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灯

楚辞注本。四卷。清林云铭撰。云铭字西仲，闽侯（今福建福州）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徽州通判。本书自序说明命名之意云：“二千年中，读骚者悉困于旧诂迷阵，如长夜坐暗室，茫无所睹。……颜之曰灯，庶屈子之文可以烛照无遗。”因对《楚辞章句》《楚辞集注》等数十家旧注不加采纳，且考订其种种讹误。不同意《汉书·艺文志》谓屈原作品为二十五篇之说，赞同《史记》和黄文焕的观点，以《大招》、《招魂》为屈原作品。该书只诠屈原作品，不收“续离骚”诸作。卷首列《史记·屈原列传》、《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并考订屈原生平事迹。全书体例为每篇作品逐句诠释，旁加圈点，逐段分疏，而又各为总说。还借鉴黄文焕《楚辞听直》，品笺相间，评注结合，诠释训诂与疏通文义并重。林氏释文，专以浅近为务，纯以点评时文之法解释屈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为“乡塾课蒙之本”。有些解释且有臆测附会之病。以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挹奎楼刊本较佳。

楚辞灯

清人林云铭撰。全书四卷，其《序》云字之曰“灯”者，“庶屈子之文，可以烛照无遗，即其志亦可以昭垂勿替，而万世之纲常有赖矣。是亦余之所以为志也夫”，表明其对屈原的崇尚之情。同时又欲探究楚辞“本题之屈折，行文之步骤”，乃“杜门追记，并补未注诸篇，万驳千翻，止求其大旨吻合，脉胳分明，使读者洞如观火，还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序之文”。该书取楚辞之文，每篇逐句诠释，逐段分疏，最后又每篇各为总论，阐明全篇旨意、作法。在疏证时，采取旁加圈点等当时盛行之法为解。虽不乏有解颐之言、圆通之释，但词旨浅近，酷似“乡塾课蒙之本”，故人多有微言。

楚辞灯

楚辞研究专著。清代林云铭著。4卷。首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一卷，以史与辞赋相参，考定屈原创作25篇时代背景、具体地点，极有思致。正文收录《离骚》至《大招》等作品，以为二《招》皆屈原所为，谓《招魂》为屈原自招其魂，《大招》招怀王亡魂。谓《九歌》中《山鬼》、《国殇》、《礼魂》三篇实止一篇，以合其“九”数。又依写作时间先后次序，重新排列《九章》篇目次第，其说与黄文焕《听直》同。此书逐句诠解，分段注释，每篇题目一律在本文前，篇末均有一段议论。其于作品结构、意境、语言等艺术特色多所论述，尤其于作品前后线索脉络多所用心，甚得屈原构思之妙。评述屈原思想，则以“与国存亡之义”为宗旨，处处褒扬其忠君爱国精神。其注释简明精要，深入浅出，亦有发明。此书流传颇广、影响极大，被定为“乡塾课蒙之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刻意求新、求奇，强附史事，致有穿凿之病。较善者有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挹奎楼刊本。

楚辞灯

诗总集注。清林云铭撰。四卷。云铭字西仲，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顺治戊戌进士，官徽州通判。年少即嗜学成性，“每探索精思，竟日忘食。”终生好学不倦，尤喜楚辞。对屈原及其作品见解独到：“夫屈子之文，屈子之志也，志不以世而夺”，“以其身之死生，关系于国之存亡”而对于屈原作品的注解，林云铭大不以为然，因此精心编著是书。其书曾两次毁于闽变兵火之中。直至康熙三十五年(1676)始“杜门追记，併补未注诸篇，万驳千翻，只求其火旨脗合，脉络分明，使读者洞若观火，还他一部有头有尾，有端有绪之文”，“颜之曰‘灯’，庶几屈子之文，可以烛照无遗，即其志亦可以昭垂勿替。”(《自序》)是书单选屈原所作逐句诠释，旁加圈点，逐段分疏，后以总论，隐括全文。全书之首除列《史记·屈原列传》之外，又特附林氏考证之《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一文。关于篇次，只有《九章》与旧本不同，王逸以《九章》为屈原二放江南时作，而林氏则认为《惜诵》为怀王时见疏之后作。《思美人》、《抽思》乃初放汉北时作。惟《涉江》、《桔颂》、《悲回风》、《惜往日》、《哀郢》、《怀沙》六篇为二放江南时作。注释务求浅近，“总以读者省力为主”。全书《凡例》提出诸多不同于前人的见解，是书不足之处在以点评时文之法解古书，失之浅陋，于音韵训诂及历史地理皆不大顾及，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乡塾课蒙之本”，颇有贬意。有康熙三十六年(1697)刊本，民国六年(1917)北京石印本。中华书局排印本及两种日本刊本。

楚辞灯

四卷。清林云铭（生卒年不详）撰。林云铭，字西仲，侯官 （今福建福州）人。少嗜学，有时探索精思，数日不食，里人呼为 “书痴”。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徽州通判。因不达时宜，仕途失意，后被裁官，归故里，尝寓居杭州，并葬于此。失意之余，常读《楚辞》、《庄子》，借以排遣忧愤。并对二书加以评释。林氏一生著述颇多，有《挹奎楼文集》十二卷，《吴山音》八卷，《庄子因》、《楚辞灯》、《损齐焚余》、《韩文起》、《评选古文析义》等。据该书《自序》所言，第一次注稿没于战火；第二次又毁于火灾；康熙三十五年(1696)“闭门追记，并补未注之篇”，次年成《楚辞灯》。何以称此名？他认为“二千年中，读《骚》者悉困于旧诂迷阵，如长夜坐暗室，茫无所睹”(《自序》)，故名《楚辞灯》，以示屈子之诗如灯烛照无遗之意。卷首列《自序》、《凡例》、《史记·屈原列传》、《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自序》说明撰写经过及作者本意，《凡例》除说明本书体例，还着重突出屈原忠君爱国思想和《楚辞》摇曳跌宕的艺术成就。《事迹考》起怀王元年(前328)止于顷襄王三十六年(前264)。以《史记》、《战国策》等典籍记载的楚国大事为正文，下以双行小字夹注附屈原事迹及作品年代。正文四卷。卷《离骚》，卷二 《九歌》，卷三 《九章》，卷四 《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九歌》剔除《国殇》、《礼魂》，《九章》篇次重订，故仍合《汉书·艺文志》二十五篇之数。此书只注屈原作品。其体例为逐句诠释，旁加圈点，分段疏解。每篇标题改在文前，每篇篇末有一段“议论”。不少篇目，后附其子林沅“附识”一段，以 “愚按”别之； 《九歌》、《九章》前，别有“总论”。林氏采用品笺结合，评注相兼的方法加以诠释，重于疏通文义而略于训诂。其目的在于“求其大旨吻合，脉胳分明，使读者洞如观火，还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自序》)。故此书从文学角度，重视对结构、意境、语言等艺术技巧的分析。此书特点：一、注重诗篇结构的疏解。作者深识疏解结构的重要，深感历代诸家对此的疏忽，抛弃王、洪、朱字解句疏的作法，独辟蹊径，从篇章整体角度解释屈原作品。在《凡例》中云：“总要理会全局血脉，再寻出眼目来。今人偶得二三句之佳，便鹘突击节，不顾上下文义难通，止谓哀惨之极，不觉重沓失次，茫如坐云雾中，支离凑合，此从来积习，愿与海内巨眼者共破之。”此真可谓高瞻远瞩之论。《离骚》篇构，难以把握，前人均未理出头绪。林氏要“寻出头绪，分出段落”(《离骚》“议论”)将全诗分为十三段，逐段解说，多从篇构线索落笔。如对“朝吾将济于白水兮”以下四十四句，注云：“以上叙举世无知之后，才有往观四荒之说，及上下求索（上段内容）。皆于世之混浊无异，竟无一知我类我者，则君必不能冀其一悟，俗必不能冀其一改，可知矣。此身所寄，少不得要决之于卜，定之于巫 （下两段内容）。虽滔滔汩汩，无数层折弄成这一大段，看来却是下文灵氛、巫咸二段引子”（本段特点与作用），林氏从全诗整体角度，分析各段段旨及与前后段在结构上的必然联系，可谓深得诗人构思之妙。二、注重文义阐发。林氏不但逐段分析段旨，而于篇末“议论”，对全篇诗旨加以阐明。如对《云中君》、《惜诵》诸篇的议论，深识篇旨。三、注重将屈原诗作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加以疏解，突出屈子忠君爱国思想。在《凡例》、《离骚》“议论”中，不但强调屈子“忧国忧民”“忠君爱国”，并驳斥了班固，朱熹等人对屈子的诬枉之词。此书刊行后，盛行一时，乾、嘉年间不少《楚辞》作品，以 《楚辞灯》命名。可见此书影响之深广。本书也有浅陋之病，如称《九歌》之《山鬼》、《国殇》、《礼魂》实为一篇，对《九章》的重新排序，亦无道理； 将《离骚》 “求女”与郑袖联系起来，更错解诗旨。主要版本有：康熙三十六年(1697)挹奎楼刊本，上海、天津、浙江图书馆，厦门大学、华东师大藏。民国六年(1917)北京石印本，题为 《楚辞易读》。

《楚辞灯》chu ci deng

Lamp for Elegies of Chu→林云铭 (Lin Yunming)

楚辞灯

楚辞注本。清林云铭注解。注文较浅近，重在阐发屈原忠君及忧国忧民的思想。其凡例说：“读《楚辞》要先晓得屈子位置。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他分析《离骚》的主旨是“忠君”与“爱君”，《九章》是“思君之情”，《怀沙》是“守心竭忠”；而对于屈赋中的怨君之辞则往往回避或曲解，如屈原《九章》明明是“发愤以抒情”，林氏解为“非怨君，亦非孤愤也。旧注过于穿凿，遂纷如乱丝。”清代命官注楚辞，多不提及屈赋中的怨君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