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生辰纲

智取生辰纲，关键在一个“智”字。因此，作者虽然在这回书里写了诸多的英雄好汉，但主要突出的还是智多星吴用腹有奇谋、料事如神的性格。然而，说来也奇怪： 作者着意要写吴用，可书中却只见杨志如何“委纸领状”，得了押送生辰纲的差事，他路上如何小心谨慎，以至于和众军卒、老都管等人发生矛盾； 晁盖七人怎样扮做贩枣商人，在路上劫了生辰纲等等事情，主角吴用却几乎没有露面！ ——虽然没有露面，却似乎处处有吴用——真是 “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里，作者使用的就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常用的“虚笔写人”的手法。
我国传统美学很早就强调“虚实相生”，“虚实结合”等富于哲学意味的命题。这种手法被小说家们借用之后，或着眼于表现人物语言行为的传神，而在人物的外貌描写上留下空白，给读者以充分想象的余地； 或表现为对某人物全然不作实体描写，即所谓“纯用虚笔”，等等。从智取生辰纲的情况来看，作者基本上是采用了 “纯用虚笔”之法，然而，这里的 “纯用虚笔”不仅运用得十分巧妙，而且还有一定的独创性。
首先，作者在 “虚笔”写人时，十分注意刻画人物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即： 想要取生辰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不易”表现在，杨志不仅是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赳赳武夫，而且也十分精细，有同“盗匪们”斗争的丰富经验。为了写出这一点，作者不惜在杨志接受押运生辰纲任务时大加渲染，一口气写了三次反复：梁中书要他押送生辰纲，他满口应承，但听说要用十辆太平车，插上旗时，他便“其实去不得”了。直到梁中书答应挑上货物进京，他才又答应了。等到第二天，梁中书说要捎上夫人的一担礼物，并要都管、虞候跟随时，他又去不得了，直到梁中书说一切都由他调度时，他才又答应要去。这样的描写看似在强调杨志的精细，实际上却是在强调取生辰纲的“不易”，为吴用的“智取”张本。
除此以外，作者还在杨志押运生辰纲的路上大作文章，进一步制造紧张气氛。刚离北京城时，杨志还允许军士们趁早凉便行；走上山路后，他为了防备万一，偏挑最热的时候行走，就是虞候、老都管为军士们说情也不行，生怕有一丝闪失。等来到黄土冈时，他与众军士等终于发生了冲突：“打得这个起来，那个睡倒”，无论如何也走不动了。这样，作者便一方面更强调了杨志的“精细”，丝毫不肯懈怠；另一方面，这一切又都在吴用的“算”中，吴用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于中取事，“智”取生辰纲的。所以，这里虽然没有一笔写吴用，但纵观全文，却又突出地强调了吴用的“智”。
人物的具体环境交待过去之后，作者便开始正式描写吴用为杨志等人设下的圈套了。与一般的“虚笔写人”不同的是，作者不但把吴用“智”的一面写得十分突出，而且这“智”中还能突出吴用的主要性格特点。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于杨志押运生辰纲时不肯有丝毫懈怠，所以他过黄泥冈时如临大敌，搞得十分紧张；而吴用这一方呢？却“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七个人脱得赤条条的在那里乘凉”，显得十分轻松自然，与杨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轻松，一下子就放松了杨志的警惕，“俺只道是歹人，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人”。后来，白胜挑来酒担引诱杨志等人上勾，众“客人”与白胜嬉闹，一切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主要还是为了体现吴用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才能，这种用事见人的手法运用得是十分成功的。
其二，虽然吴用能临敌不慌，指挥若定，但想从杨志的严密监视下“智”取生辰纲，确实也不是一件简单事。为了强调这一点，作者在“买酒”与“卖酒”的问题上极尽曲折之笔，以显示吴用设计的精巧周密，显示他“智”的性格特征。本来，那两桶酒里并没有蒙汗药，众军士正凑钱要买，偏杨志不准买。结果，“卖酒的”不但不卖给众军士了，甚至连那七个“客人”也得陪着笑脸才能买到酒吃。本来，那七个“客人”喝过酒以后，“卖酒的”挑起担儿要走，可众军士却熬不过天热，硬要买另一桶酒喝； “卖酒的”巴不得让他们喝，却偏说： “不卖了，不卖了”，最后，还是那“七个客人”说情，才“卖给了”众军士。本来，杨志是不想喝酒的，却见那军士们吃了无事，也喝了半瓢……。这里，杨志虽然精细过人，处处小心，而吴用的“计”却更是高出杨志一筹，一层一层地冲破了杨志的防线。正是在这反反复复的“曲笔”之中，吴用善于用计的性格特征便深深地留在读者心中了。
其三，为了进一步突出吴用“智”的性格，作者不仅在具体的描写中反复使用曲笔，而且还通过细节描写来表现吴用心细如发，考虑周密。如“卖酒者”自称他“挑这酒过冈子村里卖”，所以就不曾带瓢。七个“客人”要吃酒时，却只好去车前自取。对此，金圣叹赞道： “疾入此一句妙，又确是村里去卖的酒”。再如，“卖酒者”把药酒卖给杨志等人后，还自说道： “这桶酒被那客人饶一瓢吃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饶了你众人半贯钱罢”。金圣叹批道：“不惟尚有闲力写此闲文，亦借半贯钱，映衬出十万贯金珠，以为一笑也。”袁天涯批得更有意思： “尚有闲工卖公道，妙”。确实，这些小细节虽然都是“客人”和“卖酒者”表演出来的，然而，它们却不仅非常有力地说明了吴用设计的合情合理，而且也突出地表现了吴用的性格。

《智取生辰纲》

《智取生辰纲》

节选自《水浒传》第十六回。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作。清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说：“盖我读此书而不胜三致叹焉，曰：嗟乎！古之君子，受命于内，莅事于外，竭忠尽智，以图报称，而终亦至于身败名丧，为世谬笑者，此其故，岂得不为之深痛哉！夫一夫专制，可以将千军，两人牵羊，未有不僵于路者也。独心所运，不难于造五凤楼曾无黍米之失，聚族而谋，未见其能筑室有成者也。梁中书以道路多故，人才复难，于是致详致慎，独简杨志而畀之以十万之任，谓之知人，洵无忝矣，即又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与两虞侯乎？观其所云另有夫人礼物，送与府中宝眷，亦要杨志认领，多恐不知头路。夫十万已领，何难一担，若言不知头路，则岂有此人从贵女爱婿边来，现护生辰重宝至于如此之盛，而犹虑及府中之人猜疑顾忌，不视之为机密者也？是皆中书视十万过重，视杨志过轻。视十万过重，则意必太师也者，虽富贵双极，然观此十万，必吓然心动，太师吓然心动，而中书之宠，固于磐石，夫是故以此为献，凡以冀其心之得一动也。视杨志过轻，则意或杨志也者，本单寒之士，今见此十万，心吓然心动，杨志吓然心动，而生辰十担，险于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两虞侯为监，凡以防其心忽一动也。然其胸中，则又熟有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成训者，于是即又伪装夫人一担，以自盖其相疑之迹。呜呼！为杨志者，不亦难哉！虽当时亦曾有早晚行往，悉听约束，戒彼三人不得别拗之教敕，然而官之所以得治万民，与将之所以得制三军者，以其惟此一人故也。今也一杨志，一都管，又二虞侯，且四人矣，以四人而欲押此十一禁军，岂有得乎？《易大传》曰：阳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今中书徒以重视十万轻视杨志之故，而曲折计划，既已由于小人之道，而尚望黄泥岗上万无一失，殆必无之理也。故我谓生辰纲之失，非晁盖八人之罪，亦非十一禁军之罪，亦并非一都管、两虞侯之罪，而实皆梁中书之罪也，又奚议焉？曰：然则杨志即何为而不争之也？圣叹答曰：杨志不可得而争也。夫十万金珠，重物也，不惟大名百姓之髓脑竭，并中书相公之心血竭矣。杨志自惟起于单寒，骤蒙显擢，夫乌知彼之遇我厚者之非独为今日之用我乎？故以十万之故而授统制易，以统制之故而托十万难，此杨志知所深知也。杨志于何知之？杨志知年年根括十万以媚于丈人者，是其人必不能以国士遇我也。不能以国士遇我，而昔者东郭斗武，一日而逾数阶者，是其心中徒望我今日之出死力以相效耳。譬诸饲鹰喂犬，非不极其恩爱，然彼固断不信鹰之德为凤凰，犬之品为驺虞也。故于中书未拨都管、虞侯之先，志反先告相公只须一个人和小人去。夫一个人和小人去者，非请武阳为副，殆请朝恩为监矣。若夫杨志早知人之疑之，而终亦主于必去，则固丈夫感恩知报，凡以酬东郭骤迁之遇耳，岂得已哉！呜呼！杨志其寓言也，古之国家，以疑立监者，比比皆有，我何能遍言之。”今人欧阳健、萧相恺却说：“吴用是个不安于自己职守的村学塾师。他除同本村的土豪地主晁盖为至交外，还同石碣村的渔民阮氏三兄弟有过交往，但尚不曾达到真正相知的程度。倒是江州那个刻意盘剥囚徒的两院押牢节级戴宗，同吴用却是‘至爱相识’。这些就是作品关于吴用的社会关系的全部材料。看来农村中严酷的阶级压迫与剥削的现实，并没有引起吴用的注意与关切，黑暗的封建社会暂时也没有把灾难降临到他头上；相反，由于他同晁盖是同乡至交，对于以晁盖为首的游民无产者的若干非法活动，则是理所当然地积极参与了的，并且还扮演着出谋划策的摇鹅毛扇的角色。……智取生辰纲，虽然是一种合伙抢劫，但由于劫取的是封建官僚诈人民的‘不义之财’，所以《水浒》对此抱着支持和赞赏的态度。可是，就在这一吴用的全部活动的起点上，实际所显示出的他的精神境界也是不高的。他既不具备农民的淳朴憨厚，也没有游民无产者的率直磊落。……不仅不具备‘反对封建统治阶级，赞同农民造反的鲜明立场，’而且还暴露出阴暗的内心世界和唯利是视的短浅目光’;“吴用基本上不是根植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中的人物形象，而是按照作者市民阶级的世界观虚构出来的策士。他有智术，有权谋，一切唯权衡利弊得失而后行之。 ‘富与贵，人之所欲；贫与贱，人之所恶。’利，不仅是吴用的根本信条，一切行动的出发点，而且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惯于使用的手段。在他身上，既反映了市民阶级的灵活机变的手腕，也暴露了他们的唯利是图、目光短视的固有的劣根性。”(《水浒新议·吴用论》)关于艺术技巧：今人周嘉向说：“智取生辰纲，关键在一个‘智’字。因此，作者虽然在这回书里写了诸多的英雄好汉，但主要突出的还是智多星吴用腹有奇谋、料事如神的性格。……着意要写吴用，可书中却只见杨志如何‘委纸领状’得了押送生辰纲的差事，他路上如何小心谨慎，以至于和众军卒、老都管等人发生矛盾；晁盖七人怎样扮做贩枣商人，在路上劫了生辰纲等等事情，主角吴用却几乎没有露面！——虽然没有露面，却似乎处处有吴用，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作者使用的就是我国古典小说常用的‘虚笔写人’的手法。”(《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今人孙一珍说：“场面描写并非平铺直叙，猝然完成，而是从远到近迤逦写来。就象长江九派，汇往东海，从不同的方面收拢来再聚集到一个地方”;“红花有赖于绿叶的陪衬。越写杨志的精干、警戒，越发显示吴用的睿智、高明。作者好比一位才华洋溢、理丝有绪的导演，尽管自己不必出场，而他的创作意图和爱憎感情却全部借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得到完美的体现。”(《〈水浒传〉艺术论》，《水浒争鸣》四辑)“智取生辰纲”通过对杨志押运生辰纲失败经过的记述，反映了封建统治下复杂尖锐的阶级矛盾，表现了起义英雄在反抗斗争中伟大的智慧和力量。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其主要艺术特色。无论对杨志的谨慎、精明、横蛮的个人性格的刻画，还是对八条好汉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团结战斗的集体的描写，皆把他们放在错宗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通过其自身的言行来进行的，作者绝不下一按语，而人物形象已跃然纸上，形神毕肖。其次，对典型环境的描绘，不仅烘托气氛，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而且还直接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如作品对天气炎热的着意描写全是为“智取”服务的。清金圣叹赞其“耐庵妙笔，真是独有千古”(《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