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瓶儿

对生存与死亡的思考，是文明人心智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这个问题留给不同时代的民族或群体的心理投影却很不一样。对长期浸淫于中国文化的古代文人来说，生死问题往往被纳入纲常道德的范畴，使人成为责任和操守的一种形式，所以在他们的意识中，如果生死问题不涉及纲常道德——在男人是气节，在女人是贞操——那么几乎是没有讨论意义的。除此之外，他们对生死问题就基本采取一种超然或者说回避的态度。反映在文学上就是生命意识淡化和抒情化，以造境代替写实，喜欢抒写人生的空漠和悲凉之感，不大愿意直接涉及死亡的严酷现实。即使是小说不可避免地写到死亡，也大多强调其道德意义，有意无意地回避个体的感性心理，用不同方法转移对死亡的观照。这和基督教文化那种直面死亡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西方近代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喜欢凸出死亡的生理痛苦与恐怖场面，强调个体对死亡的体验； 托尔斯泰的三巨著，围绕着死亡与复活来作文章，引导人们直面现实的思考，不用一点含蓄和朦胧，在中国是很难找到的。如果说有例外，那么《金瓶梅》倒可以算一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金瓶梅》是以人物死亡为结构线索并试图通过死亡来探讨人生终极意义的一部小说。《金瓶梅》写了那么多死事： 武大、花子虚、宋惠莲、官哥、李瓶儿、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春梅……作者常常通过死亡来总结人生，并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他们死亡的过程和情状，强迫我们体验人生和死亡的痛苦。这对我们的接受系统来说，无疑是一种刺激和挑战。在这其中，除了西门庆之死，大概就数李瓶儿之死的描写最容易令很多读者反胃了。
李瓶儿是西门庆最后娶的一个小老婆，在她之前，西门庆已有了五房妻妾，依次是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这个女人的死不具有丝毫道德的意义，比如节操什么的。但作者却花了三回书的长长篇幅叫我们领略这种微不足道和丑恶的死亡。第五十九回，李瓶儿的一年零两个月的儿子官哥在这个整日闹攘攘的家庭中被折腾死了，李瓶儿几次哭得昏过去，棺材出门，又一头撞在门底下，磕破了头，潘金莲见死了孩子，每日精神抖擞，百般称快，还指桑骂槐刺激她。忧戚加上气恼，使李瓶儿渐渐心神慌乱，梦魂颠倒，茶饭也减了。六十回开始，她已经是一病不起，重阳节家宴的时候，她扶病参加，“恰似风儿刮倒一般，”，酒也喝不下，坐一回就晕，回房坐净桶撞倒在地，就再也不能起床。不久，她就 “面如金纸，体似银条，”探病的人摸到她身上已都是骨头，她虽然还在苟延残喘，但家里的人都知道她已是要死的人，开始张罗替她买棺材了。她的病是很丑恶的，下体不断地流着血，用草纸垫在床上吸，湿透就换，腐臭的气味充满房间，不断烧着的薰香也消除不了。
接近死神的这个少妇只有二十七岁，但她的一生却是那样的不堪回首： 她是正月十五生的，那天人家送了一对鱼瓶来，所以小字唤作瓶姐。西门府里的人称她为“六娘”，那是她改嫁西门庆以后的事。早先，她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小妾，梁山好汉破大名的时候，她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上东京投亲，嫁给了花太监的侄儿花子虚，随告老的花太监到故乡清河县居住。继承了花太监遗产的花子虚很富有，不干营生，终日荡魄飘风，耽于花酒，把李瓶儿甩在家里，西门庆趁机勾上了她。两家宅院紧挨，西门庆就经常爬过墙头和她幽会。后来花家兄弟为争家产闹内讧，花子虚遭了官司，李瓶儿把三千两银子和四箱珍宝偷运到西门庆家，待花子虚破财回家，李瓶儿更是一心想跟西门庆，不断地欺凌自己的丈夫，终于使花子虚气恼而亡。花子虚死后，西门庆因遭事故顾不及去娶她，她竟在短时间内招赘了医生蒋竹山，又嫌这个医生不惬意逐出门去，这才巴巴地嫁到西门庆家里来。
儿子的夭折使李瓶儿联系到自己一生的痛苦和罪孽，她的梦把这种心中的万千思绪深深地表现出来：她梦见前夫花子虚一次次抱着官哥来对她说，房子已经找好了，催她快些去同住。花子虚和官哥本来没有什么关系，是她的罪孽感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做完梦，她就怕得很，怯生生地告诉西门庆，又不敢提花子虚的名字，只说“他”和“那厮”，说“死了的”。罪孽感沉重地压加她的心上，咬啮着她的灵魂，但她还不想死，听说有法师能驱邪，就催着西门庆快快去请。过去，正是因为这个汉子的勾引，她才失了节，继而背叛丈夫，现在丈夫来索命了，她自知理亏，却仍然痴心地爱恋着这个汉子，希望能和他厮守，即使不能终老，多几年也是好的。在临终的床上，她深情地叫他“我的哥哥”。她虚弱得不能哭出声了，仍用瘦得“银条似”的胳臂扯着、搂着西门庆。这是中国小说里未见过的热情，于是有人将这两个沉湎于欲海里的痴魂比之《神曲》里保罗(Paolo)和法郎赛斯加(Francesca)。
是的，李瓶儿和西门庆也都是应该下地狱的角色。按照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即使是正妻，其意义也主要是伦理的，性关系被限制在最低层次上，还要排除欲的成分，因此，李瓶儿这种包含着强烈性欲的痴情当然是邪恶的，更何况因为这种痴情她还犯过不可饶恕的罪恶呢？有人认为，《金瓶梅》这部书的主题是通过人生的罪恶和痛苦来揭示佛理的，因为佛教认为人生的罪恶和痛苦主要是由“六根本烦恼”引起的，所谓烦恼即迷惑，人类因迷惑而造诸恶感，受种种的痛苦。六根本烦恼指“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恶见）”，贪、嗔、痴又被称为“三毒”。西门庆的作恶是因其“贪”，潘金莲“嗔”心太重，李瓶儿的故事，突出表现的则是“痴”。这虽然有一些道理，却并不十分准确。《金瓶梅》的作者确实很强调宗教论证，但是作者宗教意识的纯度实际是很令人怀疑的。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中国人从来就很少纯粹的宗教观念，中国的宗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泛宗教”，人们并不十分拘泥于什么教理。比如，在佛教看来“痴”是愚痴迷昧、智慧闭塞，并因之起诸恶见，实为三毒之总根，能肇伤天害理之事，死坠畜生中。而《金瓶梅》中李瓶儿“痴”的表现实际上不过是一般人所说的痴爱、痴心的意思。再如《金瓶梅》作者讲轮回因果，却又对造诸恶业的狗男女很慈悲。整个故事完结的时候，众罪人血淋淋地来到普净禅师那里听候发落，和尚并没有骂他们，也没有遣他们下地狱，而是放他们投生，等待来世中的善行洁净他们的灵魂。因痴而造孽的瓶儿并没有入畜生道，关于她的三生，照明阴阳的徐先生在她死后观看的黑书判得十分明白：
前生曾在滨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怀胎母羊，今世为女人属羊。禀性柔婉，自幼阴谋之事，父母双亡，六亲无靠；先与人家作妾，受大娘子气；及至有夫主，又不相投，犯三刑六害；中年虽招贵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气疾，肚腹流血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开封府袁指挥家为女，艰难不能度日；后耽阁至二十岁，嫁一富家，老少不对；中年享福，寿至四十二岁，得气而终。因此，与其说《金瓶梅》作者之写瓶儿的罪恶和痛苦是论证佛理，实不如说他不过是用和旧时一般中国人差不多的文化观念来解释人生的罪恶和痛苦，这虽然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却不免肤浅，倒是他所写出来的人的罪恶和痛苦本身，因为是小说家基于生活的真实的创作而显出艺术的深度。
从徐先生的黑书判断来看，李瓶儿的三生确实没有多少幸福可言。就拿今生来说，父母双亡，六亲无靠，先是作妾受气，又夫妇不投，费了那么多周折来到西门庆家，一进门汉子还折磨她，一连三日不入她的房，还脱光她的衣服抽她的鞭子。虽然不久她成了宠妾，又因最先为主人生下男孩而大出风头，加上私房钱多得很，大把大把地送人花用，赢得了仁厚的好名。但是，灾厄也伴随着这一切缠绕着她。面对潘金莲凌厉的攻势，她没有反击的能力，有时偷偷对人诉诉苦，有时就只有躲着哭泣，所以西门庆也说她连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这个弱小女人的肉体和灵魂，不是在炼狱，而是在人世遭受着痛苦的折磨，并最终被痛苦所吞啮。备尝人间痛苦的何止一个李瓶儿。第六十六回黄真人为瓶儿炼度超生、提及十类孤魂： 阵亡而死的，饥死的，客死的，刑死的，药死的，产死、屈死、病死、溺死、焚死的，映现的不正是现实世界无所不在的痛苦吗？
痛苦普遍存在，这是《金瓶梅》作者从对生活的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他的小说处处想说明这一点。它吸引着作者去探寻人生痛苦的根源。但是，这个问题对文明人的心智来说，同样是一个大题目，谁能提出永恒的答案呢？过去佛教认为人之大孽，在其“有生”，万苦皆因有生，所以佛教的“四谛”以苦谛为本。西方的叔本华说： “人生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人的本质是什么，他认为就是“欲求和挣扎”。萨特则进一步指出：“人类的痛苦、需要、情欲、劳苦是一些原先的实在，它们是不可克服的，也不是知识所能改变的。”我们不知道《金瓶梅》作者是怎样想的，但人世万恶万苦的根源仅仅用道德的堕落是解释不了的，情欲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它的存在的合理性理应得到首肯。因此，不管《金瓶梅》作者有着多么高尚的道德意识，也不能完全泯没他作为时代生活参预者的直觉感受。我们看到，虽然他很想对李瓶儿的一生做宗教论证，也不乏道德的批判，但他的笔下对瓶儿人生的痛苦常常表现出同情，甚至为她邪恶的痴情所感动。这大概与但丁对保罗和法朗赛斯加的态度差不多，但丁不是既让那对负罪的男女下地狱，又禁不住为他们而昏厥吗？
按照我们的看法，李瓶儿的痛苦，西门庆应该有很大的责任，但是瓶儿的认识却使我们失望，我们看不到她的觉醒，看不到她的抗争。明明是西门庆这个恶人引诱了她，甚至她的病也是西门庆造的孽，但是这个笨女人却至死不悔，甚至死后亦不悟，她的鬼魂还一次再次地来到西门庆的梦里，还与她欢好。瓶儿的这种不可救药当然容易引起人们高尚的道德义愤，但也说明瓶儿人生的大痛苦在于她的欲心太重，邪恶的情欲不仅和她的生命和她的灵魂交织在一起。曾经有人批评《金瓶梅》对李瓶儿性格的描写，认为她在进西门庆家之前是阴险恶毒的淫妇，到了西门庆家却变成了善良忍让的妇女，很矛盾。其实作者正是以情欲为契机来把握人物性格的变化的。这个女人禀性柔婉却又欲心太重，她的情欲在花子虚和蒋竹山身上寄托不来，于是心理上由厌恶而生毒心，导致外在的进攻型性格；等到了西门庆家，她的情欲已有所附丽，完全满足，她不是告诉西门庆“你就是医奴的药”吗，这就使她失去进攻的目的和心理的力量，因愚钝而显出懦弱就不可避免了。
这个女人柔弱的表现，至少还可以说明她虽然欲心太重，但比起潘金莲，她的人性的异化还没有那么严重的程度。她身上的人情味——假若我们不以道德为背景来考虑问题——常常使人感动。作者似乎也不时忘掉自己的道德意识。不叫她下地狱，甘愿和她一道体验人世痛苦的折磨，李瓶儿之死的描写正表现了作者和瓶儿一样对充满痛苦的生命的留恋。当死亡的孤寂环绕着这个垂死的少妇的时候，我们看到周围的人怎样各为其私，过着自己的日子，享受着生命的欢乐。重阳节来了，合宅照样设宴，接了申二姐来唱小曲，一套又一套，还强请出李瓶儿凑热闹来助大家的玩兴。西门庆仍然外出饮宴嫖荡，一趟趟跑到王六儿家去滥淫。干女儿吴银儿是个妓女，不大愿意来探病，她想多赚几个钱；老出入西门宅的王姑子倒是来了，带了点粳米和干饼，近来她和薛姑子为分印经的银钱有了纠纷，见面就在病人面前罗罗唆唆骂这个老搭裆；从前拉过皮条的冯妈妈，迟迟地也到了，进门就和那些不正经的丫环取笑。医生一个个来诊治，各说医理，扰攘一番，又一个个走了。就在这闹攘攘的孤寂中李瓶儿为自己安排着后事，“教迎春点着灯，打开箱子，取出几件衣服银饰来，放在旁边。先叫过王姑子来，与他了五两一锭银子，一匹绸子，‘等我死后，你好歹请几位师父，与我诵《血盆经忏》。’……又唤过冯妈妈来，向枕边也拿过四两银子，一件白绫袄，黄绫裙，一根银掠儿，递与她，说道……”又叫过奶子如意儿，丫环迎春、绣春，也都给了银钱财物，为他们一一解决自己离去以后生路的安排。过后，伤感地告别西门庆、吴月娘，对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也“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她要最后干预生活，抚摸一下这些零碎的人世关系，使她生命的痕迹尽可能保留长远一些。
情欲、痛苦，这些“原先的实在”，对个体生命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精神负担，一方面又是生命个体存活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极度痛苦，正是植根于对生命的爱，愈是热爱生命，对生命所赋予的痛苦感就愈深刻，这正是人类的悲剧处境。而对个体生命意义的看重，是人类自身的一种觉醒。西方基督教喜欢宣扬天国的幻梦，叫人们忍受人世的痛苦，通过死亡走进天国的光辉，文艺复兴时代的卜伽丘却写了一本《十日谈》，宣扬幸福在人间。传统的中国文化观念一向不太相信地狱和天堂之说，但对生命个体实际上也缺少一种挚着的爱，因为对中国人来说，生命更属于群体，属于伦理，却不属于个人。《金瓶梅》关于李瓶儿命运和死亡的描写，说明作者的认识：人生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生命应该属于个人，因此，即使是普通的，甚至是罪恶的人生也是值得留恋的。这种个体生命意识的强调，多少有点东方式人的觉醒的味道。——这正是晚明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正因为此，他的小说写人才较少道德的片面。

李瓶儿

小说《金瓶梅词话》中人物。原为梁中书小妾，梁死，嫁花子虚。后与西门庆勾搭成奸，气死其夫。恰值西门庆受亲家陈洪奸党案牵连，李遂与医生蒋竹山成亲。西门庆讼事了结，派地痞殴打竹山；李亦翻脸，将其赶出家门。嫁西门庆后，为第五妾，性格由凶悍狠毒变为懦弱、退让，颇得下人爱戴。后其子官哥为潘金莲所驯之猫惊吓而死，又悲又气，得痨病而终。

《李瓶儿》

李瓶儿是《金瓶梅》“淫妇”列传中的第二号人物，是作者用来与潘金莲对比、“抗衡”的主要角色。

她同潘金莲相近的是： 长得漂亮，生性贪淫，因淫作孽。她长着“细弯弯两道眉儿，且自白净”，“身软如棉花，瓜子一般好风月”。可是命运安排她的是，先嫁给了“夫人怀甚嫉妒”的梁中书做妾，因畏惧夫人，“只在外边书房内住”。后来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实际上被花太监霸占着。请看第十七回她与西门庆的一段对话就露了这个天机：

西门庆先和妇人云雨一回，然后乘着酒兴坐于床上，……西门庆于是醉中戏问妇人：“当初有你花子虚在时，也和他干此事不干？”妇人道：“他逐日睡生梦死，奴那里耐烦和他干这营生！他每日只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况且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我还把他骂的狗血喷了头。好不好，对老公公说了，要打倘棍儿也不算人。甚么材料儿，奴与他这般顽耍，可不砢硶杀奴罢了！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

这不是很清楚吗？花子虚一直在外边鬼混，李瓶儿“等闲也不和他沾身”，“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花太监到广南去，竟带她去“住了半年有余”(第十回)。花公公死时，把遗产不给四个侄子而就给了她。到西门家后，连丫环们也公开取笑她与花公公有暧昧的关系。但是，花公公毕竟是个没有性功能的太监，其结果只能给瓶儿的性苦闷火上加油。这正如第三十二回李桂姐被薛公公“掐拧的魂也没了”后所谈的感受一样：“吃他奈何的人慌。”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性饥渴和性苦恼中的李瓶儿，一旦遇上了西门庆的“狂风骤雨”，自然会感到心欢意畅，真如得到了灵丹妙药，故她一再对西门庆说：“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她满心希望西门庆这帖“药”永远能除却她的心病，“真心要娶我”，以后能“并头相守”，百年偕老。谁知她遇到的是一个薄倖的西门庆。西门庆一去后“朝思暮盼，音信全无”。在人生痛苦的旅途中刚得到的满足和希望一旦失落，其痛苦倍加万分！正是在其人性受到严重的摧残之下，她病了。小说写道：

妇人盼不见西门庆来，每日茶饭顿减，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转踌躇。忽听外边打门，仿佛见西门庆来到。妇人迎门笑接，携手进房，问其爽约之情，各诉衷肠之话，绸缪缱绻，彻夜欢娱。鸡鸣天晓，顿抽身回去。妇人恍然惊觉，大叫一声，精魂已失。……妇人自此梦境随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来摄其精髓。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

这种病，中医称之为“鬼交之病”。《医心方》卷二十八《断鬼交》引《玉房秘诀》云：“由于阴阳不交，情欲深重，即鬼魅假象，与之交通。”在西方笃信鬼怪的中古时代，也常常把这类性梦“归咎到鬼怪身上，认为是鬼怪的诱惑或刺激的结果”，于是有种种淫魔的名称，例如专与女子交接的淫魔(Incubus)，或专与男子交接的淫妖(Succubus)(潘光旦译《性心理学》第三章中的《性爱的睡梦》)。其实，据现代心理学家的分析，归根到底，“鬼交之病”还是由于性压抑而造成的心理障碍引起的。《玉房秘诀》说：“若得此病治之法，但令女与男交。”西方宗教改革的祖师马丁·路德也认为此病“对症发药的方子就是婚姻”(潘光旦译《性心理学》同上)。这时李瓶儿遇到了“轻浮狂诈”的蒋竹山，只是胡乱地要他“有甚相知人家亲事举保来说，无有个不依之理”(第十七回)，一无自己的主见，结果被蒋竹山轻易地骗到了手。然而蒋竹山性能低下，“腰里无力”，是个“腊枪头，死王八”，“往往干事不称其意”，远不能满足李瓶儿的性欲。重新陷入性苦闷之中的李瓶儿不得不企求再度投入西门庆的怀抱。但西门庆回报她的是娶过门后故意“一连三夜不进他(她)房来”。这对于罄其所有、一心追求性和谐的李瓶儿来说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正是在一种对于性的绝望之中，她对人生也绝望了。于是她“饱哭了一场，可怜走在床上，用脚带吊颈，悬梁自缢”了。因此，她的自缢就是人性被压抑、被摧残的直接结果。后来，她尽管“情感西门庆”，两人重归于好，但生活在那样一个妻妾矛盾重重的家庭中，特别是面对着一个“霸拦汉子”的潘金莲，自己在生理上又被西门庆蹂躏后得了“血崩症”，远不能适应心理上的需要，于是这个原来一心贪图床笫间“暴风骤雨”的“淫妇”，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撺掇汉子到潘金莲房里去，那帖“医奴的药”实际上并未能医她的心病。第六十一回写她又一次硬把西门庆推到潘金莲那边睡去后，忍不住伤心地哭了：

这瓶儿起来，坐在床上，迎春伺候她吃药。拿起那药来，止不住扑籁籁从香腮边滚下泪来，长吁了一口气，方才吃那盏药。正是： 心中无限伤心事，付与黄鹂叫几声。

这“无限伤心事”中最重要的无非是伤子之痛和性的压抑。而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可以说，李瓶儿的一生，是性苦闷的一生。她的病，她的死，莫不与人性被长期的压抑和摧残紧密相连。古人说：“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神仙传·彭祖》)李瓶儿这个形象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成功的“性压抑”的形象之一。不过，她在寻求解决“郁结于中”的“不遂之意”时，实无个人明确的主见(第十七回)。后来她之所以倾倒于西门庆，主要也就是领教了他的“狂风骤雨”，真正使她的性欲得到了满足。因此，李瓶儿尽管也“偷情”，但她只是停留在原始本能的层面上，缺乏自我意识和明确的追求，与潘金莲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不但如此，李瓶儿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法无天，个体的自觉而不顾社会的规范，即使亲手毒死了丈夫，一转眼就被新的追逐和欢乐冲得无影无踪，在良心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李瓶儿却不然。她的个体意识即是社会的规范意识，她的主体性是完全消融在客体之中的。在她的头脑里，还是将不忠于那个不喜欢的、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丈夫作为深重的罪孽。气死花子虚，虽然使她得到了西门庆，但同时使她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她的死，实际上就是被社会道德所压垮的。当然，小说写她是病死的。她的病，据一位医生诊断说，其起因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后着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第六十一回)。特别是官哥夭折后，悲伤之极，又不时受到工于心计、阴险毒辣的潘金莲的欺侮，“着了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儿，每日茶饭都减少了”(第六十回)。但她病情加重而致死，显然与她的不能自拔的负罪感有密切的关系。当年，她在与西门庆合谋抵盗财物气死花子虚时，决定“不与男子汉一心”，一切都做得比较绝，活活将花子虚气死。这时，她沉醉在挣脱一种羁绊的亢奋之中，况且花子虚的死毕竟有异于武大郎的死，她可以不负什么法律的责任。但是时过境迁，特别是到西门庆家，遇到种种不如意之后，回首往事，免不了要觉得自己有负于过去的丈夫，升腾起一种负罪感。她的这种内心深处的苦恼，被善于通过梦来描写心理的作者刻画得是何等的精微。在她病重时，恍恍惚惚、几次三番地梦见花子虚来催命，这显然是她一种内疚心理的折射。特别是第五十九回写道：

当下李瓶儿卧在床上，似睡不睡，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活时一般。见了李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花子虚一顿，撒手惊觉，却是南柯一梦。醒来，手里扯着却是官哥儿的衣衫袖子。连哕了几口，道：“怪哉，怪哉！”一听更鼓时，正打三更三点。这李瓶儿唬得浑身冷汗，毛发皆竖起来。到次日，西门庆进房来，把梦中之事，告诉西门庆。西门庆道：“知道他死到那里去了！此是你梦想旧境。只把心来放正着，休要理他！……”

梦，是她潜意识的反映。实际上，她一嫁到西门家，受尽羞辱，思想上就起过波折。西门庆骂她：“淫妇，你既然亏心，何消来我家上吊！……”(第十九回)“亏心”两字，正点着她的痛处。后来，官哥生病、夭折，她更怀疑这是遭到了报应，因此常常梦见花子虚来夺她的孩子。西门庆对此倒是很清醒，告诉她这是“旧时梦境”，每一次李瓶儿向他诉说梦境时，每一次都劝她“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第六十二回)，即是要她从对花子虚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可是沉重的道德压力，伴随着因果报应的意识，总究使她喘不过气来。一直到临死前，她还是梦见“那厮领着两个人，又来我跟前闹了一回，说道： ‘你请法师来遣我，我已告准在阴司，决不容你！’发恨而去，明日便来拿我也”(第六十二回)。“告准在阴司”一语，也正反映了她内心有亏，自觉罪孽深重。她请王姑子在她死后“多诵些《血盆经》，忏我这罪业”，深深地感叹说：“还不知堕多少罪业哩！”(第六十二回)因此，李瓶儿的死，可以说最后不是在法律，而是在道德的重压下走向了绝路的。

李瓶儿带着沉重的道德包袱和伤子之痛，在潘金莲的进逼下很快地死了。她不像那个强横的潘金莲死于刀下，而是死得那么凄凄惨惨、缠绵动人。临死前，她给身边的贴身丫头迎春、绣春，奶子如意儿，一一安排妥帖，就是从小跟她而如今攀附新人的冯妈妈，赶来占便宜的王姑子，乃至久已不来的干女儿吴银儿，都留下了纪念物品及银两。请看她嘱咐迎春、绣春道：

“你两个也是从小儿在我手里答应一场，我今死去，也顾不得你们了。你们衣服，都是有的，不消与你了，我每人与你这两对金裹头簪儿，两枝金花儿，做一念儿。那大丫头迎春，已是他爹收用过的，出不去了，我教与你大娘房里拘管着。这小丫头绣春，我教你大娘寻家儿人家，你出身去罢，省得观眉说眼，在这屋里教人骂没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见出样儿来了。你伏侍别人，还像在我手里，那等撒娇撇痴，好也罢歹也罢了，谁人容得你！”那绣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这个门。”李瓶儿道：“你看傻丫头，我死了，你在这屋里伏侍谁？”绣春道：“我守着娘的灵。”李瓶儿道：“就是我的灵，供养不久也有个烧的日子，你少不得也还出去。”……那迎春听见李瓶儿嘱咐他，接了首饰，一面哭的言语说不出来。正是：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人之将死，其言亦哀。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充满着人情味的一幕啊！

是的，李瓶儿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情无义。她是重情的。李瓶儿追求西门庆的基础尽管只是生理上的满足，但她一旦嫁给西门庆后，其爱情是专一的、真诚的。她病重时同西门庆的几段对话，都是动人肺腑的。最后一夜，她那“银条似”的双手搂抱着西门庆脖子，呜呜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声，说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并头相守，谁知奴家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闭眼，我和你说几句话儿。你家事大，孤身无靠，又没帮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冲性儿。……今后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儿来家，你家事要紧。比不的有奴在，还早晚劝你。奴若死了，谁肯只顾的苦口说你。’西门庆听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 ‘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挂虑我了。我西门庆那世里绝缘短幸，今世里与你夫妻不到头，疼杀我也，天杀我也。’”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哭了又哭，把声都呼哑了。口口声声只叫： 我的好性儿，有仁义的姐姐！”人非木石，孰能无情？这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实在被李瓶儿的真情所感动了！

欲海茫茫。李瓶儿因欲作孽，最后以孽死；欲又生情，真情能动人。这个曾经摧残别人而最后又被别人逼死的女人，究竟给人以怜，还是恨？

李瓶儿

西门庆第六房妾。是作者用来与潘金莲对比、抗衡的主要角色，也是金、瓶、梅三女主角中虽淫而感情较专注于西门庆的人物。她原是大名府梁中书妾，因李逵大闹翠云楼而携一百颗西洋大珠等物往东京投亲，被花太监替侄子虚娶为正室（第十回）。这花太监在世时与她关系暖昧，从广南告老回清河县，正好住在西门庆紧隔壁。花太监死，他手中极大一份家财就交在了李瓶儿之手。西门庆与花子虚系“会友”，对这个标致出众、且手握巨财的娘子早心怀不良。而她早就对丈夫终日在外飘风不满，经与西门庆勾搭，遇着了他的“狂风骤雨”，在性生活上深深地感到满足，便罄其所有，越墙转财来就他（第十四回）。后花子虚的叔伯兄弟们为财诉讼，将花子虚拘入狱中，花了银子卖了房，待子虚归家一看，家财早被瓶儿转移殆尽，因而一气丧命（第十四回）。李瓶儿此后与西门庆议就了过门之事。不意此时适逢杨戬被参事发，西门庆是他手下亲党，也在查办之列，于是终日将大门紧闭，一面差来保去东京干事，一面把瓶儿那里荒了。瓶儿相思成疾，遇郎中蒋竹山，看视得愈，便招赘蒋做了女婿（第十七回）。西门庆得知消息，使两个恶徒将蒋竹山痛打一顿。而李瓶儿因蒋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一心还在西门庆身上，最终仍归入西门庆之宅（第十九回）。李瓶儿进来，对潘金莲夺宠西门庆是个威胁；因她长得漂亮，“细湾湾两道眉儿，且自白净，好个温克性儿”，深可西门庆之心，小说不止一次写到西门庆爱其体白软绵，而枕上风月有她的独到处；其次，她压倒众妾地富有，转来之财使西门庆家室顿时改观，西门庆接连翻房造室，打开门面各处开店等，很大程度上系赖瓶儿之力；尤其重要的是，她为西门庆生了个传宗接代的宝贝儿子，官哥刚落地，西门庆即平白得了官职，于是更相信“李大姐养的这孩儿甚是脚硬”（第三十回），是他家发迹显赫的福星。由于这一切，李瓶儿在西门庆众妻妾中，很快地上升到了独宠的地步，这就使潘金莲狠得必欲除之而后快。金、瓶 梅三妇，金瓶之争是小说浓笔重彩铺写的主要内容，其间处处以瓶儿与金莲相对照：金莲恶毒尖刻、瓶儿谦让大度，金莲工于心计、瓶儿拙于争斗。虽然在西门之宅，金莲失道寡助，讲金莲好的人微乎其微，而瓶儿赢得了宅上宅下一片声的夸赞，甚至连金莲的生身母亲也极口褒瓶贬金，但由于瓶儿有着性格软弱的根本弱点，在步步进逼的金莲面前，一味委曲求全，忍让退缩，即使在床第间也不敢向西门庆提一声，反一次又一次地撺掇汉子往金莲房去睡，因此，她未能保住自己的儿子，自己则引发了血崩之症，终于身亡。亡时年仅二十七岁（第六十二回）。围绕瓶儿病重至亡一节，牵动了西门庆爱她舍不得相离的真情，也是小说写得最有人情味的一幕。瓶儿一死，西门庆哭了又哭，把声都呼哑了，绝食使性，无人敢相劝。他不顾一切地把瓶儿只看作是正妻之亡，丧仪之隆重，寿材之讲究，都极一时之盛（第六十二至六十六回）。与不久西门庆自己之死，恰成了鲜明对照。小说多次写到花子虚阴魂入瓶儿之梦，要去告她抵盗财物给西门庆，这实是李瓶儿一生精神痛苦的一处隐疾。她因欲作孽，最后，以孽而为人逼死，也正是西门庆奸巧敛财、荒淫蓄妇的一个牺牲品。

李瓶儿Li Ping ’er

one of the three main female figures in Golden Vase Pl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