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基本特征

楚辞是继北方《诗经》之后，于战国末年兴起于南方楚国的一种新诗体。与以民间集体创作为特征的《诗经》不同，楚辞属于文人个别创作。除了向北方《诗经》、诸子等文学学习之外，楚辞在形式上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楚地的民间歌谣，如《越人歌》、《接舆歌》之类；而在内容上则又直接承继上古夏殷氏族文化，而夏殷氏族文化是与北方经周代宗法礼化后的文化不相同的。关于楚辞基本特征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上古神话传说。我国和世界其它文明古国一样，本来也是一个富有神话的国家。可是到了周朝以后，代表北方文化的正统典籍却把古代遗留下来的丰富多彩的美丽神话均一概加以高度的“历史化”。儒家创始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他有意地将神话改造成他理想中的历史。而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则仍保存了上古大量的神话故事，如鲧禹治水、女歧无夫而生九子、帝喾与简狄的故事等等。二、浪漫主义特色。这是与它的神话传说相关联的。一方面楚辞作品里保存了大量神话，一方面作者又积极主动地通过这些神话来抒发情感，以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于是楚辞作品就显现出诗人对神话故事人物的任意驱使、或者与神话人物交互同游、相对共语，从而构成了奇幻的故事情节、塑造了新的神话人物形象的浪漫色彩。如《离骚》中上叩帝阍、下求三女的梦幻境界，《湘君》与《湘夫人》中缠绵缱绻的爱情故事等等，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三、比兴手法。比兴手法原是在《诗经》里就开始运用的，但楚辞对此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诗经》中的比兴还比较单纯，而楚辞中的比兴已具有象征性质，如用香草以象征诗人的高洁品性；《诗经》中的比兴，只是诗中的片断，而楚辞中的比兴往往构成了系统，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臣；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逸《楚辞章句》)等等。而其中的男女比兴手法，更是楚辞奇特之处。四、以“兮”字为特征的六七言句式和楚方言名物的运用。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指出，楚辞作品的地方性特色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这提供了从句式和用词两方面去研究的思路。《诗经》作品，虽也有句子长短变化，但基本上是以四言为主。而楚辞的句子却长为六言七言，并以楚方言“兮”字起语气调节作用。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句式的变长有助于情感的表达。至于其它楚方言的运用，更是俯拾皆是，“若些、只、羌、淬、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蘅者，楚物也。”(黄伯思《新校楚辞序》)这些不但说明了楚辞的地方色彩，而且还说明因具有这些地方色彩，这种新诗体才被人际为《楚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