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派

清乾隆年间以沈德潜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因该派标举“格调说”，故名。“格调说”强调格调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文学主张最早由前后七子提出，沈德潜对此加以继承和发展。他通过编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等几部诗选，或加上评语，或通过序和凡例，更加系统地宣扬格调说。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认为汉魏及唐以后，诗的格调下降了。不止如此，他还主张学习《诗三百》，在《说诗晬语》里，他批评“学诗但知尊唐，而不知上穷其源”，即是此意。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在《说诗晬语》里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依和声之遗音。”沈德潜主张“格调”，强调作者应该“学古”和“论法”，并根据“去淫滥、以归雅正”的宗旨，制定了许多规则，从诗歌的体、格、声、调诸方面提出要求，要求作者遵守，不免偏于琐碎的章法声律，如《说诗晬语》中要求长篇诗歌于铺叙中有峰峦起伏，短诗则于收敛中能含蓄无穷，“伦次整齐，起结完备，方为合格”。与此相联系，他提出了诗歌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主张，《说诗晬语》中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因此，他认为“忠孝”和“温柔敦厚”是格调的最终依据和“极则”，只要“格调”雅正的作品，那么它的内容便一定会符合“忠孝”和“温柔敦厚”的原则。他还讲求比兴蕴蓄，不能发露。沈德潜的诗多为歌功颂德之作，有些虽然有一定的现实内容，但往往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而说教成分较浓。因为他的诗歌主张与作品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沈德潜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经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并论及历代诗的源流与发展。这种地位，使沈德潜的诗论及诗风，风靡一时，影响很大，有许多人接受了他的论诗主张，并按他的榜样写作诗歌，故形成一个诗歌流派。参见“格调”。

格调派

清代诗歌派别。以沈德潜为代表人物。沈氏论诗，尊盛唐，主格调，“从之游者，类皆摩取声调，讲求格律” (洪亮吉《西溪渔隐诗序》)，在当日文坛上颇具影响。格调本渊源于严羽的“既格力雄壮，又气象浑厚”诸论，而沈氏又在明七子“格古调逸” (李梦阳《潜虬山人记》)，“高古者格，宛亮者调”(《驳何氏论文书》) 之说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个人见解的格调论。《说诗晬语》：“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承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听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强调从古人诗歌作品的格调韵律、抑扬抗坠中体会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这样，便不只局限于韵律节拍，而是要求诗歌创作，既不能无法，又不能为法所拘，要像“水流云在，月到风来”那样根据各种情意形成各种风格，或动或静，或彼或此，唯意所适。但由于此派的格调说最终要求归结到“性情”上，即诗歌创作必须符合封建正统观念所要求的思想感情，对于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认识有所不足，所以，作品中多散发着圣道伦常的封建说教，加之又未完全脱掉模拟汉魏盛唐的痕迹，结果不免流于肤廓空疏。

格调派ge diao pai

School of Artistic Form and Sound (it was formed at the beginning of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and its representative was famous poet Shen De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