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词 | 杜甫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释义 | 杜甫712—770杜甫 唐代大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曾祖任巩县令,遂为河南巩县人。杜审言孙。早年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天宝五年(746年),两入长安应考科举。时李林甫执政,他久不得官,居京城少陵(汉宣帝许后陵墓) 附近达十年,自称少陵野老,通称“杜少陵”。至天宝十四年才被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年安史之乱爆发,他正在奉先(陕西蒲城)探家。次年出发灵武,寻找唐肃宗李亨。中途被叛军俘虏,押解长安,到至德二年(757年),才逃到凤翔李亨身边,任左拾遗。返长安后,因上疏为房琯辩护,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弃官西去,合家入蜀,定居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边,世称“浣花老”。严武充剑南节度使时,任他为节度使署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大历三年(768年),乘舟出蜀,因北方兵乱未平,漂泊两湖。大历五年病死于耒阳。他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当时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荒淫;加之一生颠沛流离,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真实感人。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唐代从开元盛世转入衰弱的历史进程,因之被称作“诗史”。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先秦以来各诗歌流派的成就,发展创造了独特的风格。其诗有时丰富多彩、雄浑奔放,有时沉郁悲凉,有时辞藻华丽,有时平易质朴,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对后世影响极大,被尊为“诗圣”。他的《兵车行》、《三吏》、《三别》、《北征》等诗,历来传诵不衰。有《杜少陵集》。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后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西晋名将杜预十三世孙,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少好学,诗名早著。开元二十三年应试不第,次年北游齐赵,过着裘马轻狂的生活。天宝三年与李白相遇于洛阳,同游梁宋,结下深厚友谊。此期诗歌雄放豪迈、气象峥嵘,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诗可为代表。天宝五年到长安,从此困顿达十年之久,至天宝十四年方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此期对社会现实有了较深刻认识,写下《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优秀诗篇。安史乱起,为叛军所俘,后逃离长安,奔凤翔,任左拾遗,因直言犯上,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目睹战乱惨状,写下《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感情炽热沉痛的光辉诗篇,达到了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后因关中大旱,为生活所迫,弃官奔蜀,先后在成都、夔州等地漂泊流寓,其间曾在严武推荐下任剑南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故后人称其为杜工部。晚年携家去蜀,卒于湘江途中。本期作品多达一千余首,题材愈加广泛,思想愈加深沉,艺术上亦更臻成熟,代表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咏怀古迹》、《登高》、《秋兴八首》等。杜甫生当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代,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与认识,其诗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腐朽、社会的黑暗、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因而有“诗史”之称,表现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他还写了大量描写祖国壮丽河山、表现诗人高尚情趣的诗歌。其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顿挫为主,正而能变,大而能化,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作为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杜工部集》。 ☚ 刘长卿 苏涣 ☛ 杜甫 杜甫杜甫 (712—770) 字子美,原籍襄阳,后徙河南巩县。青壮年时漫游梁宋、齐赵等地。天宝年间困居长安,潦倒10年,自号少陵野老。与僧赞上人交往甚密。安史之乱中投唐肃宗,授左拾遗。长安收复后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即弃官入蜀,定居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故人严武为剑南节度史时,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离蜀,漂泊江南,病逝于湘江上。有《杜工部集》。 ☚ 同王錥起居程浩郎中韩翃舍人题安国寺用上人院 游龙门奉先寺 ☛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原籍襄阳,曾祖时迁居河南府巩县(今属河南)。祖审言,有诗名,擅五言律诗。甫七岁,始作诗文,年十四,出入翰墨场,人誉称“似班扬”。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东下姑苏,漫游吴越。开元二十三年,归洛阳,举进士,不第,遂游于齐、赵间。天宝三、四载(744、745),与李白、高適会于梁宋、齐鲁间,相与诗作唱酬。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杜甫应诏,因李林甫忌才,悉皆退下。天宝十载,进献三篇《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天宝十三载,复献《封西岳赋》。翌年,授河西尉,不受,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回家省亲,适安史乱起,迁家鄜州。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八月,肃宗立,杜甫闻讯奔行在,中道被俘,陷长安。次年五月,脱身赴行在凤翔,拜左拾遗,世称“杜拾遗”。肃宗乾元元年(758),出为华州司功。次年,弃官赴秦州、同谷,旋入蜀,年底到达成都,营草堂于西郊浣花溪。故人严武时为成都尹,时有馈赠,常相唱酬。代宗宝应元年(762),避徐知道乱,漂泊至梓州、阆州。广德二年(764),重返成都。剑南节度使严武招杜甫至幕府,聘为节度参谋,表荐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永泰元年(765),严武卒,杜甫携家离成都,经渝州、忠州至雲安。大历元年(766),至夔州,居二年,作诗四百馀首,是杜甫一生中创作最为丰富的时期。大历三年,离夔出峡,转辗江、湘间。大历五年,病死于由长沙至岳阳的小舟上。杜甫诗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的社会面貌,后人誉之为“诗史”。其诗“沉郁顿挫”,“律切精深”,感情深挚,诸体兼备,诚为“集大成者”(《后山诗话》载苏轼语)。后人将他与李白并称为“李、杜”。元稹评其诗曰:“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杜诗在我国诗史上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杜甫集》六十卷,樊晃《杜甫小集》六卷,均已散佚。今存最早的杜集版本为北宋王洙于仁宗宝元二年(1039)所编的《杜工部集》二十卷。前人研究杜诗的著作颇多,较为著名的有王嗣奭《杜臆》,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全唐诗》编其诗为十九卷,《全唐诗续拾》补一首,断句三。生平见《旧唐书》卷一九○、《新唐书》卷二○一本传,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唐诗纪事》卷一八,《唐才子传校笺》卷二。杜甫年谱有蔡兴宗、鲁訔、蔡梦弼所编数种较著名,近人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最为通行。 ☚ 李颀 苏源明 ☛ 杜甫 杜甫诗人译研。洪业著。1952年刊于坎布里奇。此书为两卷本,一是杜甫评传,一是杜诗英译。评传部分设导言、结语和正文(共十二章),均以杜诗诗句为题,依次叙说传主生平,如家世、壮游、求官、罹乱、寓蜀、漂泊等等。所选杜诗,共三百七十四首,以自由诗译之,信实而可读。译诗附有大量注文,对于僻语、难句、典故、史实,无不详加说明。这一著作,被认为是对西方汉学的巨大贡献,1969年于纽约重刊。 ☚ 文赋 宋诗概说 ☛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曾祖辈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唐代诗人。与李白并称“李杜”。因别于晚唐杜牧,人称“老杜”。因十三世祖西晋杜预为京兆杜陵人,故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少陵野老等。唐代诗人杜审言之孙。开元间曾南游吴越、北游齐赵等地,天宝三年结识李白、高适等。后至长安,寓居十年。天宝十四年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赴奉先探亲。安史之乱爆发。至德元年移家鄜州,只身奔赴灵武,中途为叛军所俘,押回长安。次年脱身逃至凤翔,谒见肃宗,授左拾遗。因营救房琯事贬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寓居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依剑南节度使严武,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晚年乘舟出川,飘泊湖北湖南,死于湘江舟中。被后人尊为“诗圣”。原有集六十卷,已散佚,宋人编有《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全唐诗》存其诗一千四百余首,编为十九卷。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阳(今湖北襄阳),出生在河南巩县,盛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受到“奉儒守官”的家庭的熏陶,并以“诗是吾家事”为自豪,又历经坎坷,感于忧患,由此形成其“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并被奉为“诗圣”。他的诗广泛吸收前代优秀的文学传统,“转益多师是吾师”,因此他对古诗有不少比较公允的看法。 ☚ 李白 皎然 ☛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杜甫49岁时才流落于巴蜀地区。到大 历三年(768年),离开巴蜀,共生活了9年。杜甫在巴蜀地区走过很多地方,主要生活 在成都、奉节两地。杜甫进入巴蜀后,首先是在成都浣花溪畔居住,这就是现在的杜甫 草堂。在这里,杜甫共写了271首诗,占他一生作品的百分之二十。后来移居到奉节 居住,在奉节写诗430多首。占一生作品的百分之三十。因此,杜甫有一半以上的作 品是在巴蜀地区完成的。杜甫恰与李白相反,是在中原地区成长,而在巴蜀地区完成 创作的。杜甫在巴蜀地区生活期间,既是唐朝从繁荣昌盛走向衰败的时期,又是诗歌 创作日趋成熟的时期。因而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是用艺术性极高的语言表达了对 祖国兴衰存亡的关切,对人民水深火热生活的无限同情,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这 既是杜甫在巴蜀生活中的切身体会,也是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
杜甫流落到巴蜀之后,生活仍然十分困苦。他在诗中写道:“厚禄故人书断绝,恒 饿稚子色凄凉。”“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 东。”达官富人的无情,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使杜甫深深体会到人民生活的困苦。 杜甫的名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当杜甫在浣花溪畔的茅屋 被秋风所破,写下了这令人难忘的诗句: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长林梢, 低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两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既具体形象地展示了杜甫当时的生活困境,也反映了杜甫对人民的热爱之情。 正是由于杜甫的这种生活环境,他更能了解在战乱中人民的痛苦。在许多诗中都 反映了对人民痛苦生活的无限同情。杜甫在诗中写道:“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 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闻道杀人汉水上,妇 女多在官军中。”“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 村?”这些诗记载了人们战乱中的流离生活,所以又被人们称之为史诗。杜甫在奉节写 的《又呈吴郎》更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民的同情心: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贫困宁有此? 祗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催人泪下的诗句,不仅是对战乱带给人民苦难的控诉,也是对人们困苦生活的无限 同情。 杜甫在对人民的贫困生活给予无限同情的同时,对上层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奸人 当道横行,则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斥责。杜甫在诗中写道:“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进而愤慨地写道:“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 皆封侯!”“芟荑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些铿锵 有力的诗句反映了作者的鲜明态度。 因为杜甫在诗中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丑恶行径,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 对人民的苦难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在当时就甚不合时宜,与当时歌颂升平繁荣的 诗歌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唐代刊行的诗集中集录的杜诗极少。只是在杜甫死后,才刊 行了杜甫诗集。到宋代,杜甫的诗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杜甫正视社会现实的诗歌创 作原则也才被人们所推崇。 杜甫在巴蜀生活期间,已经断绝了仕途之念。他说:“不堪衹老病,何得尚浮名。浅 把涓涓洒,深凭送此生。”尽管如此,杜甫也并未消沉下去,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存亡。 杜甫希望战乱平息,人民生活安定,太平盛世能重新到来。他写道:“豺狼塞路人断绝, 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当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的消息 传来时,杜甫立即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欲看妻子 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但短暂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安定,战乱仍然存在。杜甫的《王 命》又寄托了自己的期望。诗中说:“汉北豺狼满,巴西道路难。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 鞍。牢落新烧栈,苍茫旧筑坛。深怀喻蜀意,恸哭望王官。”然而,腐败的唐王朝已经无 法挽救其最终的失败。 杜甫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不仅在于他用丰富多采的语言真实细腻地描 写了社会现实,更在于他有广阔的胸怀,对人民的疾苦具有同情心,对于国家兴亡的 关心精神。而杜甫在巴蜀生活期间,不仅生活困苦,而且接触了大量的贫苦人民,对于 杜甫的思想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杜甫 唐代大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 (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后来曾居住在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自号 “少陵野老”,后世便称他为“杜少陵”。出身于官僚世家,其十三世祖即西晋名将杜预。杜预曾为镇南大将军,以平吴功,封侯。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官奉天令。据杜甫 《进雕赋表》称: “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 将 “奉儒守官”作为自家的 “素业”,这就决定了杜甫的人生志向。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 (737),杜甫到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未被录取。但他并不甘心,他在作了十年漫游之后,于天宝五年 (746),也就是他三十五岁的时候,索性住到长安,寻求进入官场的机会。五年后,唐玄宗举行祭祀天地、祖宗、老子的盛典,杜甫献上自己撰写的三篇 “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他一等就等了四年。其间,他又数次向玄宗上赋颂,如《封西岳赋》、《雕赋》、《天狗赋》等,而每上一赋,他都要陈述自己的家世、志向和目前的困境,希望能得到 “明主哀怜”。杜甫在长安的这十年,生活是怎样维持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据他当时写给尚书左丞韦济的诗自述: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一位才富学赡、胸有大志的世家子弟,年过四十,困顿到这般田地,其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杜甫对世态人情的感受,因而很深刻,其诗风以 “沉郁顿挫” 为特点,想必就是这种经历造成的。但是,尽管他感叹 “儒冠多误身”,却不能放弃当官的念头,而选择另外一种人生道路。现代人很难理解杜甫的这种执著,或者笑其迂腐,或者贬其官迷心窍,须知杜甫的价值取向来自对儒家人生哲学的信仰,这就决定了他要以当官从政为孜孜追求的目标。天宝十四年 (755),四十三岁的杜甫终于得到一个品级很低的官职。但就在这一年冬天,安史之乱爆发了。次年,杜甫设法逃出被叛军占领的长安,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虽然这只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但却是杜甫唯一一次在中央任职。不久,宰相房琯因兵败被免职,杜甫上疏申救这位曾和他是布衣之交的宰相,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就在此后的一年,杜甫目睹普通百姓在战乱中蒙受的苦难,写出了被后人称为 “诗史” 的 “三吏”、“三别”等作品。生活在太平时代的读者,希望从诗歌中得到美的享受,因而对这些平铺直叙的 “诗报告” 不以为然,但设身处地,就不难体会到这些作品的震撼力量。时逢关中大饥,杜甫对仕途也渐渐失望了,便在唐肃宗乾元二年 (759),辞去官职,携家投奔他在蜀中的朋友。他先定居成都,在城西浣花溪畔修建了一座草堂。不久,他的故交严武出任成都尹 (市长) 兼剑南节度使 (军政最高长官),与他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后来又表荐他担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 (虚衔)。这就是杜甫被后人称为 “杜工部” 的来历。严武死后,蜀中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依凭,他便带全家乘舟东下,先在夔州住了两年,留下了 《秋兴八首》 等名篇。五十七岁那一年,杜甫乘舟出三峡,仍然居无定处,漂泊于湖南、湖北之间。唐代宗大历五年 (770) 年,杜甫病逝在湘江的旅舟上。杜甫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见证人,他深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没有李白那种超脱、飘逸,所以更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故其作品有“诗史” 之称。但杜甫所以又被尊为 “诗圣”,绝不只是因为他写出了 《兵车行》、《北征》、“三吏”、“三别”等 “忧国忧民” 的作品,更因为他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在诗律、语言、修辞上的创造性试验和苦心追求,使唐诗在表现技巧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杜甫在艺术上所建立的典则,开启了后代众多的诗家、诗派,这是包括李白在内的古今任何一位诗人都无法相比的。还有一点,杜甫表达感情时的节制和凝练,以及深厚的学问所培养的文化底蕴,最符合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杜甫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 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风若周,骚若楚,文若西汉,咸角然天出,万世之衡轴也。后之学者,瞽实聋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叶,由是日诞月艳,荡而莫返。曹、刘、应、杨之徒唱之,沈、谢、徐、庾之徒和之,争柔斗葩,联组擅绣。万钧之重,烁为锱铢,真粹之气,殆将灭矣。泊夫子之为也,剔陈梁,乱齐宋,抉晋魏,瀦其淫波,遏其烦声,与周楚西汉相准的。其夐邈高耸,则若凿太虚而噭万籁; 其驰骤怪骇,则若仗天策而骑箕尾; 其首截峻整,则若俨钩陈而界云汉。枢机日月,开合雷电,昂昂然神其谋,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视天壤,趋入作者之域,所谓真粹气中人也。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瞻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轩然自号一家,爀世烜俗。后人师拟不暇,矧合之乎! 风骚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诗,公之余波及尔。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于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古,脍炙人口。 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 划如太华当我前,跛欲上惊崷崪。 名章俊语纷交衡, 无人巧会当时情。 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太史公论诗,以为 《国风》 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悱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 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列、庄、苏、张、班、马、屈、宋之流,其学术才气,皆出于愈之文,犹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 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 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昭之诗,长于峻洁; 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 孟子曰: 伯夷,圣之清者也; 伊尹,圣之任者也; 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余谓: 少陵老人初不事艰涩左隐以病人,其平易处,有贱夫老妇所可道者。至其深纯宏妙,千古不可追踪。则序事稳实,立意浑大,遇物写难状之景,纾情出不说之意,借古的确,感时深远。若江海浩溔,风云荡汩,蛟龙鼋鼍出没其间而变化莫测,风澄云霁,象纬回薄,错峙伟丽,细大无不可观。 少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常恨两翁埋槁壤,顿惊双璧堕穷扉。风催锦里花枝少,草长南山豆苗稀。自古高才多寂寞,遗编读尽泪频挥。 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少陵豪。风流自是渠家事,奴仆从来可命骚。濯锦江头把一杯,碧鸡坊口草堂开。十年剑外无相识,黄四娘家几度来。 少陵先生,博极群书,驰骋今古,周行万里,观览讴谣,发为歌诗,奋乎 《国风》《雅》《颂》不作之后,比兴发于真机,美刺该夫众体。自唐迄今,余五百年,为诗学宗师,家传而人诵之。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蓠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杜子美诗,实取法三百篇,有类《国风》者,有类《雅》《颂》者,虽长篇短韵,变化不齐,体段之分明,脉络之联属,诚有不可紊者。 历五季沿至有宋,凡与盟诗坛者,鲜不以杜为宗,往往则其体裁,模其兴象,状其风格,务力求其似。然而才不足者则体裁靡闻,识不高者则兴象莫辨,气不充者则风格甚少存,愈似而愈不似,愈工而愈不工,是故宗杜为难也。 杜诗《北征》、《咏怀》、《苦战》、《冬狩》等作,要之得于“变雅”之体居多。以譬而言,殆犹沧溟巨浸,涵云天,浴日月,时或飓风一嘘,则鼋鼍蛟龙百怪呈露,观者每有望洋之叹。此诚圣于诗者也。 唐人乐府多唱诗人绝句,王少伯、李太白为多。杜子美七言绝近百,锦城妓女独唱其《赠花卿》一首。……杜子美诗诸体皆有绝妙者,独绝句本无所解。 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拘则未成之律诗,而非绝体; 汩则儒生之书袋,而泛性情。故观其全集,自“锦城丝管”之外,咸无讥焉。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 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 《尚书》、《春秋》可以并省; 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 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诗刺淫乱,则曰‘雝之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 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 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 叙饥荒, 则曰‘羊𫆉首, 三星在罶’, 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其言甚辩而核,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劝乐而曰“宛其死矣,它人入室”……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何如贬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 ”,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 用事多则流于议论。子美虽为“诗史”,气格自高。 少陵故多变态,其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后世别为“大家”,特高于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 而终不失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丽句也。轻浅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则以其有险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险愈老,正是此老独得处,故不足难之; 独拙、累之句,我不能为掩瑕。虽然,更千百世无能胜之者何? 要曰: 无露句耳。 郑善夫有批点杜诗,其指摘疵类,不遗余力,然实子美之知已。余子议论虽多,直观场之见耳。尝记其数则。一云: 诗之妙处正在不必说到尽,不必写到真,而其欲说欲写者,自宛然可想,虽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风人之义。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一云:“长篇沉著顿挫,指事陈情,有根节骨格,此杜老独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 然诗正不以此为贵,但可以为难而已。宋人学之,往往以文为诗,雅道大坏,由杜老启之也。一云: 杜陵只欲脱去唐人工丽之体,而独占高古,盖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随场作戏也。然诗终以兴致为宗,而气格反为病。 杜子美之胜人者有二: 思人所不能思,道人所不敢道,以意胜也; 数百言不觉其繁,三数语不觉其简,所谓“御众如御寡”、“擒贼必擒王”,以力胜也。五、七古诗,雄视一世,奇正雅俗,称题而出,各尽所长,是谓武库。五、七律诗,他人每人情景相和而成,本色不足者往往景饶情乏,子美直摅本怀,借景入情,点熔成相,最为老手; 然多径意一往,潦倒太甚,色泽未工,大都雄于古者每不屑屑于律故。故用材实难,古人小物必勤,良有以也。 子美之病,在于好奇,则于天然之致远矣。五七言古,穷工极巧,谓无遗恨。细观之,觉几日不得自在。 少陵五言律,其法最多,颠倒纵横,出人意表。余谓万法总归一法,一法不如万法。水流自行,云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设? 少陵七言律,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味之不尽。 盛唐人工于缀景,唯杜子美长于言情。 昔人云诗至子美集大成,不为四言,不用乐府旧题,虽唐调时露,而能得风雅遗意。七言歌行扩汉魏而大之,沉郁瑰琦,钜丽超逸。五言律体裁明密,规模宏远,比耦精严,音节调畅; 七言律称是。至于长律阖辟驰骤,变化错综,未可端倪,冠绝古今矣。 少陵思深,其诗雄大。 仆谓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讳朴野,固云无所不有,亦其资性则然。老杜所称擅场在此不在彼,明矣。而谓杜之妙在粗朴,何也?且杜亦自云:“平生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良工苦心,往往形神为索,而谓杜无意于诗,且不击登闻鼓讼冤乎? 杜之《北征》、《述怀》,皆长篇叙事,然高者尚有汉人遗意,平者遂为元、白滥觞。 杜之乐府,扫六代沿回之习,真谓自启堂奥。 仲默谓“唐初四子虽去古甚远,其音节往往可歌,子美词虽沉著,而调失流转,实诗歌之变体也”。此未尽然。……杜《兵车》、《丽人》、《王孙》 等篇,正祖汉魏,行以唐调耳。 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钜细、巧拙; 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其能荟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亦在此。且言理近经,叙事兼史,尤诗家绝睹。其集不可不读,亦殊不易读。 杜排律五十、百韵者,极意铺陈,颇伤芜碎,盖大篇冗长,不得不尔。惟赠李白、汝阳、哥舒、见素诸作,格调精严,体骨匀称,每读一篇,无论其人履历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气踊跃毫楮,如周昉写生,太史序传,逼夺化工,而杜从容声律间,尤为难事,古今绝诣也。 杜诗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故绝不可及。 近体盛唐至矣,充实辉光,种种备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后极。杜公诸作,直所谓正中有变、大而能化者。 老杜用字入化者,古今独步,中有太奇巧处,然巧而不尖,奇而不诡,犹不失上乘。 大概杜有三难: 极盛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子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 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道源,为百世师,二也; 开元既往,大历继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 曰仙曰禅,皆诗中本色。惟儒生气象,一毫不得著诗; 儒者语言,一字不可入诗。而杜往往兼之,不伤格,不累情,故自难及。 老杜七言拗体,亦当时意兴所到,盛唐诸公绝少。 大率唐人诗主神韵,不主气格,故结句率弱者多。惟老杜不尔,如“醉把茱萸仔细看”之类,极为深厚浑雄。然风格亦与盛唐稍异,间有滥觞宋人者,“出师未捷身先死”之类是也。 杜陵人知其老苍,而不知其意致之婉。 拟古乐府,至太白几无憾,以为乐府第一手矣。谁知又有杜少陵出来,嫌模拟古题为赘剩,别制新题,咏见事,以合风人刺美时政之义,尽跳出前人圈子,另换一番钳锤,觉在古题中翻弄者仍落古人窠臼,未为好手。 杜公七律,正以其负力之大,寄悰之深,能直抒胸臆,广酬事物之变而无碍,为不屑屑色声香味间取媚人观耳。中间尽有涉于倨诞,邻于愤怼,入于俚鄙者,要皆偶趁机绪,以吐噏精神,材料一无拣择,义缔总归情性,令人乍读觉面貌可疑,久咀叹意味无尽。其夺爱王、李,生异论,以此; 虽有异论,竟不淆千古定论,亦以此。 少陵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 篇制多,一也; 一题数首不尽,二也; 好作拗体,三也; 诗料无所不入,四也; 好自标榜,即以诗入诗,五也。此皆诸家所无。其他作法之变,更难尽数。不善学者,多歧为惑,每至失步; 善学者一体各占,尽足成家。 子美五言古凡涉叙事,纡回转折,生意不穷,虽间有诘屈之失,而无流易之病。 或问: 子美五七言律较盛唐诸公何如? 曰: 盛唐诸公惟在兴趣,故体多浑圆,语多活泼; 若子美则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故体多严整,语多沉着耳。此各自为胜,未可以优劣论也。 子美律诗大都沉雄含蓄,浑厚悲壮,然有句法奇警而沉雄者,有意思悲感而沉雄者,有声气自然而沉雄者。 老杜五言律妙处原不在眼,浅薄者但得其眼耳。 子美七言绝虽是变体,然其声调实为唐人竹枝先倡。……惟五绝失之太重,不足多法耳。 唐人诗惟杜诗最难学,而亦最难选。子美律诗五言多晦语、僻语,七言多稚语、累语。 王元美云: 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变风,不宜多作,多作则伤境。愚按: 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虽是变风,然豪旷磊落,乃才大而失之于放,盖过而非不及也。 子美众作虽与诸家不同,然未可称变。至五言古如《柴门》、《杜鹃》、《义鹘》、《彭衙》用韵错杂,出语豪纵,七言古如《魏将军歌》、《忆昔行》用韵险绝,造语奇特,皆有类退之矣。《茅屋为秋风所破》亦为宋人滥觞,皆变体也,又七言律如“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肖曹”、“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始渐涉议论。五言律如“吾宗老孙子”、“江皋已仲春”,七言律如“清江一曲”、“一片花飞”、“朝回日日”等篇,亦宛似宋人口语。予尝与方翁恬论诗,予曰: 元和诸公始开宋人门户,翁恬曰: 杜子美已开宋人之门户矣,此语实不谬。 予尝妄谓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评杜诗者莫不善于刘辰翁。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胳,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辰翁之评杜也,不识杜之大家数,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者,而点缀其尖新隽冷、单词只字,以为得杜骨髓,此所谓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学杜者,生吞活剥,以寻扯为家当,此鲁直之隔日虐也,其黠者又反唇于西江矣。近日之评杜者,钩深抉异,以鬼窟为活计,此辰翁之牙后慧也,其横者并集矢于杜陵矣。 杜晚年刻意学庾子山 《出峡》诗,往往神似。虽云健笔纵横,要不失雅步。 杜诗情事朴率者,唯此 (按指《漫成》“江皋已仲春”) 自有风味。过是则有“鹅鸭宜长数”、“计拙无衣食”、“老翁难早出”一流语,先已自坠尘土,非但学之者拙,似之者死也。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为腔壳,如“致君尧舜上,为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七月》、《东山》、《大明》、《小毖》,何尝如此哉! 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檃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蘼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 诗以骚为祖,以赋为祢,以汉魏诸古诗苏、李、《十九首》、陶、谢、庾、鲍诸人为嫡裔。子美诗中沉郁顿挫,皆出于屈、宋,而助以汉魏六朝诗赋之波澜,《文选》诸体悉备,纵选未尽善,而大略具矣。子美少年时,烂熟此书,而以清矫之才,雄迈之气鞭策之,渐老渐熟,范我驰驱,遂尔独成一体。虽未尝袭 《文选》 语句,然其出脱变化,无非 《文选》者。生平苦心在此一书,不忍弃其所自,故言之有味耳。 微之称少陵诗“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太白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而乐天亦谓子美“贯穿古今, 𫍣缕格律, 尽工尽善, 过于李白。”夫李以天分独胜, 而杜则天工人巧俱绝,欲推杜于李上,宁患无说,乃独推其“排比声韵”、“𫍣缕格律”, 何耶? 以声韵格律论诗, 已近于学究矣,况“排比”、“𫍣缕”, 俗学所病。 苟无雄浑豪迈之气行于其间,虽千言数百,何益于短长? 以此压太白,恐太白不服也。大凡读子美洋洋大篇,当知他人能短者不能长,能少者不能多,能人者不能天,惟子美能短能长,能少能多,能人能天,亦复愈长愈短,愈多愈少,愈人愈天。如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百万人如一人。汉高虽以神武定天下,然所将不过十万而已。然则子美能长能多, 而非“排比”、“𫍣缕”之谓。“排比”、“𫍣缕”, 亦子美用长用多之一斑,然不足以尽子美也。韩信多多益善,然其奇在以万人作背水阵,破赵兵二十万。盖韩信之能在用多,而其奇在用少。子美亦然。故五言长篇,虽见能事,然其短篇,尤为神奇。三韵诗短极矣,然短而愈妙。盖未有不能用少而能用多者。若太白短篇佳矣,乃其 《蜀道难》、《鸣皋歌》、《梦游天姥吟》诸篇,亦何遽不如子美长歌? 读二家诗,勿随人看场可也。 杜诗惟七言古始终多奇,不胜枚举; 五言律亦前后相称。五古之妙,虽至老不衰,然求其尤精出者,如《玉华宫》、《羌村》、《北征》、《画鹘行》、《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佳人》、《梦李白》、《前后出塞》,俱在未入蜀以前。后虽有《写怀》、《早发》数章,奇亦不减,终不可多得,余但手笔妙耳,神完味足,似不复如。……惟七言律,则失官流徙之后,日益精工,反不似拾遗时《曲江》诸作有老人衰飒之气。在蜀时犹仅风流潇洒,夔州后更沉雄温丽,如咏诸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言简而尽,胜读一篇史论。明妃“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生前寥落,死后悲凉,一一在目。言戎马之害,则如“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写景则如“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树苍藤日月昏”,“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咏物则如角鹰曰“一生自猎知无敌,百中争能耻下鞲。”感慨则如“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真一代冠冕。 《咏怀》、《北征》,古无此体,后人亦不可作,让子美一人为之可也。退之《南山》诗,已是后生不逊。诗贵出于自心。《咏怀》、《北征》,出于自心者也; 《南山》,欲敌子美而觅题以为之者也。 少陵七律,有一气直下,如“剑外忽传收蓟北”者。又有前六句皆是兴,末二句方是赋,如《吹笛》诗,通篇正意只在“故园愁”三字耳。说者谓首句“风月”二字立眼目,次联应之,名为二字格,盲矣!“风月”是笛上之宾,于怀乡主意隔两层也。“蓬莱宫阙”篇,全篇是赋,前六句追叙昔日之繁华,末二句悲叹今日之寥落。 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子美于君亲、兄弟、朋友、黎民,无刻不关其念,置之圣门,必在闵损、有若间,出由、求之上。生于唐代,故以诗发其胸臆。……非子美之人,但学其诗,学得宛然,不过是优孟衣冠而已。 杜诗云:“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又云:“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又云:“一朝自罪已,万里车书通。”又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 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又云:“公若登台鼎,临危莫爱身。”又云:“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其于君父之伦,略举数言,心术可见; 而弟兄、朋友、黎庶之忧爱,不可胜举,不置之六经中,何处可置? 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问以杜诗意义,于孔、孟之道有益。从来李、杜并称,至此不能无轩轾。 杜诗是非不谬于圣人,故曰“诗史”,非直指纪事之谓也。纪事如“清渭东流剑阁深”,与不纪事之“花娇迎杂佩”,皆诗史也。诗可经,何不可史,同其“无邪”而已。用修不喜宋人之说,并“诗史”非之,误也。 唐人谓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今看右丞诗甚佳,而有边幅,子美浩然如海。子美“群山万壑赴荆门”等语,浩然一往中,复有委婉曲折之致。温飞卿《过陈琳墓》诗,亦委婉曲折,道尽心事,而无浩然之气。是晚不及感之大节,字句其小者也。“侧身天地更怀古,回首风尘甘息机”,十四字中有六层意。“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有八层意。诗之难处在深厚,厚更难于深。子建诗高处亦在厚。 子美之诗,多发于人伦日用间,所以日新又新,读之不厌。太白饮酒学仙,读数十篇倦矣。读杜集,粗语笨语有之,曾无郛廓语。 俞犀月 (玚) 曰:“少陵五言古诗,《发秦州》、《凤凰台》、《发同谷县》及《成都府》各十二首,争奇竞秀,极沉郁顿挫之致,各首变化,绝无蹊径雷同,极得画家浓淡相间之法。”又曰:“少陵咏物多用比、兴、赋。兴者,因物感人也; 比者,以物喻人也; 赋者, 直赋其物也。 集中如《鹦鹉》、 《㶉》、 《花鸭》、《麂》、《猿》、《蒹葭》、《苦竹》,全是比体; 《病马》、《促织》,是兴体; 《萤火》、《白小》,则直是赋体矣。” 杜不拟古乐府,用新题纪时事,自是创识。就中 《潼关吏》、《新安》、《石壕》、《新婚》、《垂老》、《无家》等篇,妙在痛快,亦伤太尽。《垂老别》云:“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曲折已明。又云:“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观王粲《七哀》:“路逢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未知身死处,焉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道,回首望长安。”酝藉差别。至子建“明月照高楼”,更不可思议,无处着人间别离语。 苏、李诗高妙,曹、刘诗豪逸,陶、阮诗冲淡,鲍、谢诗峻洁,徐、庾诗藻丽,少陵兼之,故谓之集大成。后之学杜者,义山得其藻丽,半山、涪翁得其峻洁,东坡、渭南、大复、历城得其豪逸,遂足雄视一代,而求其高妙冲淡则无人焉。何也? 少陵云:“语不惊人死不休。”学少陵者,莫不有斯言存于胸中,故壮浪纵恣以为奇,绳削斧凿以为工。要之,“家家养鸟鬼,顿顿食黄鱼”,卢仝辈优为之,不待少陵也;“红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杨亿辈优为之,不待少陵也。学少陵而求诸此,其与骇邱垤为泰华,讶潢汙为河海者,奚以异? 杜甫诗雄压千古,而五言古诗则去古远甚。甫非不自辟门户,而磋砑怒张,无复风流蕴藉,故谓之唐音。譬之书法,必以晋为上,唐非不佳,而所乏者晋人清韵耳。唐古诗之逊于汉魏也,亦然。且汉魏六朝古诗而外无他诗,唐既变为排律、律诗,又为歌行、绝句,各有擅场,何必争能于古诗也?是故学杜甫者,学其排律、律诗、歌行足矣,古诗、绝句不必以杜甫为法也。 足下之罪杜者,一曰太尽,一曰取材无择,一曰比兴少而直叙多。夫无择则诚有之。然天下之事,有利用择者,无忌选兵八万,马隆募士三千,是也; 亦有不用择者,太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是也。譬如入长安市肆,珠宝绵绣在其中,敝衣败絮亦在其中,徒见其敝衣败絮,以为不洁而去之,不亦愚乎? 若云太尽,则古文之好尽者莫如司马迁,等而上之,又莫如孟夫子。执五经《论语》 之法以绳之,则二子者,诚无所辞其罪矣,而岂其然? 至于兴比赋,不可偏废。全用比兴成篇者,古诗有之,而近体无之,近体之比兴与古诗之比兴稍异。而排律不叙事则气不畅,律诗不言情则体不遒。若必以不质言、不直叙为 《三百篇》比兴之旨,几何不相率为优孟衣冠之衣冠也哉! 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它如李义山、陈无己、陆务观、袁海叟辈,又其次也。陈简斋最下,《后村诗话》 谓简斋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其品格在诸家之上,何也? 赋者,古诗之流也。雅颂之则,于是乎托; 比兴之音,于是乎丽。故讽喻抑扬之音以寓,涵蓄渊停之义以存,是真风雅之正则也。流极其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辞,博诞绝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纤毫之内。祖构之士,雷同附和,罔知所终。至杜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词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较白太傅《讽喻诗》、《秦中吟》之属,及王建、张籍新乐府,倍觉高浑典厚,苍凉悲壮。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以贯六义,无遗憾矣。 臣观昔之论杜者备矣,其最称知杜者莫如元稹、韩愈。稹之言曰:“上薄风骚,下该沈宋,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愈之言曰: 屈指诗人,工部全美,笔追清风,心夺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二子之论诗,可谓当矣。然此犹未为深知杜者。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诗有关于世运,非作诗之实乎? 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谈杜,如稹、愈所云,究亦无异于词人矣。甫当开元全盛时,南游吴越,北抵齐赵,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既而遭逢天宝,奔走流离,自华州谢官以后,度陇客秦,结草庐于成都瀼西,扁舟出峡,泛荆渚,过洞庭,涉湘潭。凡登临游历、酬知遣怀之作,有一念不系属朝廷, 有一时不痌斯世斯民者乎? 读其诗者, 一一以此求之,则知悲欢愉戚,纵笔所至,无在非至情激发,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岂必辗转附会,而后谓之每饭不忘君哉! 若其比物托类,尤非泛然。如宫桃秦树,则凄怆于金粟堆前也; 风花松柏,则感伤于邙山路上也。他如杜鹃之怜南内,萤火之刺中官,野苋之讽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即以鸟兽草木之微,动皆切于忠孝大义,非他人之争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语矣。 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其所作,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选四家诗,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诸家无不崇奉师法。宋惟杨大年不服杜,诋为村夫子,亦其所见者浅。至嘉、隆间,突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 少陵七律、五律、七古、五古、排律皆绝妙,一首可值千金。板桥无不细读,而尤爱七古,盖其性之所嗜,偏重在此。《曹将军丹青引》、《渼陂行》、《瘦马行》、《兵车行》、《哀王孙》、 《洗兵马》、 《缚鸡行》、 《赠毕四㬬》, 此其最者; 其余不过三四十首,并前后《打鱼歌》,尽在其中矣。是《左传》,是《史记》,似《庄子》、《离骚》,而六朝香艳,亦时用之以为奴隶。大哉杜诗,其无所不包括乎! 七律诗《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皆由此而推之; 五律诗《秦州杂诗》二十首、咏物三十余首、《达行在所》三首,皆由此而推之; 五言古诗前后 《出塞》、《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北征》、《彭衙行》,以及排律之 《经昭陵》、《重经昭陵》、《别严贾二阁老》、《别高岑》,皆由此而推之。立志不分,乃疑于神。 子美近体真朴,得汉魏之遗。五言古别为一家,佳者可入汉魏,惟好牵时事入诗,遂参错不成章者,不必论也。 诗运之杜子,世运之管子也,具有周公制作手段,而气或近于霸。诗家之子美,文家之子长也,别出 《春秋》纪载体材,而义乃合乎风。 太史公之言曰:“《小雅》 怨诽而不乱。”杜集千四百余篇,大抵皆怨诗也,变雅也,故其文为《史记》之继别,而其志则《离骚》之外篇,须识取不乱处乃得。 子美往体诗不作古乐府及拟古篇,最其超轶群子处。譬则骨董器物,肖古便是赝古,惟命世豪杰,卓然独成,乃所以为集大成。 篇法变化,至杜律而极。后人执成法以绳杜,如欲惩中四排比之患,而为前解后解之说者,又欲矫两截判隔之失,而为七转八收之说者,概乎未有当也。夫杜一片神行而已,乌乎执? 法之变既不容以律绳之,乃其连章诗又通各首为大片段,却极整齐,极完密。少陵此体,千古独严,要其融贯处在神理,在纪法,不在字句也。前人尝论及之。但标举几字为串插钩带,实无当于位置浑成之妙,故不免来世口实。 千言、数百言长律,自杜而开,古今圣手无两。每见名家评杜,至此尤无把鼻。其与闻绪论、确有禀承者,大率本元氏“铺陈排比”之言为之主张。不知铺陈排比但可概长庆诸公钜篇,若杜排之忽远忽近、虚之实之、逆来顺往、奇正出没种种家法,未许寻行数墨者一猎藩蓠也。唯断句诗让龙标、太白独步,杜体自是旁宗。然多叠章而下,须通长打片看去,才显真面目。 说杜者动云每饭不忘君,固是。然只恁地说,篇法都坏。试思一首诗本是贴身话,无端在中腰夹插国事,或结尾拖带朝局,没头没脑,成甚结构? 杜老即不然。譬如《恨别》 诗:“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是望其扫除祸本,为还乡作计。《出峡》 诗:“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卢”、“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是言国乱尚武,耻与甲卒同列,因而且向东南。以此推之,慨世还是慨身。太.史公 《屈平传》 谓其“系心君国,不忘欲反,冀君之一寤、俗之一改也。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数语,正蹋着杜氏鼻孔。益信从前客秦州之始为寇乱,不为关辅饥,原委的然。 (杜甫) 氏宗朝诗,有与国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若拈了死句,苦求证佐,再无不错。 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 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 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乔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 杜七绝轮囷奇矫,不可名状,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概学之。 论诗者以为杜诗不成句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子美诗有句有读,一句中有二、三读者; 其不成句处,正是其极得意之处也。 少陵五言律,或上三字下二字成句,或下三字上二字成句,上一字下四句者时有之; 又有上下平分二字以中间字贯下者,尤妙。七律,或上四下三成句,或上三下四成句; 又有上二字下五字者,有上二字下三字以中间二字贯串,皆不害其为一气。 意中必错落互用, 所以无并肩之病。 微之评杜:“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卓哉言乎! 能豪迈而不能清深者,宋诗也; 切对律而未免凡近者,元明诗也。微之评杜诗而早及后世学杜诗者,不谓之“才子”不可得也。 苏、李、《十九首》后,五言最胜。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感时伤乱, 忧黎元, 希稷、 , 生平抱负, 悉流露于楮墨间, 诗之变,情之正也。宜新宁高氏,别为大家。 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属。然有意本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然联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此运《左》、《史》法于韵语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 如钜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 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与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极,后贤未易追逐。夔州以后,比之扫残毫颖,时带颓秃。 少陵有倒插法,如 《送重表侄王砅评事》篇中“上云天下乱”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说出某人,而下倒补云:“秦王时在座,真气惊户牖。”此其法也。《丽人行》篇中,“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法,《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沲秦东亭”,《简薛华醉歌》突接“气酣日落西风来”,上写情欲尽未尽,忽入写景,激壮苍凉,神色俱王,皆此老独开生面处。 杜诗近体,气局阔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可及处,尤在错综任意,寓变化于严整之中,斯足凌轹千古。 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 学之博也,才之大也,气之盛也,格之变也。五色藻缋,八音和鸣,后人如何仿佛? 王摩诘七言律风格最高,复饶远韵,为唐代正宗。然遇杜《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篇,恐瞠乎其后,以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也。中有疏宕一体,实为宋元人滥觞,才大自不无所不可也。然学杜者,不应从此种入。 少陵绝句,直抒胸臆,自是大家气度,然以为正声则未也。宋人不善学之,往往流于粗率。杨廉夫谓学杜须从绝句入,真欺人语。 杜拾遗集诗学大成,其诗不可注,亦不必注。何也?公原本忠孝,根柢经史,沉酣于百家六艺之书,穷天地民物古今之变,历山川兵火治乱兴衰之迹; 一官废黜,万里饥驱,平生感愤愁苦之况,一一托之歌诗,以涵泳其性情,发挥其才智; 后人未读公所读之书,未历公所历之境,徒事管窥蠡测,穿凿附会,刺刺不休,自矜援引浩博,真同痴人说梦,于古人以意逆志之义,毫无当也。此公诗之不可注也。公崛起盛唐,绍承家学,其诗发源于 《三百篇》 及楚骚、汉魏乐府,吸群书之芳润,撷百代之精英,抒写胸臆,熔铸伟辞,以鸿博绝丽之学,自成一家言; 气格超绝处,全在寄托遥深,酝酿醇厚,其味渊然以长,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令后之读诗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公诗之不必注也。是公之诗卷流传天地间,原自光景常新,无注而公诗自显,有注而公诗反晦矣。 少陵诗多用双声叠韵,人皆知之。又往往嵌杂于五七言中,使人乍读之不觉,细玩乃知其下字之妙。 杜五言二百七十余篇,精警之什,皆少壮时作。入蜀后律诗则更精,而古 《选》 不逮矣。至七言歌行,合前后无不佳者。“晚节渐于诗律细”,只自言其律细耳,亦不及古《选》。(“律细”,只是律诗之律法细耳。若古诗,朱子固谓“晚年自出规模,不可学”,何“律细”之有! ) 世人但目皮色苍厚、格度端凝为杜体,不知此老学博思深,笔力矫变,于沉郁顿挫之极,更见微婉。试举五古自前后《出塞》、《三吏》、《三别》、《彭衙行》外,如 《玉华宫》、《羌村》、《赠卫八处士》、《佳人》、《梦李白》,七古自 《兵车》、《丽人》、《哀江头》、《哀王孙》外,如 《乐游园歌》,五律之《洞房》、《斗鸡》,七律之“东阁观海”等篇,学杜者视此种曾百得其一二与? 杜之五律、五七言古,三唐诸家亦各有一二篇可企及; 七律则上下千百年无伦比。其意之精密,法之变化,句之沉雄,字之整练,气之浩汗,神之摇曳,非一时笔舌所能罄。 赵秋谷《谈龙录》载阮翁酷不喜少陵,每引杨大年“村夫子”语以见意。余谓……老杜诗何尝无才调神韵,但不以此见长耳。或谓杜诗实苦乏神韵,曰: 阮亭神韵使人易见,老杜神韵使人难知。 诗中虚字用得妙时,直使全篇精神踊跃而出,老杜“剑外勿 (忽) 传收蓟北”一诗是也。又通首力量每从一句转来,一句音节每从一字炼出。试取杜集读之,虽其格法变化不一,要无能出此者。谓诗分前后两解,弗敢知也。 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惊人”二字,须善体会。眼前景,口头话,从性情中流出,正复娓娓动人。若一味作险话,破鬼胆,便易入恶道矣。 老杜自称其长,谓沉郁顿挫。所谓顿挫者,欲出而不遽出,字字句句持重不流。 诗至少陵,谓之集大成,然不必无一字一句之可议也。读其全集,求痕觅瑕,亦何可悉数? 即如“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起轻佻失体);“利涉想蟠桃”(《临邑舍弟书至》,以临邑近海而用蟠桃,岂非凑韵);“更寻嘉树传”(《冬至怀李白》,“传”字凑搭);“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又云:“门阑多喜气, 女婿近乘龙”(《李监宅》, 此二韵俱俗调);“道逢车口流涎”(《饮中八仙歌》,形容失体);“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赠韦左丞》,语涉卑琐,与前“读书万卷”、“下笔有神”等句相比,夸鄙两失);“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真元皇帝庙》,“深”、“迥”二字开后人撑句陋派);“云泥相望悬”(《送韦书记》,公与书记何至云泥,失体);“卑枝低结子”(《何将军山林》,卑、低叠出);“才兼鲍照愁绝倒( 《简薛华》,“绝倒”说愁,要是凑韵,后人曲解不必);“同辇随君侍君侧”( 《哀江头》,同、随、侍三字叠出,杨升庵虽为解之,要不足法);“此辈感恩至,赢俘何足操?”( 《官军临贼境》,排律中忽两句不对);“掖垣竹埤梧十寻”(《题省埤壁》,垣、埤杂出。或曰: 垣竹埤梧,高皆十寻。或曰: 掖垣傍竹埤之梧,高有十寻。要于句法皆劣);“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细逐、时兼开俗派);“作尉穷谷僻”( 《白水崔少府高斋》,穷、僻杂出);“我贫无乘非无足”(《偪侧行》,俚率);“酒酣懒舞谁能拽? 诗罢长吟不复听”(《题郑著作》,两句下三字支凑成句);“第五桥头流恨水,黄陂岸北结愁亭”(同上,恨水、愁亭合掌);“穷巷悄然车马绝,案头干死读书萤”(同上,上句悄、绝重复,下句粗派);“数金怜俊迈”(《不归》,数金或谓当作数龄,然与对句“总角爱聪明”合掌矣。或谓数读上声,因首句云“河间尚征伐;,故用数钱以应河间。此二句毕竟费解);“长怀十九泉”( 《秦州杂诗》 其十四,仇池有泉九十九眼,删去八十);“壁色立积铁”(《铁堂峡》,五仄似叠韵,调哑);“文章差底病”(《赴青城县》,或以“差”读“楚懈”切,谓病除也。言虽有文章差得何病乎?或以差是差错,病如声病,言文章之不利差在何病乎?或又以文章何救于贫。虽各异解,要是语不分明);“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 《春水生》,次句粗率);“长吟野望时”,又云“排闷强裁诗”( 《江亭》,一首内长吟、裁诗重复,或以照应者非也);“寡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可惜》,开后人诗酒对举俗派);“苍棱白皮十抱文”(《海棕行》,十字难解,或是讹阙);“观者贪愁掣臂飞”(《画角鹰》,贪、愁杂出);“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梓州登楼》,牵率,不成句法);“依旧已衔泥”(同上,依旧即已也,三字叠出);“不复知天大”(《望兜率寺》,此句上下不接,或以树密为解,或谓佛尊于天,或谓以呼天者呼佛,要皆曲解);“金壶隐浪偏”(《陪李梓州泛江》,“隐”字不可解);“同舟昨夜何由得”(《送辛员外》,“何由得”三字率尔);“留门月复光”(《台上得凉字》,留门不知说月说人);“久客应吾道”(《舍弟归草堂》,词不达意);“神翰顾不一,体变钟兼两”(《八哀·郑虔》,钟谓钟繇、钟会父子,顾或谓野王或虚字,皆似支凑);“青袍白马有何意”(同上,下三字牵率);“梅花欲开不自觉”(同上,下三字赘);“见愁汗马西戎逼”,又云:“将军且莫破愁颜”(《诸将》,“愁”字重出); 归楫生衣卧”(《寄韦有夏》,下三字不贯串。 或云楫生水衣而犹卧波, 乃曲解也); 黄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太剧干”( 《遣闷戏呈》,并、交杂出,太剧近俚);“爆嵌魑魅泣,崩冻岚阴旷”(《火》,“爆嵌”、“崩冻”字太造作);“被暍味空频”(《热》,词不达意);“满座涕潺湲”,又云“伏腊涕涟涟”(《夔府咏怀》,涕重见);“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秋兴》,两开、一系牵强);“白头吟望苦低垂” (同上,望、低垂猥并);“万古云霄一羽毛”( 《咏怀古迹》,句纡曲而无著);“纪德名标五,初鸣度必三”(《鸡》,俗调,似类书);“问子能来宿,今疑索故要”(《期严明府》,下五字亦晦拙);“起居八座太夫人”(《送柏别驾》,俗调);“敢居高士差”( 《柴门》,“差”字费解。或云敢犹岂敢,差是肩差,累矣);“一时今夕会”( 《江楼夜宴》,一时、今夕重叠);“枕带还相似,柴荆即有焉”( 《移居东屯》,对句下三字凑韵);“无食无儿一妇人”( 《呈吴郎》,俚句);“无数春笋满林生”( 《三绝句》,“无数”,“满”字重出)”“古人已用三冬足, 年少今开万卷余”(《柏学士茅屋》, 上句引古割裂, 下句开、 余不贯);“富贵必从勤苦得, 男儿须读五车书”(同上, 似村塾中语, 且五车、 万卷叠出);“欢剧提携如意舞, 喜多行坐白头吟”(《舍弟赴兰田》,“欢剧”、“喜多”字嫌合掌);“发日排南喜, 伤神散北吁”(《续得观书》, 南喜、 北吁不成语);“经过忆郑驿”(《舟中寄郑审》,“驿”字无著);“劳生系一物”(《回棹》, 一物何所指)。 以上所录, 皆人所共见者, 然固无害于杜之大也。 拟诸圣人, 其亦犹周公之过, 孔子之不悦于子路欤? 余尝谓: 读杜之旨有二。其一存乎律。六朝声病之学最盛,婆罗门窃之以为三十六字母,所谓“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也。而杜之切律也弥精。如 《己上人茅斋》云: 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则“枕簟”为双声,“茶瓜”为叠韵也。 《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云:“药许邻人㔉,书从稚子擎”,则“邻人”为叠韵,“稚子”为叠韵兼双声也,得不谓之吹律胸臆、调钟唇吻乎? 其一存乎韵。汉魏用韵已异《诗》、《易》,迨唐官韵出,而许敬宗一改二百六部之旧,所谓“吴楚则时伤轻清,燕赵则时伤重浊”也。而杜之用韵也必严,如《义鹘行》以巅、餐、酸、存、烟、宣、天、拳、蜒、穿、年、前、然、贤、传、冠、间、肝为韵,则知今时守才老《古韵》而以二十四盐、二十五添通用者,妄矣。如《新安吏》以丁、兵、行、城、俜、声、横、情、平、营、京、轻、明、兄为韵,则知今时守才老《古韵》以十六蒸、十七登通用者,又妄矣。得不谓之剖析豪厘,分别黍累乎! 此类悉数不能终。竹垞先生尝述关中李天生先生之言,少陵晚年诗律细,凡律诗一三五七仄句,上去入三声必槅用之,莫有叠出者,他人不能也。因相与互诵 《郑驸马宅宴洞中》 及 《江村》、《秋兴》 诸作,而叹天生为独见。吁,若两先生岂欺余哉! 宋子京 《唐书·杜甫传赞》,谓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人而有之”,大概就其气体而言。此外,如荆公、东坡、山谷等,各就一首一句,叹以为不可及,皆未说著少陵之真本领也。其真本领仍在少陵诗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盖其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微之谓其薄 《风》、《雅》,该沈、宋,夺苏、李,吞曹、刘,掩颜、谢,综徐、庾,足见其牢笼万有。秦少游并谓其不集诸家之长,亦不能如此。则似少陵专以学力集诸家之大成。明李崆峒诸人,遂谓李太白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学力,此真耳食之论也! 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则不快者。此非性灵中本有是分际,而尽其量乎? 出于性灵所固有,而谓其全以学力胜乎? 杜诗又有独创句法,为前人所无者。如 《何将军园》 之“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沈枪”,《寄贾严二阁老》之“翠乾危栈竹,红腻小湖莲”,《江阁》之“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南楚》 之“无名江上草,随意岭头云”,《新晴》之“碧知湖外草,晴见海东云”,《秋兴》之“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古诗内亦有创句者,如《宿赞公房》之“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白县高斋》之“上有无心云,下有欲落石”,《郑典设自施州归》 之“攀援悬根木,登顿入矢石”,《阆山歌》 之“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以及 《石龛》 之“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 皆是创体。 黄山谷谓“少陵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此盖因集中有“老去渐于诗律细”一语,而妄以为愈老愈工也。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贴,一唱三叹,意味悠长; 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入湖南后,除《岳阳楼》一首外,并少完璧。即《岳麓道林》诗为当时所推者,究亦不免粗莽; 其他则拙涩者十之七八矣。朱子尝云:“鲁直只一时有所见,创为此论。今人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看场耳。”斯实杜诗定评也。 诗至少陵而诣极。然唐人自李义山外,罕学杜。元结、殷璠以下,选当代之诗者,亦无一家录及杜。其故莫详也。至于南宋,如以少陵为一祖,而黄山谷、陈后山、陈简斋为三宗。于是江西体盛,而吕紫微宗派图作焉。故江西者,少陵之流别也。所列二十七家,人不尽江西,诗亦不尽似杜,并不尽似黄、陈。盖黄、陈因杜诗而莩甲新意,吕紫微诸家又沿黄、陈而极其变态,各运心思,各为面貌,而精神则同出一源。故不立学杜之名,而别得杜文外之意。异乎嘉隆七子,规规摹杜之形似,宏音亮节,实为尘饭土羹也。刘知几论史家学古,有貌同而心异,有貌异而心同,可以此例推矣。至嘉定以后,陆放翁《剑南》一集,为宋季大宗。其学实出于曾氏。故赵庚夫题《茶山集》,有曰:“新于月出初三夜,淡比汤煎第一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祖灯传。”放翁作茶山墓志,又称其诗宗杜甫、黄庭坚。是陆出于曾,曾出于江西之明证。特源远流长,论者不复上溯耳。 昔元微之为李杜优劣论,以杜之铺陈终始、排比声律为工。元遗山论诗驳之,谓舍连城之璧而取碔砆。余窃尝思之,少陵之诗,宏演博大,无所不赅。如海焉,百川之所归输,而由河、由江、由淮,各有所道; 如五都之市,百货之所积聚,而富商大贾,下至百族贩夫,各有所贸易取与。杜之长律,学之似而工者,义山也; 学之不似而工者,元、白也。微之学杜而知其不可及,于是别为缠绵婉丽、往复委折之体,其学之也力,其知之也深,则其誉之也独至。然则,以铺陈排比为微之连城之璧可也。夫学者必以其性之所好致力焉,而后有所从入,入之而有得,而后其立论也,不必尽惬于人人,而断不为依附影响之说,浮游而无主。 元相作杜公墓系有“铺陈”、“排比”、“藩翰”、“堂奥”之说,盖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之中,有“潘篱”焉,有“堂奥”焉,语本极明。至元遗山作 《论诗绝句》,乃曰:“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则以为非特“堂奥”,即“藩翰”亦不止此。所谓“连城璧”者,盖即《杜诗学》所谓参苓、桂术、君臣、佐使之说,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论,有未可厚非者。诗家之难,转不难于妙悟,而实难于“铺陈终始,排比声律”,此非有兼人之力,万夫之勇者,弗能当也。但元、白以下,何尝非“铺陈”、“排比”! 而杜公所以为高曾规矩者,又别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说也。 自初唐至开、宝诸公,非无古调。但诸家既自为体段,而绍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独至杜公,乃以绍古之绪,杂入随常酬酢布置中,吞吐万古,沐浴百宝,竟莫测其端倪所在。 杜五言古诗,活于大谢,深于鲍照,盖尽有建安、黄初之实际,而并有王、孟诸公之虚神,不可执一以观之。 杜五律亦有唐调,有杜调,不妨分看之,不妨合看之。如欲导上下之脉,溯初、盛、中之源流,则其一种唐调之作,自不可少。且如五古内 《赠卫八处士》之类,何尝非《选》调?亦不可但以杜法概乙之也。 杜五律虽沉郁顿挫,然此外尚有太白一种暨盛唐诸公在。至七律则雄辟万古,前后无能步趋者,允为此体中独立之一人。 杜诗之妙,有以意胜者,有以篇法胜者,有以俚质胜者,有以仓卒造状胜者。如“剑外忽传收蓟北”一首,仓卒间写出欲歌欲哭之状,使人千载如见。 杜公今体,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不可谓少; 数十韵、百韵中运掉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不觉其多。读五言至此,始无余憾。 杜公七律,含天地之元气,包、古今之正变,不可以律缚,亦不可以盛唐限者。 何大复号为知诗,而谓杜子美调失流转。又以出于夫妇者常少,而风人之义或缺。此不知诗之言也。子美诗发于性情,可歌可笑,而律中黄钟之宫,故浑浩流转,大气鼓铸,非如王、杨四子轻清婉丽,则汉魏以来,音未有大于子美者也。至于义关君臣、朋友,不尽托诸夫妇,而未尝不宣郁而达情,其旨何尝不达? 信阳诗以秀朗胜,故于杜之变化出没,无从而得焉。甚至谓子美反在唐初四子下,信阳直不知诗! 看杜诗如看一处大山水,读杜律如读一篇长古文。其用意之深,取境之远,制格之奇,出语之厚,非设身处地,若与公周旋于花溪草阁之间,亲陪其杖履,熟闻其謦欬,则作者之精神不出,阅者之心孔亦不开。 就唐人而论,杜公已掩有众长。如“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则元、白也;“客醉挥金碗,诗成得锦袍。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则温、李也;“万壑树声满,千崖秋气高”、“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则贾岛也;“崩石欹山树,清涟曳水衣”、“红浸珊瑚短,青悬薜荔长”,则钱、刘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荷花本自双”,则韩偓、杜牧也;“王郎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风白日动,长鲸跋浪沧溟开”,太白之豪放也;“太常楼船声嗷嘈,问兵刮寇趋下牢。牧出令奔飞百艘,猛蛟突兽纷遁逃”,长吉之奇杰也。出其绪余,已足衣被一代矣。 杜工部五言诗,尽有古今文字之体。前后 《出塞》、“三别”、“三吏”,固为诗中绝调,汉魏乐府之遗音矣。他若《上韦左丞》,书体也; 《留花门》,论体也; 《北征》,赋体也; 《送从弟亚》,序体也; 《铁堂》、《青阳峡》以下诸诗,记体也; 《遭田父泥饮》,颂体也; 《义鹘》、《病柏》,说体也; 《织成褥段》,箴体也; 《八哀》,碑状体也; 《送王砅》,纪传体也。可谓牢笼众有,挥斥百家。 杜工部七言古诗,随物赋形,因题立制,如怒猊抉石,如香象渡河,如秋隼抟空,如春鲸跋浪,如洞庭张乐,鱼龙出听,如昆阳济师,瓴甓皆震,如太原公子,裼裘高步而来,如许下狂生,蹀躞掺挝而至。千态万状,不可殚名,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观止之叹,意在斯乎? 少陵绝句,《逢龟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为之说。然质重之中,时得《铙吹》、《竹枝》之遗意,则亦诸家所无也。 王、孟、韩、柳诗惟一体。太白有古体,有唐体,已当分别观之。至少陵五古,则赋、序、记、论、碑、传、诔、赞一切杂体之文,无不以入之,故其体愈杂,而其观愈奇矣。 杜陵诗只在人伦事物之间,无甚幻思奇想,何以古今莫二?毕竟识见过人,不必谓其所遇之坎坷及无一字无来历为妙也。即常语一经此老道之,便觉异样生色。 学杜诗不可泥于黄涪翁、刘须溪之见,涪翁专乎生涩古奥,须溪独主僻险奇峭。不知杜陵此种笔墨,散见于篇什,以振作其平弱,错综其板直,故某篇间或点缀一二语而自不觉也。……学杜诗,当从其细腻熨贴、老气无敌处着意索解,乃见其自然工夫。 作诗善用赋笔,惟杜老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须善学始得。其他名手,未有不比、兴兼之。 叙事能叙得磊落跌宕,中又插入闲情,文外远致,此惟杜公有之。 杜公 (七律)所以冠绝古今诸家,只是沉郁顿挫,奇横恣肆,起结承转,曲折变化,穷极笔势,迥不由人。山谷专于此苦用心。 学于杜者,须知其言高旨远,一也; 奇警而出之自然,流吐不费力,二也; 随意喷薄,不装点做势安排,三也; 沉著往来,不拘一定而自然中律,四也。 近体之出句住脚,人惟知唐贤有忌用一纽之说,不知杜诗中凡一三五七句住脚字,上去入三声,亦必隔别用之,莫有叠出者。昔朱竹垞寄查德尹书,谓富平李天生之论如此,以为少陵自诩“晚节渐于诗律细”,此可征其细处,为他家所不能。予初闻是言,尚未深信,退而考之,惟八首与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郑驸马宅宴洞中》云“春酒杯浓琥珀薄”,又云“误疑茅堂过江麓”,又云“自是秦楼压郑谷”,叠用三入声字。其一《江村》云“老妻画纸为棋局”,又云“多病所须惟药物”,叠用二入声字。其一 《秋兴》云“织女机丝虚夜月”,又云“波漂菰米沉云黑”,叠用二入声字。其一《江上值水》云“为人性僻耽佳句”,又云“老去诗篇浑漫兴”,又云“新添水槛供垂钓”,叠用三去声字。其一 《题郑县亭子》 云“云断岳莲临大路”,又云“巢边野雀群欺燕”,叠用二去声字。其一 《至日遣兴》云“欲知趋走伤心地”,又云“无路从容陪语笑”,叠用二去声字。其一《卜居》云“已知出郭少尘事”,又云“无数蜻蜒齐上下”,又云“东来万里堪乘兴”,叠用三去声字。其一《秋尽》云“菊边老却陶潜菊”,又云“雪岭独看西日落”,又云“不辞万里长为客”,叠用三入声字。既而以宋元旧雕本暨 《文苑英华》 证之,则“江麓”作“江底”,“多病”句作“赖有故人分禄米”,“夜月”作“月夜”,“漫兴”作“漫与”,“大路”作“大道”,“语笑”作“笑语”,“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诗无一犯者。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热”下第三句不应用“蝎”字,作“苦炎蒸”者是也;“谢安不倦登临赏”下第七句不应用“府”字,作“登临费”者是也。循此说以勘,虽长律百韵,诸本字义之异,可审择而正之。此义盖前人所未发也。 学老杜诗有八字诀,曰:“学其开阖顿挫,沉郁动荡。此工部独至之诣,他人莫及。顾开阖顿挫之奇,妙在用笔; 沉郁动荡之奇,妙在气味。求用笔,须悟会于字句之先; 求气味,须体验于字句之外。执杜以求杜,执诗以求诗,终莫能得其神髓。惟融杜法于心,浃以神明,契诸方寸,不泥其迹,不肖其形,斯不必执杜法杜,而无往不与杜合,不屑就诗求诗,自然妙与诗印,则即心即杜,我与古人俱化矣。 少陵七古,学问才力性情,俱臻绝顶,为自有七古以来之极盛。故五古以少陵为变体,七古以少陵为正宗。 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义山学之,得其浓厚;东坡学之,得其流转; 山谷学之,得其奥峭; 遗山学之,得其苍郁; 明七子学之,佳者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廓。 少陵七律有最拙者,如“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之类是也; 有最纤者,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之类是也,皆开后人习气。学者不必震于少陵之名,随声附和。又如“百年”、“万里”、“日月”、“乾坤”,少陵惯用之字,学之易近肤廓,亦宜慎择。 少陵七绝,槎枒粗硬,独 《赠花卿》一首,最为婉而多讽。花卿僭用天子之乐,诗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何言之蕴藉也! 《江南赠李龟年》 诗,亦有韵。 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 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 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 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 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词,正欲使人自得耳。 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 《悲愤诗》沉痛苍劲,出于少卿,其后刘琨颇学之,人以此诗有丈夫气,故疑非文姬所作。杜甫一生拟之,遂成大家。《北征》犹不免粗犷处; 如“垢腻脚不袜”、“数日卧呕泄”等句,亦是诗中之一病,然瑕不掩瑜耳。叙“天吴及紫凤”一段,描写工致,实出太冲《娇女诗》,唯章法似蔡女。其五言由秦入蜀诸作皆可观。入湖南以后,多泛响矣。 情芳意古,蕴藉宏深,本小雅怨悱之音,撰建安疏宕之骨,简蓄不逮古人,沉厉过之。七言骨重气苍,意研律细,诸家评论,以此赅焉。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杜甫49岁时才流落于巴蜀地区。到大 历三年(768年),离开巴蜀,共生活了9年。杜甫在巴蜀地区走过很多地方,主要生活 在成都、奉节两地。杜甫进入巴蜀后,首先是在成都浣花溪畔居住,这就是现在的杜甫 草堂。在这里,杜甫共写了271首诗,占他一生作品的百分之二十。后来移居到奉节 居住,在奉节写诗430多首。占一生作品的百分之三十。因此,杜甫有一半以上的作 品是在巴蜀地区完成的。杜甫恰与李白相反,是在中原地区成长,而在巴蜀地区完成 创作的。杜甫在巴蜀地区生活期间,既是唐朝从繁荣昌盛走向衰败的时期,又是诗歌 创作日趋成熟的时期。因而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是用艺术性极高的语言表达了对 祖国兴衰存亡的关切,对人民水深火热生活的无限同情,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这 既是杜甫在巴蜀生活中的切身体会,也是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
杜甫流落到巴蜀之后,生活仍然十分困苦。他在诗中写道:“厚禄故人书断绝,恒 饿稚子色凄凉。”“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 东。”达官富人的无情,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使杜甫深深体会到人民生活的困苦。 杜甫的名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当杜甫在浣花溪畔的茅屋 被秋风所破,写下了这令人难忘的诗句: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长林梢, 低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两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既具体形象地展示了杜甫当时的生活困境,也反映了杜甫对人民的热爱之情。 正是由于杜甫的这种生活环境,他更能了解在战乱中人民的痛苦。在许多诗中都 反映了对人民痛苦生活的无限同情。杜甫在诗中写道:“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 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闻道杀人汉水上,妇 女多在官军中。”“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 村?”这些诗记载了人们战乱中的流离生活,所以又被人们称之为史诗。杜甫在奉节写 的《又呈吴郎》更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民的同情心: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贫困宁有此? 祗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催人泪下的诗句,不仅是对战乱带给人民苦难的控诉,也是对人们困苦生活的无限 同情。 杜甫在对人民的贫困生活给予无限同情的同时,对上层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奸人 当道横行,则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斥责。杜甫在诗中写道:“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进而愤慨地写道:“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 皆封侯!”“芟荑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些铿锵 有力的诗句反映了作者的鲜明态度。 因为杜甫在诗中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丑恶行径,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 对人民的苦难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在当时就甚不合时宜,与当时歌颂升平繁荣的 诗歌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唐代刊行的诗集中集录的杜诗极少。只是在杜甫死后,才刊 行了杜甫诗集。到宋代,杜甫的诗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杜甫正视社会现实的诗歌创 作原则也才被人们所推崇。 杜甫在巴蜀生活期间,已经断绝了仕途之念。他说:“不堪衹老病,何得尚浮名。浅 把涓涓洒,深凭送此生。”尽管如此,杜甫也并未消沉下去,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存亡。 杜甫希望战乱平息,人民生活安定,太平盛世能重新到来。他写道:“豺狼塞路人断绝, 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当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的消息 传来时,杜甫立即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欲看妻子 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但短暂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安定,战乱仍然存在。杜甫的《王 命》又寄托了自己的期望。诗中说:“汉北豺狼满,巴西道路难。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 鞍。牢落新烧栈,苍茫旧筑坛。深怀喻蜀意,恸哭望王官。”然而,腐败的唐王朝已经无 法挽救其最终的失败。 杜甫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不仅在于他用丰富多采的语言真实细腻地描 写了社会现实,更在于他有广阔的胸怀,对人民的疾苦具有同情心,对于国家兴亡的 关心精神。而杜甫在巴蜀生活期间,不仅生活困苦,而且接触了大量的贫苦人民,对于 杜甫的思想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曾居住在长安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杜少陵。其祖父是著名诗人杜审言。 杜甫杜甫论诗,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重视《诗》、《骚》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要求诗歌要有益于国家人民。因此,他高度评价陈子昂、元结反映现实的诗作,谓陈子昂:“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各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颂扬元结的《春陵行》、《贼退示官吏》:“观乎《舂陵行》,歘见俊哲情;循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杜甫也很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和技巧。对于六朝文学,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抱着“不薄古人,”“转益多师”的态度,批判地吸取其精华。对于前辈及同时代诗人,杜甫积极肯定他们在诗歌方面的艺术成就,其《戏为六绝句》中肯定四杰的诗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称赞李白的诗是“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王维是“最传秀句寰区满”;孟浩然是“清诗句句尽堪传”;用“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誉高适;用“谢脁每篇堪讽诵”赞岑参。杜甫自己的诗歌被后世誉为“诗史”,在艺术上“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杜君墓志铭序》)成为集古典诗歌艺术之大成的诗人。其《论诗绝句》开创了以七绝评论作家作品的范例,成为后世诗评家竞相模仿的新形式。 杜甫 杜甫712—770唐代著名诗人、辞赋家。新、旧《唐书》有传。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祖籍襄阳,后徙河南巩县。天宝(742—756)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天宝十五载(756),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凤翔,拜右拾遗。是年十月,房琯兵败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上元二年(761)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永泰元年(765)夏,武卒,甫无所依,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乃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甫放旷豪迈,好论天下大事,素怀政治抱负。以诗闻名,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今存赋6篇。最有名的是“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南郊赋》)和《封西岳赋》。这四篇是大赋,极力模仿汉赋的规模制度,因而缺乏独创性。实则真能代表杜甫风格的当推《雕赋》和《天狗赋》两篇。杜赋以散御俳,所而不靡,刻意锤炼,以老辣见长。有《杜少陵集》。 ☚ 【七画】 杜牧 ☛ 杜甫【同义】总目录 杜甫诗宰相杜陵野老诗王诗圣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杜审言之孙。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先县令。他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开元年间,他曾南游昊、越,北游齐、赵等地。天宝三年(744),与李白、高适等人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后至长安,寓居十年。天宝十四年(755),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正在奉先探亲。肃宗至德元年(756),杜甫移家鄜州,只身奔赴灵武见肃宗,不料中途为叛军所俘,押回长安。次年,脱身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因上疏营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寓居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依剑南节度使严武,被任为节度表参谋,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突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晚年,乘舟出三峡,经湖北飘泊到湖南,贫病交加,死于湘江中的船上。 ☚ 李白 李华 ☛ 杜甫dù fǔ〖名词〗 杜甫712~770唐代大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杜工部,祖籍襄阳(今湖北),生于河南巩县。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唐天宝三年 (744年) 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安禄山乱军陷长安,离长安至凤翔谒肃宗,官左拾遗,继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居秦州、同谷,颠沛流离,远走西川投奔时任彭州 (今四川彭州市) 刺史的诗友高适。乾元二年 (759年) 末,移家成都于城西浣花溪上筑草堂,一度在友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推荐下出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宝应元年 (762年) 严武奉调入京,成都少尹叛乱,流落梓州 (今三台)、阆州 (今阆中) 避乱。广德二年 (764年) 春,严武复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于是三月复回成都草堂。永秦元年 (765年) 四月严武突卒,无所依从,移居夔州。大历三年 (768年) 携家离开四川流落他乡,后病逝于湘江舟中。在四川8年中5年居成都,是创作的鼎盛时期,其诗作的一半写成于此时。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 内容上大胆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反映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 语言精练,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对后世影响极大。著有 《杜工部集》,原集60卷早已散佚,经北宋王洙编成20卷、补遗1卷,成为杜诗定本。 杜甫盛唐诗人。原籍湖北省襄阳,712年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其为杜拾遗、杜工部。759年弃官居秦州,后移家成都。768年(大历三年)全家漂泊湘、鄂间,770年死在赴郴州途中。杜甫与李白齐名,世称“李杜”,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精神。在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对后世诗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全唐诗》编入其诗19卷。北宋王洙编有《杜工部集》,收入其诗1405篇,分为18卷,同时收入赋笔杂著29篇,分为两卷,共20卷。 杜甫712—770唐朝著名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野客。祖籍襄阳,生于巩县 (今河南巩县)。少时家贫力学,有远大政治抱负。但累试不第,玄宗时待制集贤院,肃宗时始拜左拾遗,不久又因上书触怒皇帝被贬。后来流落剑南,曾一度任剑南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一生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变过程,写出了大量的现实主义诗篇。其中许多名作都取材于关中。这些诗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被称为“诗史”。本人也被尊为“诗圣”。作品流传到现在仍有1300多首,主要保存在《杜工部集》及《全唐诗》 中。1962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杜甫 杜甫712—770唐诗人。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因其十三世祖杜预为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故自称“杜陵布衣”。唐初诗人杜审言之孙。出生于“奉儒守官”之家。自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前后三次漫游吴越、齐赵、梁宋诸地,结交李白、高适。自天宝五载至十四载,困守长安10年,一度曾居城南少陵附近,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间虽不断应试、献赋、干谒权贵,终未得到一官半职。“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备尝艰辛,饱受屈辱。但由此而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酷现实,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安史乱中,颠沛流离,先陷于长安,后逃至凤翔(今属陕西),谒见肃宗,于至德二载(757)官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乾元元年(758)出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司功参军。次年七月弃官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十月至同谷(今甘肃成县),年底入蜀,移家成都。其间写有《哀江头》、《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名篇。自上元元年(760)至大历五年(770),先客居巴蜀8年,后流寓荆湘3年。因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署中参谋,又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最后病死于由潭州至岳阳的湘江舟中。其间写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登高》等抒情佳作。杜甫亲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处于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关头。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世号“诗史”。诗情真挚而深厚,爱国爱民,爱生活,爱自然,皆一往情深,故有“情圣”之誉。艺术上形成了“沉郁顿挫”、“律切精深”的独特风格。他的诗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先路,影响至为深远。有《杜工部集》20卷,存诗1400余首。杜集流传最广者,有清人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生平事迹见两《唐书》本传。近人闻一多有《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今人冯至有《杜甫传》。 ☚ 高适 于邵 ☛ 杜甫 杜甫712—770唐诗人。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因其十三世祖杜预为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故自称“杜陵布衣”。唐初诗人杜审言之孙。出生于“奉儒守官”之家。自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前后三次漫游吴越、齐赵、梁宋诸地,结交李白、高适。自天宝五载至十四载,困守长安10年,一度曾居城南少陵附近,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间虽不断应试、献赋、干谒权贵,终未得到一官半职。“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备尝艰辛,饱受屈辱。但由此而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酷现实,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安史乱中,颠沛流离,先陷于长安,后逃至凤翔(今属陕西),谒见肃宗,于至德二载(757)官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乾元元年(758)出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司功参军。次年七月弃官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十月至同谷(今甘肃成县),年底入蜀,移家成都。其间写有《哀江头》、《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名篇。自上元元年(760)至大历五年(770),先客居巴蜀8年,后流寓荆湘3年。因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署中参谋,又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最后病死于由潭州至岳阳的湘江舟中。其间写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登高》等抒情佳作。杜甫亲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处于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关头。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世号“诗史”。诗情真挚而深厚,爱国爱民,爱生活,爱自然,皆一往情深,故有“情圣”之誉。艺术上形成了“沉郁顿挫”、“律切精深”的独特风格。他的诗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先路,影响至为深远。有《杜工部集》20卷,存诗1400余首。杜集流传最广者,有清人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生平事迹见两《唐书》本传。近人闻一多有《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今人冯至有《杜甫传》。 ☚ 高适 于邵 ☛ 杜甫 064 杜甫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他出身于官僚家庭,祖父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他的家庭有两个特点:一是“奉儒守官”;一是“立功立言”。这种家风对杜甫影响很深。杜甫一生一般分为四个时期。读书与壮游时期(35岁以前),这时期曾东游齐赵,并同李白会面,一起游历汴州、齐州、兖州等地。困守长安时期(35岁—44岁),曾在长安居住10年,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陷贼与为官时期(44岁—48岁),安史之乱中困守长安大半年,后任肃宗朝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归华州途中,将所见所闻写成了著名的现实主义诗篇“三吏”、“三别”。后又迁同谷、成都。漂泊西南时期 (48岁—59岁),他在成都浣花溪营建了草堂,严武举荐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离开成都经渝州、忠州到达夔州、岳州、潭州等地。大历五年59岁时,病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杜甫的诗歌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即使书写个人情怀,也往往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有“诗史”之称。他的诗,面对现实,讽谕时事,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风貌;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品德;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河山、妻子儿女及友人的深沉真挚之情。诗是他的终生事业,他的诗在艺术形式上达到了高超和完美的地步,融合众长,兼备诸体,形成了自己沉郁顿挫的风格。中唐以后,中国诗歌史上的诗人莫不在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受到他的影响。后世对杜甫集的注释约有百种以上,较通行的有清人钱谦益的《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的 《杜诗详注》,杨伦的 《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 等。 ☚ 高适 岑参 ☛ 杜甫 杜甫712—770Du Fu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他生于文学世家,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他青少年时代就显露出作诗的天赋。杜甫的一生,从20岁以后可分为四个时期:漫游时期、长安时期、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和漂泊西南时期。他在开元年间,四处漫游,曾与李白、高适等人结交,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后至长安,寓居十年,曾应举,不第,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困苦生活。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移家鄜州,只身奔赴灵武去见唐肃宗,不料途中为叛军所获,押回长安。次年,脱身逃至凤翔,受任为左拾遗。因上疏营救房琯,被贬官,后寓居秦州,又移家成都,依剑南节度使严武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杜甫晚境凄凉,居无定所,往来于长沙、岳阳、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在船上渡过,终因贫病交加,死于湘江的舟中。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他的诗歌,将社会的重大现实与个人的生活遭遇密切结合,把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余年的社会生活,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被称作“诗史”。他并不是用诗笔来客观地叙述历史,而是将自己的全部爱憎感情融于笔端,形成杜诗的深刻超群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在长安时期写的《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和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后一首,集中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的社会面貌,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联,震撼人心,成为绝句。安史之乱后,国家陷入灾难深重的战乱之中,杜甫本人身历了这种种苦难,写出了诸如《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以及“三吏”、“三别”等惊心动魄的诗篇,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其中“三吏”、“三别”六首尤为著名,既描绘了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严重灾难,又反映了广大百姓为平定战乱而积极参战的爱国精神。在“漂泊西南”时期,他共写了一千余首诗歌,或写景咏怀,或怀古忆旧,或感慨时事,也不乏描写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其主导倾向,仍是抒发忧国忧民的感情,著名的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秋兴八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杜甫把作诗视为他毕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艺术上也精心锤炼,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他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各方面都富有创造性,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以“时事入诗”,大大扩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他善于驾驭各种体裁,在五言古诗中,他擅长于对社会生活作艺术概括,从大的时代背景到小的言行动作细节,他都能自然传神地加以描述,写得真切动人;他在七言古诗中擅长抒发个人的或沉郁或豪放的情感,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见解,如《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他的律诗功力甚深,沉郁顿挫,典丽精工,标志着唐人律诗的最高成就,著名的如《春望》、《春夜喜雨》、《蜀相》、《野老》、《恨别》、《秋兴》、《登高》等。杜诗风格多样,或雄浑奔放,或清新富丽,或平易质朴,或典丽精工,然以沉郁顿挫为主导的风格倾向。杜诗在语言上雅俗并收,尤善于运用民间口语及方言入诗,辞警意丰,笔无虚设,精炼稳重,具有高度的表现力。杜甫总结并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它推向顶峰,为后人尊为“诗圣”,对后世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有《杜工部集》,存诗1400余首。 ☚ 李白 刘长卿 ☛ 杜甫 杜甫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 (今河南省巩县)。唐玄宗开元中,他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 “裘马清狂” 的生活。天宝五年 (746年),他到长安,进取无门,困顿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安史之乱时,他流亡颠沛,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左拾遗,不久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他弃官西行,度关陇,客秦州,寓同谷,最后到四川,定居在成都浣花溪畔。在川期间,他曾在西川节度使严武幕中任职,官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永泰元年 (765年),他打算离蜀东去,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大历三年 (768年),携家出峡,漂泊在鄂、湘一带,后死于赴郴州的途中。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他的诗歌,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遭遇紧密结合的产物,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生活,也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的统一,被后人称为“诗史”。他在长安时写的《丽人行》、《兵车行》、《赴奉先咏怀》等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和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后,杜甫历尽苦难,写下了《春望》、《北征》、《洗兵马》及“三吏”、“三别”等惊心动魄的诗篇,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在漂泊西南时,他共写了一千余首诗歌,或写景咏怀,或怀古忆旧,或感慨时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等,都是这个时期著名的诗作。杜甫把作诗视为他毕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艺术上也精心锤炼,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杜甫诗歌风格多样,或雄浑奔放,或清新富丽,或平易质朴,或典丽精工;其诗歌语言,雅俗并收,辞警意丰,笔无虚设,精练稳重,具有高度的表现力。杜甫总结并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它推向顶峰,故有“诗圣”的美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高適 岑参 ☛ 杜甫 杜甫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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