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铭著《杜集丛校》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2月初版(504页)。本书包括与杜甫诗集有关的七篇文章，由著者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约八年时间研治杜诗和杜集版本的笔记整理而成，兹分别简介如下：
一、《&lt；杜诗笺&gt；增校》。著者根据明嘉靖间刻《豫章黄先生集》，清顺治初刻《说郛》及近代排印的《杜甫卷》三种本子，校勘宋黄庭坚撰《杜诗笺》。黄氏《杜诗笺》仅有六十则，遗漏颇多。著者从黄集、黄外集、黄别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草堂诗笺》，《分门集注杜工部集》，《钱注杜诗》，《杜少陵集详注》等书中增录五十则，共计一百一十则。文末附《山谷诗话选》十一则。选自《杜工部草堂诗话》和《杜少陵集详注》。
二、《宋本&lt；杜工部集&gt；非“吴若本”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据上海图书馆藏书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列为续古逸丛书之四十七，著名版本专家张元济老先生在该书跋中鉴定：“是必吴若刊本可无疑义”。著者一直怀疑此论断，进而反复考证提出了恰恰相反的见解。著者考出：宋本与吴若本相符合者116条；宋本与吴若本不相符合者219条。著者的结论是：宋本《杜工部集》非吴若本，为1133年以后、1181年以前的刻本。
三、《黎庶昌翻刻蔡梦弼&lt；杜工部草堂诗笺&gt；杂考》。著者1974年购得影印蔡梦弼《草堂诗笺（千家注杜诗）》一书，面对书名殊为奇怪，因为《草堂诗笺》与《千家注杜诗》并不是同种书，为何一书二名？由序文隔页的印章“遵义黎庶昌之印”、“星吾东瀛访古记”、“日本东京木都嘉平刻”及序文末印的“广东钟士良何献墀损资助刊”一行字，得知此本为黎庶昌日本东京翻刻古逸丛书本之广东版。著者发现广东版《草堂诗笺》杂乱，疏漏欠缺的地方很多，绝非蔡氏原本的面貌，也非该书黎氏日本东京翻刻本的全部内容。广东版比东京版缺少“补遗十卷”，由此可证东京版为母本，广东版是子本，彼此一脉相承。但是即使东京版也仍有缺漏。
四、《钱谦益笺注杜诗之始末》。此文论述钱谦益多年从事笺注杜诗之情况说：钱氏于明崇祯六年(1633)成《读杜寄卢（德水）小笺》上中下三卷，共涉杜诗41题。后又续成《读杜二笺》一卷。汲古阁毛晋刻《钱卢两先生读杜合刻》收以上四卷。其后“二笺”增为上下两卷，涉杜诗30题，崇祯十六年(1643)汇刻以上五卷于《初学集》之后。由于得到程孟阳的鼓励，钱氏在以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从事全部杜诗的笺注工作，完成了“笺注元稿”。但成于何年不详。清顺治七年(1650)钱氏绛云楼失火，藏书焚毁惨重，值得庆幸的是这部“笺注元稿”却在灰烬中留存了。这场大火使钱痛心疾首，立时消沉下来，遂托迹空门，将烬余残书全部赠送给了钱曾，自己保存了“笺注元稿”。顺治十二年(1655)钱氏在吴门遇识朱鹤龄。当时朱氏正在进行杜诗的工作，而且已有了相当的成绩。三年中钱氏先后把“笺注元稿”及其所笺“吴若本”、“郭知达本”交付给朱，要朱合钞。嘱朱“稍稍补葺，幸勿令为未成之书”。顺治十四年(1657)钱朱分手，数年后朱氏函告钱，书已完成，请钱撰写序文。钱氏在未见到成书的情况下写了篇序文。直到康熙元年(1662)钱氏才见到书。因已非“笺注元稿”的本来面目，钱氏很不高兴，指责朱错误很多。经朱氏删改后，钱氏仍不满意，而朱氏又意欲急于付刻，经过一番周折，即出现了以后的“两行名自刻书”的结局。此时钱氏已经是八十一岁的高龄。虽然奋力重理旧笺，订正谬误数十条，推广略例20条，但毕竟体力不支。因此校勘主要是依赖钱曾及两三个学生在钱氏指导下进行的。康熙三年(1664)钱氏卒时书仍然未完成。到康熙六年(1667)，依靠钱曾的不懈努力，始告完工。随后交与泰兴季振宜付刻。钱氏虽然没能见到此书全部完成，但早已写好自序——草堂诗笺元本序》。序中还借托钱曾之口讲了许多自负的话。朱鹤龄原急欲付刻，但在达成“两行名自刻书”协议之后，反而没有匆忙付刻，而且继续研究修改，以期完善。现今通行的朱本自序虽未署明年月，但自序中有“今（钱）先生往矣”的语句，可见朱本付刻一定在钱氏卒后。据近人洪业研考，朱本当刻于康熙十一年(1672)之后。最后，著者还引述了若干研究家对钱朱二本的比较和评论。文末附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勘误表，共125处。
五、（甲）《沈大成评点所据仇兆鳌&lt；杜诗详注&gt；初刻足本跋》、（乙）《沈大成评点所据仇兆鳌&lt；杜诗详注&gt；初刻足本后跋》。此两文研究沈大成评点、仇兆鳌辑注《杜诗详注》的分卷情况，然后与万有文库版仇兆鳌辑注《杜少陵集详注》进行比较，发现前本“上卷续编”及“下卷全卷”共151面，为后本所无。前本比后本多的是《咏杜附编》、《杜诗补注》及《诸家论杜》。著者认为，《杜诗补注》和《诸家论杜》末仇兆鳌的两篇小记，对研究杜诗版本十分重要。小记署明年份，既可推知仇氏生年，又可了解仇氏写作本书的经过概况：唐熙二十八年(1689)仇氏开始注杜，时年五十一岁；康熙三十二年(1693)《杜诗详注》脱稿，钞本进呈，计二十五卷，首一卷，时年五十五岁；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杜诗详注》刊本告竣；康熙四十三年(1704)上卷《诸家咏杜附录》刻成；康熙五十年(1711)续成《咏杜附编》及《杜诗补注》，时年七十四岁；康熙五十二年(1713)续成《诸家论杜》，时年七十六岁。这时全书二十五卷，首一卷，增附上卷一卷、下卷一卷，共二十八卷。著者在判明沈大成评点、仇兆鳌辑注《杜诗详注》本前出而万有文库版仇兆鳌辑注《杜少陵集详注》后印之后，又对两本的异文作了比较。乙篇则侧重这种比较的例举：计两本同误者77节；前本单独误者32节；后本单独误者38节。此外还记录了沈大成的改字和注字，在两本相同的地方共46节，在两本不同的地方共5节。这些改字和注字，与异文本身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六、《浦起龙&lt；读杜心解&gt；校记》。中华书局1961年据宁我斋刻本校点出版了清浦起龙《读杜心解》铅印本。著者在本文列举：1、关于浦氏注商榷者45则；2、关于误植者20则；3、关于异文者五则；4、关于编年者四则；5、关于文字颠倒者二则；6、关于增入诗句者一则；7、关于截句者一则；8、关于纂年谱者一则；共计79则。著者认为，《读杜心解》有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浦氏封建忠君思想特别浓厚。每逢杜甫诗作中的写实或寓讽，浦注就多方回避，遮掩史实，甚至公开驳诘。即使杜甫明显地对权奸李辅国及宦官鱼朝恩刺讥的作品，也在浦注回避驳诘之列。另外浦氏好标新立异，希望能自成一家之言，有时不惜多方曲解、非难别人的注解。
七、《杨伦&lt；杜诗镜铨&gt；校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清杨伦编辑的《杜诗镜铨》。著者将其与三益斋刻本对照，得知杨本实系三益斋刻本之子本，仅仅把书前文字转移到书后而已。著者在本文列举：1、关于误植者40则；2、关于文字颠倒者七则；3、关于异文者七则；4、关于注解商榷者三则；5、关于辨伪者二则；6、关于编年者一则；7、关于题字者一则；8、关于文字脱漏者一则；9、关于标点错误者一则；共计63则。文末附录：洪业评杨伦《杜诗镜铨》。
以上七篇文章是著者多年研究校勘杜集写就的。因经历时间较长，著者原也没有准备同时发表，所以各文在体例上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征引书名和使用简称方面，显得有些前后重复繁琐，是本书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