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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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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杜甫712—770

杜甫


唐代大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曾祖任巩县令,遂为河南巩县人。杜审言孙。早年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天宝五年(746年),两入长安应考科举。时李林甫执政,他久不得官,居京城少陵(汉宣帝许后陵墓) 附近达十年,自称少陵野老,通称“杜少陵”。至天宝十四年才被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年安史之乱爆发,他正在奉先(陕西蒲城)探家。次年出发灵武,寻找唐肃宗李亨。中途被叛军俘虏,押解长安,到至德二年(757年),才逃到凤翔李亨身边,任左拾遗。返长安后,因上疏为房琯辩护,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弃官西去,合家入蜀,定居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边,世称“浣花老”。严武充剑南节度使时,任他为节度使署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大历三年(768年),乘舟出蜀,因北方兵乱未平,漂泊两湖。大历五年病死于耒阳。他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当时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荒淫;加之一生颠沛流离,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真实感人。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唐代从开元盛世转入衰弱的历史进程,因之被称作“诗史”。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先秦以来各诗歌流派的成就,发展创造了独特的风格。其诗有时丰富多彩、雄浑奔放,有时沉郁悲凉,有时辞藻华丽,有时平易质朴,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对后世影响极大,被尊为“诗圣”。他的《兵车行》、《三吏》、《三别》、《北征》等诗,历来传诵不衰。有《杜少陵集》。
杜甫

杜甫712—770

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后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西晋名将杜预十三世孙,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少好学,诗名早著。开元二十三年应试不第,次年北游齐赵,过着裘马轻狂的生活。天宝三年与李白相遇于洛阳,同游梁宋,结下深厚友谊。此期诗歌雄放豪迈、气象峥嵘,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诗可为代表。天宝五年到长安,从此困顿达十年之久,至天宝十四年方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此期对社会现实有了较深刻认识,写下《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优秀诗篇。安史乱起,为叛军所俘,后逃离长安,奔凤翔,任左拾遗,因直言犯上,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目睹战乱惨状,写下《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感情炽热沉痛的光辉诗篇,达到了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后因关中大旱,为生活所迫,弃官奔蜀,先后在成都、夔州等地漂泊流寓,其间曾在严武推荐下任剑南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故后人称其为杜工部。晚年携家去蜀,卒于湘江途中。本期作品多达一千余首,题材愈加广泛,思想愈加深沉,艺术上亦更臻成熟,代表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咏怀古迹》、《登高》、《秋兴八首》等。杜甫生当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代,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与认识,其诗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腐朽、社会的黑暗、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因而有“诗史”之称,表现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他还写了大量描写祖国壮丽河山、表现诗人高尚情趣的诗歌。其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顿挫为主,正而能变,大而能化,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作为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杜工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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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杜甫

杜甫 (712—770) 字子美,原籍襄阳,后徙河南巩县。青壮年时漫游梁宋、齐赵等地。天宝年间困居长安,潦倒10年,自号少陵野老。与僧赞上人交往甚密。安史之乱中投唐肃宗,授左拾遗。长安收复后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即弃官入蜀,定居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故人严武为剑南节度史时,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离蜀,漂泊江南,病逝于湘江上。有《杜工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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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杜甫712—770

字子美,排行二。原籍襄阳,曾祖时迁居河南府巩县(今属河南)。祖审言,有诗名,擅五言律诗。甫七岁,始作诗文,年十四,出入翰墨场,人誉称“似班扬”。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东下姑苏,漫游吴越。开元二十三年,归洛阳,举进士,不第,遂游于齐、赵间。天宝三、四载(744、745),与李白、高適会于梁宋、齐鲁间,相与诗作唱酬。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杜甫应诏,因李林甫忌才,悉皆退下。天宝十载,进献三篇《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天宝十三载,复献《封西岳赋》。翌年,授河西尉,不受,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回家省亲,适安史乱起,迁家鄜州。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八月,肃宗立,杜甫闻讯奔行在,中道被俘,陷长安。次年五月,脱身赴行在凤翔,拜左拾遗,世称“杜拾遗”。肃宗乾元元年(758),出为华州司功。次年,弃官赴秦州、同谷,旋入蜀,年底到达成都,营草堂于西郊浣花溪。故人严武时为成都尹,时有馈赠,常相唱酬。代宗宝应元年(762),避徐知道乱,漂泊至梓州、阆州。广德二年(764),重返成都。剑南节度使严武招杜甫至幕府,聘为节度参谋,表荐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永泰元年(765),严武卒,杜甫携家离成都,经渝州、忠州至雲安。大历元年(766),至夔州,居二年,作诗四百馀首,是杜甫一生中创作最为丰富的时期。大历三年,离夔出峡,转辗江、湘间。大历五年,病死于由长沙至岳阳的小舟上。杜甫诗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的社会面貌,后人誉之为“诗史”。其诗“沉郁顿挫”,“律切精深”,感情深挚,诸体兼备,诚为“集大成者”(《后山诗话》载苏轼语)。后人将他与李白并称为“李、杜”。元稹评其诗曰:“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杜诗在我国诗史上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杜甫集》六十卷,樊晃《杜甫小集》六卷,均已散佚。今存最早的杜集版本为北宋王洙于仁宗宝元二年(1039)所编的《杜工部集》二十卷。前人研究杜诗的著作颇多,较为著名的有王嗣奭《杜臆》,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全唐诗》编其诗为十九卷,《全唐诗续拾》补一首,断句三。生平见《旧唐书》卷一九○、《新唐书》卷二○一本传,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唐诗纪事》卷一八,《唐才子传校笺》卷二。杜甫年谱有蔡兴宗、鲁訔、蔡梦弼所编数种较著名,近人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最为通行。

☚ 李颀   苏源明 ☛

杜甫

杜甫

诗人译研。洪业著。1952年刊于坎布里奇。此书为两卷本,一是杜甫评传,一是杜诗英译。评传部分设导言、结语和正文(共十二章),均以杜诗诗句为题,依次叙说传主生平,如家世、壮游、求官、罹乱、寓蜀、漂泊等等。所选杜诗,共三百七十四首,以自由诗译之,信实而可读。译诗附有大量注文,对于僻语、难句、典故、史实,无不详加说明。这一著作,被认为是对西方汉学的巨大贡献,1969年于纽约重刊。

☚ 文赋   宋诗概说 ☛

杜甫712—770

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曾祖辈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唐代诗人。与李白并称“李杜”。因别于晚唐杜牧,人称“老杜”。因十三世祖西晋杜预为京兆杜陵人,故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少陵野老等。唐代诗人杜审言之孙。开元间曾南游吴越、北游齐赵等地,天宝三年结识李白、高适等。后至长安,寓居十年。天宝十四年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赴奉先探亲。安史之乱爆发。至德元年移家鄜州,只身奔赴灵武,中途为叛军所俘,押回长安。次年脱身逃至凤翔,谒见肃宗,授左拾遗。因营救房琯事贬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寓居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依剑南节度使严武,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晚年乘舟出川,飘泊湖北湖南,死于湘江舟中。被后人尊为“诗圣”。原有集六十卷,已散佚,宋人编有《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全唐诗》存其诗一千四百余首,编为十九卷。
索引:杜甫,子美,杜陵布衣、杜陵野老、少陵野老,拾遗、工部,老杜,诗圣,浣花溪草堂。

杜甫

杜甫712—770

字子美,原籍襄阳(今湖北襄阳),出生在河南巩县,盛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受到“奉儒守官”的家庭的熏陶,并以“诗是吾家事”为自豪,又历经坎坷,感于忧患,由此形成其“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并被奉为“诗圣”。他的诗广泛吸收前代优秀的文学传统,“转益多师是吾师”,因此他对古诗有不少比较公允的看法。
他非常重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要求“亲风雅”、“近骚雅”。其《咏怀古迹》云“摇荡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戏为六绝句》之五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还高度肯定汉魏诗歌成就,认为“苏武、李陵是吾师。”(《解闷》)“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对六朝诗歌的成就,他也进行有鉴别的吸收,对二谢、鲍照、阴铿、沈约、何逊、庾信等都有所肯定。如“谢脁每篇堪讽咏”(《寄岑嘉州》),“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对于庾信推崇,认为:“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之二)、“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之三)。

☚ 李白   皎然 ☛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杜甫49岁时才流落于巴蜀地区。到大 历三年(768年),离开巴蜀,共生活了9年。杜甫在巴蜀地区走过很多地方,主要生活 在成都、奉节两地。杜甫进入巴蜀后,首先是在成都浣花溪畔居住,这就是现在的杜甫 草堂。在这里,杜甫共写了271首诗,占他一生作品的百分之二十。后来移居到奉节 居住,在奉节写诗430多首。占一生作品的百分之三十。因此,杜甫有一半以上的作 品是在巴蜀地区完成的。杜甫恰与李白相反,是在中原地区成长,而在巴蜀地区完成 创作的。杜甫在巴蜀地区生活期间,既是唐朝从繁荣昌盛走向衰败的时期,又是诗歌 创作日趋成熟的时期。因而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是用艺术性极高的语言表达了对 祖国兴衰存亡的关切,对人民水深火热生活的无限同情,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这 既是杜甫在巴蜀生活中的切身体会,也是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

 

杜甫流落到巴蜀之后,生活仍然十分困苦。他在诗中写道:“厚禄故人书断绝,恒 饿稚子色凄凉。”“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 东。”达官富人的无情,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使杜甫深深体会到人民生活的困苦。 杜甫的名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当杜甫在浣花溪畔的茅屋 被秋风所破,写下了这令人难忘的诗句: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长林梢,

低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两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既具体形象地展示了杜甫当时的生活困境,也反映了杜甫对人民的热爱之情。

正是由于杜甫的这种生活环境,他更能了解在战乱中人民的痛苦。在许多诗中都 反映了对人民痛苦生活的无限同情。杜甫在诗中写道:“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 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闻道杀人汉水上,妇 女多在官军中。”“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 村?”这些诗记载了人们战乱中的流离生活,所以又被人们称之为史诗。杜甫在奉节写 的《又呈吴郎》更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民的同情心: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贫困宁有此? 祗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催人泪下的诗句,不仅是对战乱带给人民苦难的控诉,也是对人们困苦生活的无限 同情。

杜甫在对人民的贫困生活给予无限同情的同时,对上层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奸人 当道横行,则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斥责。杜甫在诗中写道:“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进而愤慨地写道:“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 皆封侯!”“芟荑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些铿锵 有力的诗句反映了作者的鲜明态度。

因为杜甫在诗中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丑恶行径,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 对人民的苦难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在当时就甚不合时宜,与当时歌颂升平繁荣的 诗歌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唐代刊行的诗集中集录的杜诗极少。只是在杜甫死后,才刊 行了杜甫诗集。到宋代,杜甫的诗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杜甫正视社会现实的诗歌创 作原则也才被人们所推崇。

杜甫在巴蜀生活期间,已经断绝了仕途之念。他说:“不堪衹老病,何得尚浮名。浅 把涓涓洒,深凭送此生。”尽管如此,杜甫也并未消沉下去,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存亡。 杜甫希望战乱平息,人民生活安定,太平盛世能重新到来。他写道:“豺狼塞路人断绝, 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当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的消息 传来时,杜甫立即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欲看妻子 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但短暂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安定,战乱仍然存在。杜甫的《王 命》又寄托了自己的期望。诗中说:“汉北豺狼满,巴西道路难。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 鞍。牢落新烧栈,苍茫旧筑坛。深怀喻蜀意,恸哭望王官。”然而,腐败的唐王朝已经无 法挽救其最终的失败。

杜甫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不仅在于他用丰富多采的语言真实细腻地描 写了社会现实,更在于他有广阔的胸怀,对人民的疾苦具有同情心,对于国家兴亡的 关心精神。而杜甫在巴蜀生活期间,不仅生活困苦,而且接触了大量的贫苦人民,对于 杜甫的思想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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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唐代大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 (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后来曾居住在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自号 “少陵野老”,后世便称他为“杜少陵”。出身于官僚世家,其十三世祖即西晋名将杜预。杜预曾为镇南大将军,以平吴功,封侯。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官奉天令。据杜甫 《进雕赋表》称: “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 将 “奉儒守官”作为自家的 “素业”,这就决定了杜甫的人生志向。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 (737),杜甫到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未被录取。但他并不甘心,他在作了十年漫游之后,于天宝五年 (746),也就是他三十五岁的时候,索性住到长安,寻求进入官场的机会。五年后,唐玄宗举行祭祀天地、祖宗、老子的盛典,杜甫献上自己撰写的三篇 “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他一等就等了四年。其间,他又数次向玄宗上赋颂,如《封西岳赋》、《雕赋》、《天狗赋》等,而每上一赋,他都要陈述自己的家世、志向和目前的困境,希望能得到 “明主哀怜”。杜甫在长安的这十年,生活是怎样维持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据他当时写给尚书左丞韦济的诗自述: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一位才富学赡、胸有大志的世家子弟,年过四十,困顿到这般田地,其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杜甫对世态人情的感受,因而很深刻,其诗风以 “沉郁顿挫” 为特点,想必就是这种经历造成的。但是,尽管他感叹 “儒冠多误身”,却不能放弃当官的念头,而选择另外一种人生道路。现代人很难理解杜甫的这种执著,或者笑其迂腐,或者贬其官迷心窍,须知杜甫的价值取向来自对儒家人生哲学的信仰,这就决定了他要以当官从政为孜孜追求的目标。天宝十四年 (755),四十三岁的杜甫终于得到一个品级很低的官职。但就在这一年冬天,安史之乱爆发了。次年,杜甫设法逃出被叛军占领的长安,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虽然这只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但却是杜甫唯一一次在中央任职。不久,宰相房琯因兵败被免职,杜甫上疏申救这位曾和他是布衣之交的宰相,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就在此后的一年,杜甫目睹普通百姓在战乱中蒙受的苦难,写出了被后人称为 “诗史” 的 “三吏”、“三别”等作品。生活在太平时代的读者,希望从诗歌中得到美的享受,因而对这些平铺直叙的 “诗报告” 不以为然,但设身处地,就不难体会到这些作品的震撼力量。时逢关中大饥,杜甫对仕途也渐渐失望了,便在唐肃宗乾元二年 (759),辞去官职,携家投奔他在蜀中的朋友。他先定居成都,在城西浣花溪畔修建了一座草堂。不久,他的故交严武出任成都尹 (市长) 兼剑南节度使 (军政最高长官),与他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后来又表荐他担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 (虚衔)。这就是杜甫被后人称为 “杜工部” 的来历。严武死后,蜀中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依凭,他便带全家乘舟东下,先在夔州住了两年,留下了 《秋兴八首》 等名篇。五十七岁那一年,杜甫乘舟出三峡,仍然居无定处,漂泊于湖南、湖北之间。唐代宗大历五年 (770) 年,杜甫病逝在湘江的旅舟上。杜甫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见证人,他深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没有李白那种超脱、飘逸,所以更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故其作品有“诗史” 之称。但杜甫所以又被尊为 “诗圣”,绝不只是因为他写出了 《兵车行》、《北征》、“三吏”、“三别”等 “忧国忧民” 的作品,更因为他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在诗律、语言、修辞上的创造性试验和苦心追求,使唐诗在表现技巧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杜甫在艺术上所建立的典则,开启了后代众多的诗家、诗派,这是包括李白在内的古今任何一位诗人都无法相比的。还有一点,杜甫表达感情时的节制和凝练,以及深厚的学问所培养的文化底蕴,最符合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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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 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棨《本事诗·高逸》)

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风若周,骚若楚,文若西汉,咸角然天出,万世之衡轴也。后之学者,瞽实聋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叶,由是日诞月艳,荡而莫返。曹、刘、应、杨之徒唱之,沈、谢、徐、庾之徒和之,争柔斗葩,联组擅绣。万钧之重,烁为锱铢,真粹之气,殆将灭矣。泊夫子之为也,剔陈梁,乱齐宋,抉晋魏,瀦其淫波,遏其烦声,与周楚西汉相准的。其夐邈高耸,则若凿太虚而噭万籁; 其驰骤怪骇,则若仗天策而骑箕尾; 其首截峻整,则若俨钩陈而界云汉。枢机日月,开合雷电,昂昂然神其谋,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视天壤,趋入作者之域,所谓真粹气中人也。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瞻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轩然自号一家,爀世烜俗。后人师拟不暇,矧合之乎! 风骚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诗,公之余波及尔。(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于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新唐书·杜甫传赞》)

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杜甫画像》)

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古,脍炙人口。(王彦辅 《增注杜工部诗序》)

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 划如太华当我前,跛欲上惊崷崪。 名章俊语纷交衡, 无人巧会当时情。 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苏轼《东坡集》卷一三 《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五首》 其三)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同上书卷二三 《书吴道子画后》)

太史公论诗,以为 《国风》 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悱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 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同上书卷二四《王定国诗集叙》)

列、庄、苏、张、班、马、屈、宋之流,其学术才气,皆出于愈之文,犹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 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 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昭之诗,长于峻洁; 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 孟子曰: 伯夷,圣之清者也; 伊尹,圣之任者也; 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秦观 《淮海集》 卷二二 《韩愈论》)

余谓: 少陵老人初不事艰涩左隐以病人,其平易处,有贱夫老妇所可道者。至其深纯宏妙,千古不可追踪。则序事稳实,立意浑大,遇物写难状之景,纾情出不说之意,借古的确,感时深远。若江海浩溔,风云荡汩,蛟龙鼋鼍出没其间而变化莫测,风澄云霁,象纬回薄,错峙伟丽,细大无不可观。(鲁訔《编次杜工部诗序》)

少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常恨两翁埋槁壤,顿惊双璧堕穷扉。风催锦里花枝少,草长南山豆苗稀。自古高才多寂寞,遗编读尽泪频挥。(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一○《乱后并得陶杜二集》)

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少陵豪。风流自是渠家事,奴仆从来可命骚。濯锦江头把一杯,碧鸡坊口草堂开。十年剑外无相识,黄四娘家几度来。(同上书卷二八《次韵庭藻读少陵集》)

少陵先生,博极群书,驰骋今古,周行万里,观览讴谣,发为歌诗,奋乎 《国风》《雅》《颂》不作之后,比兴发于真机,美刺该夫众体。自唐迄今,余五百年,为诗学宗师,家传而人诵之。(蔡梦弼 《杜工部草堂诗笺跋》)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蓠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元好问 《论诗绝句三十首》)

杜子美诗,实取法三百篇,有类《国风》者,有类《雅》《颂》者,虽长篇短韵,变化不齐,体段之分明,脉络之联属,诚有不可紊者。(宋濂《杜诗举隅序》)

历五季沿至有宋,凡与盟诗坛者,鲜不以杜为宗,往往则其体裁,模其兴象,状其风格,务力求其似。然而才不足者则体裁靡闻,识不高者则兴象莫辨,气不充者则风格甚少存,愈似而愈不似,愈工而愈不工,是故宗杜为难也。(《明文海》 卷二六一童轩 《和杜诗序》)

杜诗《北征》、《咏怀》、《苦战》、《冬狩》等作,要之得于“变雅”之体居多。以譬而言,殆犹沧溟巨浸,涵云天,浴日月,时或飓风一嘘,则鼋鼍蛟龙百怪呈露,观者每有望洋之叹。此诚圣于诗者也。(同上书卷二六一童轩 《杨学士诗序》)

唐人乐府多唱诗人绝句,王少伯、李太白为多。杜子美七言绝近百,锦城妓女独唱其《赠花卿》一首。……杜子美诗诸体皆有绝妙者,独绝句本无所解。(杨慎《丹铅总录》卷二○“诗话类”)

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拘则未成之律诗,而非绝体; 汩则儒生之书袋,而泛性情。故观其全集,自“锦城丝管”之外,咸无讥焉。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杨慎《升庵全集》卷二《唐绝增奇序》)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 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 《尚书》、《春秋》可以并省; 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 (杨慎 《升庵诗话》卷四)

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诗刺淫乱,则曰‘雝之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 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 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 叙饥荒, 则曰‘羊𫆉首, 三星在罶’, 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其言甚辩而核,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劝乐而曰“宛其死矣,它人入室”……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何如贬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 ”,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 (王世贞 《艺苑卮言》卷四)

用事多则流于议论。子美虽为“诗史”,气格自高。(谢榛 《四溟诗话》 卷一)

少陵故多变态,其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后世别为“大家”,特高于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 而终不失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丽句也。轻浅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则以其有险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险愈老,正是此老独得处,故不足难之; 独拙、累之句,我不能为掩瑕。虽然,更千百世无能胜之者何? 要曰: 无露句耳。(王世懋《艺圃撷馀》)

郑善夫有批点杜诗,其指摘疵类,不遗余力,然实子美之知已。余子议论虽多,直观场之见耳。尝记其数则。一云: 诗之妙处正在不必说到尽,不必写到真,而其欲说欲写者,自宛然可想,虽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风人之义。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一云:“长篇沉著顿挫,指事陈情,有根节骨格,此杜老独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 然诗正不以此为贵,但可以为难而已。宋人学之,往往以文为诗,雅道大坏,由杜老启之也。一云: 杜陵只欲脱去唐人工丽之体,而独占高古,盖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随场作戏也。然诗终以兴致为宗,而气格反为病。(焦竑 《焦氏笔乘》卷三)

杜子美之胜人者有二: 思人所不能思,道人所不敢道,以意胜也; 数百言不觉其繁,三数语不觉其简,所谓“御众如御寡”、“擒贼必擒王”,以力胜也。五、七古诗,雄视一世,奇正雅俗,称题而出,各尽所长,是谓武库。五、七律诗,他人每人情景相和而成,本色不足者往往景饶情乏,子美直摅本怀,借景入情,点熔成相,最为老手; 然多径意一往,潦倒太甚,色泽未工,大都雄于古者每不屑屑于律故。故用材实难,古人小物必勤,良有以也。(陆时雍 《唐诗镜》卷二一)

子美之病,在于好奇,则于天然之致远矣。五七言古,穷工极巧,谓无遗恨。细观之,觉几日不得自在。(陆时雍《诗镜总论》)

少陵五言律,其法最多,颠倒纵横,出人意表。余谓万法总归一法,一法不如万法。水流自行,云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设? (同上)

少陵七言律,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味之不尽。(同上)

盛唐人工于缀景,唯杜子美长于言情。(同上)

昔人云诗至子美集大成,不为四言,不用乐府旧题,虽唐调时露,而能得风雅遗意。七言歌行扩汉魏而大之,沉郁瑰琦,钜丽超逸。五言律体裁明密,规模宏远,比耦精严,音节调畅; 七言律称是。至于长律阖辟驰骤,变化错综,未可端倪,冠绝古今矣。(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 卷二一 《雷起部诗选序》)

少陵思深,其诗雄大。(屠隆《唐诗类苑序》)

仆谓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讳朴野,固云无所不有,亦其资性则然。老杜所称擅场在此不在彼,明矣。而谓杜之妙在粗朴,何也?且杜亦自云:“平生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良工苦心,往往形神为索,而谓杜无意于诗,且不击登闻鼓讼冤乎?(屠隆《由拳集》卷二三 《与友人论诗文》)

杜之《北征》、《述怀》,皆长篇叙事,然高者尚有汉人遗意,平者遂为元、白滥觞。(胡应麟《诗薮》 内编卷二)

杜之乐府,扫六代沿回之习,真谓自启堂奥。(同上)

仲默谓“唐初四子虽去古甚远,其音节往往可歌,子美词虽沉著,而调失流转,实诗歌之变体也”。此未尽然。……杜《兵车》、《丽人》、《王孙》 等篇,正祖汉魏,行以唐调耳。(同上书内编卷三)

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钜细、巧拙; 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其能荟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亦在此。且言理近经,叙事兼史,尤诗家绝睹。其集不可不读,亦殊不易读。(同上书内编卷四)

杜排律五十、百韵者,极意铺陈,颇伤芜碎,盖大篇冗长,不得不尔。惟赠李白、汝阳、哥舒、见素诸作,格调精严,体骨匀称,每读一篇,无论其人履历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气踊跃毫楮,如周昉写生,太史序传,逼夺化工,而杜从容声律间,尤为难事,古今绝诣也。(同上)

杜诗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故绝不可及。(同上)

近体盛唐至矣,充实辉光,种种备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后极。杜公诸作,直所谓正中有变、大而能化者。(同上书内编卷五)

老杜用字入化者,古今独步,中有太奇巧处,然巧而不尖,奇而不诡,犹不失上乘。(同上)

大概杜有三难: 极盛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子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 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道源,为百世师,二也; 开元既往,大历继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同上)

曰仙曰禅,皆诗中本色。惟儒生气象,一毫不得著诗; 儒者语言,一字不可入诗。而杜往往兼之,不伤格,不累情,故自难及。(同上)

老杜七言拗体,亦当时意兴所到,盛唐诸公绝少。(同上)

大率唐人诗主神韵,不主气格,故结句率弱者多。惟老杜不尔,如“醉把茱萸仔细看”之类,极为深厚浑雄。然风格亦与盛唐稍异,间有滥觞宋人者,“出师未捷身先死”之类是也。(同上)

杜陵人知其老苍,而不知其意致之婉。(同上书外编卷四)

拟古乐府,至太白几无憾,以为乐府第一手矣。谁知又有杜少陵出来,嫌模拟古题为赘剩,别制新题,咏见事,以合风人刺美时政之义,尽跳出前人圈子,另换一番钳锤,觉在古题中翻弄者仍落古人窠臼,未为好手。(胡震亨 《唐音癸签》 卷九)

杜公七律,正以其负力之大,寄悰之深,能直抒胸臆,广酬事物之变而无碍,为不屑屑色声香味间取媚人观耳。中间尽有涉于倨诞,邻于愤怼,入于俚鄙者,要皆偶趁机绪,以吐噏精神,材料一无拣择,义缔总归情性,令人乍读觉面貌可疑,久咀叹意味无尽。其夺爱王、李,生异论,以此; 虽有异论,竟不淆千古定论,亦以此。(同上书卷一○)

少陵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 篇制多,一也; 一题数首不尽,二也; 好作拗体,三也; 诗料无所不入,四也; 好自标榜,即以诗入诗,五也。此皆诸家所无。其他作法之变,更难尽数。不善学者,多歧为惑,每至失步; 善学者一体各占,尽足成家。(同上)

子美五言古凡涉叙事,纡回转折,生意不穷,虽间有诘屈之失,而无流易之病。(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九)

或问: 子美五七言律较盛唐诸公何如? 曰: 盛唐诸公惟在兴趣,故体多浑圆,语多活泼; 若子美则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故体多严整,语多沉着耳。此各自为胜,未可以优劣论也。(同上)

子美律诗大都沉雄含蓄,浑厚悲壮,然有句法奇警而沉雄者,有意思悲感而沉雄者,有声气自然而沉雄者。(同上)

老杜五言律妙处原不在眼,浅薄者但得其眼耳。(同上)

子美七言绝虽是变体,然其声调实为唐人竹枝先倡。……惟五绝失之太重,不足多法耳。(同上)

唐人诗惟杜诗最难学,而亦最难选。子美律诗五言多晦语、僻语,七言多稚语、累语。(同上)

王元美云: 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变风,不宜多作,多作则伤境。愚按: 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虽是变风,然豪旷磊落,乃才大而失之于放,盖过而非不及也。(同上)

子美众作虽与诸家不同,然未可称变。至五言古如《柴门》、《杜鹃》、《义鹘》、《彭衙》用韵错杂,出语豪纵,七言古如《魏将军歌》、《忆昔行》用韵险绝,造语奇特,皆有类退之矣。《茅屋为秋风所破》亦为宋人滥觞,皆变体也,又七言律如“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肖曹”、“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始渐涉议论。五言律如“吾宗老孙子”、“江皋已仲春”,七言律如“清江一曲”、“一片花飞”、“朝回日日”等篇,亦宛似宋人口语。予尝与方翁恬论诗,予曰: 元和诸公始开宋人门户,翁恬曰: 杜子美已开宋人之门户矣,此语实不谬。(同上)

予尝妄谓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评杜诗者莫不善于刘辰翁。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胳,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辰翁之评杜也,不识杜之大家数,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者,而点缀其尖新隽冷、单词只字,以为得杜骨髓,此所谓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学杜者,生吞活剥,以寻扯为家当,此鲁直之隔日虐也,其黠者又反唇于西江矣。近日之评杜者,钩深抉异,以鬼窟为活计,此辰翁之牙后慧也,其横者并集矢于杜陵矣。(钱谦益《初学集》卷一○六 《读杜小笺》)

杜晚年刻意学庾子山 《出峡》诗,往往神似。虽云健笔纵横,要不失雅步。(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二)

杜诗情事朴率者,唯此 (按指《漫成》“江皋已仲春”) 自有风味。过是则有“鹅鸭宜长数”、“计拙无衣食”、“老翁难早出”一流语,先已自坠尘土,非但学之者拙,似之者死也。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为腔壳,如“致君尧舜上,为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七月》、《东山》、《大明》、《小毖》,何尝如此哉! (同上书卷三)

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檃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蘼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王夫之 《古诗评选》 卷四)

诗以骚为祖,以赋为祢,以汉魏诸古诗苏、李、《十九首》、陶、谢、庾、鲍诸人为嫡裔。子美诗中沉郁顿挫,皆出于屈、宋,而助以汉魏六朝诗赋之波澜,《文选》诸体悉备,纵选未尽善,而大略具矣。子美少年时,烂熟此书,而以清矫之才,雄迈之气鞭策之,渐老渐熟,范我驰驱,遂尔独成一体。虽未尝袭 《文选》 语句,然其出脱变化,无非 《文选》者。生平苦心在此一书,不忍弃其所自,故言之有味耳。(贺贻孙 《诗筏》)

微之称少陵诗“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太白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而乐天亦谓子美“贯穿古今, 𫍣缕格律, 尽工尽善, 过于李白。”夫李以天分独胜, 而杜则天工人巧俱绝,欲推杜于李上,宁患无说,乃独推其“排比声韵”、“𫍣缕格律”, 何耶? 以声韵格律论诗, 已近于学究矣,况“排比”、“𫍣缕”, 俗学所病。 苟无雄浑豪迈之气行于其间,虽千言数百,何益于短长? 以此压太白,恐太白不服也。大凡读子美洋洋大篇,当知他人能短者不能长,能少者不能多,能人者不能天,惟子美能短能长,能少能多,能人能天,亦复愈长愈短,愈多愈少,愈人愈天。如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百万人如一人。汉高虽以神武定天下,然所将不过十万而已。然则子美能长能多, 而非“排比”、“𫍣缕”之谓。“排比”、“𫍣缕”, 亦子美用长用多之一斑,然不足以尽子美也。韩信多多益善,然其奇在以万人作背水阵,破赵兵二十万。盖韩信之能在用多,而其奇在用少。子美亦然。故五言长篇,虽见能事,然其短篇,尤为神奇。三韵诗短极矣,然短而愈妙。盖未有不能用少而能用多者。若太白短篇佳矣,乃其 《蜀道难》、《鸣皋歌》、《梦游天姥吟》诸篇,亦何遽不如子美长歌? 读二家诗,勿随人看场可也。(同上)

杜诗惟七言古始终多奇,不胜枚举; 五言律亦前后相称。五古之妙,虽至老不衰,然求其尤精出者,如《玉华宫》、《羌村》、《北征》、《画鹘行》、《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佳人》、《梦李白》、《前后出塞》,俱在未入蜀以前。后虽有《写怀》、《早发》数章,奇亦不减,终不可多得,余但手笔妙耳,神完味足,似不复如。……惟七言律,则失官流徙之后,日益精工,反不似拾遗时《曲江》诸作有老人衰飒之气。在蜀时犹仅风流潇洒,夔州后更沉雄温丽,如咏诸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言简而尽,胜读一篇史论。明妃“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生前寥落,死后悲凉,一一在目。言戎马之害,则如“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写景则如“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树苍藤日月昏”,“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咏物则如角鹰曰“一生自猎知无敌,百中争能耻下鞲。”感慨则如“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真一代冠冕。(贺裳 《载酒园诗话》 又编)

《咏怀》、《北征》,古无此体,后人亦不可作,让子美一人为之可也。退之《南山》诗,已是后生不逊。诗贵出于自心。《咏怀》、《北征》,出于自心者也; 《南山》,欲敌子美而觅题以为之者也。(吴乔《围炉诗话》卷二)

少陵七律,有一气直下,如“剑外忽传收蓟北”者。又有前六句皆是兴,末二句方是赋,如《吹笛》诗,通篇正意只在“故园愁”三字耳。说者谓首句“风月”二字立眼目,次联应之,名为二字格,盲矣!“风月”是笛上之宾,于怀乡主意隔两层也。“蓬莱宫阙”篇,全篇是赋,前六句追叙昔日之繁华,末二句悲叹今日之寥落。(同上)

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子美于君亲、兄弟、朋友、黎民,无刻不关其念,置之圣门,必在闵损、有若间,出由、求之上。生于唐代,故以诗发其胸臆。……非子美之人,但学其诗,学得宛然,不过是优孟衣冠而已。(同上书卷四)

杜诗云:“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又云:“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又云:“一朝自罪已,万里车书通。”又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 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又云:“公若登台鼎,临危莫爱身。”又云:“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其于君父之伦,略举数言,心术可见; 而弟兄、朋友、黎庶之忧爱,不可胜举,不置之六经中,何处可置? 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问以杜诗意义,于孔、孟之道有益。从来李、杜并称,至此不能无轩轾。(同上)

杜诗是非不谬于圣人,故曰“诗史”,非直指纪事之谓也。纪事如“清渭东流剑阁深”,与不纪事之“花娇迎杂佩”,皆诗史也。诗可经,何不可史,同其“无邪”而已。用修不喜宋人之说,并“诗史”非之,误也。(同上)

唐人谓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今看右丞诗甚佳,而有边幅,子美浩然如海。子美“群山万壑赴荆门”等语,浩然一往中,复有委婉曲折之致。温飞卿《过陈琳墓》诗,亦委婉曲折,道尽心事,而无浩然之气。是晚不及感之大节,字句其小者也。“侧身天地更怀古,回首风尘甘息机”,十四字中有六层意。“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有八层意。诗之难处在深厚,厚更难于深。子建诗高处亦在厚。(同上)

子美之诗,多发于人伦日用间,所以日新又新,读之不厌。太白饮酒学仙,读数十篇倦矣。读杜集,粗语笨语有之,曾无郛廓语。(同上)

俞犀月 (玚) 曰:“少陵五言古诗,《发秦州》、《凤凰台》、《发同谷县》及《成都府》各十二首,争奇竞秀,极沉郁顿挫之致,各首变化,绝无蹊径雷同,极得画家浓淡相间之法。”又曰:“少陵咏物多用比、兴、赋。兴者,因物感人也; 比者,以物喻人也; 赋者, 直赋其物也。 集中如《鹦鹉》、 《㶉𫜼》、 《花鸭》、《麂》、《猿》、《蒹葭》、《苦竹》,全是比体; 《病马》、《促织》,是兴体; 《萤火》、《白小》,则直是赋体矣。” (顾嗣立《寒厅诗话》)

杜不拟古乐府,用新题纪时事,自是创识。就中 《潼关吏》、《新安》、《石壕》、《新婚》、《垂老》、《无家》等篇,妙在痛快,亦伤太尽。《垂老别》云:“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曲折已明。又云:“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观王粲《七哀》:“路逢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未知身死处,焉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道,回首望长安。”酝藉差别。至子建“明月照高楼”,更不可思议,无处着人间别离语。(施闰章 《蠖斋诗话》)

苏、李诗高妙,曹、刘诗豪逸,陶、阮诗冲淡,鲍、谢诗峻洁,徐、庾诗藻丽,少陵兼之,故谓之集大成。后之学杜者,义山得其藻丽,半山、涪翁得其峻洁,东坡、渭南、大复、历城得其豪逸,遂足雄视一代,而求其高妙冲淡则无人焉。何也? 少陵云:“语不惊人死不休。”学少陵者,莫不有斯言存于胸中,故壮浪纵恣以为奇,绳削斧凿以为工。要之,“家家养鸟鬼,顿顿食黄鱼”,卢仝辈优为之,不待少陵也;“红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杨亿辈优为之,不待少陵也。学少陵而求诸此,其与骇邱垤为泰华,讶潢汙为河海者,奚以异? (钱兆鹏 《述古堂文集》卷三 《陈柳园诗序》)

杜甫诗雄压千古,而五言古诗则去古远甚。甫非不自辟门户,而磋砑怒张,无复风流蕴藉,故谓之唐音。譬之书法,必以晋为上,唐非不佳,而所乏者晋人清韵耳。唐古诗之逊于汉魏也,亦然。且汉魏六朝古诗而外无他诗,唐既变为排律、律诗,又为歌行、绝句,各有擅场,何必争能于古诗也?是故学杜甫者,学其排律、律诗、歌行足矣,古诗、绝句不必以杜甫为法也。(任源祥 《鸣鹤堂文集》卷三 《与侯朝宗论诗书》)

足下之罪杜者,一曰太尽,一曰取材无择,一曰比兴少而直叙多。夫无择则诚有之。然天下之事,有利用择者,无忌选兵八万,马隆募士三千,是也; 亦有不用择者,太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是也。譬如入长安市肆,珠宝绵绣在其中,敝衣败絮亦在其中,徒见其敝衣败絮,以为不洁而去之,不亦愚乎? 若云太尽,则古文之好尽者莫如司马迁,等而上之,又莫如孟夫子。执五经《论语》 之法以绳之,则二子者,诚无所辞其罪矣,而岂其然? 至于兴比赋,不可偏废。全用比兴成篇者,古诗有之,而近体无之,近体之比兴与古诗之比兴稍异。而排律不叙事则气不畅,律诗不言情则体不遒。若必以不质言、不直叙为 《三百篇》比兴之旨,几何不相率为优孟衣冠之衣冠也哉! (同上书卷三 《与蒋釜山论诗书》)

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它如李义山、陈无己、陆务观、袁海叟辈,又其次也。陈简斋最下,《后村诗话》 谓简斋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其品格在诸家之上,何也? (王士禛《池北偶谈》 卷一六)

赋者,古诗之流也。雅颂之则,于是乎托; 比兴之音,于是乎丽。故讽喻抑扬之音以寓,涵蓄渊停之义以存,是真风雅之正则也。流极其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辞,博诞绝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纤毫之内。祖构之士,雷同附和,罔知所终。至杜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词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较白太傅《讽喻诗》、《秦中吟》之属,及王建、张籍新乐府,倍觉高浑典厚,苍凉悲壮。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以贯六义,无遗憾矣。(郎廷槐《师友诗传录》述王士慎语)

臣观昔之论杜者备矣,其最称知杜者莫如元稹、韩愈。稹之言曰:“上薄风骚,下该沈宋,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愈之言曰: 屈指诗人,工部全美,笔追清风,心夺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二子之论诗,可谓当矣。然此犹未为深知杜者。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诗有关于世运,非作诗之实乎? 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谈杜,如稹、愈所云,究亦无异于词人矣。甫当开元全盛时,南游吴越,北抵齐赵,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既而遭逢天宝,奔走流离,自华州谢官以后,度陇客秦,结草庐于成都瀼西,扁舟出峡,泛荆渚,过洞庭,涉湘潭。凡登临游历、酬知遣怀之作,有一念不系属朝廷, 有一时不痌斯世斯民者乎? 读其诗者, 一一以此求之,则知悲欢愉戚,纵笔所至,无在非至情激发,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岂必辗转附会,而后谓之每饭不忘君哉! 若其比物托类,尤非泛然。如宫桃秦树,则凄怆于金粟堆前也; 风花松柏,则感伤于邙山路上也。他如杜鹃之怜南内,萤火之刺中官,野苋之讽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即以鸟兽草木之微,动皆切于忠孝大义,非他人之争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语矣。(仇兆鳌 《杜诗详注序》)

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其所作,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选四家诗,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诸家无不崇奉师法。宋惟杨大年不服杜,诋为村夫子,亦其所见者浅。至嘉、隆间,突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仇兆鳌 《杜诗详注凡例》)

少陵七律、五律、七古、五古、排律皆绝妙,一首可值千金。板桥无不细读,而尤爱七古,盖其性之所嗜,偏重在此。《曹将军丹青引》、《渼陂行》、《瘦马行》、《兵车行》、《哀王孙》、 《洗兵马》、 《缚鸡行》、 《赠毕四㬬》, 此其最者; 其余不过三四十首,并前后《打鱼歌》,尽在其中矣。是《左传》,是《史记》,似《庄子》、《离骚》,而六朝香艳,亦时用之以为奴隶。大哉杜诗,其无所不包括乎! 七律诗《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皆由此而推之; 五律诗《秦州杂诗》二十首、咏物三十余首、《达行在所》三首,皆由此而推之; 五言古诗前后 《出塞》、《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北征》、《彭衙行》,以及排律之 《经昭陵》、《重经昭陵》、《别严贾二阁老》、《别高岑》,皆由此而推之。立志不分,乃疑于神。(郑燮 《郑板桥集自序》)

子美近体真朴,得汉魏之遗。五言古别为一家,佳者可入汉魏,惟好牵时事入诗,遂参错不成章者,不必论也。(庞垲 《诗义固说》 卷上)

诗运之杜子,世运之管子也,具有周公制作手段,而气或近于霸。诗家之子美,文家之子长也,别出 《春秋》纪载体材,而义乃合乎风。(浦起龙 《读杜心解发凡》)

太史公之言曰:“《小雅》 怨诽而不乱。”杜集千四百余篇,大抵皆怨诗也,变雅也,故其文为《史记》之继别,而其志则《离骚》之外篇,须识取不乱处乃得。(同上)

子美往体诗不作古乐府及拟古篇,最其超轶群子处。譬则骨董器物,肖古便是赝古,惟命世豪杰,卓然独成,乃所以为集大成。(同上)

篇法变化,至杜律而极。后人执成法以绳杜,如欲惩中四排比之患,而为前解后解之说者,又欲矫两截判隔之失,而为七转八收之说者,概乎未有当也。夫杜一片神行而已,乌乎执? (同上)

法之变既不容以律绳之,乃其连章诗又通各首为大片段,却极整齐,极完密。少陵此体,千古独严,要其融贯处在神理,在纪法,不在字句也。前人尝论及之。但标举几字为串插钩带,实无当于位置浑成之妙,故不免来世口实。(同上)

千言、数百言长律,自杜而开,古今圣手无两。每见名家评杜,至此尤无把鼻。其与闻绪论、确有禀承者,大率本元氏“铺陈排比”之言为之主张。不知铺陈排比但可概长庆诸公钜篇,若杜排之忽远忽近、虚之实之、逆来顺往、奇正出没种种家法,未许寻行数墨者一猎藩蓠也。唯断句诗让龙标、太白独步,杜体自是旁宗。然多叠章而下,须通长打片看去,才显真面目。(同上)

说杜者动云每饭不忘君,固是。然只恁地说,篇法都坏。试思一首诗本是贴身话,无端在中腰夹插国事,或结尾拖带朝局,没头没脑,成甚结构? 杜老即不然。譬如《恨别》 诗:“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是望其扫除祸本,为还乡作计。《出峡》 诗:“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卢”、“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是言国乱尚武,耻与甲卒同列,因而且向东南。以此推之,慨世还是慨身。太.史公 《屈平传》 谓其“系心君国,不忘欲反,冀君之一寤、俗之一改也。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数语,正蹋着杜氏鼻孔。益信从前客秦州之始为寇乱,不为关辅饥,原委的然。(浦起龙 《读杜提纲》)

(杜甫) 氏宗朝诗,有与国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若拈了死句,苦求证佐,再无不错。(同上)

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 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 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乔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叶燮 《原诗》 内篇上)

杜七绝轮囷奇矫,不可名状,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概学之。(同上书外篇下)

论诗者以为杜诗不成句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子美诗有句有读,一句中有二、三读者; 其不成句处,正是其极得意之处也。(徐增 《而庵诗话》)

少陵五言律,或上三字下二字成句,或下三字上二字成句,上一字下四句者时有之; 又有上下平分二字以中间字贯下者,尤妙。七律,或上四下三成句,或上三下四成句; 又有上二字下五字者,有上二字下三字以中间二字贯串,皆不害其为一气。 意中必错落互用, 所以无并肩之病。 (张谦宜 《斋诗谈》 卷二)

微之评杜:“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卓哉言乎! 能豪迈而不能清深者,宋诗也; 切对律而未免凡近者,元明诗也。微之评杜诗而早及后世学杜诗者,不谓之“才子”不可得也。(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

苏、李、《十九首》后,五言最胜。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感时伤乱, 忧黎元, 希稷、 , 生平抱负, 悉流露于楮墨间, 诗之变,情之正也。宜新宁高氏,别为大家。(沈德潜《说诗晬语》)

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属。然有意本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然联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此运《左》、《史》法于韵语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同上)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 如钜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 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与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极,后贤未易追逐。夔州以后,比之扫残毫颖,时带颓秃。(同上)

少陵有倒插法,如 《送重表侄王砅评事》篇中“上云天下乱”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说出某人,而下倒补云:“秦王时在座,真气惊户牖。”此其法也。《丽人行》篇中,“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法,《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沲秦东亭”,《简薛华醉歌》突接“气酣日落西风来”,上写情欲尽未尽,忽入写景,激壮苍凉,神色俱王,皆此老独开生面处。(同上)

杜诗近体,气局阔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可及处,尤在错综任意,寓变化于严整之中,斯足凌轹千古。(沈德潜《唐诗别裁》 卷一○)

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 学之博也,才之大也,气之盛也,格之变也。五色藻缋,八音和鸣,后人如何仿佛? 王摩诘七言律风格最高,复饶远韵,为唐代正宗。然遇杜《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篇,恐瞠乎其后,以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也。中有疏宕一体,实为宋元人滥觞,才大自不无所不可也。然学杜者,不应从此种入。(同上书卷三)

少陵绝句,直抒胸臆,自是大家气度,然以为正声则未也。宋人不善学之,往往流于粗率。杨廉夫谓学杜须从绝句入,真欺人语。(同上书卷一九)

杜拾遗集诗学大成,其诗不可注,亦不必注。何也?公原本忠孝,根柢经史,沉酣于百家六艺之书,穷天地民物古今之变,历山川兵火治乱兴衰之迹; 一官废黜,万里饥驱,平生感愤愁苦之况,一一托之歌诗,以涵泳其性情,发挥其才智; 后人未读公所读之书,未历公所历之境,徒事管窥蠡测,穿凿附会,刺刺不休,自矜援引浩博,真同痴人说梦,于古人以意逆志之义,毫无当也。此公诗之不可注也。公崛起盛唐,绍承家学,其诗发源于 《三百篇》 及楚骚、汉魏乐府,吸群书之芳润,撷百代之精英,抒写胸臆,熔铸伟辞,以鸿博绝丽之学,自成一家言; 气格超绝处,全在寄托遥深,酝酿醇厚,其味渊然以长,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令后之读诗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公诗之不必注也。是公之诗卷流传天地间,原自光景常新,无注而公诗自显,有注而公诗反晦矣。(杨伦 《杜诗镜铨》 毕沅序)

少陵诗多用双声叠韵,人皆知之。又往往嵌杂于五七言中,使人乍读之不觉,细玩乃知其下字之妙。(吴骞《拜经楼诗话》)

杜五言二百七十余篇,精警之什,皆少壮时作。入蜀后律诗则更精,而古 《选》 不逮矣。至七言歌行,合前后无不佳者。“晚节渐于诗律细”,只自言其律细耳,亦不及古《选》。(“律细”,只是律诗之律法细耳。若古诗,朱子固谓“晚年自出规模,不可学”,何“律细”之有! ) (乔亿《剑溪说诗》)

世人但目皮色苍厚、格度端凝为杜体,不知此老学博思深,笔力矫变,于沉郁顿挫之极,更见微婉。试举五古自前后《出塞》、《三吏》、《三别》、《彭衙行》外,如 《玉华宫》、《羌村》、《赠卫八处士》、《佳人》、《梦李白》,七古自 《兵车》、《丽人》、《哀江头》、《哀王孙》外,如 《乐游园歌》,五律之《洞房》、《斗鸡》,七律之“东阁观海”等篇,学杜者视此种曾百得其一二与? (同上)

杜之五律、五七言古,三唐诸家亦各有一二篇可企及; 七律则上下千百年无伦比。其意之精密,法之变化,句之沉雄,字之整练,气之浩汗,神之摇曳,非一时笔舌所能罄。(黄子云 《野鸿诗的》)

赵秋谷《谈龙录》载阮翁酷不喜少陵,每引杨大年“村夫子”语以见意。余谓……老杜诗何尝无才调神韵,但不以此见长耳。或谓杜诗实苦乏神韵,曰: 阮亭神韵使人易见,老杜神韵使人难知。(郭兆麟《梅崖诗话》)

诗中虚字用得妙时,直使全篇精神踊跃而出,老杜“剑外勿 (忽) 传收蓟北”一诗是也。又通首力量每从一句转来,一句音节每从一字炼出。试取杜集读之,虽其格法变化不一,要无能出此者。谓诗分前后两解,弗敢知也。(同上)

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惊人”二字,须善体会。眼前景,口头话,从性情中流出,正复娓娓动人。若一味作险话,破鬼胆,便易入恶道矣。(同上)

老杜自称其长,谓沉郁顿挫。所谓顿挫者,欲出而不遽出,字字句句持重不流。(姚范 《援鹑堂笔记》卷四四《文史谈艺》)

诗至少陵,谓之集大成,然不必无一字一句之可议也。读其全集,求痕觅瑕,亦何可悉数? 即如“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起轻佻失体);“利涉想蟠桃”(《临邑舍弟书至》,以临邑近海而用蟠桃,岂非凑韵);“更寻嘉树传”(《冬至怀李白》,“传”字凑搭);“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又云:“门阑多喜气, 女婿近乘龙”(《李监宅》, 此二韵俱俗调);“道逢车口流涎”(《饮中八仙歌》,形容失体);“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赠韦左丞》,语涉卑琐,与前“读书万卷”、“下笔有神”等句相比,夸鄙两失);“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真元皇帝庙》,“深”、“迥”二字开后人撑句陋派);“云泥相望悬”(《送韦书记》,公与书记何至云泥,失体);“卑枝低结子”(《何将军山林》,卑、低叠出);“才兼鲍照愁绝倒( 《简薛华》,“绝倒”说愁,要是凑韵,后人曲解不必);“同辇随君侍君侧”( 《哀江头》,同、随、侍三字叠出,杨升庵虽为解之,要不足法);“此辈感恩至,赢俘何足操?”( 《官军临贼境》,排律中忽两句不对);“掖垣竹埤梧十寻”(《题省埤壁》,垣、埤杂出。或曰: 垣竹埤梧,高皆十寻。或曰: 掖垣傍竹埤之梧,高有十寻。要于句法皆劣);“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细逐、时兼开俗派);“作尉穷谷僻”( 《白水崔少府高斋》,穷、僻杂出);“我贫无乘非无足”(《偪侧行》,俚率);“酒酣懒舞谁能拽? 诗罢长吟不复听”(《题郑著作》,两句下三字支凑成句);“第五桥头流恨水,黄陂岸北结愁亭”(同上,恨水、愁亭合掌);“穷巷悄然车马绝,案头干死读书萤”(同上,上句悄、绝重复,下句粗派);“数金怜俊迈”(《不归》,数金或谓当作数龄,然与对句“总角爱聪明”合掌矣。或谓数读上声,因首句云“河间尚征伐;,故用数钱以应河间。此二句毕竟费解);“长怀十九泉”( 《秦州杂诗》 其十四,仇池有泉九十九眼,删去八十);“壁色立积铁”(《铁堂峡》,五仄似叠韵,调哑);“文章差底病”(《赴青城县》,或以“差”读“楚懈”切,谓病除也。言虽有文章差得何病乎?或以差是差错,病如声病,言文章之不利差在何病乎?或又以文章何救于贫。虽各异解,要是语不分明);“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 《春水生》,次句粗率);“长吟野望时”,又云“排闷强裁诗”( 《江亭》,一首内长吟、裁诗重复,或以照应者非也);“寡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可惜》,开后人诗酒对举俗派);“苍棱白皮十抱文”(《海棕行》,十字难解,或是讹阙);“观者贪愁掣臂飞”(《画角鹰》,贪、愁杂出);“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梓州登楼》,牵率,不成句法);“依旧已衔泥”(同上,依旧即已也,三字叠出);“不复知天大”(《望兜率寺》,此句上下不接,或以树密为解,或谓佛尊于天,或谓以呼天者呼佛,要皆曲解);“金壶隐浪偏”(《陪李梓州泛江》,“隐”字不可解);“同舟昨夜何由得”(《送辛员外》,“何由得”三字率尔);“留门月复光”(《台上得凉字》,留门不知说月说人);“久客应吾道”(《舍弟归草堂》,词不达意);“神翰顾不一,体变钟兼两”(《八哀·郑虔》,钟谓钟繇、钟会父子,顾或谓野王或虚字,皆似支凑);“青袍白马有何意”(同上,下三字牵率);“梅花欲开不自觉”(同上,下三字赘);“见愁汗马西戎逼”,又云:“将军且莫破愁颜”(《诸将》,“愁”字重出); 归楫生衣卧”(《寄韦有夏》,下三字不贯串。 或云楫生水衣而犹卧波, 乃曲解也); 黄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太剧干”( 《遣闷戏呈》,并、交杂出,太剧近俚);“爆嵌魑魅泣,崩冻岚阴旷”(《火》,“爆嵌”、“崩冻”字太造作);“被暍味空频”(《热》,词不达意);“满座涕潺湲”,又云“伏腊涕涟涟”(《夔府咏怀》,涕重见);“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秋兴》,两开、一系牵强);“白头吟望苦低垂” (同上,望、低垂猥并);“万古云霄一羽毛”( 《咏怀古迹》,句纡曲而无著);“纪德名标五,初鸣度必三”(《鸡》,俗调,似类书);“问子能来宿,今疑索故要”(《期严明府》,下五字亦晦拙);“起居八座太夫人”(《送柏别驾》,俗调);“敢居高士差”( 《柴门》,“差”字费解。或云敢犹岂敢,差是肩差,累矣);“一时今夕会”( 《江楼夜宴》,一时、今夕重叠);“枕带还相似,柴荆即有焉”( 《移居东屯》,对句下三字凑韵);“无食无儿一妇人”( 《呈吴郎》,俚句);“无数春笋满林生”( 《三绝句》,“无数”,“满”字重出)”“古人已用三冬足, 年少今开万卷余”(《柏学士茅屋》, 上句引古割裂, 下句开、 余不贯);“富贵必从勤苦得, 男儿须读五车书”(同上, 似村塾中语, 且五车、 万卷叠出);“欢剧提携如意舞, 喜多行坐白头吟”(《舍弟赴兰田》,“欢剧”、“喜多”字嫌合掌);“发日排南喜, 伤神散北吁”(《续得观书》, 南喜、 北吁不成语);“经过忆郑驿”(《舟中寄郑审》,“驿”字无著);“劳生系一物”(《回棹》, 一物何所指)。 以上所录, 皆人所共见者, 然固无害于杜之大也。 拟诸圣人, 其亦犹周公之过, 孔子之不悦于子路欤? (汪师韩《诗学纂闻》)

余尝谓: 读杜之旨有二。其一存乎律。六朝声病之学最盛,婆罗门窃之以为三十六字母,所谓“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也。而杜之切律也弥精。如 《己上人茅斋》云: 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则“枕簟”为双声,“茶瓜”为叠韵也。 《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云:“药许邻人㔉,书从稚子擎”,则“邻人”为叠韵,“稚子”为叠韵兼双声也,得不谓之吹律胸臆、调钟唇吻乎? 其一存乎韵。汉魏用韵已异《诗》、《易》,迨唐官韵出,而许敬宗一改二百六部之旧,所谓“吴楚则时伤轻清,燕赵则时伤重浊”也。而杜之用韵也必严,如《义鹘行》以巅、餐、酸、存、烟、宣、天、拳、蜒、穿、年、前、然、贤、传、冠、间、肝为韵,则知今时守才老《古韵》而以二十四盐、二十五添通用者,妄矣。如《新安吏》以丁、兵、行、城、俜、声、横、情、平、营、京、轻、明、兄为韵,则知今时守才老《古韵》以十六蒸、十七登通用者,又妄矣。得不谓之剖析豪厘,分别黍累乎! 此类悉数不能终。竹垞先生尝述关中李天生先生之言,少陵晚年诗律细,凡律诗一三五七仄句,上去入三声必槅用之,莫有叠出者,他人不能也。因相与互诵 《郑驸马宅宴洞中》 及 《江村》、《秋兴》 诸作,而叹天生为独见。吁,若两先生岂欺余哉! (刘濬《杜诗集解》 陈鸿寿序)

宋子京 《唐书·杜甫传赞》,谓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人而有之”,大概就其气体而言。此外,如荆公、东坡、山谷等,各就一首一句,叹以为不可及,皆未说著少陵之真本领也。其真本领仍在少陵诗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盖其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微之谓其薄 《风》、《雅》,该沈、宋,夺苏、李,吞曹、刘,掩颜、谢,综徐、庾,足见其牢笼万有。秦少游并谓其不集诸家之长,亦不能如此。则似少陵专以学力集诸家之大成。明李崆峒诸人,遂谓李太白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学力,此真耳食之论也! 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则不快者。此非性灵中本有是分际,而尽其量乎? 出于性灵所固有,而谓其全以学力胜乎? (赵翼 《瓯北诗话》卷二)

杜诗又有独创句法,为前人所无者。如 《何将军园》 之“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沈枪”,《寄贾严二阁老》之“翠乾危栈竹,红腻小湖莲”,《江阁》之“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南楚》 之“无名江上草,随意岭头云”,《新晴》之“碧知湖外草,晴见海东云”,《秋兴》之“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古诗内亦有创句者,如《宿赞公房》之“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白县高斋》之“上有无心云,下有欲落石”,《郑典设自施州归》 之“攀援悬根木,登顿入矢石”,《阆山歌》 之“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以及 《石龛》 之“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 皆是创体。(同上)

黄山谷谓“少陵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此盖因集中有“老去渐于诗律细”一语,而妄以为愈老愈工也。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贴,一唱三叹,意味悠长; 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入湖南后,除《岳阳楼》一首外,并少完璧。即《岳麓道林》诗为当时所推者,究亦不免粗莽; 其他则拙涩者十之七八矣。朱子尝云:“鲁直只一时有所见,创为此论。今人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看场耳。”斯实杜诗定评也。(同上)

诗至少陵而诣极。然唐人自李义山外,罕学杜。元结、殷璠以下,选当代之诗者,亦无一家录及杜。其故莫详也。至于南宋,如以少陵为一祖,而黄山谷、陈后山、陈简斋为三宗。于是江西体盛,而吕紫微宗派图作焉。故江西者,少陵之流别也。所列二十七家,人不尽江西,诗亦不尽似杜,并不尽似黄、陈。盖黄、陈因杜诗而莩甲新意,吕紫微诸家又沿黄、陈而极其变态,各运心思,各为面貌,而精神则同出一源。故不立学杜之名,而别得杜文外之意。异乎嘉隆七子,规规摹杜之形似,宏音亮节,实为尘饭土羹也。刘知几论史家学古,有貌同而心异,有貌异而心同,可以此例推矣。至嘉定以后,陆放翁《剑南》一集,为宋季大宗。其学实出于曾氏。故赵庚夫题《茶山集》,有曰:“新于月出初三夜,淡比汤煎第一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祖灯传。”放翁作茶山墓志,又称其诗宗杜甫、黄庭坚。是陆出于曾,曾出于江西之明证。特源远流长,论者不复上溯耳。(纪昀 《纪晓岚诗文集》卷二 《二樟诗钞序》)

昔元微之为李杜优劣论,以杜之铺陈终始、排比声律为工。元遗山论诗驳之,谓舍连城之璧而取碔砆。余窃尝思之,少陵之诗,宏演博大,无所不赅。如海焉,百川之所归输,而由河、由江、由淮,各有所道; 如五都之市,百货之所积聚,而富商大贾,下至百族贩夫,各有所贸易取与。杜之长律,学之似而工者,义山也; 学之不似而工者,元、白也。微之学杜而知其不可及,于是别为缠绵婉丽、往复委折之体,其学之也力,其知之也深,则其誉之也独至。然则,以铺陈排比为微之连城之璧可也。夫学者必以其性之所好致力焉,而后有所从入,入之而有得,而后其立论也,不必尽惬于人人,而断不为依附影响之说,浮游而无主。(刘濬 《杜诗集评》 郭麐序)

元相作杜公墓系有“铺陈”、“排比”、“藩翰”、“堂奥”之说,盖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之中,有“潘篱”焉,有“堂奥”焉,语本极明。至元遗山作 《论诗绝句》,乃曰:“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则以为非特“堂奥”,即“藩翰”亦不止此。所谓“连城璧”者,盖即《杜诗学》所谓参苓、桂术、君臣、佐使之说,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论,有未可厚非者。诗家之难,转不难于妙悟,而实难于“铺陈终始,排比声律”,此非有兼人之力,万夫之勇者,弗能当也。但元、白以下,何尝非“铺陈”、“排比”! 而杜公所以为高曾规矩者,又别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说也。(翁方纲 《石洲诗话》 卷一)

自初唐至开、宝诸公,非无古调。但诸家既自为体段,而绍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独至杜公,乃以绍古之绪,杂入随常酬酢布置中,吞吐万古,沐浴百宝,竟莫测其端倪所在。(同上)

杜五言古诗,活于大谢,深于鲍照,盖尽有建安、黄初之实际,而并有王、孟诸公之虚神,不可执一以观之。(同上)

杜五律亦有唐调,有杜调,不妨分看之,不妨合看之。如欲导上下之脉,溯初、盛、中之源流,则其一种唐调之作,自不可少。且如五古内 《赠卫八处士》之类,何尝非《选》调?亦不可但以杜法概乙之也。(同上)

杜五律虽沉郁顿挫,然此外尚有太白一种暨盛唐诸公在。至七律则雄辟万古,前后无能步趋者,允为此体中独立之一人。(同上)

杜诗之妙,有以意胜者,有以篇法胜者,有以俚质胜者,有以仓卒造状胜者。如“剑外忽传收蓟北”一首,仓卒间写出欲歌欲哭之状,使人千载如见。(李调元《雨村诗话》下)

杜公今体,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不可谓少; 数十韵、百韵中运掉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不觉其多。读五言至此,始无余憾。(姚鼐 《惜抱轩今体诗钞序目》)

杜公七律,含天地之元气,包、古今之正变,不可以律缚,亦不可以盛唐限者。(同上)

何大复号为知诗,而谓杜子美调失流转。又以出于夫妇者常少,而风人之义或缺。此不知诗之言也。子美诗发于性情,可歌可笑,而律中黄钟之宫,故浑浩流转,大气鼓铸,非如王、杨四子轻清婉丽,则汉魏以来,音未有大于子美者也。至于义关君臣、朋友,不尽托诸夫妇,而未尝不宣郁而达情,其旨何尝不达? 信阳诗以秀朗胜,故于杜之变化出没,无从而得焉。甚至谓子美反在唐初四子下,信阳直不知诗! (徐经《雅歌堂甃坪诗话》卷二)

看杜诗如看一处大山水,读杜律如读一篇长古文。其用意之深,取境之远,制格之奇,出语之厚,非设身处地,若与公周旋于花溪草阁之间,亲陪其杖履,熟闻其謦欬,则作者之精神不出,阅者之心孔亦不开。(顾亭鉴《诗法指南》卷上引黄白山语)

就唐人而论,杜公已掩有众长。如“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则元、白也;“客醉挥金碗,诗成得锦袍。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则温、李也;“万壑树声满,千崖秋气高”、“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则贾岛也;“崩石欹山树,清涟曳水衣”、“红浸珊瑚短,青悬薜荔长”,则钱、刘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荷花本自双”,则韩偓、杜牧也;“王郎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风白日动,长鲸跋浪沧溟开”,太白之豪放也;“太常楼船声嗷嘈,问兵刮寇趋下牢。牧出令奔飞百艘,猛蛟突兽纷遁逃”,长吉之奇杰也。出其绪余,已足衣被一代矣。(同上书卷上引吴齐贤语)

杜工部五言诗,尽有古今文字之体。前后 《出塞》、“三别”、“三吏”,固为诗中绝调,汉魏乐府之遗音矣。他若《上韦左丞》,书体也; 《留花门》,论体也; 《北征》,赋体也; 《送从弟亚》,序体也; 《铁堂》、《青阳峡》以下诸诗,记体也; 《遭田父泥饮》,颂体也; 《义鹘》、《病柏》,说体也; 《织成褥段》,箴体也; 《八哀》,碑状体也; 《送王砅》,纪传体也。可谓牢笼众有,挥斥百家。(管世铭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杜工部七言古诗,随物赋形,因题立制,如怒猊抉石,如香象渡河,如秋隼抟空,如春鲸跋浪,如洞庭张乐,鱼龙出听,如昆阳济师,瓴甓皆震,如太原公子,裼裘高步而来,如许下狂生,蹀躞掺挝而至。千态万状,不可殚名,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观止之叹,意在斯乎? (同上)

少陵绝句,《逢龟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为之说。然质重之中,时得《铙吹》、《竹枝》之遗意,则亦诸家所无也。(同上)

王、孟、韩、柳诗惟一体。太白有古体,有唐体,已当分别观之。至少陵五古,则赋、序、记、论、碑、传、诔、赞一切杂体之文,无不以入之,故其体愈杂,而其观愈奇矣。(同上)

杜陵诗只在人伦事物之间,无甚幻思奇想,何以古今莫二?毕竟识见过人,不必谓其所遇之坎坷及无一字无来历为妙也。即常语一经此老道之,便觉异样生色。(阙名 《静居绪言》)

学杜诗不可泥于黄涪翁、刘须溪之见,涪翁专乎生涩古奥,须溪独主僻险奇峭。不知杜陵此种笔墨,散见于篇什,以振作其平弱,错综其板直,故某篇间或点缀一二语而自不觉也。……学杜诗,当从其细腻熨贴、老气无敌处着意索解,乃见其自然工夫。(同上)

作诗善用赋笔,惟杜老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须善学始得。其他名手,未有不比、兴兼之。(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叙事能叙得磊落跌宕,中又插入闲情,文外远致,此惟杜公有之。(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一)

杜公 (七律)所以冠绝古今诸家,只是沉郁顿挫,奇横恣肆,起结承转,曲折变化,穷极笔势,迥不由人。山谷专于此苦用心。(同上书卷一四)

学于杜者,须知其言高旨远,一也; 奇警而出之自然,流吐不费力,二也; 随意喷薄,不装点做势安排,三也; 沉著往来,不拘一定而自然中律,四也。(同上)

近体之出句住脚,人惟知唐贤有忌用一纽之说,不知杜诗中凡一三五七句住脚字,上去入三声,亦必隔别用之,莫有叠出者。昔朱竹垞寄查德尹书,谓富平李天生之论如此,以为少陵自诩“晚节渐于诗律细”,此可征其细处,为他家所不能。予初闻是言,尚未深信,退而考之,惟八首与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郑驸马宅宴洞中》云“春酒杯浓琥珀薄”,又云“误疑茅堂过江麓”,又云“自是秦楼压郑谷”,叠用三入声字。其一《江村》云“老妻画纸为棋局”,又云“多病所须惟药物”,叠用二入声字。其一 《秋兴》云“织女机丝虚夜月”,又云“波漂菰米沉云黑”,叠用二入声字。其一《江上值水》云“为人性僻耽佳句”,又云“老去诗篇浑漫兴”,又云“新添水槛供垂钓”,叠用三去声字。其一 《题郑县亭子》 云“云断岳莲临大路”,又云“巢边野雀群欺燕”,叠用二去声字。其一 《至日遣兴》云“欲知趋走伤心地”,又云“无路从容陪语笑”,叠用二去声字。其一《卜居》云“已知出郭少尘事”,又云“无数蜻蜒齐上下”,又云“东来万里堪乘兴”,叠用三去声字。其一《秋尽》云“菊边老却陶潜菊”,又云“雪岭独看西日落”,又云“不辞万里长为客”,叠用三入声字。既而以宋元旧雕本暨 《文苑英华》 证之,则“江麓”作“江底”,“多病”句作“赖有故人分禄米”,“夜月”作“月夜”,“漫兴”作“漫与”,“大路”作“大道”,“语笑”作“笑语”,“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诗无一犯者。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热”下第三句不应用“蝎”字,作“苦炎蒸”者是也;“谢安不倦登临赏”下第七句不应用“府”字,作“登临费”者是也。循此说以勘,虽长律百韵,诸本字义之异,可审择而正之。此义盖前人所未发也。(梁章钜 《退庵随笔》)

学老杜诗有八字诀,曰:“学其开阖顿挫,沉郁动荡。此工部独至之诣,他人莫及。顾开阖顿挫之奇,妙在用笔; 沉郁动荡之奇,妙在气味。求用笔,须悟会于字句之先; 求气味,须体验于字句之外。执杜以求杜,执诗以求诗,终莫能得其神髓。惟融杜法于心,浃以神明,契诸方寸,不泥其迹,不肖其形,斯不必执杜法杜,而无往不与杜合,不屑就诗求诗,自然妙与诗印,则即心即杜,我与古人俱化矣。(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

少陵七古,学问才力性情,俱臻绝顶,为自有七古以来之极盛。故五古以少陵为变体,七古以少陵为正宗。(施补华《岘佣说诗》)

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义山学之,得其浓厚;东坡学之,得其流转; 山谷学之,得其奥峭; 遗山学之,得其苍郁; 明七子学之,佳者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廓。(同上)

少陵七律有最拙者,如“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之类是也; 有最纤者,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之类是也,皆开后人习气。学者不必震于少陵之名,随声附和。又如“百年”、“万里”、“日月”、“乾坤”,少陵惯用之字,学之易近肤廓,亦宜慎择。(同上)

少陵七绝,槎枒粗硬,独 《赠花卿》一首,最为婉而多讽。花卿僭用天子之乐,诗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何言之蕴藉也! 《江南赠李龟年》 诗,亦有韵。(同上)

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 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刘熙载 《艺概·诗概》)

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 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同上)

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词,正欲使人自得耳。(同上)

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同上)

《悲愤诗》沉痛苍劲,出于少卿,其后刘琨颇学之,人以此诗有丈夫气,故疑非文姬所作。杜甫一生拟之,遂成大家。《北征》犹不免粗犷处; 如“垢腻脚不袜”、“数日卧呕泄”等句,亦是诗中之一病,然瑕不掩瑜耳。叙“天吴及紫凤”一段,描写工致,实出太冲《娇女诗》,唯章法似蔡女。其五言由秦入蜀诸作皆可观。入湖南以后,多泛响矣。(王闿运《湘绮楼论唐诗》)

情芳意古,蕴藉宏深,本小雅怨悱之音,撰建安疏宕之骨,简蓄不逮古人,沉厉过之。七言骨重气苍,意研律细,诸家评论,以此赅焉。(宋育仁《三唐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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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杜甫49岁时才流落于巴蜀地区。到大 历三年(768年),离开巴蜀,共生活了9年。杜甫在巴蜀地区走过很多地方,主要生活 在成都、奉节两地。杜甫进入巴蜀后,首先是在成都浣花溪畔居住,这就是现在的杜甫 草堂。在这里,杜甫共写了271首诗,占他一生作品的百分之二十。后来移居到奉节 居住,在奉节写诗430多首。占一生作品的百分之三十。因此,杜甫有一半以上的作 品是在巴蜀地区完成的。杜甫恰与李白相反,是在中原地区成长,而在巴蜀地区完成 创作的。杜甫在巴蜀地区生活期间,既是唐朝从繁荣昌盛走向衰败的时期,又是诗歌 创作日趋成熟的时期。因而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是用艺术性极高的语言表达了对 祖国兴衰存亡的关切,对人民水深火热生活的无限同情,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这 既是杜甫在巴蜀生活中的切身体会,也是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

 

杜甫流落到巴蜀之后,生活仍然十分困苦。他在诗中写道:“厚禄故人书断绝,恒 饿稚子色凄凉。”“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 东。”达官富人的无情,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使杜甫深深体会到人民生活的困苦。 杜甫的名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当杜甫在浣花溪畔的茅屋 被秋风所破,写下了这令人难忘的诗句: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长林梢,

低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两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既具体形象地展示了杜甫当时的生活困境,也反映了杜甫对人民的热爱之情。

正是由于杜甫的这种生活环境,他更能了解在战乱中人民的痛苦。在许多诗中都 反映了对人民痛苦生活的无限同情。杜甫在诗中写道:“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 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闻道杀人汉水上,妇 女多在官军中。”“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 村?”这些诗记载了人们战乱中的流离生活,所以又被人们称之为史诗。杜甫在奉节写 的《又呈吴郎》更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民的同情心: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贫困宁有此? 祗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催人泪下的诗句,不仅是对战乱带给人民苦难的控诉,也是对人们困苦生活的无限 同情。

杜甫在对人民的贫困生活给予无限同情的同时,对上层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奸人 当道横行,则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斥责。杜甫在诗中写道:“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进而愤慨地写道:“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 皆封侯!”“芟荑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些铿锵 有力的诗句反映了作者的鲜明态度。

因为杜甫在诗中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丑恶行径,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 对人民的苦难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在当时就甚不合时宜,与当时歌颂升平繁荣的 诗歌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唐代刊行的诗集中集录的杜诗极少。只是在杜甫死后,才刊 行了杜甫诗集。到宋代,杜甫的诗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杜甫正视社会现实的诗歌创 作原则也才被人们所推崇。

杜甫在巴蜀生活期间,已经断绝了仕途之念。他说:“不堪衹老病,何得尚浮名。浅 把涓涓洒,深凭送此生。”尽管如此,杜甫也并未消沉下去,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存亡。 杜甫希望战乱平息,人民生活安定,太平盛世能重新到来。他写道:“豺狼塞路人断绝, 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当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的消息 传来时,杜甫立即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欲看妻子 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但短暂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安定,战乱仍然存在。杜甫的《王 命》又寄托了自己的期望。诗中说:“汉北豺狼满,巴西道路难。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 鞍。牢落新烧栈,苍茫旧筑坛。深怀喻蜀意,恸哭望王官。”然而,腐败的唐王朝已经无 法挽救其最终的失败。

杜甫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不仅在于他用丰富多采的语言真实细腻地描 写了社会现实,更在于他有广阔的胸怀,对人民的疾苦具有同情心,对于国家兴亡的 关心精神。而杜甫在巴蜀生活期间,不仅生活困苦,而且接触了大量的贫苦人民,对于 杜甫的思想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杜甫712—770

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曾居住在长安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杜少陵。其祖父是著名诗人杜审言。
杜甫少时聪颖好学:“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南游吴越,北上齐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直至天宝四载(745),此期间可称为他的“读书漫游时期”。其间他与夫人杨氏结婚,并于天宝三载在洛阳结识李白,一起畅游齐鲁。
从天宝五载始,他在长安居住了十年,可称为“困顿长安时期”。这时他深怀儒家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但却无法施展,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诗作已臻神境而生活却无着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开始了他的“战乱时期”的生涯。次年八月,他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小安置在州的羌村,只身北上,途中为叛军所获,押送长安近半年。至德二载(757)四月他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风翔,被命为左拾遗,旋即触怒肃宗。八月回鄜州省亲,作《北征》。乾元二年(759),回河南,作“三吏”“三别”。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十一年间,杜甫在蜀中、荆、湘漂泊,可称为“漂泊西南时期。”大历五年冬逝于长沙与岳阳之间的舟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为其绝笔。
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时代,他的诗歌广泛、深刻、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过程和当时的社会风貌,故被称为“诗史”。杜诗集近体诗艺术之大成,“盛唐之音”至杜甫始称完备。另一方面,杜甫对“自然艺术”的审美追求、“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等又多有尝试,开后人风气之先,故为宋人推崇备至,被江西诗派推为“一祖”。
杜诗今存1400余首,版本甚多,著名的有北宋王洙编《杜工部集》。南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清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等,《全唐诗》编其诗十九卷。事迹见新、旧《唐书》等。


杜甫

杜甫论诗,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重视《诗》、《骚》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要求诗歌要有益于国家人民。因此,他高度评价陈子昂、元结反映现实的诗作,谓陈子昂:“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各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颂扬元结的《春陵行》、《贼退示官吏》:“观乎《舂陵行》,歘见俊哲情;循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杜甫也很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和技巧。对于六朝文学,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抱着“不薄古人,”“转益多师”的态度,批判地吸取其精华。对于前辈及同时代诗人,杜甫积极肯定他们在诗歌方面的艺术成就,其《戏为六绝句》中肯定四杰的诗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称赞李白的诗是“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王维是“最传秀句寰区满”;孟浩然是“清诗句句尽堪传”;用“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誉高适;用“谢脁每篇堪讽诵”赞岑参。杜甫自己的诗歌被后世誉为“诗史”,在艺术上“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杜君墓志铭序》)成为集古典诗歌艺术之大成的诗人。其《论诗绝句》开创了以七绝评论作家作品的范例,成为后世诗评家竞相模仿的新形式。

杜甫

杜甫712—770

唐代著名诗人、辞赋家。新、旧《唐书》有传。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祖籍襄阳,后徙河南巩县。天宝(742—756)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天宝十五载(756),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凤翔,拜右拾遗。是年十月,房琯兵败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上元二年(761)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永泰元年(765)夏,武卒,甫无所依,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乃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甫放旷豪迈,好论天下大事,素怀政治抱负。以诗闻名,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今存赋6篇。最有名的是“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南郊赋》)和《封西岳赋》。这四篇是大赋,极力模仿汉赋的规模制度,因而缺乏独创性。实则真能代表杜甫风格的当推《雕赋》和《天狗赋》两篇。杜赋以散御俳,所而不靡,刻意锤炼,以老辣见长。有《杜少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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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杜甫712—770

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杜审言之孙。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先县令。他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开元年间,他曾南游昊、越,北游齐、赵等地。天宝三年(744),与李白、高适等人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后至长安,寓居十年。天宝十四年(755),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正在奉先探亲。肃宗至德元年(756),杜甫移家鄜州,只身奔赴灵武见肃宗,不料中途为叛军所俘,押回长安。次年,脱身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因上疏营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寓居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依剑南节度使严武,被任为节度表参谋,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突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晚年,乘舟出三峡,经湖北飘泊到湖南,贫病交加,死于湘江中的船上。
杜甫的诗今存1000余首。他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他的诗歌广泛而又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和当时的社会面貌,故被称为“诗史”。安史之乱前十年,杜甫困居长安,这使他逐渐接近人民,看到了人民的苦难,感受到了唐王朝的腐朽和危机,从而写出了不少现实主义杰作。如《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诗,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专横骄奢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尤其后一首诗,集中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面貌,代表了杜甫这一时期思想和创作上的最高成就。安史之乱发生后,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写出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如《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其中“三吏”、“三别”六首诗尤为著名。晚年“漂泊西南”,所作诗歌,多达千余首,或写景咏物,或怀古忆旧,但也不乏直接描写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其主要倾向,依然是抒发忧国忧民的感情,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等。杜甫的诗歌不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有高度的艺术性,风格多样,或雄浑奔放,或清新富丽,或平易质朴,然以沉郁顿挫为主。杜甫总结和发扬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并把它推向高峰,因而被尊为“诗圣”。对后世的影响巨大而又深远。
杜甫的赋,今传有6篇。其中以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南郊赋》)及《封西岳赋》最有名。但这几篇赋模拟汉赋,缺乏独创性。他的赋当以《雕赋》和《天狗赋》两篇为上乘。《雕赋》类其诗《画鹰》和李白的《大鹏赋》,写雕实为写己,故精神尽出。其体亦以散御俳,故俳而不靡,苍劲有力。仇兆鳌评价《雕赋》说:“全篇俱属比喻,有悲壮之音,无乞怜之态,三复遗文,亦当横秋气而厉风霜矣。”《天狗赋》也是借天狗以寄慨,中多骚体句,然亦运以散文之气,夹以散文之句,故既有顿挫转折,又能一气贯注,在雕琢中自有苍劲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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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dù fǔ

〖名词〗
杜甫(712—770),唐代大诗人。字子美,诗中自称少陵野老。曾官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他的诗歌继承和发展《诗经》以来的优良文学传统,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有《杜工部集》(1)。《送孟东野序》: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用他们擅长的来表达思想感情。

杜甫712~770

唐代大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杜工部,祖籍襄阳(今湖北),生于河南巩县。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唐天宝三年 (744年) 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安禄山乱军陷长安,离长安至凤翔谒肃宗,官左拾遗,继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居秦州、同谷,颠沛流离,远走西川投奔时任彭州 (今四川彭州市) 刺史的诗友高适。乾元二年 (759年) 末,移家成都于城西浣花溪上筑草堂,一度在友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推荐下出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宝应元年 (762年) 严武奉调入京,成都少尹叛乱,流落梓州 (今三台)、阆州 (今阆中) 避乱。广德二年 (764年) 春,严武复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于是三月复回成都草堂。永秦元年 (765年) 四月严武突卒,无所依从,移居夔州。大历三年 (768年) 携家离开四川流落他乡,后病逝于湘江舟中。在四川8年中5年居成都,是创作的鼎盛时期,其诗作的一半写成于此时。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 内容上大胆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反映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 语言精练,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对后世影响极大。著有 《杜工部集》,原集60卷早已散佚,经北宋王洙编成20卷、补遗1卷,成为杜诗定本。

杜甫

盛唐诗人。原籍湖北省襄阳,712年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其为杜拾遗、杜工部。759年弃官居秦州,后移家成都。768年(大历三年)全家漂泊湘、鄂间,770年死在赴郴州途中。杜甫与李白齐名,世称“李杜”,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精神。在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对后世诗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全唐诗》编入其诗19卷。北宋王洙编有《杜工部集》,收入其诗1405篇,分为18卷,同时收入赋笔杂著29篇,分为两卷,共20卷。

杜甫712—770

唐朝著名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野客。祖籍襄阳,生于巩县 (今河南巩县)。少时家贫力学,有远大政治抱负。但累试不第,玄宗时待制集贤院,肃宗时始拜左拾遗,不久又因上书触怒皇帝被贬。后来流落剑南,曾一度任剑南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一生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变过程,写出了大量的现实主义诗篇。其中许多名作都取材于关中。这些诗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被称为“诗史”。本人也被尊为“诗圣”。作品流传到现在仍有1300多首,主要保存在《杜工部集》及《全唐诗》 中。1962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杜甫

杜甫712—770

唐诗人。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因其十三世祖杜预为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故自称“杜陵布衣”。唐初诗人杜审言之孙。出生于“奉儒守官”之家。自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前后三次漫游吴越、齐赵、梁宋诸地,结交李白、高适。自天宝五载至十四载,困守长安10年,一度曾居城南少陵附近,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间虽不断应试、献赋、干谒权贵,终未得到一官半职。“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备尝艰辛,饱受屈辱。但由此而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酷现实,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安史乱中,颠沛流离,先陷于长安,后逃至凤翔(今属陕西),谒见肃宗,于至德二载(757)官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乾元元年(758)出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司功参军。次年七月弃官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十月至同谷(今甘肃成县),年底入蜀,移家成都。其间写有《哀江头》、《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名篇。自上元元年(760)至大历五年(770),先客居巴蜀8年,后流寓荆湘3年。因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署中参谋,又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最后病死于由潭州至岳阳的湘江舟中。其间写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登高》等抒情佳作。杜甫亲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处于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关头。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世号“诗史”。诗情真挚而深厚,爱国爱民,爱生活,爱自然,皆一往情深,故有“情圣”之誉。艺术上形成了“沉郁顿挫”、“律切精深”的独特风格。他的诗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先路,影响至为深远。有《杜工部集》20卷,存诗1400余首。杜集流传最广者,有清人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生平事迹见两《唐书》本传。近人闻一多有《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今人冯至有《杜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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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杜甫712—770

唐诗人。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因其十三世祖杜预为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故自称“杜陵布衣”。唐初诗人杜审言之孙。出生于“奉儒守官”之家。自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前后三次漫游吴越、齐赵、梁宋诸地,结交李白、高适。自天宝五载至十四载,困守长安10年,一度曾居城南少陵附近,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间虽不断应试、献赋、干谒权贵,终未得到一官半职。“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备尝艰辛,饱受屈辱。但由此而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酷现实,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安史乱中,颠沛流离,先陷于长安,后逃至凤翔(今属陕西),谒见肃宗,于至德二载(757)官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乾元元年(758)出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司功参军。次年七月弃官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十月至同谷(今甘肃成县),年底入蜀,移家成都。其间写有《哀江头》、《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名篇。自上元元年(760)至大历五年(770),先客居巴蜀8年,后流寓荆湘3年。因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署中参谋,又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最后病死于由潭州至岳阳的湘江舟中。其间写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登高》等抒情佳作。杜甫亲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处于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关头。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世号“诗史”。诗情真挚而深厚,爱国爱民,爱生活,爱自然,皆一往情深,故有“情圣”之誉。艺术上形成了“沉郁顿挫”、“律切精深”的独特风格。他的诗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先路,影响至为深远。有《杜工部集》20卷,存诗1400余首。杜集流传最广者,有清人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生平事迹见两《唐书》本传。近人闻一多有《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今人冯至有《杜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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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他出身于官僚家庭,祖父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他的家庭有两个特点:一是“奉儒守官”;一是“立功立言”。这种家风对杜甫影响很深。杜甫一生一般分为四个时期。读书与壮游时期(35岁以前),这时期曾东游齐赵,并同李白会面,一起游历汴州、齐州、兖州等地。困守长安时期(35岁—44岁),曾在长安居住10年,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陷贼与为官时期(44岁—48岁),安史之乱中困守长安大半年,后任肃宗朝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归华州途中,将所见所闻写成了著名的现实主义诗篇“三吏”、“三别”。后又迁同谷、成都。漂泊西南时期 (48岁—59岁),他在成都浣花溪营建了草堂,严武举荐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离开成都经渝州、忠州到达夔州、岳州、潭州等地。大历五年59岁时,病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杜甫的诗歌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即使书写个人情怀,也往往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有“诗史”之称。他的诗,面对现实,讽谕时事,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风貌;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品德;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河山、妻子儿女及友人的深沉真挚之情。诗是他的终生事业,他的诗在艺术形式上达到了高超和完美的地步,融合众长,兼备诸体,形成了自己沉郁顿挫的风格。中唐以后,中国诗歌史上的诗人莫不在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受到他的影响。后世对杜甫集的注释约有百种以上,较通行的有清人钱谦益的《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的 《杜诗详注》,杨伦的 《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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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杜甫712—770Du Fu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他生于文学世家,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他青少年时代就显露出作诗的天赋。杜甫的一生,从20岁以后可分为四个时期:漫游时期、长安时期、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和漂泊西南时期。他在开元年间,四处漫游,曾与李白、高适等人结交,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后至长安,寓居十年,曾应举,不第,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困苦生活。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移家鄜州,只身奔赴灵武去见唐肃宗,不料途中为叛军所获,押回长安。次年,脱身逃至凤翔,受任为左拾遗。因上疏营救房琯,被贬官,后寓居秦州,又移家成都,依剑南节度使严武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杜甫晚境凄凉,居无定所,往来于长沙、岳阳、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在船上渡过,终因贫病交加,死于湘江的舟中。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他的诗歌,将社会的重大现实与个人的生活遭遇密切结合,把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余年的社会生活,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被称作“诗史”。他并不是用诗笔来客观地叙述历史,而是将自己的全部爱憎感情融于笔端,形成杜诗的深刻超群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在长安时期写的《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和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后一首,集中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的社会面貌,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联,震撼人心,成为绝句。安史之乱后,国家陷入灾难深重的战乱之中,杜甫本人身历了这种种苦难,写出了诸如《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以及“三吏”、“三别”等惊心动魄的诗篇,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其中“三吏”、“三别”六首尤为著名,既描绘了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严重灾难,又反映了广大百姓为平定战乱而积极参战的爱国精神。在“漂泊西南”时期,他共写了一千余首诗歌,或写景咏怀,或怀古忆旧,或感慨时事,也不乏描写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其主导倾向,仍是抒发忧国忧民的感情,著名的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秋兴八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杜甫把作诗视为他毕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艺术上也精心锤炼,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他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各方面都富有创造性,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以“时事入诗”,大大扩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他善于驾驭各种体裁,在五言古诗中,他擅长于对社会生活作艺术概括,从大的时代背景到小的言行动作细节,他都能自然传神地加以描述,写得真切动人;他在七言古诗中擅长抒发个人的或沉郁或豪放的情感,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见解,如《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他的律诗功力甚深,沉郁顿挫,典丽精工,标志着唐人律诗的最高成就,著名的如《春望》、《春夜喜雨》、《蜀相》、《野老》、《恨别》、《秋兴》、《登高》等。杜诗风格多样,或雄浑奔放,或清新富丽,或平易质朴,或典丽精工,然以沉郁顿挫为主导的风格倾向。杜诗在语言上雅俗并收,尤善于运用民间口语及方言入诗,辞警意丰,笔无虚设,精炼稳重,具有高度的表现力。杜甫总结并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它推向顶峰,为后人尊为“诗圣”,对后世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有《杜工部集》,存诗1400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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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杜甫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 (今河南省巩县)。唐玄宗开元中,他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 “裘马清狂” 的生活。天宝五年 (746年),他到长安,进取无门,困顿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安史之乱时,他流亡颠沛,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左拾遗,不久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他弃官西行,度关陇,客秦州,寓同谷,最后到四川,定居在成都浣花溪畔。在川期间,他曾在西川节度使严武幕中任职,官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永泰元年 (765年),他打算离蜀东去,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大历三年 (768年),携家出峡,漂泊在鄂、湘一带,后死于赴郴州的途中。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他的诗歌,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遭遇紧密结合的产物,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生活,也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的统一,被后人称为“诗史”。他在长安时写的《丽人行》、《兵车行》、《赴奉先咏怀》等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和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后,杜甫历尽苦难,写下了《春望》、《北征》、《洗兵马》及“三吏”、“三别”等惊心动魄的诗篇,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在漂泊西南时,他共写了一千余首诗歌,或写景咏怀,或怀古忆旧,或感慨时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等,都是这个时期著名的诗作。杜甫把作诗视为他毕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艺术上也精心锤炼,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杜甫诗歌风格多样,或雄浑奔放,或清新富丽,或平易质朴,或典丽精工;其诗歌语言,雅俗并收,辞警意丰,笔无虚设,精练稳重,具有高度的表现力。杜甫总结并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它推向顶峰,故有“诗圣”的美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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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杜甫7—770Dupu

唐代大诗人。字子美,河南巩县人。自幼好学,很有政治抱负,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先后游历了很多地方。想凭借自己的才学为朝廷所用,实现儒家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寓居长安近十年却未找到出路。生活的艰辛和失意使他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和体察人民的痛苦,对当时政治的黑暗有了较深的认识。安史之乱中,杜甫与家人沦为难民,饱尝了逃亡流离的苦难,以后做过几任官,但都不得志。晚年携家离蜀,病死途中。杜甫一生大部分在困苦、忧伤中度过。他的诗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多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情景。感情真挚细腻,语言精炼形象,风格沉郁雄浑,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态度是杜甫诗篇的艺术特色。在安史之乱前,杜甫已写了不少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矛盾的诗篇,如《兵车行》、《前出塞》、《丽人行》等。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时期他的一系列著名的诗作,如组诗:《三吏》、《三别》,都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他的诗不仅揭示了唐代封建社会的种种复杂矛盾,也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从强盛到衰落的历史,因此被称为“诗史”。杜甫诗作保存下来的有1 400余首,许多名篇至今为人传诵,历史上享有“诗圣”的称誉。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因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作品中流露出较浓厚的“忠君”思想。著有《杜工部》集2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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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杜甫712—770Dufu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出生于河南省巩县。其祖父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杜甫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且年轻时就抱有 “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壮志。从20岁起又经历了为期十多年的“壮游”生活,和李白、高适等交游,为其日后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定的基础。35岁入长安求官,但进取无门,困守长安十年。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亲自看到了时局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也亲尝了战乱的不幸。在他任左拾遗期间,因上疏营救房琯而被斥逐,后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弃官后,携家漂泊四川,在成都,又在严武幕中任过短期的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最后又漂泊湖南一带,贫病交加而卒。杜甫的思想源于儒家, “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身世飘零而始终胸怀济世之志,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用自己的诗笔艺术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时代。杜甫现存诗1 450余首, 内容博大精深。他怀着 “致君尧舜上”的赤诚之心,对统治者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批评和揭露,《丽人行》等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无能;《兵车行》等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 《北征》、《洗兵马》等,揭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政治上的失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三吏”、“三别”等反映了人民的苦难,揭示了当时尖锐的阶级对立的事实,表示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杜诗也真实地记录了自己一生的遭际,还写了不少描绘祖国山河的写景诗,托物寓志的咏物诗等。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的历史风貌,既有历史的真实性,又有艺术的形象性, 无愧为 “诗史”。杜诗形式多样,众体兼备,而尤以五、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成就最高,最富创造性。他的叙事诗多为古诗, 他极善于对社会生活进行典型的艺术概括, 选取最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和情节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 善用对话和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又善用铺陈描写,散文化、议论化的手法,直接反映现实, 并融进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他多用“即事名篇”的新题,不依傍乐府古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五、七言古诗的表现方法,对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影响非常直接。杜甫的抒情诗多为近体,他极善于捕捉和表现人物曲折、矛盾的内心世界,善于寄情于景。他的七律不但“诗料无所不入”,而且在音韵格律方面更加精严,把七律推向成熟并达到高峰。杜诗的语言精工凝炼,含蓄自然,同时又加工提炼口语,不愧为语言巨将。杜诗内容广博,手法多样,故其风格也多姿多采,而沉郁顿挫又为其基本的风格特色。杜诗既集以往之大成,又对后世产生了无穷的影响,他把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引向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他本人也被推尊为“诗圣”。杜诗的集本注本极多,在旧注本中,以清代仇兆鳌的 《杜诗详注》最为完备。

☚ 李白   高适 ☛
杜甫

杜甫712~770

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祖籍襄阳(今湖北省内),出生于巩县(今属河南),唐代杰出诗人。杜甫幼时多病,但勤奋好学,7岁便能写诗。20岁后,漫游南北。其间曾应试,但未中。公元746年,杜甫到了长安,在其后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生活极端困苦的状态中。公元755年,杜甫向唐玄宗献三大礼赋4年后,才被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而就在这一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潼关、长安失陷,杜甫携家小逃亡陕北。后只身投奔肃宗,中途为叛军所俘,押至长安。公元757年,杜甫从长安逃至肃宗行在,被任为左拾遗。因上疏营救房琯几乎被杀。次年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公元759年弃官向西,定居于成都草堂,中间曾受严武资助,并被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而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严武死后,杜甫失去依托,于是携家出蜀,漂泊湖南、湖北一带,后贫病交加,在一条小船上去世。
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深刻再现了唐代由盛转衰时期动荡起伏的社会现实,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完整展示了此一历史过程的全貌,所以后世誉为“诗史”,杜甫也被奉为“诗圣”。
在艺术上,杜甫成就卓异。他的诗众体兼备,无不精通,因而被公认为是唐诗集大成者。杜甫尤工于古体、律诗。他的古体,回环往复,气势宏伟;他的律诗,韵律谨严,对仗精工,语言凝练,堪称唐代律诗的典范。杜甫的诗风因诗体而不同,呈现多姿多彩的形态,但其主要风格以“沉郁顿挫”为特色。杜甫诗的名作很多,如《三吏》、《三别》、《兵车行》、《羌村三首》、《秋兴八首》等都是千古流传的佳篇。
杜甫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杜甫手中得到发展,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他用乐府诗自制新题以咏时事,开后来新乐府运动的先河。作为一代诗歌集大成者,杜甫诗歌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后世诗人汲取营养、得蒙启示的不尽源泉。

☚ 刘禹锡   杜牧 ☛

杜甫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原籍襄阳(今属湖北),曾祖时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东北)。后因居长安杜曲(在少陵原之东),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杜审言之孙。早年曾漫游各地。天宝初,与李白在洛阳相识,结下深谊。后至长安谋举,潦倒10年。安史乱间,逃至凤翔,官左拾遗。因上疏营救房琯,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弃官入蜀,筑草堂于成都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依剑南节度使严武,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武卒,乃携家出川,滞留夔州。后乘舟出三峡欲返洛阳,因战乱未已,辗转飘泊至湖南,贫病交加,死于湘江船上。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处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怀抱忠君爱国、积极用世的志向,但因仕途失意,遭遇坎坷,又历经战乱,身受深重的时代苦难,因而能体念和同情人民的疾苦。其诗抒写个人情怀,往往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后世称为“诗史”。艺术上博采前人,融合众长,兼备诸体,形成特有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元稹评其诗云:“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顏、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见《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后世影响极大。与李白并称“李杜”。今存诗1400余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丽人行》、《春望》、《北征》、“三吏”、“三别”,最脍炙人口。有《杜工部集》。

杜甫

杜甫712—770

唐代大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后迁至巩县(今河南巩县)。自幼好学,7岁开始吟诗。青年时代,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裘马颇清狂”的生活。天宝年间,在洛阳与李白相识,结下深厚友谊。后居长安10年,朝廷任为河西尉,不肯就职,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不久弃官西行,居秦州、同谷等地。后移居成都,在浣花溪建筑草堂定居下来,世称浣花草堂。广德二年,剑南节度使严武保荐诗人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称杜工部。晚年携家离蜀,流寓湖南、湖北一带。大历五年,病故于漂荡在湘江之上的一只小船上。杜甫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一生抱着忠君救国,积极用世的心情,忧国忧民。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统治阶级横征暴敛,都力加反对,客观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把对人民不幸的同情和黑暗政治的不满都写进了自己的诗作。现存杜甫诗1400余首。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深刻地揭示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社会真实面貌,故有“诗史”、“诗圣”之称。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兵车行》、《丽人行》等反映了“安史之乱”前社会危机四伏,统治阶级荒淫腐败,人民痛苦不幸的种种情景。又如《春望》、《北征》等诗,描绘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不幸,也揭露了唐王朝兵役制度的不合理和封建官吏的凶残,展示了人民为平息“安史之乱”积极参战的高尚精神。还如《春夜喜雨》、《绝句四首》、《登岳阳楼》等,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自然景象。杜甫诗作形式多样,尤以律诗与古体见长,并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影响深广。有《杜工部集》、《杜少陵集》传世。

☚ 李白   韦应物 ☛

杜甫712-770dù fǔ

《本草纲目》草部第19 卷菰(15)。人名。唐代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河南巩县人。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幼好学,应试不弟,与李白结为忘年交。后被任为左拾遗,曾荐为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著有《杜工部集》。

杜甫

杜甫712—770

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或杜陵布衣,排行第二,友人或呼“杜二”。祖藉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从小“好学”,七岁即吟诗。从二十岁起,结束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南游吴、越,北游齐、赵。玄宗天宝三年 (744),与诗人李白、高迁同游梁、宋,与李白结为挚友,两年后到长安谋求官职,困顿十年,得微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安史乱起,被俘脱俭后,授左拾遗,故也称“杜拾遗”。因上疏营救房琯,贬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到成都,定居浣华溪。经剑南节度使严武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亦称“杜工部”。后携家出蜀,漂泊于荆、楚一带,最后病死于湘江舟中。杜甫出于“奉儒守官”的家庭,有“致君尧舜”、“再淳风俗”的理想。从天宝后期始,以大量诗篇,全面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揭露丑恶,同情人民,把个人遭际和时代不幸紧密联系,故有“诗史”之誉。主要著作有《兵车行》、“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登岳阳楼》、《喜雨》等名篇。被尊为“诗圣”,或将他和李白并列而称“李杜”。宋以后有关杜甫诗文的注释和分析很多,最著名者有清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

☚ 孝经   严复 ☛
杜甫

杜甫

杜甫 (712—770),字子美,因曾居住长安城南的少陵,所以人们也叫他杜少陵。杜甫自己在诗中自称少陵野老。因严武推荐他做过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世又称他为杜工部。原籍襄阳(今湖北襄樊) 人,出生于河南巩县瑶湾。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杜甫7岁开始做诗,15岁左右时在文人荟萃的洛阳与名士交往,显露出不凡的才华。青年时期的杜甫不仅 “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而且有过和司马迁相似的 “行万里路” 的漫游经历。20岁从洛阳出发,循运河,经扬州,过苏州,南渡钱塘江,在会稽看过越王勾践的遗迹,寻访过秦始皇南游的行踪。后又北游齐赵。为了谋求一条入仕的道路和施展 “再使风俗淳” 的政治抱负,杜甫从35岁起,在长安连续住了十年。但政治上没有得到一显身手的机会,而生活却一天天穷困,“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绺”,(《投简成华两县诸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甚至 “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直到44岁时,才勉强得到一个管理武库的小官。这些遭遇,使他的思想感情起了较大的变化,加深了对统治阶级昏庸腐朽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人民,并开始从个人的忧愤伸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写出了象 《兵车行》、《丽人行》 及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那样的名篇。差不多就在杜甫定官右卫率府胃曹参军的同时,安史之乱爆发了。他在风雨饥寒中携家逃难。为了力挽国难,他一听说李亨 (肃宗) 在灵武即位,就只身前往,不料中途被叛军抓住,押解长安,亲历了八个月痛苦的俘虏生活,亲见了敌人的骄横凶残。同年夏天,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敌人的魔掌,投奔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可是不久,因直言极谏营救房五官,触怒了肃宗,又遭贬斥。这段陷贼和为官的时间,虽只有三年,但对诗人杜甫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历程,他生活中颇多艰辛磨炼,忧愤伤感之事,因此佳作特多。他自己说过: “曾为橡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 著名的 《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 等诗,都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身影,艺术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历史。57岁那年,“牙齿半落左耳聋”的杜甫,拖着半残废的身体离开夔州出峡,住在一只小船上,从江陵漂到公安,又漂到岳州 (今岳阳),再漂到潭州 (今长沙)、衡州 (今衡阳),投亲靠友,南北流轱,“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连一个暂时安居之所也找不到。770年冬天,杜甫死在中潭州到岳州的一只破船上,终年59岁。杜甫生活的这最后两年,贫病交迫,艰难凄怆,他自己在诗中说: “饥借家家米,愁惩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但他并不因悲伤个人的境遇而忽略了对国事民生的关心,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 《风病舟中伏枕书怀》 诗中,仍深沉地唱着时代的哀歌: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杜甫所生活的半个多世纪,是李唐王朝由盛变衰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转折性的历史事件,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把杜甫推入了社会的低层,使他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到苦难深重的人民,对所处时代和社会有了更广的观察和更深的认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无论怎样困苦艰难,他始终不忘国家的前途,不忘人民的疾苦,不忘用自己的诗笔抒写所忧所虑所爱所恨。《新唐书·杜甫传赞》 说他:“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赞誉杜诗是 “诗史”,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他表现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广阔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杜甫的脉搏,随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而起伏,他喜怒哀乐的感情,也随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危而变化。他的诗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重大主题,而且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浑涵汪洋,包罗万象。他不只是有见必书,有闻必录,而且还记述了一些在所谓 “正史” 中难以见到的内容,比如《三绝句》 之一: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三绝句》 之三: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这些在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中都绝少反映。其次,表现在它揭露阶级矛盾的深刻性。杜甫虽然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但他确实能有意识地反映社会上存在着的食人者和食于人者两部分之间的悬殊对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咏怀》)“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不仅揭示了这种对立,还进一步指出统治者肆意挥霍的乃是劳动人民的脂膏血汗: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赴奉光咏怀》)而且对统治者的种种罪行敢于痛加诛伐: “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 (《送卢十四侍御》) 再次,表现在他创作题材类别的丰富性。除了与当时政治和社会直接有关的内容而外,杜甫还有很多诗或咏物抒情,或论诗题画,或描绘山水,或酬唱赠答,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总之,一部杜诗,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是当时现实的一面镜子,是那个时代的形象的历史,自晚唐以来,杜诗即被称为 “诗史”,这并非过誉。

☚ 李白   韩愈 ☛
杜甫

杜甫712~770

字子美,原籍襄阳,生于巩县。历官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后弃官移家成都。代宗大历三年(768)到夔州,由江陵至巴陵,作《登岳阳楼》篇。四年正日至潭州 (今长沙)前后,写有《南征》、《寒食舟中作》、《发潭州》等诗,表现暮年落魄江湖而又关切朝廷安危之情。在湘中留连一年多时间,共有诗作百余篇。翌年夏初,潭州兵乱,甫逃难至耒阳。原拟至郴州投奔舅父崔伟,以江水猛涨,被迫停舟于方田驿,五日不得食。幸耒阳县令聂某遣人送牛肉白酒,得不死,折回潭州。是年冬,由潭州至岳阳,卒于途中。作《风疾舟中伏枕收怀呈湖南亲友》,绝笔。有《杜工部集》传世。

☚ 严如熤   杨幺 ☛
杜甫

杜甫712—770

中国诗歌之“集大成”者,号称“诗圣”。字子美。祖籍襄阳 (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属河南)。肃宗时,他做过左拾遗和华州司功参军,但不久即弃官归; 移家成都后,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杜甫早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十四五岁即在文坛崭露头角,“读书破万卷”之后,继之以万里壮游。寓居长安十年,写出了 《赴奉先咏怀》及前、后《出塞》等名篇。作官、陷贼、流亡期间,又写下不朽诗篇 “三吏”、“三别”。而在漂泊西南时期,更大量创作诗篇,使诗歌艺术成就登峰造极。大历三年 (768)从四川出峡回家,因河南兵乱受阻,改道由江陵到公安,漂泊到岳阳,写下《登岳阳楼》。翌年正月来潭州,去衡阳。旋回潭州,因军阀臧玠在潭州作乱,复南逃耒阳。原拟由耒阳投其舅父崔伟,以江水猛涨,停舟不发,断炊五日,始获县令聂某送来酒肉。复回棹潭州,于大历五年 (770) 冬,由潭州至岳阳途中去世。在湘江经年漂泊中,写有伤时怀民的诗篇: 《遣遇》 《宿花石戍》 《岁晏行》 《逃难》。最后遗篇:《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湖南亲友》,为其临终戚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的绝笔。

☚ 苏涣   元结 ☛
杜甫

杜甫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巩县(今属河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杜审言之孙。开元年间,游历吴越齐赵等地。天宝五年,西赴长安,客居10年。其间曾应试进士,不第。十四年,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安史之乱中,举家逃到鄜州,又只身赴灵武投奔肃宗,中途为叛军所俘,押至长安。至德二年,脱险至凤翔,被任为左拾遗。后贬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弃官入蜀,定居成都浣花溪畔。曾任四川节度使幕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永泰元年,离蜀东下,途中滞留夔州两年。后携家出峡,辗转漂泊于川鄂湘间。最后病死于湘江途中。有《杜工部集》,今存诗1400余首。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儒家济世思想始终在他一生中占主导地位。但长期困顿颠沛的生活,丰富了他同情百姓的情感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突破了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其诗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历史的重大事件及社会各阶层的面貌,故有“诗史”之称。它们描述了兵役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抒发了对祖国无限忠诚和热爱的情感;揭露和鞭挞了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和罪恶行径。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望》、《兵车行》、《丽人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及“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 “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都是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名篇。他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学习和借鉴了前人积累的诗歌创作经验,使其诗作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善于选材和概括,抓住典型人物和事件表现思想感情、反映现实生活;善于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叙事则寓主观于客观,抒情则直陈胸臆或融情于景;善为古体,不拘旧格,长于律诗,讲究韵律;运用语言颇具匠心,炼字精当,下笔惊人,时用方言口语,使诗作益加流动新鲜。其诗具备了浑厚奔放、清新富丽、质朴平易等多种风格,而以沉郁顿挫为主。他作为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与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李白并称“李杜”。其忧国忧民的精神及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诗篇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深远,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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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河南巩义人。他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祖父杜审言曾任修文馆学士,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亲杜闲历任朝议大夫、兖州司马,官终奉天令。杜甫生逢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又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安史之乱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把杜甫推到了社会的最低层,从而使杜甫的诗歌不仅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以及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也使其诗歌自唐以来被公认为“诗史”,杜甫也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和多方面影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是杜甫诗歌的感情基调,“沉郁顿挫”是其主要艺术风格。有《杜少陵集》传世。

杜甫712~770Du Fu

famous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also called Wild Old Man of Shaoling by himself and the Saint of Poetry by others,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ets in Tang. Works: Lamenting by the stream,Lament for a Royal Scion,The Journey North,Spring Prospects,Autumn Sentiments,The Officer from Shihao Village,etc.

杜甫712—770

唐伟大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野客。原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孙。少家贫好学,学识渊博,有远大政治抱负。曾漫游吴、越、齐、赵各地。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安史乱前,寓居长安。举进士不第。玄宗时,以献赋待制集贤院。安史乱起,他冲破敌围,奔至凤翔,谒肃宗行都,拜左拾遗。时房琯兵败罢相,他上疏为琯辩护,触怒皇帝,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客居秦州、同谷,后流落剑南,一度任剑南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大历中病死湘江途中。其诗浑涵汪洋,人称“诗史”,与李白齐名,世称“李杜”。创作为后世所宗,又称“诗圣”。他的诗是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元稹评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今存杜诗有一千三百多首。代表作有《兵车行》、《春望》、《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等。有《杜工部集》等。

杜甫712—770

唐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湖北襄樊)。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出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早年刻苦学习,知识渊博。二十岁以后,曾有十数年的漫游生活。天宝三载(744)在洛阳结识李白。不久,到长安应试,因李林甫作梗,不第,困处长安十年左右。后因向玄宗献赋得赞赏,几经周折,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安史乱起,他历尽艰辛,只身往灵武谒见肃宗,授左拾遗。又因疏救宰相房绾,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弃官出走,至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畔。两年后,因西川节度使严武推荐,任官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严武死后,他携家东下,在夔州住三年。再辗转流离于今湖北、湖南一带。终因贫疾交迫,死于耒阳湘江舟中。杜甫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间疾苦,许多作品都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反映了人民所受的各种压迫和苦难。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使政治性和艺术性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在创作艺术上,他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及历史气息,因此被称为“诗史”。诗的风格,以深沉凝重为基调,又富有多种多样的风采。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杜工部集》。(参考图34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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