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好德狂病妖言案

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相州人李好德有妖妄之言，太宗诏令将其下狱治罪。按唐律，凡口出妖妄之言（指妄说吉凶和鬼神之言）者，若其言无害于时（如预言水旱天灾之类），杖一百；若其言有涉于国家、君主，并对其有损害者，处绞。经过审讯，发现李好德有疯癫之病，于是大理寺丞张蕴古上奏说：“李好德有狂病，依法不当治罪。”唐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其疏文解释说：“《周礼》‘三赦’之法：一日幼弱，二日老耄，三日戆（意为鲁莽）愚。今十岁合于‘幼弱’，八十是为‘老耄’，笃疾‘戆愚’之类，并合三赦之法。有不可赦者，年虽老小，情状难原，故反、逆及杀人，准律应合死者，曹司不断，依上请之式，奏听敕裁。”就是说，凡老小及有残疾、疾病的人(包括精神病、痴呆)，犯流刑以下之罪，可以钱财赎刑；犯十恶、杀人等死罪者，可以上奏皇帝裁断。李好德有妖妄之言，是与他身患疯癫之症有关，不应象正常人那样治罪。唐律中已规定对憨愚者从宽发落，故张蕴古有此奏。太宗听从了他的劝谏，许诺将其宽宥。张蕴古将此情况私告李好德，并和他在狱中对弈。治书侍御史权万纪闻听此事，弹劾张蕴古说：“蕴古籍贯在相州，李好德之兄李厚德为相州刺史，故张蕴古有意袒护李好德，所奏李好德有疯癫之症不是事实。”太宗听后大怒，说道“我曾囚一罪人于狱中，张蕴古与他弈棋，现在又袒护李好德，是乱我法度！”乃命将张蕴古斩首于长安城东市。事后，待太宗冷静下来时，又感到后悔，对房玄龄说：“张蕴古身为司法之官（大理寺专掌刑狱），与囚徒弈棋，并向囚犯漏泄我的话，这虽是很重的罪状，但据法律，罪不至死。我当时盛怒之下，下令处决，你们这些大臣没有一人出来劝阻我，有关部门也不复奏，使我将张蕴古处死，这真是岂有此理！”于是颁布诏令：今后有决死刑者，即使是立即执行的，也要三次复奏，然后行刑。时隔不久，又对臣下说：“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近来对处死刑者，虽实行了三复奏的办法，但须臾之间，三奏便完，使人无法冷静下来，三思而后行。看来三奏仍无多大实效。自今以后，改为两日中五复奏。”从此即按此方法处理死囚，并立为法令。所谓五复奏，就是执行死刑的前两日和前一日两复奏，行刑日三复奏。唯有犯“恶逆”之罪者(“恶逆”为唐律中规定的十恶中的第四恶。指殴打及图谋杀害祖父母、父母；杀死伯叔父母、姑、兄、子、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与祖父母等罪恶)，一复奏便可行刑。本案中，张蕴古罪本不当死，太宗因一时之怒，将他处死，悔恨之余，亡羊补牢，创立了断决死刑五复奏的制度，以尽可能地避免枉杀的发生，这是本案引出的积极结果。五复奏制度的出现，是唐代法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唐初统治者，“慎刑”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