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著作。南宋洪兴祖撰。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镇江丹阳(今属江苏)人。《宋史·儒林传》有传。徽宗政和中登上舍第，高宗绍兴时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提点江东刑狱、知真州、饶州等。在州官任内，请减租赋，招致流民，垦荒兴学，颇多善政。时值秦桧当国，奸佞横行，兴祖被劾贬职，编管昭州卒。兴祖好古博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著作宏富，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赞离骚》、《楚辞考异》等。

《楚辞补注》为补正王逸注之不足而作，故名“补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成书过程，谓其得到苏轼手校楚辞十卷、古本《释文》、洪玉父、姚廷辉等十四、五家本子，与王注对照校勘，并作《考异》，后又得欧阳修、孙莘老等本子校正，终于编定此书。可以说宋时所传之楚辞异本都已为兴祖网罗无遗了。

此书编写体例非常整齐而醒目，先录王注，次列异本，然后以“补曰”为标志，申述己意，或在文义上疏通阐发，或旁征博引以明出处，或考订文字之异同正误，对王注多所补正，资料富赡，镕文字、训诂、考证于一炉，深得后人赞许。《四库全书总目》曰：“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故陈振孙称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注》，亦多取其说云。”由于补注的行世，王注单行本几乎有被取代之势。

王注过于简略，对于神话传说、典故等，或者不引出处，或者局限于用经书记载来阐释，而补注则弥补王注之不足，对神话传说和典故史实等无不一一注明出处，所引材料，不受经书束缚，态度较为开明。如《离骚》一篇，就引用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管子》等诸子之作，以及贾谊、班固、扬雄、颜之推、曹植、苏轼等作家作品八九十种之多，为后人读通原作提供了方便。难得的是引用了不少早已亡佚的旧注，如晋郭璞的《楚辞注》、徐邈的《楚辞音》，无名氏《楚辞释文》等，其中《楚辞释文》被引用多达七十七条，保存了珍贵的资料，使后人得以窥其一斑。

对于王注以及他注之漏注与错误不当之处，补注或者补充己见，或者予以驳正，或者引证史书加以充实，或者引楚辞他篇互为对照，较之王注，无论在文字训诂还是旨意阐释上更为周详。如《离骚》“重之以修能”之“重”字，王注谓“又重有绝远之能”，意思含混，补注则明确指出其读音和意义，曰：“重，储用切。再也，非轻重之重。”比王注更确切。如释“兰”，补注引《说文》、《本草注》、《水经》、陆机和黄庭坚诸说详尽地说明其产地、形状、色泽，以及其比兴之义。“兰”在屈赋中十分突出，不同一般，故多方面地予以阐释，实属必要。又如《离骚》“恐美人之迟暮”之“美人”，补注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迟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满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这是将屈赋诸作贯串起来理解。又如《离骚》“不抚壮而弃秽”句，五臣注《文选》谓“抚，持也。言持盛壮之年，废弃道德，用谗邪之言，为秽恶之行。”补注云：“不抚壮而弃秽者，谓其君不肯当年德盛壮之时，弃远谗佞也。五臣注误。”又如王逸注《离骚》“勉升降以上下”，谓：“上谓君，下谓臣。”补注驳正曰：“升降上下，犹所谓经营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诸如此类，皆较接近原意。

由于洪兴祖有多种楚辞注本进行对照校阅，所以在文字校勘方面能发现一些问题。如《离骚》中有“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改路”两句，《补注》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与此语同。”洪兴祖根据王注每逢难字辄作注释的体例，发现《离骚》这两句的“羌”字并无注文，从而断定其为衍文，系从《九章·抽思》篇中窜入。这一说法为楚辞学者所普遍接受。

洪兴祖无端遭贬，对于屈原的忠而被谤感同身受，故笔端含情，字里行间爱憎鲜明。他反对班固和颜之推妄评屈原揭露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为“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讥之曰：“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离骚序》)他极赞屈原之忠义英烈，谓“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屈原虽死，犹不死也”。他对扬雄《反离骚》所言多有讥刺，认为其并不了解屈原高洁之志，逞臆妄测。在《离骚》“愿依彭咸之遗则”句下曰：“屈原死于顷襄之世，当怀王时作《离骚》，已云：‘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盖其志先定，非一时忿怼而自沉也。《反离骚》曰：‘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岂知屈子之心哉！”朱熹对洪注的这一特点大加赞赏，曰：“若扬雄则尤刻意于楚学者，然其《反骚》，实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讥之，当矣。”“其言伟然可立懦夫之气，此所以忤桧相而卒贬死也，可悲也哉！”(《辩证上》)

洪注虽然对于王逸的穿凿附会有所纠正，但在释义时仍未能摆脱依经立论之弊，沿袭了王注忠君的说教。如解《九歌·东皇太一》，王逸显得牵强，洪注则曰：“此章以东皇喻君，言人臣陈德义礼乐以事上，则其君乐康无忧患也。”释《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曰：“既诒湘君以佩玦，又遗下女以杜若，好贤不已也。”如此理解，《九歌》还有什么祭祀的特点、神话的氛围和浪漫的色彩可言！

较好的有《四库全书》本，现通行的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和《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排印本。

楚辞补注

诗集注。宋洪兴祖(1070—1135)撰，十七卷。兴祖字庆善，镇江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出身世宦之家。绍兴中曾任秘书省正字，后为太常博士。为官清正，政绩卓著，后因著述中语涉时政，触犯秦桧，而被贬编管昭州卒。《宋史·洪兴祖传》称：“兴祖好古博学， 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著《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赞》、《<离骚楚辞>考异》行于世。”《<楚辞>补注》一书的宗旨意在是补充王逸《<楚辞>章句》未尽之处，于《楚辞》原诗每句之末，先抄列王逸《章句》原文，然后再以“补曰”领起加以补注，其中于校字正事、辨义明要之时又往往发挥己见。因此该书素以采集众说之博、校勘辨证之精和体会创见之新而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援据赅博，存隋唐以降及同代人著作中若干遗说，具有一定文献价值。洪氏指责汉班固等人评论屈原“露才扬己，常陷轻薄”等说为“无异妾妇儿童之见”，颇有见地，朱熹对此评价极高。洪氏另有《<楚辞>考异》一卷，古本附于《补注》之外，但今本《补注》中于各句之下分列《考异》之说，故《考异》单行本已不复存。是书版本繁多，主要有明翻刻宋本。清宝翰楼覆刻汲古阁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等。

楚辞补注

楚辞研究著作。南宋洪兴祖撰。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镇江丹阳（今属江苏）人。《宋史·儒林传》有传。徽宗政和中登上舍第，高宗绍兴时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提点江东刑狱、知真州、饶州等。在州官任内，请减租赋，招致流民，垦荒兴学，颇多善政。时值秦桧当国，奸佞横行，兴祖被劾贬职，编管昭州卒。兴祖好古博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著作宏富，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赞离骚》、《楚辞考异》等。
《楚辞补注》为补正王逸注之不足而作，故名“补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成书过程，谓其得到苏轼手校楚辞十卷、古本《释文》、洪玉父、姚廷辉等十四、五家本子，与王注对照校勘，并作《考异》，后又得欧阳修、孙莘老等本子校正，终于编定此书。可以说宋时所传之楚辞异本都已为兴祖网罗无遗了。
此书编写体例非常整齐而醒目，先录王注，次列异本，然后以“补曰”为标志，申述己意，或在文义上疏通阐发，或旁征博引以明出处，或考订文字之异同正误，对王注多所补正，资料富赡，镕文字、训诂、考证于一炉，深得后人赞许。《四库全书总目》曰：“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故陈振孙称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注》，亦多取其说云。”由于补注的行世，王注单行本几乎有被取代之势。
王注过于简略，对于神话传说、典故等，或者不引出处，或者局限于用经书记载来阐释，而补注则弥补王注之不足，对神话传说和典故史实等无不一一注明出处，所引材料，不受经书束缚，态度较为开明。如《离骚》一篇，就引用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管子》等诸子之作，以及贾谊、班固、扬雄、颜之推、曹植、苏轼等作家作品八九十种之多，为后人读通原作提供了方便。难得的是引用了不少早已亡佚的旧注，如晋郭璞的《楚辞注》、徐邈的《楚辞音》，无名氏《楚辞释文》等，其中《楚辞释文》被引用多达七十七条，保存了珍贵的资料，使后人得以窥其一斑。
对于王注以及他注之漏注与错误不当之处，补注或者补充己见，或者予以驳正，或者引证史书加以充实，或者引楚辞他篇互为对照，较之王注，无论在文字训诂还是旨意阐释上更为周详。如《离骚》“重之以修能”之“重”字，王注谓“又重有绝远之能”，意思含混，补注则明确指出其读音和意义，曰：“重，储用切。再也，非轻重之重。”比王注更确切。如释“兰”，补注引《说文》、《本草注》、《水经》、陆机和黄庭坚诸说详尽地说明其产地、形状、色泽，以及其比兴之义。“兰”在屈赋中十分突出，不同一般，故多方面地予以阐释，实属必要。又如《离骚》“恐美人之迟暮”之“美人”，补注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迟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满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这是将屈赋诸作贯串起来理解。又如《离骚》“不抚壮而弃秽”句，五臣注《文选》谓“抚，持也。言持盛壮之年，废弃道德，用谗邪之言，为秽恶之行。”补注云：“不抚壮而弃秽者，谓其君不肯当年德盛壮之时，弃远谗佞也。五臣注误。”又如王逸注《离骚》“勉升降以上下”，谓：“上谓君，下谓臣。”补注驳正曰：“升降上下，犹所谓经营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诸如此类，皆较接近原意。
由于洪兴祖有多种楚辞注本进行对照校阅，所以在文字校勘方面能发现一些问题。如《离骚》中有“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改路”两句，《补注》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与此语同。”洪兴祖根据王注每逢难字辄作注释的体例，发现《离骚》这两句的“羌”字并无注文，从而断定其为衍文，系从《九章·抽思》篇中窜入。这一说法为楚辞学者所普遍接受。
洪兴祖无端遭贬，对于屈原的忠而被谤感同身受，故笔端含情，字里行间爱憎鲜明。他反对班固和颜之推妄评屈原揭露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为“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讥之曰：“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离骚序》)他极赞屈原之忠义英烈，谓“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屈原虽死，犹不死也”。他对扬雄《反离骚》所言多有讥刺，认为其并不了解屈原高洁之志，逞臆妄测。在《离骚》“愿依彭咸之遗则”句下曰：“屈原死于顷襄之世，当怀王时作《离骚》，已云：‘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盖其志先定，非一时忿怼而自沉也。《反离骚》曰：‘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岂知屈子之心哉！”朱熹对洪注的这一特点大加赞赏，曰：“若扬雄则尤刻意于楚学者，然其《反骚》，实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讥之，当矣。”“其言伟然可立懦夫之气，此所以忤桧相而卒贬死也，可悲也哉！”(《辩证上》)
洪注虽然对于王逸的穿凿附会有所纠正，但在释义时仍未能摆脱依经立论之弊，沿袭了王注忠君的说教。如解《九歌·东皇太一》，王逸显得牵强，洪注则曰：“此章以东皇喻君，言人臣陈德义礼乐以事上，则其君乐康无忧患也。”释《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曰：“既诒湘君以佩玦，又遗下女以杜若，好贤不已也。”如此理解，《九歌》还有什么祭祀的特点、神话的氛围和浪漫的色彩可言！
较好的有《四库全书》本，现通行的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和《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