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浦友久著《李白——诗与心象》

这本书由日本社会思想社于1970年出版，系“教养文库”本，至1981年，已十五次印刷发行。1983年，中译本（张守惠译）问世，题为《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此书乃深受中日两国读者欢迎的雅俗共赏读物。
此书将李白诗歌分成十二类：行旅、离别、月光、女性、风景、怀古、饮酒、战乱、政治、游仙、赠寄、独吟。克服了传统的既按“赠”、“寄”、“游宴”、“怀古”、“闺情”等内容分类编排，又按“古风”、“乐府”、“歌吟”等样式编排的混乱状态；这是一个大胆尝试的新型编排法。因为李白有些诗歌往往兼有多方面的内容，很难确定归于哪一门。但此书大致安排得很稳妥。例如：都是写“饮酒”和“月光”的诗，此书将《把酒问月》诗放在《月光——光和影》一门内，而把《月下独酌》诗放在《饮酒——豪饮之歌》一门内，这显然是经过认真分析和仔细品味后所作的精心安排。因为前者主要写月亮的光辉和永恒，写酒只是陪衬；而后者则主要写饮酒，写月亮只是酒后的感情抒发，这样处理就很合理。另外，每类的标题还有很醒目的副题，而且确能概括这类诗歌的主要意境。如《月光》门的副题为“光和影”，《女性》门的副题为“美的赞歌”，《风景》门的副题为“寄兴山河”，《怀古》门的副题为“惜时之歌”，《独吟》门的副题为“心声之歌”等等，这些副题都准确地道出了李白这类诗歌的基本特征，能给读者以鲜明形象，也说明作者对每类诗歌的特点作过深入研究。
此书的最大优点，是对每首诗歌的意境进行细腻而精确的分析阐发，引人入胜。例如在《行旅》门内，对《春夜洛城闻笛》的意境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把读者引入诗歌意境，得到美的享受。但作者并不到此为止，他接着对这首诗的美感作了深入剖析。他指出此诗“在给人以寂寥感的同时，还令人感到一种华丽的色彩”，他认为“春夜”、“春风”等词之外，“玉笛”作为笛的美称也给笛增添美感。他还指出作为东都的洛阳，继承后汉、三国以来的文化，又具有繁华的风貌，秀丽的风景。“即便是《折杨柳》这首送别歌，也会使人联想到春天里刚刚吐露新芽的垂柳，春风里漫天飞舞的柳絮，是那样的柔软，和那样的温暖。”“至此，已把本来是这首诗本意的寂寞悲哀之感，冲淡得几乎近于消失。”这样的阐述使读者对诗的美感有了具体深切的理解。类似的例子书中比比皆是。如《离别》门的《金陵酒肆留别》，《月光》门的《把酒问月》，《女性》门的《怨情》，《风景》门的《秋浦歌》其一，《怀古》门的《苏台览古》与《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政治》门的《古风》其一，《游仙》门的《天台晓望》，《赠寄》门的《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其一，《独吟》门的《春日醉起言志》等等，都对诗意阐发得非常细腻而精辟。
此书的另一特点是对每类诗歌题材的特质和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概括分析，提出了不少创造性的见解，使此书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准。例如在《离别》门，作者认为李白惜别之歌写得特别好的原因并非由于对别离生活有丰富经验。他指出：杜甫、韩愈也有很多离别体验，但这方面的诗作就不很成功；而王维、王昌龄未必有更多的离别体验，但离别诗却写得很好，这说明能否写好离别诗是由诗人的风格和表现手法决定的。书中得出结论：如果把离别的具体对象的个别性关系原封不动地描绘于作品中，这样的离别诗是肯定不会成功的。相反，一定要将这种关系描绘得更加一般化、普遍化，并通过这一点，突破读者想象力的范围，才是别离诗抒情境界的最适宜的表现手法。又如在《女性》门，作者概括李白诗中的女性形象有三种类型：一是宫中的女性，二是思念出征在外的丈夫的妻子形象，三是生活在民间的庶民女性形象。并具体分析了李白对待这三类女性的各种态度，指出李白描写三类女性的共同点是多用第三者的表现手法，不是作为自己爱慕的对象，而是作为普遍存在的女性形象，这与杜甫、李商隐有许多写思妻为内容的代表作用第一人称的爱情诗完全不同。作者认为“贯穿在李白诗歌风格中的客体化表现手法，在有关女性描写的部分，表现得最为清楚。”再如在《风景——寄兴山河》门，作者指出，一般的诗人都只是进行平面的、静止的描写，就象取镜头那样用一个框子框起来似的，王维的写景诗“整个诗境是由绘画的静态美为中心构成的”，而李白则与此相反，他超凡拔群，极明显地突破了这些框框，“是以对动态事象的共鸣为中心而构成的”。作者认为，形象的飞跃感、流动感，是贯穿于李白诗歌中最富有独创性的特点，而这特点在李白写景诗中最为突出。此外，对于李白吟咏月亮的诗篇约占四分之一的原因，作者在《月光——光和影》门中指出，因为月亮给人透明、清澄的感觉，以及它高悬中天，不为卑劣污辱的世俗所左右的特点，深深打动着李白的心弦。在《行旅——羁旅之歌》门内，指出李白长期“置身异乡”，一生处于无止境的行旅之中，其原因是出于李白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在《政治——理想抱负》门内，作者叙述了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唐代儒道两家的演变过程，分析了李白对待儒道两家思想的态度；在《游仙——超俗世界》门内，作者探讨了唐代文学中表现道教思想的特点，认为李白诗中的“仙境”，实际上是以对现实世界强烈关心为基础的超俗世界，是和儒教的政治理想并重、与中世纪中国人的形象相结合的另一个个人的理想形象；在《赠寄——致亲友》门内，作者认为唐诗中作为赠诗对象最多的是友人，把后天的社会性人间关系作为抒情的最理想状态，与《诗·国风》、汉乐府中以恋爱感情为中心迥然不同；在《独吟——心声之歌》门内，作者指出李白不是一个始终明确地站在一个方向思辨的、具有宗教意味的人，而是以自由自在的、不为任何力量所左右的敏锐目光注视着人生，他一方面宣扬人世的痛苦、艰难、短智、虚幻，另一方面又表示要达观地顺从自然，过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在李白一生中始终处于未加整理、未获解决的状态。
从上可见，此书在理论上的探讨多有独到的深刻见解，对读者富有启发性。同时，这些探讨为作者后来对李白诗歌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撰写《李白研究——抒情的构造》一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