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历史文化辞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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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先秦时期，雄踞我国南方、境土广大的楚国和灿烂多彩、富有兼收并蓄精神，因而不断丰富自身的楚文化，是与当时中原华夏文化系统的诸国、东部近海地区的东夷族及其文化系统鼎立的三大支柱之一。三者各有其长远的历史渊源。经过西周、春秋，以至战国，彼此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广度与深度日益增长，经济文化关系逐步密切，随历史的进程而渐趋汇合。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次年，占领楚国全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故地。但在政治上统一的秦帝国境土中，并未得到真正的稳定。六国遗民对于秦始皇的严刑酷法，一直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地下反抗。公元前209年，秦始皇一死，反秦苛政的武装起义随即爆发，而推翻秦帝国的主力正是楚人。随后，刘、项之间的统一战争，双方的领导力量又都是楚人。刘邦终于重新统一，建立汉朝，其核心骨干力量几乎全为楚人。他们推行黄、老“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才逐步稳定了大局，开始走向长治久安。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以后，终于完全形成了统一的汉族。从此，楚族和楚文化融入于根基深厚、具有更高度兼容并包精神的大一统汉文化海洋之中，只在荆楚故地仍保留着一些地方特性而已。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的必然。 (二) 　依照先秦典籍和古文字资料记载，楚人为“帝高阳之苗裔”，是所谓“祝融八姓”中芈姓的一支。殷商末年，由首领鬻熊率领，投附周人。周成王时，封鬻熊之后熊绎为楚国君主，居丹阳，傍荆山，成为西周王朝体系中一个子、男一级的小国。约在西周后期，楚、周关系已日益疏远。楚人为摆脱周人的压力，逐渐南徙，谋求独立发展。熊渠在位时，曾一度强大称王，但随后又因内乱而衰落。至春秋早期，始蓬勃兴起，陆续征服了江汉一带的众多邻邦，渐成为地广千里的南方大国。早在公元前704年楚国兴起之际，楚武王熊通即已开始称王。整个春秋中、晚期，楚人主要向北扩展，致力于控制中原地区的诸侯国，曾先后同齐、晋、吴等国角逐霸主地位。除春秋中期楚庄王曾一度败晋，短期称霸中原之外，终春秋末期至战国早中期，楚人向北扩展，仅达淮北之汝、颍中下游，但向东、向南(直至南岭以北)开拓，则颇有进展。战国中期最强盛时，号称“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在“七雄”中境土最广(但人口密度比中原诸国小)，因而最有回旋余地。所以，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楚拔郢，江汉一带楚国重心地区尽为秦有，楚人尚能举国东迁，以淮河流域为中心，又继续坚持了50多年，并曾一度复兴，在春申君主政20余年间，败秦，灭鲁，取江南越地等，在东北境与东南境仍能获得一些新进展。秦并六国过程中，灭楚最费力，几于倾国出师，以60万众交由名将王翦统率，历时两年，才将楚地平定。 (三) 　楚立国800年，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独特的贡献。楚是最早推行县制与封邑并立的国家之一；楚人又较少种族偏见，虽灭国数十，却能在南方的广阔地域内，打破原有的邦国、族类界限，形成一个种族、文化上矛盾较少，内在凝聚力较强，并且不断丰富、发展的楚文化体系，为汉族的形成和秦汉统一的实现，特别是为此后以汉族为首的各族人民逐步开发南方的广阔天地，奠定了坚实基础。楚人从初起时就富有“筚露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几百年中，卓有成效地推进了长江流域中游地区与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的经济开发。最后，使东部近海地区(古东夷所居)的吴、越故地也成为《史记·货殖列传》所称的“东楚”。由于南方多水，故楚人于水利灌溉事业也有较突出的成就。例如：春秋中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思陂(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是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渠系灌溉工程，直至清代以迄近世，仍不同程度地发挥效益。另一处大型水利建设——陂(唐以后称“安丰塘”，在今安徽寿县南)，则更是历代闻名，沿用至今。这都是楚国东部淮河流域的著名水利工程。在西部的汉水流域也有“于楚，……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的记载，见于《史记·河渠书》。虽记述简略，但《河渠书》独记此，而不及上述淮域两大水利工程，亦可见汉域之水利事业在当时的重要性。在铜矿采炼、青铜铸造、钢铁锻铸、丝织、髹漆等手工业部门，更取得了堪称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成就。这在考古出土器物中都已得到充分验证。楚人好巫鬼，重想象，因而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突出发展了绮丽浪漫的风格。除了千古传诵的“屈赋”之外，近年出土的帛画、漆画和丝织品纹样等，也一再加深人们在这方面的印象。 (四) 　与楚国历史地位相应，《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对于楚人、楚事论述甚多。下至西汉以迄六朝，余风犹在；而司马迁《史记·楚世家》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楚史的编年著作，连同《货殖列传》关于战国晚期的楚国经济地理的记载，和楚国历史人物的一些列传，以及《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与其他列国《世家》中的有关记载，还有《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等等，都是现今研究楚史的基本史料。在文艺创作方面，《楚辞》也从战国时期兴起，屈原是最杰出的作者。下至西汉，也由南至北，特别是汉武帝以后，传播日广，足与流行于中原的《诗经》并驾齐驱，各具特色。近代科学的兴起，更为楚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活力。近4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楚国故地清理、发掘春秋战国时楚墓已达5000多座，还调查、并发现了一大批古城址、村址和其他遗址。其中包括河南淅川县下寺铜器墓群，有“丝绸宝库”之誉的江陵马山1号墓，迄今唯一出土战国时代司法文书的湖北荆门市包山大冢，宜城楚皇城，江陵纪南城，安徽寿县寿春城，以及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等等。不仅大致探明了楚国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区域特点，也为更广泛的楚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在后一方面，某些经盗掘出土、或者采集到的重要文物如长沙楚帛书、鄂君启节等，也得到收藏和著录，并作了相应的初步研究。凡此，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有关方面相应的重视和殷切的期望。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世界史学界关于环太平洋文化史研究的开展，楚国历史、文化因而也受到更多的关注。正是在上述国内外新形势下，从80年代初期开始，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陆续成立了研究楚史与楚文化考古的一系列学术团体。每年都有几部专著、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一门对于楚国历史文化作多层次、全方位探讨的新兴学科——“楚学”(Chu Studies)正在国内外兴起。一些新学科、新方法的引入，也使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更新。也正是在有关的国际学术界的推动与鼓励之下，由中美日三国学者发起，武汉大学主办的“楚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终于在1988年11月，结合实地考察与参观，分别在湖北省的武汉、江陵、宜城3地连续举行，到会五六十人，并吸引了日、美、英、法、德5国学者参加，大家普遍感到满意，认为颇有收获，不虚此行。这也是国内外首次召开这样内容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标志着楚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始由中国走向世界。 (五) 　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以及国内外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兴趣和要求，对既有的工作成果加以整理和总结，已成为应时之需。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大学出版社提出了编印《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的出版计划，得到了各有关方面广泛的响应和支持。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联、荆州地区博物馆等单位的几十位学者、专家，为了承担此项任务而暂时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腾出时间，协力从事这项需发挥集体力量的、有意义的工作。从1991年春季开始，寒暑几易，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与艰辛，终于在1994年夏勉成书稿。 　根据楚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现状和特点，也考虑到我们的主观力量，在组织撰写《辞典》的条目时，我们按专业分设了人物、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风俗礼仪、哲学思想、文学与语言、艺术、地理、考古文物和古文字等13个门类，共6 480余个辞条。这里应作一些简要的说明如下：(1)对于各门类负责人的聘请，我们经过反复斟酌。当然，必要的质量保证，是起码要求。在此前提下，我们定下了“就近”原则。这是由于出版社需要争取时间，尽速出书。为此，我们商定：首先在武汉大学物色人选。武汉大学无适当人选时，就在武汉市内的其他学术单位物色。只有这样，才能联系较便，可省去不少异地信函往返，以至必要的外地出差时间，从而使进度有所加快。当然，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我们面向全国，优中择优的机会，不免遗憾！但起码的质量，我们还是要尽力保证的，并经主编、副主编严格审定把关。(2)由于资料积累和研究进展的不平衡，加上身处内地，信息也不够灵通，当然还有我们的水平所限，因而难免出现门类间轻重失调、释文详略不一的情形，甚至也难免出现错误以至硬伤。读者如有发现，热诚欢迎指正，以便再版时订正。(3)荆门包山楚简所见人名、地名和官名，为数不少，但往往仅存其目，别无阐释。为便于查阅，我们还是尽可能详尽地胪列出来。这是有别于一般辞书的。(4)对某些辞目歧说纷陈，在历史研究中，乃是无可避免的现象。先秦史的情形尤其突出。对于较有影响的不同说法，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都尽可能兼收并蓄。其中人们熟知的流行说法，则力求简要；对于某些新说，则稍举其论证的关键所在，以便索解。 　《辞典》编撰之初，曾定宗旨，即：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浅出，全面、系统、概括地介绍楚国历史、文化的基本风貌，反映这一领域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进展。但终因限于主客观条件，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辞书，显然离这一初衷还有不小的差距。以一个先秦古国的历史文化为内容，编撰辞书，还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于国内、国外皆属创举。疏漏疵谬之处，在所难免，恳切期待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石泉 1995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