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赋

晚唐五代赋在中唐赋风的基础上继续变化。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讽刺性较强的作品在这时有长足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量之盛超越前代；一是情绪更为直露激烈。杜牧、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系代表作家。杜牧《阿房宫赋》为讽刺唐敬宗“大起宫室，广声色”而作，他通过对阿房宫由穷侈极丽一变为焚成焦土这一事实的描述，揭示了秦王朝覆灭的原因，向当朝统治者提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警告，命意深邃，发人深省。李、皮、陆赋长于揭露讽刺世态人情的丑恶。宋代王应麟说：“（李商隐）赋怪物、言佞魖……曲尽小人之情状”(《困学纪闻》)；皮日休《桃花赋》流露了对门阀制度的轻蔑态度，《反招魂》对恋君、恋故都的传统观点有大胆的冲击；陆龟蒙《后虱赋》、《蚕赋》的矛头指向趋炎附势的小人和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这些作品大都形式短小，灵活自如，笔锋犀利，淋漓畅快，批判精神非常强烈，堪称晚唐五代赋最有价值的部分。由于身处衰颓动乱之世，此时文人的进取意识趋于淡化，而隐逸思想相应有所增强，陆龟蒙《幽居》、《杞菊》诸赋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