地，进入19世纪以后，葡萄牙人在澳门陆续创办各种外文报刊。1828年，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士在澳门创办中国第一份刊载中英文双语的报刊《依泾杂说》，将英文活字铅板与中文雕刻木板拼在一起印刷。澳门的中文报刊可追溯至《澳门月报》，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为了解外国情况，组织人力翻译澳门的外文报纸中有关外国情况的介绍及其对中国禁烟态度的报道，并摘要进呈道光皇帝，后来辑为《澳门月报》(也称《澳门新闻纸》)。
近代澳门中文报刊与政治风云关系密切，各派政治势力都借助澳门的特殊地位，创办报刊，向海内外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1892年，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澳门报纸上发表《致郑藻如书》。1893年7月，土生葡萄牙人印刷商飞南第主办的澳门葡文周刊《Echo Macaense》 (刊名栏署有“镜海丛报”四个中文字)，开始出版中文版《镜海丛报》的周刊。该刊被认为是澳门的第一份中文报刊，曾多次刊载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广告，报道孙中山的活动。1897年2月，中国近代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派》，宣传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
辛亥革命后，澳门的中文报纸获得较大的发展。《澳门通报》、《澳门时报》、《澳门日报》先后于1913年、1916年、1917年创刊，随后《濠镜晚报》 (1920年)、《平民报》(1924年)、《民生报》 (1924年)等相继诞生。20世纪20年代，由于中国时局的动荡不安，引起澳门民众的普遍关注，刺激中文报纸的进一步发展；当时澳葡政府实施对报馆予以宣传费津贴的制度，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其间先后又有《新声报》、《朝阳日报》、《大公报》问世。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多数中文报纸成为宣传救亡的阵地，并且催生出新的报刊。1937年11月，《华侨报》创刊，在澳门率先使用电讯收报机，首次设立采访部，在澳门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澳门陷于日伪势力的包围之中。报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澳门时报》、《平民报》、《新生报》、《民生报》先后停刊，《大公报》、《朝阳日报》也在1943年下半年停刊。一些挣扎生存的报纸或新创办的报纸，纷纷改换门庭，或发表亲日言论，或成为日伪喉舌。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市民日报》、《复兴日报》、《大公报》、《精华报》相继复刊或创刊，但业绩平平。
50年代，大批内地报人从内地来到澳门，为澳门的新闻业带来生机。1958年8月创办的《澳门日报》发展很快，是当代销售量最大的中文日报。
80年代以来，澳门新闻业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而进入兴旺发达的旅程。本地经济的发展、内地的改革开放、澳门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都促进澳门新闻业的发展，各报的销售量明显增加。经过不断的竞争，逐步形成七份中文日报并存的格局。与此同时，又出现一些新的中文周报，如 《澳门人周报》、《濠江论坛周报》等。
澳门的葡文报纸也有相应的发展。1822年9月 12日，葡人巴波沙少校在澳门创办葡文 《蜜蜂华报》。该报不仅是澳门的第一张报纸，也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张外文报纸。此后，葡文报纸在澳门陆续发行，如《澳门钞报》、《直报》、《澳门邮报》、《战斗报》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葡萄牙 “四二五” 革命的影响，澳门的葡人政治团体创办起自己的报纸，如《澳门晚报》、《澳门论坛周报》、《澳门人报》等。《号角报》则是天主教教区的机关报，其他的葡文报纸有 《商报》、《句号报》、《今日澳门》等。
澳门最早的广播电台创立于1933年8月，创办者是民间的一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每天21～23点间用葡语播送新闻和音乐，呼号为 “CON—MACAU”。1948年，澳葡政府接收此广播电台，先由新闻旅游处主管，后由邮电厅负责。1977年，其负责权又归属葡萄牙国家电视台。1982年10月起，澳门广播电台归由澳门广播电视公司管辖。不久，澳门广播电视公司改组为澳门广播电视有限公司，该公司由澳门电台与电视台两大块组成。澳门电台有中文广播及葡文广播。此外，绿邨电台则是澳门另一个有影响的电台，基本上属于商业性质，以娱乐性及资讯性为主。
长期以来，澳门居民主要收看香港的电视节目。1984年，澳门才真正拥有自己的电视台。不过，澳门电视台的经营一直不大理想。1989年，该台开始接受私人股份的注入，但亏损的局面似未改变。虽然如此，澳门电视台对于澳门本土文化的建设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
澳门的新闻政策基本上以葡萄牙的法律为依据，公民享有新闻和出版自由，无需事先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受保证金或任何先决条件限制，就可以创办报纸及从事其他任何出版物，官方也不设置新闻检查制度。不过，在具体的新闻活动中，澳葡政府制订有一系列的规范，约束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使之最大限度地符合公众的利益。
除了澳门本地的新闻机构外，一些国家与地区也在澳门设立规模不等的新闻机构。其中，较大的有葡国新闻社澳门分社及亚太分社、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等。中国新闻社在澳门设有专职记者，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等在澳门驻有兼职记者。
澳门的第一家印刷社成立于1585年，由耶稣会士创办，以传统的木板雕刻，印刷第一部由欧洲人指导编著的中文书籍。1588年，澳门已拥有从西方引进的全套先进的活动印刷设备，一批拉丁文的天主教著作相继出版。此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外文辞典《英华辞典》在澳门出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澳门出版业形成较大的规模，主要出版机构有星光出版社、澳门日报出版社、澳门出版社等。官方或民间的一些机构虽非正式出版社，但在出版书籍方面也很活跃，如澳门基金会、文化司署、五月诗社等。由于图书市场狭小，澳门本地的图书大多不依靠市场销售牟利，而是依赖于赞助。
澳门主要的新闻团体有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澳门周报协会、澳广视专业人员协会等。

概述

1955年，澳葡政府设立体育委员会。1956年，又改为体育海外委员会。1979年，政府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务政务司属下的教育暨青年司设立青年厅体育处，在学校推广体育运动。1986年，澳葡政府成立最高体育委员会，由澳门总督亲自担任主席，作为总督的长期性咨询机构。1989年，澳门体育总署宣告成立。澳门奥委会于1987年成立。澳门的田径总会、业余篮球总会、业余排球总会、羽毛球总会、桥牌总会、武术总会、射击总会等，都已加入世界或亚洲的体育总会。
澳门基本上没有培养体育人才的专门学院和机构，因而，从事体育运动的人大抵是业余的。经费或由政府赞助，或由私人赞助。综合性的体育场是1987年建成的综艺馆，可以进行多种体育运动的比赛。另有1982年建成的望厦体育馆，规模较小，设备也较简陋。莲峰球场是澳门的主要足球场，新花园游泳池和路环黑沙游泳池则是两个可供比赛使用的露天游泳池。
各项体育运动都在澳门有程度不等的发展。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游泳、羽毛球、武术、象棋、单车(即自行车，下同)、柔道、曲棍球、赛车等，每年都有定期的公开比赛。足球季节从每年9月至翌年的5月、6月间，长达八九个月。在此期间，澳门足球总会将组织甲组联赛及淘汰杯比赛。平时，澳门小型足球总会则经常举办多种联赛。田径运动在学校较为流行，长跑是其中最活跃的项目。田径总会在每年的4月25日、6月10日、12月31日都举行节日性长跑赛，在10月份举行半程马拉松赛，12月举行国际马拉松赛。国际马拉松赛在邻近地区有一定的影响，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葡萄牙、意大利、美国、德国、英国、荷兰、日本、新西兰、波兰、南非、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菲律宾、博茨瓦纳、奥地利等地的选手，都曾参加过比赛。每届参赛的选手均在600人以上。澳门游泳总会在每年的6月至9月，举行学生分龄赛、公开赛、长途泳赛等。有不少运动员踊跃参加。其他的项目也都以各种方式，在不同时间内进行比赛、交流。
澳葡政府体育总署成立以后，重视对青少年运动员的培训，每年都有各项培训计划，由来自中国、葡萄牙、日本等地的教练协助训练，或者资助本地教练出外学习。20世纪90年代后期，澳门与国际间的体育交流日趋频繁。澳门体育队参加的国际比赛有：第一届亚洲武术锦标赛、第二届亚洲武术锦标赛、第三届亚洲田径锦标赛、国际马拉松赛、多届亚洲单车锦标赛、世界杯及亚洲杯足球预选赛、亚洲足球锦标赛、世界雪屐(即旱地溜冰，下同)曲棍球锦标赛、第四届亚洲雪屐曲棍球锦标赛，多届世界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东亚壁球锦标赛，多届世界空手道锦标赛、世界羽毛球队际锦标赛，多届世界特殊奥运会，多届亚洲中国象棋锦标赛，多届世界中国象棋锦标赛，多届世界轮椅各项赛、世界柔道锦标赛、亚洲柔道锦标赛、第四届亚洲独木舟锦标赛、第六届世界游泳锦标赛、第五届亚太区游泳锦标赛、泛太平洋分龄泳赛，第一届东亚运动会等。

概述

澳门卫生司是管理全澳门医疗卫生工作的政府机关。主要开展基层卫生护理、医院卫生护理、行政统管和支援、专业培训发展等工作。
澳门的医疗服务分为初级保健网络与医院卫生护理两大体系。初级保健网络又称基层卫生护理，指的是卫生司从1985年开始逐步在澳门各个区域设立“卫生中心”，向市民提供较全面的初级保健服务。至1996年年底为止，澳门已建成8间卫生中心。医院卫生护理主要由仁伯爵综合医院与镜湖医院承担。仁伯爵综合医院是政府惟一的综合性医院，向澳门居民提供收费服务。不过，政府公务员及其直系家属、学生与教育工作者、肿瘤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成瘾性药物依赖者、65岁以上的市民及13岁以下的儿童、孕妇、由社会福利处发出享有免费医疗证的贫民或慢性病患者，均可在仁伯爵综合医院得到免费服务。镜湖医院属于私人性质的慈善医院，提供收费或免费服务。
此外，澳门还有不少由民间的社团、机构或宗教组织主办的诊所。较有影响的有同善堂诊所、工人医疗所、街坊总会及坊众会医疗所、协同诊所等。
澳门私人执业的西医大多毕业于中国内地的医学院校，少数来自葡萄牙。据1996年有关部门的统计，澳门有408位注册的西医。由于在仁伯爵医院与镜湖医院工作的医生如果没有私人执照，就不需要注册登记，所以澳门的实际医生数目应该大大多于408人。另据卫生司的资料显示，拥有大学文凭的中医有10人，中医士则有140多人，针灸师2人，按摩师13人。1997年，澳门平均每491人拥有1位医生，每466人拥有1名护士，每438人拥有一张医院床位。
澳门统计暨普查司的资料显示，1995～1997年导致澳门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有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其中，1997年由循环系统疾病引起的死亡占36.3%，肿瘤引起的死亡占25.1%，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死亡占11.9%。
澳葡政府在控制传染病方面作出不少努力。政府制定强制申报疾病的法令，需要申报的疾病有霍乱、伤寒、副伤寒、其他沙门氏菌病、阿米巴病、肺结核、其他形式结核病、鼠疫、麻风、白喉、百日咳、猩红热、传染性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破伤风、急性脊灰质炎、麻疹、德国麻疹、黄热病、登革热、甲型病毒性肝炎、乙型病毒性肝炎、其他病毒性肝炎、狂犬病、流行性腮腺炎、砂眼、立克次体病、疟疾、梅毒、传染性淋病、其他性病、艾滋病、新生儿破伤风和HIV病毒携带者等。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在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上发挥作用。公共卫生化验所设有水、食品、寄生物、血清、结核等多个化验组；捐血中心对收集的血液全部化验，检查是否有肝炎、艾滋病等疾病；药物事务处对药物进行严格管理；预防控制艾滋病统筹委员会专门预防艾滋病的传播。1992年卫生司颁布条例，对于夜总会、按摩浴室等娱乐场所的外地劳工，进行强制性的艾滋病检验。
1986年开始，政府的各个卫生中心为市民提供下列免费服务。(1) 妇女保健： 孕妇检查、护理及产前和产后的咨询服务； (2) 婴儿保健： 婴儿检查及发育辅导，儿童护理及给予父母指导，预防、诊疗和流行病治理； (3) 疫苗接种； (4) 家庭计划： 协助决定所需子女的数目及适当的时机； (5) 学校保健： 诊疗及特别指导，卫生教育； (6) 成人保健： 健康指导，预防、诊疗及流行病治理。上述免费服务的对象与仁伯爵综合医院的免费服务对象相同。
澳门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健康人口地区之一，婴儿夭折率低，母亲分娩死亡率几乎等于零，人口平均寿命接近最先进的发达国家。

概述

澳门有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有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高低起伏的岗陵分布在澳门半岛上，名显风姿，吸引不少游客。这些岗陵有东望洋山、西望洋山、柿山、莲峰山、螺丝山、青洲山等。澳门的街道、建筑物具有中西混合的特色，兴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物风格各异，使澳门享有 “建筑博物馆” 之称。澳葡政府曾公布评定为 “纪念物” 的名单，其中包括圣奥斯定堂 （岗顶）、圣安多尼堂及前地（花王堂）、圣玫瑰堂 （板樟堂）、望德堂及前地、圣老楞佐堂及前地、大堂、圣若瑟修道院、圣堂/前地及石阶、大三巴牌坊 （前天上圣母堂） /前地及石阶、望厦炮台、烧灰炉炮台、东望洋炮台及灯塔、西望洋炮台、圣地亚哥炮台、马交石炮台、圣方济各堡垒及围墙、关闸拱门、总督府、市政厅大楼等。还公布具有建筑艺术价值的建筑物名单，其中包括竹仔室总督官邸、西望洋圣堂及主教私邸、圣若瑟修道院大楼、贾梅士花园房屋、何东图书馆大楼、陆军俱乐部大楼、港务局大楼、消防局大楼、邮政局大楼、红街市大楼、卢廉若私邸、大西洋银行总行大楼、伯多禄官立小学大楼、岭南中学大楼、培道学校大楼、培正中学大楼、路环图书馆大楼。此外，还有 “已评定之建筑群名单”、“已评定之地点名单”。根据澳葡政府法令，列入上述名单的建筑物都受到保护，不准拆毁或进行其他的破坏。
澳门三面环海，海岸线蜿蜒曲折，风光优美。原先有南湾、西湾、北湾、浅湾、东湾，因长期填海造地，而今只剩下南湾与西湾。200多年前，清朝广州府澳门海防同知印光任曾吟诗赞美南湾风光。背枕西望洋山的西湾前临大海，紧接南湾，一路贯通，榕树绕堤，蜿蜒伸展。离岛的海湾风情又别有情趣，路环岛南边的竹湾，是天然海浴场，建有不少南欧情调的楼房别墅。
澳门市区内建有多座花园，其中较大的是白鸽巢公园。园内小山环叠，古木葱茏，花草遍地，鸟鸣其间。园内有著名的 “贾梅士洞”。澳门最大的公园则是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建于1990年，园内立有孙中山铜像，还有各种景致和游乐场所。二龙喉公园、螺丝山公园、南湾花园、卢廉若公园、得胜花园、华士古达嘉马公园等，也各具特色。
澳门寺庙众多，年代久远。其历史一般都超过100年以上，有的甚至超过500年。这些寺庙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具有历史价值。普济禅院、妈祖阁、莲峰庙被称为 “三大禅院”。其中，莲峰庙建于1592年。1839年，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南下广东查禁鸦片时，曾巡视澳门，在此庙驻节。据说林则徐用过的几案等物，现仍在此庙保留。
澳门有大小教堂二三十座，数目比寺庙略少。花王堂、风顺堂、望德堂被称为澳门“三大古教堂”，均有300年以上的历史。澳门曾经是天主教在远东最早的传教中心，其教堂遗迹是研究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重要文物。
历史上，曾有人将澳门的风景名胜归纳为“濠镜十景”，后来又有“澳门八景”之说。1992年，澳门各界团体重新评选出镜海长虹、妈阁紫烟、三巴圣迹、普济寻幽、灯塔松涛、卢园探胜、龙环葡韵、黑沙踏浪，作为澳门新八景，代表澳门风景名胜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