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叙论

杜甫传记。今人朱东润著。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实为杜甫之评传，初稿成于1977年10月以前。作者对杜诗创作的时代政治背景作历史的追溯，以便在更广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上来认识杜甫在他的时代已经达到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从而说明杜甫在唐诗中地位之不可动摇。本书成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因此对于十年中杜甫研究所受到的极左思潮的干扰，也有一定程度的批评。作者批评了历来争议的李杜优劣论，指出两人时代不同，成就各异，不能抑此扬彼。作者认为李杜并称，杜的七言不下于李白，而在七律、拗律、排律方面又有自己的创造。晚年之作虽思想高度不及弃官前后一段时间的作品，但在艺术上却是又一个高峰。

杜甫叙论

朱东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81年版。全书分十章。这是一部独具风格的杜甫传记。作者在《自序》中说：“‘叙论’的本意就是评传，我这本书对于杜诗的发展讲得较多，实际上是杜甫的评传。”它的显著特色，就是博采史实，在当时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下，联系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深刻阐述了杜诗的两次高峰，把对杜甫诗歌成就的评价同其生平经历的叙述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理有据，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杜诗的第一次高峰，是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起，到《同谷七歌》为止。作者认为“乾元二年（七五九），杜甫的诗已经发展到最高的境界。”“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艰苦的生活，缩短了杜甫和人民之间的距离，“杜甫的生活已经差不多和血泪斑斑的人民等同了。”他这时期写下的“三吏”、“三别”“这些诗，完全是人民的诗，是人民在艰难困苦之中求生不得、求死未忍的诗。每个字都是以血泪写下的。杜甫这时确确实实是人民的诗人，而他的诗句也确确实实写下了八世纪中国人民的苦难。”寓居夔州时期，杜诗达到了第二次高峰。这个时期，虽然“杜甫对于当时的现实理解得更多了”，但“和人民反而疏远了。他以十倍的力量作诗，不仅仅是因袭而且有所创造，有所收获，在多种体裁方面都开辟了新路。”在七古、七律和排律，特别是“组律”和“拗律”等律诗形式上，杜甫都有极大的创造，取得了超前绝后的成就，完成了集大成的光辉业绩。对于李白和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作者正确地指出：“李白是诗国的飞仙，杜甫也是飞仙，但是他有一双泥足，他的不如李白处在此，他的为我们这些平常百姓所爱之处也在此。”著者是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主张“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本书既注意了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的运用，又注意充分运用文学的表现方法和技巧，讲究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精切和叙述的生动形象，感情充沛，情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